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多年前在陈子明的“改造与建设”网站，读完了《哈维尔文集》和《米奇尼克文集》。看这篇回忆文章，才知道网站是他和何家栋一起创建的。当然，现在这个网站也早就没了。如今，陈子明先生逝世也已快六年了。

据维基百科介绍

陈子明（1952年1月8日－2014年10月21日），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德国之声《北京观察》栏目特约作者。祖籍浙江海盐，出生于上海，成长于北京。妻子是王之虹。陈子明积极参加了七八十年代的多次民主运动，曾被捕入狱，曾经在北京被监视居住。

2013年12月20日凌晨，其友人王丹在脸书上透露陈子明患癌症晚期，已住院治疗，还面临手术，化疗等前景，吉凶未卜[1]。中国当局于2014年初同意陈子明赴美治病，同年1月18日晚陈子明与其妻王之虹抵达美国波士顿接受治疗。当晚海外民运人士胡平、王军涛等赴机场迎接[2]。2014年初回北京休养，同年10月21日下午2时50分，因胰腺癌于北京病逝[3]。

1952年1月出生于上海。

1968年在北京八中初中毕业后，前往内蒙古阿巴嘎旗插队六年。

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就读于北京化工学院。

1975年8月，因被发现在信件中批评时政而被捕，定性为反革命。

1976年4月2日，学校宣布将其开除学籍及共青团团籍。第二天，陈子明前往天安门广场。4月4日，他在广场公开念了一张名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小字报。参加了广场上现场成立的组织"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并担任了"群众谈判代表"。4月7日，被学校按计划送往永乐店农场"劳动改造"，而未被抓捕。

1978年恢复学籍，参与了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运动。

1979年，担任北京之春杂志的编辑。

1980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分子生物学专业，同时担任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

1980年末，中国首次在区县级直接选举人大代表，陈子明与王军涛等人参与竞选人大代表，陈子明、胡平等十余位学生当选北京市海淀区第七届人大代表。

1984年8月，王之虹、于国禄于创办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同年10月创办北方书刊发行公司。陈子明、王军涛，李生平是该发行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1985年，北方书刊发行公司发起成立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陈子明任两校联合校务委员会召集人、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共招生5万，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共招生18万，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办函授学校。

1986年8月，成立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李正文应邀担任所长，陈子明、李盛平任副所长。

1987年2月，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被关闭后，陈子明与王军涛等人成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任所长，研究所下设经济学部、社会学部、心理学部、政治学部四个研究部门。

1988年3月，研究所的经济部接手经济学周报，何家栋任总编辑，陈子明担任总经理。该报后来影响渐大，与世界经济导报作为中国自由化的代表。

1989年六四事件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被封闭，人员被遣散，研究所的资产被官方查抄。陈子明被指为"幕后黑手"而受到通缉。10月10日，在广东湛江被捕。

1991年，中国政府以"反革命煽动、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陈子明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同年获颁国际新闻自由奖。[4]

1992年，在香港《当代月刊》出版《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提到王丹在狱中对其他六四事件人物的不实指控：“王丹为近五百人作了几十万字的证言，他对于我所作的三个证言恰恰都是记忆有误的”，“大量事实证明王丹的几个证言都是违心之言”，“关系到有关证人的名节”，“坚决要求与主要证人王丹当面对质……让他自己来洗刷有可能留在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污点”[5]。

1994年5月，保外就医，出狱后查出患有癌症。

1995年6月，再次被收监。

1996年11月，再次保外就医，被软禁于家中。

1997年1月，被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选为第十一届杰出民主人士。

2002年10月10日，刑满获释，但仍然被警方监控。[6]

2004年5月，与何家栋共同创办了了改造与建设网站。2005年8月，该网站被当局关闭。

2005年，获得该年度的当代汉语贡献奖[7]。

2014年1月1日，与其妻王之虹共同获得首届刘宾雁良知奖[8]。

2014年10月21日下午2时50分，因胰腺癌于北京病逝。享年62岁

著作

《西方文官系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职位分类与人事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1986年

《现代政治学导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谁是历史的罪人》，1991年

《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当代月刊，1992年

《阴阳界：陈子明王之虹狱中书简》，明报出版社，1995年

《荆棘路、独立路：陈子明自述》，秀威资讯，2009年

译著

《波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主编

《世界著名思想家译丛》，工人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和译丛》，宁夏人民出版社

参考文献

王丹脸书透露陈子明患癌症晚期，已住院治疗

陈子明偕妻抵美，将在麻省治病[永久失效链接]

著名政治异见人士陈子明在北京病逝. [2014-10-21].

Journalists Receive 1996 Press Freedom Awards.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2013-02-11]. （原始内容存档于八月 11, 2012）.

《陈子明反思十年改革》1992年版第429、431、495页。

VOA News: 陈子明结束徒刑回家、VOA News: 王之虹谈丈夫陈子明获释、BBC News: 记者会欢迎陈子明软禁结束

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档，存档日期2007-09-30.、言与行——就2005年当代汉语贡献奖致余世存

收拾我民族破碎的精神河山——“刘宾雁良知奖”

陈子明：怀念老何

（本文原题《祝愿老何早日康复》，前三节写完后送到医院，由老何的女儿念给他听过。由于中途有事耽搁，最后一节在老何去世前未能完成。此节与前三节在体例上也有所不同。因此以前三节为上篇，第四节为下篇。谨以此文悼念何家栋先生。）

1991年春节前后是官方对我的一审、二审期间，我有机会见到妻子王之虹和两位律师，并托她们从秦城监狱带出了一批致友人的信件和贺年片。其中给老何（何家栋先生）的贺年片写的是下面的几句：

二十峥嵘四十疑，前人匍匐后人梯。

文痴情侠楚囚客，亦师亦友伯牙琴。

这里面包含了我当时对老何的认识和情感。1994年第一次保外就医时，我与老何曾在我母亲家中偷偷地见了一次面。1996年第二次保外就医后，之虹每个月去老何家好几次，频繁地在我与老何之间传递信息。2002年10月10日，在我领到释放证的当晚，老何与一批朋友为我摆席接风，这是在十三年后的第二次相逢。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每个月都会碰头一两次。我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刻了，我对他的情谊也更加深厚了。但是，十几年前写的那几句并没有过时，仍然可以用来作为本文的骨架。

二十峥嵘四十疑

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我对于老何的经历并不十分了解，只是凭想象，二十岁的他，正是意气风发地投身抗战烽火的年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峥嵘岁月还要提前五年。他未满十五周岁就虚报年龄，参军去打日本鬼子了。

1938年7月，老何刚刚读完初中一年级，就报考了第一战区铁道警备队干部训练班，三个月军训毕业后被授予准尉军衔，任见习参谋。第二年，他转到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后来晋升至上尉中队政训员。这支部队在平汉、同蒲、道清几条线上活动，专门破坏日寇的铁路、列车、桥梁。1940年，他的中共地下党联络员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出这支部队，在八路军洛阳办事处暂时栖身。第二年，他在从洛阳赴晋冀鲁豫根据地途中任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到达根据地后任129师太岳军区文工团员，在文学组做新闻报道和编剧工作。

有一次，几个朋友与老何和王军涛的父亲一起过年。一个朋友说：在座的两位老人，是一文一武……我当即纠正说：不对，是二文二武。王军涛的父亲虽然是一位军级高干，但同时也是政治学院的一名教员。老何的最后职务虽然是出版社和报社总编辑，舞文弄墨的老手，但他也曾是一名军人，既当过国军的上尉，也当过共军的小队长，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

所谓“峥嵘岁月”，不一定是“少年得志”，“位居显要”；也不一定是“枪林弹雨”，“身经百战”；主要是指一种高昂的精神状态：真理在握，正义在胸，为之不惜赴汤蹈火，舍生取义。“一二九一代”在抗战前线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峥嵘”的年华，“四五一代”则在天安门广场崭露了“峥嵘”的头角。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峥嵘岁月”，绝对是人生的一大损失。

如同其他“一二九一代”，老何青少年时代的“峥嵘”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19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巅峰。成为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美国的学界和日本的校园，马克思主义也是最有活力甚至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当老何开始畅游知识殿堂和树立价值观的时候，左翼文化已经从精英层渗透到大众层，掌握了当时中国的话语权或者说文化“霸权”。在胡适和鲁迅都不同程度地倒向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情况下，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少年人具有很强的理论鉴别力，是完全超越了历史条件的。老何写道：“左倾激进主义是时代思潮的主流，它反映出青年一代的不满情绪，渴望改变现状的愿望，他们追求的是光荣，是功业，而甚少受利益驱动。他们不过是‘争自由的波浪’，而党是它的潮头。这种活动所具有的神秘和阴谋色彩，特别吸引”青年人。

况且，抗战时期的中共，暂时收起了那套“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理论，而挥舞着“新民主主义”和“宪政运动”的旗帜。李慎之先生在给老何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他在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以为，即使马克思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说的那些话全错了，马克思的理念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个理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集中表现为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是人在什么条件下获得解放（亦即自由）的学说，而这一点，恰恰不被中国共产党所接受。离开了这个根本之点，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还有什么好说呢？“李慎之接受了老何关于”咱们“的党和”他们“的党的区分，他后来对朱学勤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青时还会入这个党，到老年还是要像他们所谓的那样’反党‘，’反‘他们的’党‘！“老何则更加明确地主张眼下的共产党”分裂“，”分了家，谁也别沾谁的光，滥竿充数者就现原形，恶人才无处藏身，地下党才有可能回到地面上，彻底消除黑道色彩，这也叫阳光政策，公开性。“

