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政府往往对网民的话语作出反应，例如通过删帖和设置敏感词进一步过滤，这就衍生出了“抵抗话语”的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表达方式，即网上常见的“恶搞”——既包括对“主旋律”的象征、符号和标语等进行翻转、扭曲和再诠释，也包括采用讥讽、嘲弄、贬低、挑衅、破坏和解构等方式，或是有意进行的“对抗式”解读。“网络抵抗”也包括对审查制度机制和内幕的揭露，中国数字时代经过核实，整理而发布的“真理部指令”，就是最好的例子。 “真理部”实际上指的是网信办、宣传部等各种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当大家读过乔治•奥威尔《1984》一书中描写的真理部以后，你会发现这个词说出了这些部门工作的本质。^[1]

馆名来自： 1. 乔治•奥威尔所著政治讽刺小说《1984》中，真理部（Ministry of Truth） 是大洋国四大政府机构之一，主要负责根据现实和宣传需要，改写历史文献，报纸，和文学著作。 2. 《真理报》，1918年至1991年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 3. 中共宣传用语，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我的嘴！又不让我说！又不让我吃!

——@无名网友 网语集锦2020年8月

【CDT档案】2020年十大真理部指令

2020年，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被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所改写。截至12月20日，全球已经有7640万例确诊，169万人死亡。

这场公共卫生的大灾难本有机会可以避免，或至少得到大范围遏制——去年12月30日，民间已经开始流传出现“新的SARS病例”，但中国官方一面宣称这是“谣言”，严惩“造谣者”；一面大声宣扬“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疫情可防可控”。最讽刺的是，在武汉封城5天前，该市百步亭社区还未迎接农历新年而举办了“万家宴”活动，其后该社区至少50栋楼出现发热病人。

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谎言病毒——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这场大流行的零号病人是谁？它是如何从动物传染到人类身上的？非典后斥巨资建立的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为什么在这次防疫过程中完全失效？但另一边厢，宣传机器已经加大马力，一边宣扬中国的“抗疫奇迹”，一面嘲讽别国“连抄作业都抄不好”。即便李文亮医生在去世前发出了“真相比平反要更重要”的呼声，但传播真相的公民记者、民间志原者却都因“寻衅滋事”而被逮捕、被拘留。

昨天，《纽约时报》和非营利媒体 ProPublica 联合发表了报道《压制负面新闻：机密文件揭露中国如何操纵疫情舆论》，从杭州市网信办某办事处外泄的3200多条指示、1800多份备忘录和其他文件中，分析了中国当局如何操纵疫情舆论。其中一份文件显示，审查是变成了一场比赛：每个网站在季度开始时都有100分，如果文章或评论的监管出现漏洞会被扣分，表现出色则可以加分。在2020年第一季度，有两家地方网站因“发布涉疫情违规信息”各被扣除10分。一家政府门户因在疫情期间“主动参与舆情引导”而获得额外的2分。

这一切都令人绝望，但它们并不是全部——民间智慧仍然在审查的夹缝中萌芽、生长，《发哨子的人》一文被删除后，网友们用火星文、盲文、emoji、摩斯电码、篆书、文言文等方式展开了一场反审查接力，留下来的作品足以载入互联网史册；李文亮医生去世那一晚，“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响彻中国互联网，而网友们的心声也将他微博变成了一座“互联网哭墙”。

中国数字时代长期关注互联网审查，也一直在搜集“真理部指令”。这些指令，无一不是为了建构一种所谓“正确的集体记忆”——在当时，它们似乎做到了：指令之后，片甲不留。但隔一段时间回头看，你会发现尸骨遍地的战场又长出了新芽，人的记忆，是删不掉的。

1月到2月：疫情初期的相关禁令（4条）

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相关内容，以权威部门发布信息为准，不作无端猜测，不援引外媒报导，不关联非典，防止不实报导引起恐慌。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各网站、新媒体在报道确诊病例、死亡病例情况时，要注意保护隐私、不点名道姓，尽量避免使用患者真实照片和影像，可适当进行技术处理。要规范信息来源，避免使用“医生认为”之类表述，尽量指出具体信息来源。不使用“无法治愈”“致命”等标题，防止引起社会恐慌。

（本条指令内容来自《纽约时报》报道）

1、各媒体对有关部门处理不担当不作为干部和阻碍疫情防控等通报个案的报道要适度，原则上不集纳。

2、各媒体在报道限制出行、受控出入等防控举措时，不使用封城、封路、封门、封条等提法。

3、对基层管控措施落实情况的舆论监督要适度，原则上通过内部渠道反映。

4、关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研究进展情况，要依据国家卫健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进行报道，对尚未投入临床使用的药物其疗效要审慎把握，不随意转载网上消息。

