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的多数：化身工人亲历记

编者按：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燃料，毫无疑问，是底层劳工。然而，他们却是最为失语的人群。在现实中，人们简直感觉不到他们存在。他们隐藏在工厂里面、郊区当中，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产品，却与城市彻底隔绝。2011年，诗人丁燕化身工人，投入东莞数家工厂，记录下了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一本《工厂女孩》付梓。作者说：“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但可以通过文学来感同身受地体察别人的生活，了解别人的世界。”诚然，换位思考，来之不易，但毕竟，没有人永远会是既得利者。作者的文字，虽不免浮光掠影，却深刻揭露出员工缺乏专业培训、安全设施、医疗保障等问题。读罢全书，不禁深省：沿海城市的传统制造业持续迁徙，内陆城市相继展开接力，劳工的苦难是否仍将重演？

以下正文摘自原书第52-66页，外文出版社2013年版。题目自拟。

一

早晨一进厂，组长还未派活儿，大家便围坐在凳子上，边剪迷衣架上的小棍，边说笑。好景不长。二十分钟后，组长拿到工单，伸出手指：118号！

我被调到23号机前：它正从洞里吐出B-370刷头，白色，用PP塑胶粒制成。这种刷头成型后，以四个小圆缀成“品”字形出现。我先拧下刷头，再将半米长的柄插入，看能否到底，将接缝处的自色凸点、披锋（边缘毛刺）用刀片削去，擦净水和油，方始合格。有些刷头因浸泡不充分，长柄插不到底，或插进去拔不出来，我便对着箱子边磕。无论插、拔、磕……都得使大力，干半个小时后，肩头酸痛起来。

阿清出现在门口，车间一片窸窣：“QC来了，QC来了。”大家并不叫她的名字。在珠三角，我逐渐习惯靓妹（美女）、醒目仔（漂亮的孩子）、炒鱿鱼（被辞工）、出粮（发工资）、搞掂（办事成功）、八卦婆（多嘴女人）、卖剩蔗（大龄未婚女）等词，也不再为英文字母混在粤语中皱眉。这种南方语汇的侵蚀力是强大的。某些词语已成功北伐，譬如，埋单（结账）。

阿清穿着蓝工装，帽子戴得稍微向后，将刘海裸出，像道黑瀑布，恰好停在清泉之上。她的五官虽然标致，但却有一股稚气，说话细声细气，总喜欢“哎呀哎呀”大叫，那声调出现在车间，简直就是娱乐。

阿清在查阿超的刷头。阿超的手虽然还在忙碌，但眼神已变得暖昧，语调从贵州腔换成广东腔。阿超二十八，十年前，他出门打工，先在浙江，后到广东，攒了点钱，去年回家结婚，不到一年就离了婚。新婚妻子不让他赌钱，他就甩出拳头，打来打去，只能散伙。

“靓妹，和哥晚上去宵夜？”

“没空！”

“哥好想你哦……”

“闭嘴！”

“哥很累了，你不心疼啊？”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让哥返工啊……”

“该返就要返！”

“返就返，谁让你是皇太后！”

“做不好就要返！”

阿超正处于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渴期，他疯狂追求阿清，而阿清却不吃他那套。阿清在箱子里挑挑拣拣，眼神锐利，态度凛然：不良！不良！不良！最终，阿超抠女（泡妞）失败，被迫端着塑料箱，坐到注塑机对面，一个人孤零零开始返工。

阿清走到我身旁，轻声说；“干得仔细点。”

她住在我的隔壁宿舍，晚上聊天时，我获悉她是广东焦岭人，父母连生七胎，最后一个是儿子，她排行老三。小学毕业那年，她跟着叫“吴校长”的人，到广州附近印刷厂打工，说是“培训实习”。父母倒很愿意她出门，家里孩子太多。她说印刷厂的环境还一可以，但组长脾气太坏，如果做得慢或做坏了，就要吃拳头；男孩子更惨，要被抓起头发来扇巴掌。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一个月八百元，而且她知道厂里根本没按加班工资付。她想要跳槽，便常买报纸看招聘信息。听同学说这个厂一出粮准，便来见工，因为视力好，直接分到QC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的眼前，无数个刷头跃动起来，像一群刚上岸的鲤鱼，我头晕眼花。太累了。我起身朝厕所走去，在那里可以暂时歇息一下。厕所在车间大门右侧，用水泥墙隔出两个屋，镜子脏污，洗手池发黑。没有门，穿过水泥框架，拐个弯，就到了里间。三个坑，也都没有门，没有垃圾桶，卫生纸、卫生巾就丢在角落，散发着粘稠的血腥味。我蹲下，一侧眼，发现墙上写满字迹一一