老何从小就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因而也就是一个多疑善感的人。事实上，他一边“峥嵘”一边就产生了疑问。当他为中共地下党秘密工作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被吸收入党，只有他一个人被拒之门外。原因是他和一名党员有过如下的对话：“某某是延安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什么统战？”“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你懂什么！拿破仑就说过，政治是只讲智慧，不讲道德的。”“破轮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这是什么立场？只要对抗日有利，使用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没到过延安，没你那么多见识。”于是地下党组织认定：何家栋怀疑和反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样一来，老何就多当了五年“非党布尔塞维克”。

老何二十二岁入党，二十九岁就被中共开除党籍。但此时的他，在内心深处还维系着与中共的感情纽带，为了向“组织上”证明自己的清白，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撰写革命回忆录的工作中，作出了别人难以企及的成绩。但是，厄运仍然接踵而来。三十四岁，他作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的责任编辑，被株连成右派，行政降四级。三十七岁，他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三十九岁，他因为撰写和编辑小说《刘志丹》，成为“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一员。四十二岁，因为康生的一句话：“《工人日报》组织不纯，《刘志丹》编辑是个右派”，他作为“双料分子”（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被下放山东成武县改造。此后的十三年，他没有写过一个字的作品，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之中。

胡绳的《八十自寿铭》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胡绳的“四十惑”，与老何的“四十疑”，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并不是同样的境界。前者陷入了一种极度的困惑，而且“垂三十载”仍“不解”。后者则从彻底的质疑到果敢的放弃。“四十疑”的结果不仅是知识范式的重构，而且是感情上的决绝，与老何二十岁之前的局部性怀疑已经不在一个档次。就如李慎之所说：“剔肉还母，剔骨还父”，“对自己所终身从事之事业、所信奉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回归“赤条条一素身”。

经过“二十峥嵘四十疑”的曲折历程，老何在六十岁的时候，又进入新的“峥嵘岁月”。杨继绳说：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这里所谓的“真”，不是真理，而是真诚。政治上的真诚并不意味着或必然导致“伟大、光荣、正确”，仅仅是指一种理论结合实践、言行一致的状态。“土改”和“镇反”的时候，面对那种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情景，党内知识分子大多已经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从“大跃进运动”开始，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党文化”，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职责与宿命。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批像老何这样的“两头真”人物，终于能够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再度“峥嵘”，意味着信念、理想和政治抱负的回归，但老年人毕竟不像青年人那样自信满满，那样执着于“正邪不两立”，生活经历使他们深刻体认到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与易错性，因而多了一些宽容与谅解。他们已经不再像当年信仰共产主义那样对待自由民主主义，他们知道：宪政民主社会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民主化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充分的智慧，不能只靠一种“真理在握、正义在胸”的高姿态与高调门。

如果说“峥嵘”是“犬儒”的对立面，就意味着必须有道德和政治的底线。老何在面对“清污”、“反自由化”运动和“六四”镇压时的种种举动，都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勇士。顾准说：“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顾准的话，是对“两头真”现象最好的解释。

文痴情侠楚囚客

老何在少年时代就与文字创作结缘，七十年来痴情不变。十三岁那年，他的作文《灵山行》被老师推荐登在《豫南民报》副刊上，名字第一次印成铅字。此后，他给《小朋友》等许多报刊杂志投稿，颇有一些作品见诸报端。但是，要搜集汇编老何过去的作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年的文字以各种笔名发表于各种地方报刊，原件已经很难寻觅；中年的创作由于特殊的原因，大多冠以别人的名字，其中的内容与老何今天的思想相距甚远，他已经无意让它们认祖归宗。

老何的文字以散文、评论、新闻报道、报告文学见长，但他在二十岁以前，也写过一些浪漫的诗歌，发表在河南漯河《警钟日报》副刊和天津《庸报》文艺副刊等处。下面是其中的几首：

凯旋

——录旧作赠S

妖人乘黑鸟凌空而至

他纵身一跃，地裂山崩

看黑鸟仓惶逃遁

他昂首阔步走进凯旋门

金童玉女摆队相迎

彻夜狂欢，筋疲力尽

梭罗树千年结下的仙果

使他从此获得长生

他只感到遗憾

献给祖国的

只有一个生命

太行战歌

我在太行山上狂歌

点起自由的烽火

我守卫这片土地

它正诞生一个新的中国

太阳在我脚下升起

又在我脚下降落

任风雨雷电肆虐

对我也无可奈何

只要我在

敌寇就休想从这里通过

我算不了什么

但我就是我

等待

荆棘丛中的百合花在向我微笑

我踩着羚羊的脚印寻觅梦的芳香

快来，我的心上人，我在等你

趁太阳还没升起，布谷鸟在孤独地歌唱

无题（二首）

我用花轿迎来我的新娘

青青苇叶做我们柔软的婚床

等着我，我的心上人，我来抱你

趁星星没有沉落，露水还没有湿透我的衣裳

新娘从荆棘丛中扶起她的新郎

用合欢花汁清洗他的创伤

一支箭，使他俩合为一体，永不分离

血红的光焰中腾飞起火的凤凰

在老何青年时代的诗作中，战斗的豪情与炽烈的爱情合为一体，神圣的大我——祖国与自由狂歌的小我合为一体。诗中的“山即是我，我即是山”。有人让他从《太行战歌》中删掉最后两句，他不肯，这也可以作为“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就是我”风骨的一种体现吧。中共地下党组织自然不会欣赏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人，所以迟迟不肯把他吸收入党，终于批准他入党后也要比别人增加一个候补期。

如果给1950年代的畅销书作家排名次，老何肯定名列前茅。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他被打成“大老虎”。经济问题澄清后，又翻出历史问题，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在校对科搞版式。第二年“国民党特务”问题也澄清了，由于他拒绝向上申诉，坚持让党组织自己纠正错误，他的党籍没有恢复，行政上也被降了一级。老何咽不下这口气，他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忠诚。于是，他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选题，又陆续执笔写成《把一切献给党》、《赵一曼》、《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

老何后来回忆：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依旧不给我分配工作。我觉得与其退避三舍不如主动进取，看到报上登载的战斗英雄吴运铎的长篇事迹，很受感动，就跑去找他，要帮他整理革命回忆录，于是就有了那本轰动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可回家整理来整理去，感到缺不少东西。于是，我又拿出那篇两万字的报道，扩充、修改，搞成五、六万字，勉强算一本《回忆录》吧。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几个月内，就印了几百万册。除了《毛泽东选集》，它算得上当时的第一文艺畅销书。以此为开端，我们拟定了系列革命传记文学的选题，包括王若飞、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施洋、林祥谦、刘志丹等等，创作模式与写吴运铎没什么两样，都是别人查资料，写点梗概一类的东西，再由我操刀上阵，扩充加工，再定稿出版。比如《赵一曼》，就是由别人写了一万多字的素材，大概是从烈士馆里抄来的原始资料，而我却在此基础上，从四川跑到哈尔滨，完稿了十多万字。还有令胡耀邦赞不绝口的《我的一家》，也在《中国青年报》连载时，勾掉了我的名字，因为我那时刚打成右派。

尽管老何身为右派，却依然是工人出版社的印钞机。1958年，全国总工会决定撤销工人出版社，留个牌子，并入工人日报，人员全部调离，只留下五个人。因为老何正在帮李建彤写《刘志丹》，上面指望靠这本书再大赚一笔，所以将他继续留用。没想到却招来了“御批”——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亲口将《刘志丹》定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老何的老搭档王勉思在湖南少儿社当社长，就张罗着把《我的一家》、《赵一曼》等书署上何家栋的名字出版，一是为他正名，二是为他的“平反”增加一点份量。但被老何拒绝了。他说：“不出名也就少丢人。”“其实我并不怎么看重我写的东西，总以为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些。过去的都不值一提。工人出版社现在重印《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要署我的名字，都为我所拒绝。《中国的保尔》电视剧请我当顾问，我把聘书退回，他们不收。我说：只要你们别署我的名字，也别说我提过意见，你们怎么编都行，我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才放心了。既不想求名，也不想得利。过眼云烟，何足挂齿。我怀疑今天宣传这些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前人的功绩能掩盖后人的罪行吗？”

老何与李慎之一样，是一个感情充沛、热情洋溢的人。非如此，他们就不能吸引人、感染人、凝聚人。李慎之说，他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80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60到70的人，另一个大约50上下的人”。老何也有类似的圈子，其中有的圈子是与李慎之的圈子相互重叠的。但是，老何与“八九一代”的联系，比李慎之更加密切。他和年轻人特别能说到一块儿去，而没有年龄的隔阂。