（本条指令内容来自《纽约时报》报道）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的负面新闻报道，各网站及客户端，和其他各类新媒体新应用平台，一律不得弹窗推送。如确需报道，只采用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以及卫健委、外交部等相关部门，湖北省及武汉市相关部门的权威信息。我办将加大力度巡查督查，如有发现违规弹窗推送行为，立即严肃处理。以上指令内容，务请落实属地责任和主体责任，迅速落实并严格保密。

（本条指令内容来自《纽约时报》报道）

新闻背景：

2019年12月30日晚，关于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两份官方通知开始在网上流传。次日，第一财经发布报道《武汉不明原因肺炎已做好隔离，检测结果将第一时间对外公布》，首次在机构媒体上披露疫情。之后，多间媒体派记者赴武汉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报道，多起初期病例爆发地华南海鲜市场也在1月1日休市整顿。

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整个就不让说”；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因为在大学同学群里发消息警告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而被警方训诫。

在媒体对“不明原因肺炎”进行追踪报道同时，宣传部门也迅速行动，对报道方向作出了指示：“以权威部门发布信息为准，不作无端猜测，不援引外媒报导，不关联非典，防止不实报导引起恐慌。”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疫情初期媒体的报道多集中于强调“可防可控”和“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甚至在1月18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万家宴”活动。这一禁令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舆论导向，直接导致疫情错过了黄金防控期。

2月初：李文亮去世后的相关禁令（2条）

关于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事，要严格规范稿源，严禁使用自媒体稿件擅自报道，不得弹窗 PUSH，不评论，不炒作。互动环节稳妥控制热度，不设话题，逐步撤出热搜，严管有害信息。

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去世一事只允许转载央视电视报道和央视新闻客户端内容。

根据2月7日省网信办视频例会精神，现就近期工作提示如下：一、准确把握网上舆情严峻复杂的形势日前，李文亮医生去世已迅速成为网络热点。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此事所引发的蝴蝶效应、破窗效应、雪球效应，对我们的网上舆论管控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各地网信部门要高度关注网上舆情，对于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矛头直指政治体制的，要坚决管控；在其他事情上对于宣泄性的要引导，注意方式方法。

（本条指令内容来自《纽约时报》报道）

新闻背景：

李文亮在疫情初期因在微信群中发出警告而被警方训诫，在签署《训诫书》后又重返工作岗位。1月8日，他在接诊一名患者后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后在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1月30日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并在2月7日凌晨病逝，年仅34岁。

李文亮在住院期间接收了《财新》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表示，是否给他平反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真相比这更加重要，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李文亮病逝掀起了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全网范围最大的一次舆论海啸。人们在各类社交平台哀悼他的死，要求政府道歉，更罕见出现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根据端传媒统计，在李文亮去世4小时内，微博话题#李文亮医生去世#获得了6.7亿阅读，73.7万讨论；#李文亮去世#收获了2.3亿阅读、20.9万讨论；话题#我要言论自由#收获了286.1万阅读、9684讨论。

宣传部门迅速出台指令，要求对李文亮去世相关新闻，“要严格规范稿源，严禁使用自媒体稿件擅自报道，不得弹窗 PUSH，不评论，不炒作。互动环节稳妥控制热度，不设话题，逐步撤出热搜，严管有害信息。”，沃民高科沃德网情研究院也在李文亮去世当天向“中央有关部门”报送了一份《重大网情专报》，提出了“肯定、追责、封堵、减负、恢复秩序、发布利好、保持定力”七点建议。

3月初指令：严查涉发哨人报道（1条）

涉发哨人，此类报道不上首页，如有请撤下。

参考链接：《伟大的发哨人！应该被接见》、《病毒最初被发现时，她才是发哨人！》、《〈人物〉杂志今天报道了一个发哨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吹哨子的人：如果这些医生都能够得到及时的提醒，或许就不会有这一天》。

新闻背景：

3月10日，中国媒体《人物》杂志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文章《发哨子的人》，通过采访的形式记叙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的经历。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当晚，这份报告传遍了武汉的医生圈，转发这份报告的人就包括最初8位被警方训诫的医生。

然而，《发哨子的人》一文在10日中午前被全网删除，但中国网民开始了一场“反审查接力”，他们用火星文、盲文、emoji、摩斯电码、篆书、文言文等规避审查等方式转载这篇文章，也有不少媒体以转述、报道等方式，间接介绍这篇文章的内容，掀起了新冠疫情以来最大的一场“反审查”的线上运动。