• 我很累！我不想加班！都是我的错！我只爱你！我想要你！你去哪里了？我要杀了你！嫁不出去吗？王鲜香爱马为亮！有你这样的男人！如果你爱男人？如果有一天！相识是一场梦！我叫马志英！女人没人爱！我累得要短路！恨能维持多久？快乐的我不见了！快疯了我！我一直在等你！

在珠三角，由于男女比例失调，女工对性的需求格外强烈。“60后”、“70后”的打工者，因为穷怕了，一心想挣钱，把性的问题紧紧压抑住；到了“80后”、“90后”，性成为格外刺目的问题。

二

没有任何征兆，我被调至36号机。这个机器面目狰狞，像一张狮子大嘴，外套闸门，关闭后，内里两个铁家伙一对接，浇铸出塑料壳。啤工需把外门拉开，将胳膊完全探人，将粘黏在机器左侧的壳子取下来。壳子滚烫，散发着甜腥味。将外门关闭后，机器继续对接。组长演示一遍，即刻转身走人；我凝立在机器前，陷人两难：我怕胳膊伸进去后，把握不准手指缩回的时间，被两个铁家伙夹在正中……断指！

我在虎门医院工伤康复中心，一早晨见到过六个断指者。一个男人的右手只剩大拇指，被切掉其余四指的地方，形成道古怪斜线；另一个男人的断指被及时接上，但不如以前灵活（即便是最成功的手术，看起来，也和正常的手指完全不同）；那个断脚趾的男子对我说：“我可以把脚趾向上翻过去。”我惊骇得直摆手：“不要……不要……”然后他大笑，说现在不行，是刚砸断的时候。他走路时斜着身子，已经做了手术的脚趾黑黄，粘着干巴巴的药膏，像秋天被雨水浸泡后的树根。

当我伸出右臂，浑身都在发抖，满脑子闪过那些断指者。我关上外门，紧紧盯视内里的运动：凸起的钢铁深深插入凹槽。看起来，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啤出的产品越来越小，充满黑气纹、淡黄油渍，无一合格。我毛发惊立：机器有问题！几分钟后，阿清和QC主管到。主管拿起产品仔细看：不良、不良、不良！然后将废品丢弃，顷刻间，堆满两大筐。我好不容易挑出个齐整的，递给阿清，她却轻易地找出瑕疵。我们继续，拿起一个又一个。主管走后，阿清揉着眼睛说好累。我也累，不仅仅胳膊、手、腿和脚趾累，眼睛最累！要紧紧盯着白色面板，在灯光下晃动，细细检查表面，一遍遍重复后，眼里像揉进沙粒，磨得发痛。我恍然明白，何以阿清一进厂就干上QC，而我只能干啤工。

她那十八岁的眼睛，多么明亮、新鲜！工厂要的就是这样的眼睛。如我这样的年龄，必然遭到歧视。似乎，中年妇女、老年妇女，是可以被完全忽视、根本不存在的群体。阿清轻声说：“主管不喜欢你。”我知道，她说出这句话，下了很大决心。同时，我也能理解主管何以讨厌我。

在注塑车间久了，啤工们驯服于这里的气场，卑躬屈膝，视角越来越低，只顾盯着脚面看，只看到那些浮动着油花的积水。因为是超负荷劳作，且每一项工作，都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啤工的适应能力格外强，见了主管，便不自觉地畏缩、讨好、巴结。但是，即便农民耕田再自由，人们还是愿意到工厂里受束缚：从土地里得来的收人太微薄。