老何的侠义心肠，我自己的感受最多，这放在后面再说。而且我还知道，在“六四”镇压前后，为了“救救孩子”，他做了许多风险极大但他认为是义不容辞的事情。1989年4、5月份的时候，由于上面的压力，王军涛已经不再担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老何请来的两位女将——罗点点和高瑜。李鹏宣布戒严后，老何和罗点点向许多元老遗孀和老干部做工作，动员他们声援学生，促成了王平、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等上将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他还和高瑜多次奔波，在广场上的大学生与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之间建立了联系渠道，并由高瑜执笔代学生起草了致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召开紧急会议，打破僵局。一些学运积极分子被学校开除后，没有工作，没有地方住，老何不遗余力地为他们介绍工作单位，还让有的人住在自己的家里。可以说，老何是“一二九一代”与“八九一代”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最重要的一个交汇点。《战略与管理》的后几任执行主编，都属于“八九一代”，作为刊物顾问的老何，竭力地推荐、扶植和帮助他们。我最近统计了一下，仅老何与我发表在该刊的文章，就有四十多篇，大部分没有稿费，属于无偿支持。当刊物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老何还出面筹措了十几万块钱，才交清了房租水电费，使刊物得以继续运转。勿庸置疑，他也是“一二九一代”与“四五一代”传承交融的关键环节之一。在李慎之去世后，老何是一批中年学者定期聚会的召集人。

在我坐牢期间，老何家是之虹的一个“避风港”。在几年时间里，只要她一出门，屁股后面就有跟踪的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她不愿意给其他的朋友添麻烦，只能经常到老何家去坐坐。在老何的陋室中（出版社多次分房，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一直拒绝改善居住条件，把房子让给了更需要的人），她可以了解各方面的最新动态，在探监的时候讲给我听；可以吃到伯母烧的热乎乎的饭菜，改善一下生活（老何曾写道：高瑜说，王之虹可以比美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沃尔康斯卡娅。但是，陈子明并不是十二月党人，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而王之虹受的折磨远远超过沃尔康斯卡娅。她在街上跑饿了，也来找饭吃，我照例是一盘蛋炒饭，怕她把鸡蛋挑出来，就把蛋浆和米粒拌了再炒）；尤其重要的，是听到两位老人安慰和鼓励的话语，获得精神上的支撑。有一次，之虹临时要办一件事，把孩子寄放在老何家，一个钟头后办完事回来，看见当时只有四五岁的鸣鸣和七十多岁的老何，一老一少还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报地名，聊得十分投入。足见老何童心未泯，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

在同龄人中间，我算是坐牢的“老资格”了。我第一次入狱，是在1975年，因为在通信中议论时政，抨击毛体制和张春桥、姚文元的文章。“六四”之后，我又两次身陷囹圄，最后以“监狱搬到家里”的方式度过了十三年刑期。但是若与老何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老何在二十周岁之前就先后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将他秘密逮捕审讯。1941年，他在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扫荡中被俘，在战俘营里做了几个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冯镛等一共十三人秘密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因无人介绍，皖南事变前曾任新四军宣传部干事的冯镛被当作“日本特务”枪毙，曾担任八路军小队长的老何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境。1947年，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老何与北平中外图书出版发行公司其他四名工作人员一起被捕，在国民党监狱里呆了七个月。共产党刚刚掌权两年多，老何又作为“大老虎”关进了小黑屋。1957年以后，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分子，期间多次被关押、审查、批斗。全家被赶出北京，两个儿子惨死在“文革”中。

由于老何与我都曾屡为“楚囚客”，因而惺惺相惜，容易彼此理解和同情。

亦师亦友伯牙琴

实事求是地说，我和老何相识二十多年，在学理层面得到他的教诲并不是很多。不论是一二九一代，还是四五一代，大致是在相同的时点（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彻底告别“左倾激进主义”的。在1970年代，两代人的思想转变是一个平行、并行的过程，互相之间的交叉、交流并不很多。老何说：“四五一代和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但他们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在1980年代，由于年岁和精力的关系，由于恢复了大学、研究生教育和出国留学，四五一代在吸收新知方面甚至还有一些优势。徐友渔评李慎之的文章说：“就我的经验和理解而言，与一批具有自由主义信念的中青年学者的交往，对李慎之最后将思想立场定位于自由主义有重要作用。”李慎之自己也说过：“其实我对自由主义并无多少研究……事实上，中国现在有许多年轻的学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知道的比我多得多，研究的也比我深得多。我很为此高兴，他们是明天中国的希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老何。他曾写道：“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也绝不亚于一二九一代。由于年龄的缘故，要求一二九一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全面解答中国问题已经是不现实的。回顾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发展线索，是为了勾勒今日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思想重组后的四五一代与其前辈思想家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

然而，在为人做事的层面，老何却是我的严师、良师，使我受益终身。我曾在狱中给老何的信里写道：“你从来没当面流露过对我的喜爱和欣赏，相反，你经常板起面孔给我一顿教训。”他对此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子明是自信心极强的人，需要经常挫一挫他的锐气。何况好人做好事，乃是义不容辞，无须赞美。”当我和朋友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老何告诫我，退一步海阔天空，新时代的生活需要学会退让和妥协。当我受到委屈的时候，老何现身说法：经受过残酷打击迫害的人不一定能过含冤受屈这一关，真正的男子汉要耳根清净，忍辱负重，默默耕耘。当我的事业被一网打尽，灰飞烟灭的时候，老何鼓励我和我的伙伴们：失败确实会令人感到沮丧，但失败并不意味着永远的沉沦。不经历一次次失败，在失败中坚持，从失败中学习，就不可能形成最伟大和深厚的传统。在失败中坚持，需要有一种类似宗教信仰的情怀。当人们缺乏足够虔诚时，学到的往往是浮于表面的、花架子的东西，失败和逆境才能促使人们深刻反思，结合亲身体验学到真正精髓的东西。对于中国的民主化来说，不仅需要学习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更需要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开放的胸襟，宽容的心态，平衡的艺术，妥协的智慧。

我和老何在人生轨迹上的相交相遇，事出偶然，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对方是何许人。老何说：“那时我对子明一无所知，对他参加四五运动、民主墙和竞选活动亦无所闻。子明从未向我炫耀过这一段‘光荣史’。而我刚从政治冷藏中缓解过来，感觉十分麻木，竟然忘记了那道例行公事：对投稿人进行‘政审’。所以我们最初的交往，很像在演《三岔口》，以至相处数年双方都还不知道对方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我当时对于老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状况，也基本上没有什么了解。我们是在与文化专制主义的共同斗争中逐渐成为忘年交和亲密战友的。

我俩的结识是通过李盛平。当时我正和盛平一起创办北方书刊发行公司，他先经由别的朋友介绍拜访了老何，然后我才和老何见的面。我们初次见面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合作出书的协议。老何回忆：“1984年，北方书刊发行公司李盛平找上门来，要求支持他们创业，给他一个书号，出版一本《青年社交手册》，我才走马上任，讲好只收一万元交税，连书号费、编审费都不收。这本书一次就印了几十万册，还得倒贴税款，会计不干了，又叫他补税。谈这些细节，只是想说明当时人们迫切希望改革的心情，对于打破常规的作法，都急于一试，不那么看重‘经济效益’。”老何对于我们的无私支持，尤其是在《青年社交手册》合作出书上的慷慨相助，对于我们的事业发展关系重大，因为我们正是用这本书赚的钱，还清了公司的开办费——王之虹注册公司时向别人借的5.5万元钱。也就是说，老何帮助我们掘到了第一桶金。

当时，老何利用手中的职权（工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对于熟悉已久的老朋友和新近结识的青年人，都尽其所能地给予了帮助。这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胡乔木、邓力群刚刚鼓动邓小平抛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形势下，是要冒极大风险的。

老何与刘宾雁“因为一点文字姻缘”，两次成为“患难之交”。老何写道：“早在五十年代，他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包括《在桥梁工地上》）成书时，就是我做责任编辑，见面不过说了几句‘今天天气哈哈’，就被认做‘一拍即合’，同他一起中了‘阳谋’。谁知鬼使神差，二十八年后，再度引火烧身。宾雁几次向我的上司游说，要我去做记者，以为多一个同道，就可以减轻他的压力。我说，中国只有一个刘宾雁，正如只有一个我自己，我的兴趣是做发现者，不是做干预者，至于发现的是流星还是行星，或者不过是一团鬼火，对我并不重要，因为我从不指望登上那个星球，或蒙受它的光耀。发现，是一种乐趣。人在发现过程中得到满足，纵使一错再错，也会乐此不疲。因为我主编的《开拓》（文学杂志）创刊号首篇发表了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被上海海运学院的革命左派告了。上边派了工作组来查办，我们引经据典替自己辩护，一下子惹恼了工作组，摆出钦差脸子，说这是中央的意见，我们社长胡甫臣也是个老革命，最守纪律，也最坚持原则，见不得以势压人，立即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他一个办公厅主任就能代表中央吗？‘于是一个报告送到政治局，几名常委依次画圈。多亏全国总工会倪志福主席出面求情：“过去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别再整了。’把我解脱出来。我赶紧扶梯子下台，领了‘光荣证’。不用说，不合时宜的胡甫臣也丢了官。子明不知情由，还以为我是为他做牺牲，感动得不得了。”其实，当时我已经得知老何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发表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并通过这件事进一步了解了老何的政治倾向性，增加了对他的敬重与好感。