6月初指令：不炒作“地摊经济”（1条）

已发的有关“地摊经济”内容要清理删除，不要再炒作。

新闻背景：

5月28日，在今年“两会”后的总理记者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披露，中国当前有6亿人口的每个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又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保就业”是头等大事，并赞扬中国西部有城市通过流动商贩的摊位解决了大量就业。6月1日，他在考察山东烟台一处老旧小区时又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

由此，“地摊经济”一词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各家互联网企业也推出政策扶持小商贩的发展，中国许多城市也出现了摆地摊的风潮。然而，这一情况持续不到一周时间，6月6日《北京日报》就发表社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称“地摊经济”于北京不仅不利于树立良好的首都形象和国家形象，也不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次日，中央电视台也发表社论《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肯定了《北京日报》的观点。宣传部门此时也开始行动，在全网为“地摊经济”进行降温。

6月中下旬指令：勿再使用“合村并居”表述（1条）

1.从6月28日起，凡涉及村庄规划建设的报道，一律使用“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作为规范用语，不再使用“合村并居”等表述。

2.在宣传报道中使用“农村社区”概念时，不要涉及村民自治、乡村治理领域，一般不扩大外延。

3.涉及村庄撤并、整村土地流转，农村宅基地确权等敏感问题及群体性事件，严格依据权威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4.加大对省内网络媒体、自媒体及省直有关部门“两微一端”的管理，严格按照新的表述口径，各媒体各平台原有的涉“合村并居”稿件沉入后台。

新闻背景：

合村并居是一项农村改造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根据官方说法，推行该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农村村级组织运转成本高、基层负担重，空心村比例高、土地浪费严重，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公共服务水平低等问题。

但今年6月以来，山东省在推行“合村并居”过程中进行“一刀切”，违背民众意愿、造成家庭财政负担，滋扰村民、对村民“威逼利诱”等现象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

其后，宣传部门发布了相关禁令，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炮轰山东“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出手急、简单粗暴，不顾民众感受，把好事办成怨声载道的蠢事，随后山东省主要领导也表态，称“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搬不搬、建不建，群众说了算”。

11月3日指令：关于美国大选的报道规范（1条）

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各媒体平台需严格按照统一安排的报道。相关报道以新华等规范稿源为主，不得擅自转载外媒、不得跟进报导。媒体评论提法要符合我发言人就相关情况的表态，不得激化过激情绪、防止舆论炒热走偏。网络互动平台注意严防反美、抵制美国等煽动性、行动性信息。

新闻背景：

在中美关系面临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这一次美国大选也备受中国人的关注，因此也成为了宣传部门需要把控舆论走向的重点事件之一。

此次宣传部的指令基本于重大国际事件处置方法相一致——“以新华等规范稿源为主，不得擅自转载外媒、不得跟进报导。媒体评论提法要符合我发言人就相关情况的表态”，但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格局，尤其强调了“不得激化过激情绪、防止舆论炒热走偏。网络互动平台注意严防反美、抵制美国等煽动性、行动性信息。”

真理部年度事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实施

3月1日，《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正式生效实施。这部法规规定了服务平台及内容创作者合法发表言论的范围，同时亦鼓励他们创作符合中国官方价值观的内容。有媒体称这规定为是中国迄今推出的最为全面、最为严厉的网络审查和信息控制举措之一。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将网络信息分为三类：

• “鼓励制作、复制、发布”的信息。主要是党的宣传和所谓“正能量”内容，例如“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展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展现中华民族昂扬向上精神风貌”、“有助于引导群众形成共识”、“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内容；
• “不得制作、复制、发布”的“违法信息”。例如，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散布谣言，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等內容；
• “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的“不良信息”。例如，使用夸张标题，炒作绯闻、丑闻、劣迹等的、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的等內容；

压制负面新闻：机密文件揭露中国如何操纵疫情舆论

RAYMOND ZHONG, 孟建国, JEFF KAO, AARON KROLIK

2020年12月19日 纽约时报

本文与非营利调查新闻编辑室ProPublica联合发表。

2月7日凌晨，中国强大的互联网审查机构感受到了一种陌生又深刻的不安。他们感觉自己正在失去控制权。

李文亮死于新冠的消息迅速传开，这位医生曾警告说有一种奇怪的新病毒暴发，但遭到警方训诫，并被指控散布谣言。悲痛和愤怒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对国内外的民众来说，李文亮之死表明了中国政府压制负面信息的本能所带来的可怕代价。

然而，中国的审查机构决定变本加厉。下达给地方宣传人员和新闻机构的秘密指示警告，李文亮的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能引发“蝴蝶效应”，官员们必须努力压制负面新闻，重新掌握话语权。

