《逃避自由》：极权主义的起源与终结
1号档案馆 2017-04-30
四月转眼间即将结束，“最高检”的形象宣（yu)传(min)片(ju)《人民的名义》也落下了帷幕，然而在推特上我们可以看到，逃离到大洋彼岸的资本大亨郭文贵所执导的真正大戏实际上才刚刚开始。不过闲话不多说，今天这篇推文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美国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二战期间写就的一本社会心理学著作：《逃避自由》。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曾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曼纳庄园的主人琼斯先生被庄园中的动物们赶出了庄园，动物们在雪球和拿破仑这两头领袖猪的带领下开始实行自治，然而在革命的推进中，拿破仑用自己偷偷驯养的七条狗赶走了雪球，并开始用思想洗脑和暴力两种方式逐渐建立起极权统治。
奥威尔这本书影射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极权统治以及西欧当时的政治格局，不过并没有对极权主义的起源做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解释。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可能更想追问的是：极权主义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要介绍这本《逃避自由》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弗洛姆在这本书中用他的方法对其给出了解释。他的这一方法简单来说就是从分析典型个人（比如作为德国纳粹政权代表的希特勒）的性格出发，来指出社会性格的特点，并进而分析政治制度本身。
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又译作全能政治、总体政治，是政治学上的一种术语，指一个对社会有着绝对权威并尽一切可能谋求控制公众与私人生活的国家政治制度（具体可参考咱们隔壁金正恩同学领导下的大朝鲜国）。因此，要理解极权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就必须明白与“极权主义”相对应的个体自由，也就是弗洛姆所说的“人的自由”具体指什么。在弗洛姆看来，自由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1、纯粹脱离前个人社会束缚的自由；2、真正自我实现的自由。
在《逃避自由》一书第二章“个人的出现及自由的模棱两可”中，弗洛姆指出了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与个体生命历程的相似性：婴儿在降生前与母亲处于一体化的状态，而在降生后则通过切断脐带的方式与母亲断绝这一状态；与之类似，人们从缺乏个体自由的中世纪社会走出后实际上就断绝了其与传统社会相互联结的“始发纽带”。
但这这种断绝仅仅只是“脱离前个人社会束缚的自由”，冲破了传统权威束缚的人却又由于失去“始发纽带”的“保护”而开始形成一种无能为力感和孤立感，就像刚出生的婴儿的生命一般是极为脆弱的。
为了驱除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人们往往会开始寻找一种逃避机制，也正是人们对这种逃避机制的寻求，直接促成了极权主义的形成。
这种逃避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权威主义、破坏欲和机械趋同。权威主义，是指一种施虐-受虐冲动。破坏欲与权威主义不同，因为前者体现了共生关系，而破坏欲的目的则在于消灭对方，但它的根源也在于难以忍受个人的无能为力与孤立。至于机械趋同，则是指人放弃个人自我，无个性地融入于社会群体中（比如阅兵式上的游行群众）。
人们在这种逃避机制中逃避了真自由，放弃了自我和自我实现的可能性，而将自我寄托在对他者的依赖上。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们在路德和加尔文的带领下，通过极力贬低人自身的价值和宣扬上帝的无限力量逃避了自由；而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许多德国人则在希特勒的蛊惑中将自我迷失在了对战争的狂热中，因而丧失了真自由。这两种状态在弗洛姆看来都是对真自由的逃避，因而使消弭自我个性的极权主义得以可能。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极权主义因人逃避自由而形成，也就必须让人重新直面自由才能予以终结。那么人要怎样才能做到直面自由呢？弗洛姆给出的答案是爱与创造性的工作，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
这里的爱不是逃避机制中那种丧失了自我独立性的爱，而是一种在保持自我独立性的前提下的爱；创造性的工作则是指真正自我实现的劳动，而不是做束缚于整个社会体制下的一颗螺丝钉；相对于爱与创造性的工作，民主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则是为个体实现自我的制度保障。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去。拿破仑能够建立起极权主义统治，主要是因为：1、掌握了暴力机构（几条秘密养大的狗）；2、通过Squealer（一头能说会道的猪）的蛊惑宣传对历史加以篡改；3、无知群众的掺和（随身附和的羊群）；4、本杰明（一头有智慧的驴）的明哲保身以及拳击师的愚忠。
极权主义的形成当然与暴力密切相关，但也是在于动物们本身缺少自我意识（羊群）或者放弃了自我意识（本杰明）。这种自我意识不仅是指能够认识到主客体对立的意识，更是指具备批判精神的自我意识。庄园中的许多动物就像本哈德·施林克1995年撰写的小说《朗读者》中的女主角汉娜那样甚至连字都不认识，因而连墙上的七诫被篡改都不知道，也就谈不上对极权主义本身的罪恶有什么鉴别力了。
1954年，由Joy Batchelor和John Halas联合执导的动画电影《动物庄园》出品放映，与奥威尔原著中记叙猪和人类共同庆祝其统治地位的结局不同的是，这部电影在最后讲述了农场的动物们再一次起来反抗推翻了拿破仑的统治。然而，奥威尔在对政治的理解上要比这两位导演实在是深刻得多，因为后者其实连近乎天真烂漫的弗洛姆都比不上，而奥威尔实际上则明白人类自身要逃离这样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命运是如何地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