老何说：“我们下台后，反自由化浪潮就汹涌而至，第一个浪头就把‘思想家’冲走了，甘阳及姚鹏、马晓军主编的两套丛书相继沉船。”甘阳、姚鹏、马晓军等人和我一样，当时都是三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后来甘阳在接受查建英访谈时，回忆过他与老何的合作（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认为老何对他本人“很好”，但是“老何那边老成不了事情，限制很大”。他十分清楚，并不是老何的思想不解放，而是“那边”的限制很大。老何不遗余力地为青年人争取出版自由，结果是自己搭上了官位和权力。

老何所说的“思想家”，是指《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从1984年起，我就和李盛平、姜洪等人一起开始从事出版事业。与李盛平合作的有《企业家丛书》、《二十世纪文库》，与姜洪合作的有《城市经济改革研究丛书》，我自己主编的有《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和《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丛书》等。《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的主要成员张晓明（副主编，后来接替我任主编）、安延明、李河、章建刚、李鹏程，都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同事。《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第一辑十种，包括耶稣、马基雅维里、蒙田、尼采、萨特等，是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这一辑先后印刷了多次，每种发行量达几十万册，很多大学生都人手一册。反自由化浪潮一来，译丛就从工人出版社“冲走了”，后来转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后一共出了六十多种，但是大多数是在“六四”以后才出书的，此时大气候已经改变，也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活动，印数就很可怜了。第一辑出版时曾经开过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有许多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的名流出席，我与刘宾雁、包遵信等人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

我在《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首批书发行会上的主旨发言，后来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为题，发表在1986年9月15日的《理论信息报》。我的发言说：“中国传统的儒教论理一贯重现世，讲实际。由于中国的近代史基本上是一部民族救亡史。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始终顾不上对国外的学术、文化进行系统考察，寻根溯源。他们更多地关注的是世界思想潮流喧闹的浪头，而不是它那宽广深邃的主流。他们感兴趣的是立竿见影、包治百病的现成药方而不是那些深奥的药理学、病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本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扩张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知识界风靡一时；二十年代，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精英（从孙中山到李大钊）突然转向列宁主义；三十年代，希特勒的崛起在中国掀起一股法西斯主义的狂潮；五十年代，中苏同盟的建立使一整代青年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信徒。这种在思想上赶时髦的毛病至今没有完全转变，一说改革就是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一说发展就是东亚新儒家思想的作用。而说起来已经不新鲜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人权则被中国知识界长期遗忘。如果我们把世界学术文化比作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上面所说的那些主义、模式都只不过是它的一片片树叶。树叶生长在枝干上，不了解枝干和根系，就不能真正了解每一片树叶。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不仅介绍思想巨匠们在改变人类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推动人类进步方面的杰出贡献，而且要展示出他们对于真理的激动人心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的同情。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缺乏一种独立的社会人格。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士，士的责任是读书。读书为什么？‘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有不满足于此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知识也只是士的一种有用的谋生手段。士作为官僚后备军则是统治者的一种有用的社会工具。然而今天，在宽松的学术气氛中，我们的知识分子应当提高自己的主体意识，担负起探求真理、针砭时弊、批判人世腐败的责任，真正形成一种作为社会栋梁的人格力量。”这大概是老何所看到的第一篇我发表的文章，他正是通过这篇文章，初步认定我正是他“要找的人”。

此后，我和老何共同主编过《青年理论家文稿》丛刊。第一辑有胡平、姜洪、陈子明、陈维纲、赵越胜、曹锡仁、盛洪等人的文章，第二辑有陈坡、袁红冰、余习广、陈小平、李书磊、阎步克等人的文章。本来是要在工人出版社出的，但在老何下台后，连他主编的书也无法在自己的出版社出了，后来还是由我联系了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三辑也已经编好，但是胎死腹中。当局对于像我这样具有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背景的人，比对于其他人的防范更加严密。此前，一些“老革命”也曾与我们合作过，由于公安部门的干预，最后都没有能够扛住压力。只有老何，不怕背黑锅，始终扶持我们，与我们肩并肩地一起度过各种难关。

老何写道：“陈子明是公务员制度的首倡者之一，对被打入冷宫的政治学情有独钟，立志为重建学科体系找一条可行之路。1985年，陈子明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行政函授大学，向全国招生，从理论到实践，迈出了第一步。为了到政府办理登记，有一天，子明和我的另一青年朋友李盛平突然跑到我家，不由分说，封我为校长，把我架到北京市成人教育局。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好一路上背诵他们教的台词。最后还是漏洞百出，我便大包大揽：日后有事找我好了。那时的政府还挺好办事，成教局的同志很开明，同我素不相识，听我自报了家门，允诺承担责任，也不说‘研究研究’，就开了绿灯。”“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筹建我并不知情，对他们的意图也不了然，仅仅因为他们未经办妥全部相关手续，就开始招生，主管部门威胁要出面禁止开学，李盛平、陈子明这才‘急时抱佛脚’，找我救驾，大概是觉得我‘有求必应’吧？其实我当时也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自己的问题还未解决，又碰上这么一个难题，我只得陪他们到成人教育主管部门补办手续，申明‘承担一切责任’。次日开学，讲稿也是他们备好的。就这样当起了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校长。”

在1980年代中期，办函授是一件很时髦也很普遍的事，翻开当时的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函授班和函授院校的广告。大概是我们选择的函授专业比较新颖，比较对路子，两院（还有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一期招生就有二十多万人报名。这样一来，就成了出头的椽子，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必须要建立一套正规的架构了。而当时我的朋友都是平民百姓出身，没有什么高干的背景，只有刚刚认识不久的老何，算是一位老资格的局级干部，所以就发生了上面老何所说的“急时抱佛脚”。

老何出任校长后，麻烦接踵而来。先是有报纸登出读者来信，后是有人向上揭发。老何写道：“紧接着，北京市审计部门派工作组查帐来了，据说是学校账目不清。这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果有其事，我岂不是上了贼船吗？我虽然不信，却开始了明查暗访。访查的结果，我曾写在《阴阳界》序言中。”“审计局、文化局和成人教育局联合工作组三次进驻函大，反复查帐，都未查出他们想要查的问题。我因此感到宽慰，对子明也增进了理解和信任。”于是，我又请老何担任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顾问，继续为我们“保驾护航”。用老何自己的话来说，他与我和王军涛的“实质性合作始于接办《经济学周报》”。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因为在我们最初合作时，就事论事的成分比较多，还没有达到心心相印的程度。

1988年3月，《经济学周报》因负债经营，面临危机。该报负责人找到《光明日报》的陈英茨求援。陈英茨又找到老何，他俩曾在“北平时期”一起办过报刊，是多年的老朋友。某日下午，老何突然让郑棣把我叫到他家，告诉我现在有一个接办报纸的机会，但必须马上作出决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但经过在座的四个人反复掂量，觉得此事可行。于是，几天后便由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系统内的三个所与报社方面签署协议，拨款解决报社的资金问题，当时称之为“带资办报”协议。根据协议，报社进行了人事改组，在原社长崔绍林之外，又加一个社长陈英茨，何家栋任总编辑，陈子明任总经理，王军涛任副总编辑，费远任副社长，毕谊民任《经济学周报》董事会副董事长。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经济学周报》的主办单位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该会主要负责人于光远、冯兰瑞都是著名的党内改革派人士，他们批准了上述协议，老何就带领几个主要干部进驻了《经济学周报》。几个月后，当时分管意识形态和新闻媒体的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王军涛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一事表示了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意要关闭《经济学周报》。经团联秘书长会议顶住了上面的压力，确认周报的编辑方针没有错，决定成立《经济学周报》编委会，由冯兰瑞任主任，戴成、陈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栋留任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

在老何的领导下，《经济学周报》不仅起死回生，而且面貌焕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经济）导报》，北有《（经济学）周报》”的说法已经流传开来。胡耀邦逝世前，曾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写信给周报（此信刊于1989年4月23日《经济学周报》首版），称赞“周报不仅有学术研究，更有一定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会得到社会的信任”，祝愿周报“越办越好，起到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的作用”。事实上，老何主持的《经济学周报》与《世界经济导报》的办报方针，还是有所不同的。老何指出：“周报的定位是民间报纸，站在民间立场，反映民间声音，不是代表官方发言，它始终信守一条原则，要有历史感，贴近文化层面，虽然也有人担心这会模糊‘改革派旗帜’，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人云亦云。我一向认为知识分子不必都热衷于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应该自觉自愿地做社会的清道夫、守夜人。”老何不满足于为经济体制改革摇旗呐喊，屡屡以“打擦边球”的方式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外，他也刊登质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并十分关注改革中的公平问题以及伦理和文化层面的问题。由于没有改革派喉舌与幕僚的心态，他的做法更符合新闻媒体人的行为准则。老何后来在焦国标《讨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项出版原则，第一是人本原则，第二是真实原则，第三是自由原则，第四是公正原则。