• 厂规第五条：厂方有权要求员工加班或调动部门及工作叶间。员工请假，经部门主管、组长批准，旷工一天反扣一天工资。员工必须服从厂方负责人支配工作，否则将予以解雇。

阿清丢下产品：不行。她叫来机修工。那男人瘦而黑，脸色冷峻，扯过挂在行车上的大铁链，套在注塑机上，又拿起钢钎，对着某个地方捣鼓。在他大规模动作时，啤机的外门依旧一张一合，我依旧要伸进胳膊去。

我忍不住问他：“如果不关外门，里面就不动？”他含混地“嗯”了一声，脸色温怒。难道在我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啤工，对这台机器的安全性提出质疑？而它，显然不是万能的；我眼瞅着它因为缩水，让产品从一本书的面积缩成一片树叶。然而，在机修工看来，我对机器的不信任，就是对他工作的藐视，我对机器性能的揣测，就是对他技术的嘲讽。后来，机修工说我多嘴多舌。

我不放心这个铁家伙，拉开外门，取出产品后，仔细揣摩凸起的钢板要过多久才会插入凹陷处。虽然我知道，厂方压下我的身份证，并用我的五元钱买了工伤保险，但是，我才不想享受那个保险！我本来就对机械反应迟钝，加上近视，举止有些迟缓；现在，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掐算好时间，举起手臂，一次次伸进那个恐龙大嘴里！

在工伤康复中心，那个家具厂的男工说：随时随地都存在危险！他盯视着我：不管你是新工人，还是干了二十年的老工人，不管你是刚上班，还是要快下班，因为你不是机器，总会有一不留神的时候，然后，扑哧，你的手就完蛋了……他仲出他的手，凑到我眼前，我下意识地朝后退了退：看起来，那手掌完好无损，白而大，没有明显的疤痕，然而，他抱怨说，明显不如以前灵活。

他说：我做家具十年都没出事，那天，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剩下最后一片木板，用手推过去，心里一愣神，扑哧一下，指头已经被咬住了，举起一看，血淋淋的，断了四根，能看到白森森的骨头。我大叫着“完了完了”，赶快坐上摩托车到医院，说“快做手术，快做手术”，可医生先包扎起来，让我去交钱。两千不够，我让工友们凑，交了五千元，一个小时后才开始做手术，做了四个小时，总算都接上了。麻醉过后，疼得直打摆子。现在好些了，不那么疼了……

他的模样很周正，甚至算得上英俊。他是湖北人，三个孩子的父亲，已买好回老家的火车票，当晚就要上火车。然后，“扑哧”，一切都变得和以前不同。他将很难再找到技术性较强的工作，而全家老小的开支，原本都靠他。但他又笑着指指旁边的人：“总比没有手指强！”

难道这种社会底层的牺牲是发展之必需？

三

注塑机修了十分钟，没有好转迹象。主管到了，拖着长腔：“哎哟，看来，早晨是搞不掂了？”她耸着右肩，顺势往机修工身上顶了过去。在这样的空间，看到如此暖昧的身体动作，令我膛目。那机修工无言地转身走了，而她还在笑。直到那男人走远，她的嘴角依旧上翘。

36号机是无法继续等下去了，组长带我去20号：那里有个钢铁装置，类同机械手，高高在上，咔哒，右移，长铁杆下缀着铁板，上面吸着两个白色PC305内碟，铁板向下一翻，内碟坠落桌上，铁杆收回，左移，再向下探去，吸出内碟，循环往复。

被调离此岗的大姐皱眉：“我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让我去那儿？”我理解她：到新岗位，要适应新程序，会加重身体的疲劳感。每日连续工作十一个小时，人的身体会变薄、变脆，皮肤变厚，脸颊干燥，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则发酸，肌肉不可控，四肢失去整合能力，目光无法长时间集中于一点，看什么，都有些摇晃。

但她还是接受了现实，教我如何操作。机械手在半空丢下两张碟片后，她将其分别归拢后道：“左边那叠很干净，不用管它；右边的，侧面有油垢，要用棉花蘸巨天那水擦掉。”我不解，为什么左边没油垢？她住手，惊骇地瞪我：“不知道哦。”我已很熟悉这种表情了……上一个啤工只负责告诉下一个怎么去干，没有人会问为什么。我的想法是，如果出现油污，说明机器的某个部位脏了，可以直接擦净机器，而不必让啤工在成品上一个个擦拭，浪费时间。但是，我的提问让我在这个空间变得滑稽、突兀。人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在工业化流程中，已被榨干，人只剩一具机械操作的躯壳，像牲口一样不停地干活，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任何时候都得服从命令。