在接办《经济学周报》期间，因为经常要讨论办报的方针与策略，我和老何有了比较多的思想交流的机会。老何说：“从这时开始，我和子明、军涛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锋，在扎根民间、保持独立，不依附任何权势集团，以宪政民主为目标，推动政治体制变革的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我虽然缺少他们所特有的突发的灵感，但不缺少抑制冲动的意志力，头脑也不僵化，能够吸纳来自各方的信息，他们老想怎样开头，我则常想如何收尾，两代人各有所长，因而配合默契。”“《经济学周报》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总共出版了388期，我从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编，共64期。同时编出十名青年学者的文集，准备出版‘经济学周报丛书’，也告夭折。我对光远、兰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们辛辛苦苦创办起来的一份报纸是在我手中断送的。我在总结编辑工作经验时说过：”我的运气不好，做什么事十有九次要失败，还有一次是站在失败者一边。‘尽管如此，《经济学周报》这一年多经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军涛合作编报，两代人合作无间，优势互补；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编报，那是一次充满激情——欢乐和痛苦的经历。“

在1980年代后期，我所在团体的定位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为了建立由调查、科研、教学、人才评价、编辑、出版、发行、影视等环节组成的“思想生产线和智力活动服务线”（王军涛语），搭建一个团队发展的广阔平台，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组织、管理、人事、经销方面了，因此有不少人把我视为一个“组织者”、“企业家”、“文化商人”。但老何始终认为我是一个有独到思想、能写文章的人。他计划在《经济学周报》为我开个专栏，逼我安下心来写文章。我答应他，无论如何我会给他写十篇稿子。在1989年4月初的时候，我写好了三篇稿子。4月23日刊出了《新权威主义理论构造的缺陷》，4月30日刊出了《学术讨论应有的风度》，第三篇还没有刊出，《经济学周报》就被迫停刊了。

等到我被关进监狱之后，才完成了对老何的承诺。我在1991年被判刑十三年，从第二年开始，老何就把我与之虹通信的部分内容，整理成若干文章：《应该重写中国近现代史》、《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立德、立功、立言——谈谈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东亚模式的魅力》……，以笔名发表在各种报刊上。除了沈延生这个笔名是我自己起的，意思是“生物研究生”（因为我原来是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研究生），其他的笔名都是老何起的，譬如喻希来、吴紫辰、王思睿、洪民、程明等。“喻希来”是说我是姓喻的女婿：“吴紫辰”是说吴姓母亲儿子姓陈：“思睿”是我原先准备给儿子起的名字，“王”是他妈妈的姓；诸如此类。用这些笔名发表的文章，虽然多数是由我执笔，但都是我与老何合作的结晶。文章的内容，由老何确定主题；文章批评对象的有关材料，由老何提供；最后的定稿定题，也是由老何所完成。没有老何，既不会有这些文章的产生，也不会有这些文章的发表。

还有些文章，是由李慎之、何家栋两位共同出的题目。最近翻出老何写给我的两个便条。一个便条是2001年的，内云：“李先生认为，现在最需要写一篇文章，怎样看待中国持续二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这是现政权惟一能为自己辩护的合法性根据。因为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六四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保持了长期稳定，经济上独占鳌头。人民生活有了提高。如果能对此作一缜密分析，拆穿经济增长并非‘治国有方’，将极有助于认识当前形势。”于是，就有了署名王思睿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一文。另一个便条是2002年的，内云：“李先生来电告知，上海《社会科学报》整版刊载詹明信的‘徒子徒孙’声讨其祖师爷的文章，因为詹明信已放弃了他的观点，使他的徒子徒孙落水了。李先生感到特别高兴，要求王思睿写篇文章教训教训这些新左派们。我说那些文章我没看过，希望他复印给我，他说，社科院不给他复印材料，他上街又不大方便。你能否在网上搜一搜？”我从网上找到了有关资料，并划出了应当批评的地方，以及我对此事的若干评论意见，老何据此写了《还有那些梦未醒？》，交给《博览群书》发表。

老何在给刘宾雁的信中写道：“刘源给我开玩笑说，你年轻时替别人写文章，年老时就该叫别人替你写文章。他（子明）就给我当了一回秘书。”能够成为老何的秘书，分享他的思想和经验，分享创作的艰辛和快乐，既是老何对我的一种赏识，也是我本人的一种荣幸。

附记：2006年9月26日，我和徐友渔、崔卫平、金雁（并代表秦晖）、邢小群（并代表丁东）去同仁医院看望住院的何家栋先生。归来后心绪久久不能平静，特写此文，祈愿老何早日康复。

前人匍匐后人梯

所谓“前人匍匐后人梯”，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前人（以顾准、李慎之、何家栋等人为代表的一二九一代的佼佼者）对于自身思想的局限性、过渡性有着充分的认识，因此他们自觉自愿作为后来者向上攀登的人梯。老何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谦逊地表示：“我实在不是合适的人选，‘此地无朱砂，黄土为贵’，只得勉为其难，事情总得有人来做。你说我是不可替代的，不是这样。”“‘廉颇老矣’，何必强拉硬弓？我觉得年青一代的阅读范围、知识结构、政治敏感、组织才能，都远远超过老一代，希望在他们身上，这是我最感欣慰的事。”同时，他们不惧风险，愿意牺牲自己来为后人开辟道路。朱学勤对李慎之先生有这样的追忆：“他大声说：”下点毛毛雨，没关系。我先说破，你们才能接着说。‘1997年春慎公破题，是自由主义在大陆五十年来第一声。可以说，没有慎公破题，就没有此后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公开言说，尽管艰难，但坚冰毕竟打破。我体会他当日苦心，实在看不过知识界万马齐喑，坐而谈心性，不如起而行，剑及履及；他也知道还有一点党内资历，所谓’老资格‘，但那’老资格‘不是用来作筹码，向特权阶层讨价寻租，而是拿来作人梯，为冲破思想禁区，为后来者排难除险，甘为前驱。“1999年秋，李慎之写了《风雨苍黄五十年》，朱学勤与徐友渔相约为他分担风险，”他却断然拒绝：“不行，这事只能我一个人说，你们有你们的事！’言语之坚决，容不得半点商量。此后事海内尽知，不断有坏消息传来，他独自承受，没有半点退缩，见面时却从不言语一句。”《风雨苍黄五十年》发表后，李慎之就被剥夺了以本名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权利。邢小群以李慎之、何家栋为例，说现在是“老年人燃烧，青年人取暖”。我以为这个话略微有些过分，因为青年人中也不乏勇敢者，但“老年人燃烧”的现象，显然更加引人注目。

第二个意思，后人对于前人（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和品格，要作出公正和全面的评价，承认他们之中佼佼者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继承和发扬他们的未竟事业。在这一点上，目前存在着分歧。李慎之逝世后，仲维光等人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贬低李慎之及其同辈人，其中有些说法，既是违背事实的，也是缺乏同情心和不公正的。需要对此作一番认真的讨论，才能更好地认识像李慎之、何家栋这样的前人和像我们自己这样的后人，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仲维光写道：“当代科学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卡尔。波普（Karl Popper）则从三十年代开始，从认识论的角度全面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政权，认为极权主义是历史决定论的产物，是开放社会的敌人。……生于那个开放年代的李慎之、刘宾雁、于光远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切，感觉不到世界面临的这个威胁。然而他们选择的却是二十世纪对民主和自由的两个最大的威胁——极权主义和革命、以及它的政治及文化。或许年轻人由于热血选择错了是可以原谅的，例如波普在一九一六年前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三八年曾在西班牙内战中和共产党并肩作战。但是，当波普看到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普通人的生命，当奥维尔看到共产党集团内部那种没有道德约束的相互倾轧，三十年代苏联的大清洗，他们立即都变成了最坚定彻底的反极权主义者。具有类似经历的还有作家纪德、凯斯勒等。同样，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但是，他们却仍然是坚定的共产党人。……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人们有理由问他们，是智力、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道德出了问题？”

对于卡尔？波普其人其说颇有研究的仲维光，会写出上面的话，令人匪夷所思。当李慎之、何家栋等人于三十年代后期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的时候，中国也好，世界也好，是处在一个“开放时代”吗？（如果是开放时代，波普还有什么必要极力鼓吹“开放社会”。）在《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尚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年代，李、何等人有可能“选择”波普的政治学说吗？青年波普在奥地利是一个孤独的人，中年波普在英国仍然是一个孤独的人，直到晚年他才名满天下。他的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研究的逻辑》于1934年秋出版，但被删掉了原稿的一半，此书英文版在四分之一世纪后才问世。1937年到1945年，波普在新西兰大学教书，但他的经典性著作《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最初在新西兰和美国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1945年才在英国出版。他移居英国后，“无论是牛津大学还是剑桥大学都没有请他当教授”，他是以讲师身份到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后来才被提升为教授。他的另一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出版于1957年。“由于他坚持不懈地和各种极权思想和各种非理性的虚妄要求进行争论，因此他一直遭到欧洲某些知识分子的抵制和排斥，直到六十年代，他在欧洲大陆很少为人们所知”。波普于1965年被授予爵士勋位；1976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到八十年代他才获得人们的广泛承认。”（参见拙译《波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署名何明虹；同时参见仲维光《当代启蒙思想家卡尔？波普——悼念哲学家卡尔？波普逝世》一文。）顾准有幸于生前就得知和认同了波普学说，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是一个异数。李慎之与何家栋是在八十年代才接触到波普，而且他们和仲维光一样，马上就接受了他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潮起潮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的。张鹤慈在评论仲维光《从追随专制到逃避自由》一文时指出：“当时的思潮对资本主义是否定的态度。世界大战的确是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问题。苏联作为新生事务的出现，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思潮，的确是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知识分子。……纪德也是开始肯定苏联的，后来才改变对苏联的看法的。如果想用当时的左翼知名知识分子来说话，反对苏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有名的在英国的苏联的间谍，是英国的贵族，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叛的祖国。”纪德的《访苏归来》在当时并不被人所相信，因为有更多的著名知识分子为苏联说好话。罗曼。罗兰虽然看到了苏联的一些问题，并于1935年写成《莫斯科日记》，但他决定封存五十年后再公诸于世，因此他的真实思想并不为时人所知。仲维光何以断定，“李慎之、刘宾雁等先生当然知道这一切”？即使没有我与老何就此问题的直接交谈，我也会倾向于认为他们当时“不知道这一切”，否则，如何解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报告所带来的世界性的震动与冲击？仲维光说“他们甚至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同样是一种武断的猜测，而没有经过最起码的考证。刘宾雁、何家栋根本就没有到过延安，李慎之是1946年从重庆去延安的，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已告结束。在整风运动挨过整的人例如李锐、李昌，到1957年都吸取了教训，没有再以身试法，而李慎之、刘宾雁、何家栋等人，恰恰是因为没能“亲自更多地感受到从井冈山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黑暗”，才会成为党内的右派分子。

老何与慎之先生并不讳言他们当年在意识形态“选择”——严格地说，由于左翼思潮的话语霸权，他们当时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上的错误，但是，如果非要他们承认自己智力底下、道德败坏，这就不是实事求是和真诚的态度了。过分的自责与忏悔，也是一种虚伪的表现，郭沫若在文革初期就是这样做秀的。从于光远的回忆录中可以知道，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并非智力底下者，譬如他本人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才生。当年蹲过国民党监狱的中共地下党员大多数也是品格高尚的人，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法官、狱卒与牢友的同情。

正如真诚不等于真理，人的灵魂也不是理性所能够涵盖的。福山援引黑格尔的话说：“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对别人的欲望也有某种欲望，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因此，他才会“甘愿冒生命危险”去“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战斗”。“正是由于这种战斗的目的不是由生物学来决定的，黑格尔才从中看到了人类自由的曙光。”人的灵魂有欲望、理性和“气魄”（thymos）三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气魄”的分量往往会超过理性的分量。“一二九一代”亲共的原因，不能只考虑理性计算的得失，还要考虑“气魄”的因素。晚年李慎之自述年轻时加入共产党的思想动力，主要是“来自小时就有的民族主义和强烈而朦胧的平等思想”。老何也说过，他当年靠拢共产党甚至多年以“党外布尔什维克”为荣的原因，第一是要打日本鬼子，第二是要争取自由民主独立。当时在青年人的感觉中，共产党比国民党更有“气魄”，鲁迅比胡适更有“气魄”。我们不能以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说理性选择上的错误就否定青年李、何基于自尊而争取自由的“气魄”。正如日本“皇军”也可以敬佩和祭奠八路军烈士的军人气魄。事实上，我们今天尊敬李慎之与何家栋，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更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气魄。仲维光只视陈寅恪一类人为自由主义者，秦晖不赞成。他说：“自由主义实践包括：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在存在奴役制的条件下，第三层次是最重要的，没有这一条，他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不认为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代表，虽然我也崇敬他的学问与人品。”“其实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更需要‘实践原创性’”，“有一本讲顾准的书名为《拆下肋骨当火把》，就是突出了顾准、李慎之等老一代自由先驱的这种精神。”即使某人的自由主义学理再高明，如果你一不在国内进行自由民主宪政的启蒙宣传，二不到维权第一线与邪恶势力进行面对面的抗争，三不屑于从事竞选、组党、修宪诸方面的政治设计和实践，和那些坐等中国民主化瓜熟蒂落的“搭便车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仲维光说：“尤其是包括方励之先生在内的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不仅追随、协助建立了极权社会，而且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这种指控就更加严重了。不仅否定了前面的“一头真”，而且还否定了后面的“一头真”，也就是说，别人眼里“两头真”在仲维光眼里是“两头伪”。他说：“从文革到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造成这个现象重复、历史循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占据大陆主流社会具有相当影响的知识精英在从文革到六四这段历史中的表现和作用。这些人既包括从三十年代末期就投身共产党，并且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李慎之、于光远，在学界和文化界的刘宾雁、许良英、苏绍智，也包括其后李泽厚、万润南、陈一谘、王军涛等下一代所谓知识精英，一言以蔽之，党、政、知识界中，置身于共产党文化中的精英。”“检索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差不多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几乎都不能够和此前三十年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或者政治活动相比。例如魏京生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诉求是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共产党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而此前二十多年，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就已经在《新阶级》中彻底对共产党绝望。”

仲维光一竿子打翻了“两三代人”，不仅包括“一二九一代”，而且包括了魏京生、王军涛所代表的“四五一代”。关于“四五一代”的评价，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来反驳仲维光的观点。

仲维光说：“我之所以单单把这一批知识精英拿出来分析，是因为从六六年到八九年这一历史时期，……剩下来的只有于光远、李慎之、李泽厚等这一血缘的知识精英。……下一代的年轻人，则由于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根本不知道老一代人的存在。”“从文革到六四，笔者还亲自感受到他们建立的第四道墙。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这一知识分子群体，在上一代持有自由主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例如陈寅恪、洪谦和黄万里等人和其后我们这两代人中间建立了一道隔离墙。它使得五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学生根本不了解上一代，以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探索。陈寅恪、洪谦、黄万里等人，在他们眼里是遗老遗少，是被淘汰的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笔者至今深以为憾的是，我在清华园生活了将近十年，其后又经常来往于清华园，居然不知道那里住着一位顶天立地的巨人黄万里。笔者在从事科学哲学探索十几年后才知道中国就有一位非常地道的科学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洪谦。而陈寅恪的独立精神和历史、文学研究笔者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了解到的。”仲维光仅仅根据自身的体验来概括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只能说是管中窥豹，以偏概全。仲维光的夫人还学文在八十年代初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本科生，她应当知道在她的研究生师兄胡平、王炜、朱正琳、刘小枫、陈嘉映等人与洪谦、熊伟等老一辈学人之间，有没有被“李慎之这一代人阻隔”。甘阳与她是同一年的研究生，她或许也有所耳闻，甘阳及其同仁在八十年代是否对于“于光远、李慎之，以及稍后的李泽厚”表示过敬意。我认识于光远的研究生曹思源、周舵、吕嘉民、刘世定等人，据我所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接续了导师的学术血脉。

仲维光还说：“这类知识分子的目的或为改革，或为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场，近似于前者——党内知识分子，如于光远、陈一谘、严家其、陈子明乃至以前的王蒙、戚本禹、姚文元等人，近似于后者的——自觉的‘忠于’党的事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如现今的李泽厚金观涛，以及苏联的麦德维杰夫。”他连陈子明是不是中共党员这个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敢于作出如此武断的分类，实在有违他所提倡的西方学术规则。

现在回过头来谈“一二九一代”。仲维光说：“例如李慎之们，在这一点上也和胡耀邦类似，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思想方法，想到自己曾经积极追随，现在设法改良的共产党政权是和希特勒一样的极权主义政权。”当仲维光这么说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否读过《李慎之文集》。李慎之曾为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了一篇序：《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李慎之写道：“除了在用辞上我不能不提出异议和在时代划分的界限上有一点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维尔对后极权主义社会所作的描述与分析。”他认为“后极权社会”的“后”在西方文字中应是与EARLIER相对的LATER，相当于前汉与后汉之“后”；比哈维尔所用的POST即后工业化社会与前工业化社会之“后”，更为恰当。也就是说，后极权社会是极权社会的最后时期。李慎之明确指出：“中国现在正处在后极权时期”。“什么是后极权主义？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他引用哈维尔：“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他又引用雪莱的诗句来回答：“如果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关于中国的极权主义，“李慎之们”说的有哪一点不对，应当具体指出，而不应当采用“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笼而统之的说法。

仲维光说：“对于七十年代末期他们为党的路线服务，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教科书、宣传化的讨论，八十年代初期他们要给政治局领导人进行所谓科学启蒙，八十年代中期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人们只要跳出那个共产党所营造的环境就能够清楚地看到，在东欧，没有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和他们类似，没有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会如此去做。因此，说到底他们至多是有点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也就是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为什么他们不去、甚至也可以说没有能力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问题？因为这一批知识精英和邓小平等共产党高层一样，投鼠忌器，不敢彻底否定反省文化革命的问题。虽然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整肃，但是，究其一生却是和‘文化革命’和共产党血肉相连。”他的这些话，严重扭曲了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国思想史。

按照仲维光的说法，邓小平、陈云、王震、胡乔木、邓力群屡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是反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唤，只是反对他们“有点不遵守党的纪律而已”。按照他的说法，1979年“理论务虚会”和1980年“四千人讨论”相当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和高级干部要求“彻底反省文化大革命”和“非毛化”的努力，和邓小平等人对他们的压制（包括开除党籍、赶出北京、调离要害部门等处分），是一丘之貉，完全“一样”的了。按照他的说法，1987年以后，方励之、许良英、苏绍智、严家其等人所代表的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逐步分离乃至决裂，八九知识分子签名运动成为学生运动的前奏和促因，都可以用“由跟着邓小平变为歌颂胡耀邦的英明”一言以蔽之了。我在十几年前曾写道：“1987年以后的现实发展趋向是，精英分裂的征兆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激烈和尖锐。这些征兆和表现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舆论媒体中立化，政治教育两极化，权力精英的诱发性分化，以及政治对抗的公开化。”这个时候仲维光已经不在国内，因此不太了解胡耀邦下台后的短短两年中知识界氛围的急速变化。老何回忆1989年2月在都乐书屋茶座举行的“新启蒙座谈会”，方励之在会上号召：“知识分子要行动起来！”行动起来干什么？难道是为了“阻碍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方励之与哈维尔后来命运的不同，并不是因为他们二人在思想上或者“气魄”上有多大的差距。