大姐拿起吹风机，对准光碟的披锋吹，原本细小的碎片，在热风中缩成小晶体，渐次消亡。要等到吹风机的头部变红，再开始吹；风不能太大，否则会吹过头，让盒子上出现白色晶体。她告诉我怎么将二百六十张碟片装入箱子后，走了。

我扯过铁腿高凳坐下，打开电吹风，启动身体内部的程序，一刻不停地擦、吹，将碟片对好，先数出五十个为一叠，用硬物压住，压好四叠后，将第一叠装入箱中。每个动作看起来都毫不费力，但却要保持快速和稳定的节奏。我真想磨洋工，但是不行……一旦机器设定好速度，便有了自己的意志，它会推着人往前走。如果不想被组长骂，桌上便不能堆货太多，所以啤工虽然是一个人面对啤机，无人盯视，但却像身旁站着个幽灵，正监督着这一切。

身体陷入周而复始的怪圈中，能量被最大限度地压榨了出来。崩溃终于来临，这种无止尽的节奏让我真想大吼一声：不干了！可我到底还是忍住了。我想起那个中年女，她看穿了我。她说，你干不下来。不，我不能自己败下阵来。

我趁着去找空箱子，快步走到车间大门，在那里顿住脚步：一股风吹过，我赶紧深吸两口，喔，干爽，甜，洁净。原来，外面的风是这样的味道！此前，我从未觉察。咬咬牙，返回啤机，挥动手臂，接着干起来。当越过那个尖锐的坎儿后，身体变得麻木起来。身体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沉入深海，意识居然纵入茫然。现在，我不看任何人的脚步，不管任何人的脸色，一心一意将碟片擦净，吹好，扣在一起，数好二百六十个，装入空箱。

汗流了出来，不是从额头渗出、从腋窝泌出，而是从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喷涌而出。身体像水库的闸门被拉开，汩汩外溢液体。汗如此之多……甚至腰部，也滑腻起来，人像泡在游泳池。此前，我从来不知，身体可以这样流汗。我陡然想起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人，会因为脱水而晕厥、死亡，突然害怕起来，赶忙翻出水杯，接了水来，啜了两口。我忘记给自己补充水分，忘记身体是个多么纤细、敏感的物件。

我干得太投入了，甚至中午去食堂，还惦记着那些“噗噗”掉下来的碟片。我居然，用十五分钟吃完饭，五分钟返回车间，提前四十分钟到岗！桌上多了四堆碟片，静静地等在那里，等着我来处理。我的身体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咔哒，咔哒，加速运转起来。我和它——20号机——融为一体。我逐渐适应了这个空间的一切：味道、噪音、油污、速度……我投人地劳动，我正在自我消失。我作为人的特点，正在被机器抹煞，它越来越坚强，而我，越来越像它的某个零件。

这是我到达这里后，最和谐的时刻。我不再紧张地环顾左右，看组长是否来巡查，想法子去厕月找个机会偷懒……一没有，我一心一意干活，将整个桌面清理得干净利落。我简直要表扬自已：在某个时刻，我甚至比机器还快！当停下来等它时，我会搞赏自己：看窗外。围墙边那排芒果树，顶着繁茂而可爱的绿叶，每一片叶上都有纹脉，涌动着鲜活气。

四

阿清来了，拿起一张碟片，对着阳光道：“披锋有些没吹好。”我接过那张：“还要再吹？”她点头。我便抄起吹风机，再吹。递过去后，她皱起眉头：“过了。”“过了？怎么过了？”我太想把这个活儿干好，于是，不断吹，不断问：“这样？这样？”很快掌握了技巧。这个度，无法精确计算，但干多了，手便有了灵感。阿清不断点头：“就是这样。”

主管来了，径直走到这台啤机前，看了看箱子里的货，突然道：“这里绝不能出现次品。”我不明白这话从哪个角度横空出世，下意识地反抗：“没有次品啊。”她和我对视一眼：她的脸很白，眼皮有些浮肿，涂着淡色唇膏，面色温怒，和冲着机修工媚笑时，完全不同。我和她，同时想到了那一刻：她知道我看到了那一幕！