冯崇义认为可以用三个标准来区分党内自由民主派和一般意义上的党内改革派：①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②反对一党专政；③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下面就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李慎之与何家栋。

李慎之认同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体系，已经有很多人提供了证词，其中最重要的证词是老何提供的。他在《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中引用了李慎之写给他的一封私人信件。“回到五四，还要超越五四。在五四时期，自由主义的声音由盛而衰，最后几乎被淹没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潮流中。现在重新启蒙，就是要高高举起自由主义的大旗。慎之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自由主义的精髓其实还不在经济自由主义而在于政治自由主义。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新左派与后主们敢正面批判民主，自由和人权、法治的。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而中国今日迫切需要的。‘慎之建议采取’战斗的策略‘是……’正面阐明自己的主张：以民主反专制，以法治反人治（=党治），并高高举起作为其根据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大旗。人权在今天已成为无人敢反抗的全球价值，但是人权必须落实到一个个个人身上，集体人权是我们中国人的狡辩。一百年以后看，自由主义必然成为全球主义。这点是可以有信心的。‘“老何指出：”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有人认为，何家栋提出“新道统”，不符合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其实，批评者是想当然了，而没有认真地去了解对方的理路。首先，是要用“道统”来抗衡“政统”。老何说：“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的新道统。”其次，是对儒家道统说的一种批判性继承。老何指出：公元前十世纪至二世纪间（所谓“枢轴时代”），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这种超越内化的思想在政治文化中造成了二元权威中心的契机。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对于皇权专制也构成一定的制衡。“政统与道统合二而一”、“君师合一”则是法家学说和“秦政制”。“国民党把政统和道统系于孙中山一身，林彪给毛泽东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顶冠冕，是现代专制主义后来居上、达到极致的一种表现。”第三，是用自由民主的20世纪新道统取代革命专政的旧道统。“一个世纪以来，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到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到四五十年代的罗隆基、储安平，到六十年代的殷海光，到七十年代的顾准，中国知识界逐渐形成了自己新的主流文化。这一新文化或者说新道统是人本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也不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的。正如胡适批驳‘中国本位文化派’时所说，真正的本位是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而不是中国文化；是人民，而不是国家。殷海光说：”人本主义的架构是对个人生存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肯定，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对自由的肯定，以及因此对开放的心灵和开放社会之趋进。‘“老何作出这样的抉择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意味着对自己过去信念的一种否定。”同龄人中的一些朋友要我将鲁迅列入新道统，我思之再三，没有采纳。因为在鲁迅的思想中，自由的倾向与专断的倾向杂糅在一起；而且他对于挣脱专制枷锁后国人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他在晚年预言’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现在看来不对了，惟有消灭无产阶级才有共同富裕。所谓道统问题，不过是显示思想渊源、传承关系罢了，并不是效法《水浒传》忠义堂排座次。“

仲维光说：“最近二十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对于前辈知识分子、知识传统的重新开掘几乎都是在黑暗中自己摸索出来的，例如谢泳等人对于西南联大，对于民国以来的知识分子的重新认识。他们几乎都是靠自己的感觉重新发现、找到老一代知识分子，重新开掘他们创造的财富。而于光远这一知识群体所形成的硕士、博士导师，不仅起不到导向真正研究的文化学术领域，而且成为一堵阻断年轻一代和世界，和中国传统接轨的隔离墙。”事实上，在李慎之、何家栋与谢泳等年轻一代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隔离墙”。何家栋提出新道统，恰恰是要在年轻一代和中国传统（包括20世纪新传统）之间形成“链接”。两代人之间也是相互欣赏、相互激励的关系。李慎之在给老何的一封信中特别提到谢泳：“有一位谢泳同志（《黄河》杂志的副主编）也给我寄来了一个材料，现特复印寄上，看来他倒是一个热心分子，以后也许可以靠他搜罗一些材料。（此人笔头甚健，议论宏酣，我虽不认识他，但迄今印象甚好。）以后你也可以倚重他，我已去信介绍你。”谢泳十分激赏老何对于20世纪几代人的划分，并在老何所说的“一二九一代”中，重点剖析了三个群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比谢泳更年轻的王怡，也曾表达过与老何相同的观点：“如果说宪政主义是新政统，自由主义就是新道统。”

曹长青写道：李慎之的“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历，现身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全错了的结论。”显然，他对于李慎之“反对一党专政”，是没有怀疑的。何家栋“反对一党专政”的言论比比皆是，读者以后可以到《何家栋文集》中自己查索，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关于“在行动上从中共内部积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李、何二位有些事情是大家都能看到的，有些事情则非局外人所能得知。在一批“两头真”人物中，他们二位的思想转变最为彻底，但从大局出发，他们还要与同代人（或者说是他们的兄长辈）保持思想连线与行动一致。朱学勤曾说：“至于慎之本人有无‘谏士心态’，以‘藕断丝连’喻之，庶几近乎。所谓‘藕断’，是指他个人早已突破此类自限，思想上‘剜肉还母，剔骨还父’，行动上‘决不在刺刀下做官’，当为明证。所谓‘丝连’，是指他晚年还是保持着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并拉着他们一起走。据高建国追思文章，老人早餐常以啃麻花代之。在这样的经济境况中，他居然省下三百五十元给‘谏士老朋友’送《顾准全集》，以‘支援’他们的民主‘意识’，如此高谊厚德，在今天的年轻一代，已十分罕见。慎之先生与前辈‘谏士老朋友’的思想交往，非我辈所能取代。”老何在怀念李慎之的文章中说：“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李慎之去世前只能算是半个政治家，但如果假以时日，他显然具有成为新时代政治家的潜质和气魄。”“秦晖所谓‘在非自由秩序下’具有‘实践原创性’的自由主义者，用李慎之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李慎之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了胡适、顾准等前辈，成为当代中国有志于献身自由民主宪政实践的理想主义者的榜样。战斗就需要有团队，团队就需要领军人物，这是陈寅恪、钱钟书一类‘自由民’不考虑也不理解的。熟悉李慎之的人都深信，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的‘实践原创性’肯定会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此，他们才不理会‘律人而不律己的自由主义者’、‘空谈而不践行的民主主义者’对他的贬低之辞。”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老何。如果再给他十年寿命，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分裂”出来或“新生”的民主政党的政治顾问。尽管李、何二位曾经推动过的某些行动未能实现，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今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专刊被迫停刊后，不就有“十三老”联署抗议信的发表嘛。

仲维光一方面批判“共产党文化”的革命论、整体论、一元论，但在将共产党或者共产党员作为研究对象时，仍采用与共产党相同的分析方法。我曾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向的共产党文化”。

仲维光反对共产党所鼓吹的革命，同时又主张“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转变是革命”。“六十年代，托马克？库恩提出科学革命问题。科学革命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都有自己的一套前提、规范，不同科学规范是不可比的。一种理论中不可能长出另一种理论来，它的变换是革命性的。”“库恩的理论虽然在科学哲学领域中引起极大的争议，但是在人文学科的其他领域中却受到欢迎。……尽管有关库恩理论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为知识框架和文化精神的变化的描述带来很多方便。他比毛泽东那种，知识分子必须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直观的、文学式的描述，更为具体和准确。”仲维光对于库恩的科学规范（范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简化，他说：“知识结构、文化精神的根本改变是革命，说通俗了就是应该换一副眼镜。”革命就是改变范式，改变范式就是换眼镜。从“前共产党文化”到“共产党文化”是换一副眼镜，从“共产党文化”到“后共产党文化”是换另一副眼镜。换眼镜只需要改变信念，下定决心。因此，虽然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既明快又方便，但是相对于波普的科学进步理论来说，却属于科学学领域的非理性主义分支。

“科学革命”以及“范式变换”，按照波普学说，都属于需要检验的理论假说。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理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革命”之一，但是一百年过去了，除了少数理论物理学家，绝大多数科学家、工程师和普通人，都在继续使用牛顿力学，二者之间并非绝对的“不可比”、“不可通约”。波普学说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试错论”。如果应用到人文和历史领域，“试错论”的简化版可以称作“一左一右论”。当年，刘少奇曾经用此论来描述共产党人的认识过程。秦晖则把它应用于宪政民主条件下。他说：“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共产党文化得势只是短暂的一个瞬间。在人类知识进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盛衰只是“一左一右”的一个轮回而已。没有必要缩小也没有必要夸大它的作用。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易错的，因此，人们先是理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后又理性地告别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情感和“气魄”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文化的人，也就是已经换了眼镜的人，仍然会犯错误，有可能用一种新的有色眼镜看人。

仲维光把观念革命论简化为换眼镜论，其实并不贴切，也不自恰。如果只是换副眼镜，对于知识分子并非难事，人到老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要换老花镜。而根据仲维光在其他地方的描述，知识分子又是如此地难于摆脱共产党文化，简直像是鬼魂附体，或者用他的话说是“中邪”了。“这个渗透在中国知识界每一个末梢，在每一个人的血液中的邪”，甚至连挨批、坐牢，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都无法将其摆脱，似乎只有经过某种祛邪的法术，才能重新做人。

仲维光批判共产党的革命论导致与传统的决裂，却忽视了他自己的革命论也会造成新的“文化断代”。他可以宽容传统中国，尽管传统中国有着无数的昏君暴君；他可以宽容三十年代以前，尽管那时候也有段祺瑞、张作霖对知识界的残酷镇压；为什么偏偏不能宽容“一二九一代”中的佼佼者呢？他既然认为不应当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看待20世纪以前的旧传统，也就不应当用整体论的方法来看待20世纪的新传统。

在文革期间，新闻媒体曾鼓吹要把毛泽东思想“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但那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必须经过“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狠斗私字一闪念”，才有可能达到。而在仲维光看来，这已经是一种现实了。他说：“极权主义毁灭了人性，这不是抽象的一句话，不是宣传标语，它其实活生生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每一个进程中。极权主义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它的政治统帅一切的文化特点毁灭了，或者说扭曲了中国几代人，我们无时无刻地不在体验着它。……渗透在共产党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极权主义的，假大空的文化，实际上毁灭了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已经“毁灭了每一个人的人性，每一个人感知、享受真正生活的能力”，他自己又是如何从毁灭中复活的？

仲维光说：“为什么六六年文化革命的时候，对于毛泽东，中央文革，那么愚昧的口号和个人崇拜，我们整整一代人都狂热地拥护，见怪不怪，不知其臭？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社会造就的。”他在这里再次把特殊当成了一般。根据我的经验，在文革时期，只有少数人“狂热地拥护”；多数人是将信将疑或者深表怀疑的，表态赞成是言不由衷，迫于无奈；更有一部分人在当时就明确表示了不赞同和反对的意见。仲维光在论证中引用了洛克的“白板论”，然而，这只是一家之言，与孟子的“良知论”是不一致的。无论孰是孰非，都不能说“我们这几代人的眼睛和头脑都是那个社会造就的”，因为那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产物，绝非短短的几十年能够造就。共产党文化固然是一个时期的统治文化，但它代表不了那个时期的整个中国文化，也毁灭不了每个人的人性。而且，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共产党文化。把昔日在抗日前线入党的中共党员与当今在贪腐前线入党的中共党员“一样”看待，也是不公平的。曹长青说：“共产主义的灾难是它以集体主义消灭个人主义、以公有制剥夺私有财产的性质所决定的！”“这个主义的本性……就是反人性的、罪恶的！”我以为，中共从“一大”到“十六大”，其理论、纲领、策略一直在变，并没有一种所谓的“本性”；如果它现在改弦易辙，反过来扶持私人资本侵占公有产权，就不是罪恶了吗？

仲维光把“从文革到六四，中国终究没有摆脱专制”归咎于“学界和文化界”的李慎之、刘宾雁、许良英、方励之、李泽厚、王军涛等“两三代共产党文化中的知识精英”，“从文革到八九年中国的弯路和他们有直接的关系。”他在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又落入新的一元论——“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主知主义——的陷阱。林毓生指出：这种思想模式的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藉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我在《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一文中曾写道：“文化人”思想与论说的主要对象是其他“文化人”和学生等社会边缘群体，对于社会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影响相当有限。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选择决定了中国民主化的命运。与其说是人文知识分子决定20世纪中国政治的走向，不如说是“知识技术型”军官在这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知识技术型”军官主要向日本人学习现代军事时，他们就推动中国政治实行“日本模式”；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俄国人出钱出人开办的黄埔军校接受军事教育时，他们就赞成“联俄联共”；当“知识技术型”军官在德国军事顾问指导下采用德国军事装备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倒向法西斯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与“知识技术型”军官分掌权力的还有党官僚和所谓“技术型官僚”，以及与他们结成“中国保障资产增值同盟”的“新的资产者阶层”（新秩序主义者王山语）。

仲维光常常比较中国与东欧的知识分子，认为苏联东欧巨变而中国专制岿然不动的根子在于两地知识分子的不同精神状态与知识结构。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式。记得波兰的米奇尼克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如果没有苏联的党官僚戈尔巴乔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欧洲局势的缓和与冷战的结束，仅靠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天鹅绒革命的。现任《凤凰周刊》主笔的冼岩，在与我辩论时曾说，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的“思想主流”，他担忧这会导致“即行民主”。仲维光与冼岩的判断，谁更接近于事实呢？我认为是身在国内的冼岩。但是，这并不会立即导致“即行民主”，因为学统不等于道统，道统不等于政统。从新学统变为新道统，则需要经过“教化”的环节。现代社会中的“教化”主要靠两个渠道，一是教育机构，一是传播媒体。当今中国的教育领域，是老左派牢牢控制的最后一块阵地，可怜的孩子们还在被几十年前的老教条“灌输”和“洗脑”。当今中国的新闻传媒，颇有些市场经济中时髦“阔少”的味道，无视社会公平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权威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之类的新右翼话语，渐已成为媒体新宠。自由民主主义在公民教育中的失语，是李慎之生前最痛心疾首的事。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是精心构造融汇中西古今之精粹的新学统，积极建设自由民主的新道统，与社会其他阶层合力‘打拼’宪政民主的新政统，而不是为权势集团涂脂抹粉，或者为‘资产增值同盟’帮忙帮闲，或者如冼岩所说的‘无有可为’，坐等‘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其实，知识分子自身力量发展壮大到能够以道统来指导和制衡政统的地步，正是中等阶层（中产阶级）发展壮大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仲维光的“知识精英决定论”是一种半截子的决定论，也就是说，只会在“阻碍、误导了其后民众朝向民主化的奋斗”方面起决定性的坏作用，却无望在推动民主化方面起决定性的好作用。因为他们灵魂的“白板”已经被共产党文化玷污，“天生地排斥共产党文化外的一切”，“从文革到六四，甚至到今天，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共产党文化”。“这两三代人，从生下来就被彻头彻尾地染成了别种颜色。”“这两三代知识分子的眼睛、头脑，都是共产党所精心安装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框架、道德规则，都已非正常。”“我们应该看到自由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中国知识界的重生，依靠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生活在共产党的怀抱中—大都市中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那么出路何在呢？仲维光把希望寄托在“非知识分子、作家的”，“几乎没有很多高深知识和文化的”普通人身上。崇尚“非都市”、“非知识分子”，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何其相似乃尔，这不是返回到毛泽东的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去了吗？而通常民粹主义的另一面就是对仲维光所谓“从天而降”人物的顶礼膜拜。

何家栋先生去世后，当人们对他在中国思想界的贡献作出评价时，肯定还会出现类似仲维光对于李慎之那样的评价。所以我要在与仲维光的商榷上多费一点笔墨。老何深知自己在学识、思想和行动方面的局限性，他的朋友和弟子也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后人”为什么还要积极推介和表彰并不完美的“前人”呢？因为中国民主化的精神资源不会“从天而降”，只能在平实的土地上发掘和积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拓展自由民主的本土资源》。我认为：“从王韬到梁启超，他们作为民主的拥护者，积极地从中国历史和本土学说中发掘与之契合者，这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态度。陈独秀等五四时代的思想导师，割断民本与民主的思想纽带，以‘德’、‘赛’两位洋先生中国独家代理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的态度。作为后人，我们今天不难指摘王、梁在民主理念方面的误解与偏见，但更要批评陈独秀式的独断与傲慢，反对惟我独‘德’、民主正统从我开始的‘革命’心态。”“自由不是宗教信仰，民主派不需要宗教法庭来验明正身。自由民主阵营随时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而不计较先知后觉或者先来后到。”无论是多次被捕坐牢的民运斗士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还是主动放弃大好前程创办民刊组织竞选的团中央委员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还是抵制反自由化运动抵制镇压暴行的执政党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还是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吾尔开希、刘刚，还是在“六四”之后坚持不懈地呼唤正义公道人权的丁子霖、许良英、刘晓波，还是以体制内身份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三李一何”（李慎之、李锐、李普、何家栋），还是“四五一代”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秦晖、徐友渔、朱学勤，还是更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余世存、余杰、王怡……，都是中国民主化的本土资源。有资格进入民主“先烈祠”的应当是那些有缺陷的战士，而不是“从天而降”的圣人、先知、救世主。

何家栋思想中一个突出的亮点，是他的“链接”意识。他主张链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粹，链接从苏格拉底、耶稣、洛克、卢梭、马克思到波普的西方思想主流，链接三十年代以前的中国自由民主道统，链接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他在去世前再三叮嘱，要以包容和妥协的心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实现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我们不能像仲维光所主张的那样，抛弃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八九一代这“两三代”知识分子，“如普朗克定理所言，要等这代人过去，下一代人到来”。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不能总是重返起跑线，从零开始。只有踩着一代又一代人所搭起的接力人梯，才能攀登上中华文明的新高峰。

2006年9月26日至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