她突然恼羞成怒：“你顶嘴！”我的忍耐亦达到极限：“我只是说这箱子里没次品……”她容颜大变：“你还插话！”一转身，她大喊：“组长！”组长顷刻间赶来，铁青着脸对我说：“她们是检查产品的，你要听她们的，不然会返工！你要返工的！”他浑身颤抖，像触到高压线。他急切地说：“你不懂，产品要让她们查，你刚来，不明白……”

我怎么能不明白？QC主管高看一眼，产品就过了关；低看一眼，就要返工。一箱子几百个货，端到一边，比别人多干一个小时，还连累整个车间的出货率。

组长说：“你道歉。”我瞪着眼，简直不敢相信。我闭紧嘴唇。不……我绝不会道歉。我提前四十分钟来上班，努力掌握吹披锋的技术，甚至将速度提前到机器之前，工作台没有堆积一个产品……如果我承认我有错，那就是将我自己的汗水一笔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别说我的自尊心不答应，首先是我的汗水不答应。

组长道：“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不解：“我一直都在听啊。”他苦笑：“你看，我说话的时候你也插嘴。”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瞬间真是具有典型意义：啤工，车间里最低级别的工种，身体上只长着耳朵，没有嘴巴，只能乖乖地聆听，而不能开口说话。只要开口，无论说的是什么插话，就是反抗，就是不服管教！

后来，每当我试图反思这场“插嘴事件”，都像深夜里走在戈壁滩，感觉周身辽阔，彻骨寒凉。这场事件，对真正的打工者来说，小得不值一提；但是，我记录下它，它的价值在于我是现场亲历者。无论我将身体的耐力发挥到怎样的极限，如何适应各种规章制度，忍受疲劳疼痛，都难以改变啤工的最终命运：在这个大系统中，作为个体的啤工，其力量是微小的。在车间，啤工并未自由地发挥出体力和智力、因劳动而幸福，只感觉肉体备受折磨，精神备受摧残。只有逃出车间后，啤工才感觉获得了自由。

然后，他们全都消失了：主管、组长、阿清……只剩下我和20号注塑机。

半小时后，组长走来，向我招手。我站起身。他眼皮聋拉，脸色很不好看。他并不看我。在我和他之间，出现了一段极为复杂的安静。我心跳得厉害。他终于开口，语调沉闷：“他们反映你插话、打磕睡、偷懒……现在，你可以……”他咽了口唾沫（他知道我比刚进车间时进步了多少）：“你可以走了……”

在这个车间，我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做什么都不对，因为我骨子里是剽悍的，我的脑袋里总在想着什么，我的舌头下总藏着个大怪物，让我止不住要说点什么，所以，我是被一股合力推出车间的，而不是被哪个人，哪项制度。

• 厂规第八条：员工辞职，要提前三十天通知当事方，按当地政府最低工资核算。离厂前将工衣洗净交回人事部，如果遗失，照价补偿。凡没办理离职手续者，当月工资不发。员工触犯法律法规，后果与厂方无关。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拽下帽子。我看着他说：“谢谢你，组长。”他涨红了面颊。我三下两下脱掉工装，朝门口走去。我知道，那些忙碌在啤机前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我获得了解脱，而他们的刑期，还长得很，须在这个油污之地，在声嚣和浊气中，过着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希望的日子。当我转身挥手时，他们并不显得吃惊，但我知道，他们因清楚自己无法轻易摆脱这个地方，而在内心悲伤不已。

回到家，倒在床上，我听到骨头缝咯咯响，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像遭到强有力的挪移，不在原来的位置：某些地方变得沉重、坚硬；而另一些地方，又像根本不存在。这种累所导致的痛，令人昏沉，像吸食了乙醚，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尽快睡着，白天晚上地睡，一周、两周、三周、四周地睡。我沉沉睡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还能闻到鼻腔中仍存有股怪味：是混合了机油、塑胶、潮湿的车间味。我可以洗净身体表面，却无法涤荡掉那已吸入肺部、进人循环系统的车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