他们命令新闻网站不要发李文亮的死讯推送通知给读者。他们要求社交媒体平台逐步将他的名字从热搜话题页面移除。他们还发动大量虚假的网络评论员，用分散注意力的言论淹没社交网站，并强调谨慎行事的必要性：“网评员在斗争引导过程中，要注意身份隐蔽，不搞任何形式低级红、高级黑，体现润物细无声的作战效果。”

《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查阅了数千份政府的机密指示和其他文件，其中包括这些命令。这些文件详细揭露了在疫情期间，帮助中国当局塑造网络舆论的体系。

当数字媒体加深了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分歧之际，中国正在操纵网络话语，以加强党的舆论宣传。为了对今年年初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信息进行控制，当局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和调子都进行了严格规定，指示网络水军在社交媒体上不停散布坚持党的路线的言论，并部署维稳大军压制未经批准的声音。

尽管中国政府毫不掩饰严控互联网的信念，但这些文件表明，为了保持控制的牢固，要付出多少幕后努力。这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人力大军、由私人承包商打造的专业技术、对数字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持续监控——想必还需要大量资金。

这远不是按下开关屏蔽某些不受欢迎的想法、图片或几条新闻那么简单。

文件显示，中国政府从1月初就开始限制有关疫情的信息，当时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甚至尚未确定。几周后，当疫情开始迅速蔓延，当局严厉打击一切把中国的应对描述得过于“负面”的内容。

几个月来，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指责中国早期试图隐瞒疫情的严重程度。人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如果中国有更自由的信息流通，是否就能阻止疫情演变成一场肆虐全球的卫生灾难。但这些文件表明，中国官员努力操纵叙事，不仅是为了防止恐慌和揭穿国内破坏性的虚假消息。他们还想让病毒看起来没那么严重——让当局看起来也更有能力——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

这些文件包括3200多条指示、1800多份备忘录和其他文件，来自中国的网络监管机构网信办在东部城市杭州的办事处。这些文件还包括了来自中国云润大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的内部文件和计算机代码，该公司开发的软件被地方政府用来监控互联网讨论和管理大量的在线评论。

一个自称“揭秘中共(C.C.P. Unmasked)”的黑客组织向《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分享了这些文件。时报和ProPublica独立核实了许多文件的真实性，其中一些文件是由追踪中国互联网管制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另外获得的。

网信办和云润未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拥有政治武器化的审查制度；它得到了国家资源的完善、组织、协调和支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信息学院的研究科学家、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始人萧强说。“这不仅仅是为了删除某些内容。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机制来创造叙事，并能用其庞大规模瞄准任何目标。”

“这是一件大事，”他补充道。“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这一点。”

 控制话语权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于2014年成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集中管理互联网审查和宣传，以及其他方面的数字政策。这一机构现今向共产党强大的中央委员会汇报工作，表明了领导层对它的重视程度。

网信办在1月的第一周就开始对疫情信息进行控制。一条来自该机构的指示要求新闻网站只能采用政府的口径，不准将疫情与2002年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出现的致命SARS疫情相提并论，哪怕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经指出了相似之处。

2月初，习近平领导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呼吁加强对数字媒体的管理，国家网信办在全国各地的办公室纷纷采取行动。在浙江（杭州是其省会城市），一条指示称，该机构不仅要控制国内的信息，还要“积极影响国际舆论”。

该机构的员工开始收到与病毒相关文章的链接，他们要在地方新闻门户和社交媒体上推广这些文章。指示规定了哪些链接应该出现在新闻网站的首页，要放多久，甚至哪些标题应该用黑体。

该机构命令称，网络报道应突出派往武汉（最早报告病毒的中国城市）的医务人员的英勇努力，以及共产党员的重要贡献。

一条指示称，“不使用‘无法治愈’、‘致命’等标题，防止引起社会恐慌”。另一条指示称，在报道对行动和出行的限制时，不要使用“封锁”一词。多条指示强调，不应宣传有关病毒的负面新闻。

当浙江一位谎报行踪的狱警导致疫情在监狱暴发，国家网信办要求其各地方网信办密切监控此事，因为“比较容易引起境外的关注”。

新闻媒体被告知不要大肆渲染海外捐赠和购买医疗用品的报道。该机构指示称，这是因为担忧此类报道可能引发海外批评，并扰乱中国的采购工作，随着病毒在海外传播，中国调集了大量个人防护装备。

“避免形成我抗疫依靠外方捐助的错误印象，”一条指示说。

国家网信办的员工标记了一些病毒消杀的现场视频，其中几条似乎包含公共场所的尸体画面。还有一些被标记的视频片段似乎包括医院里人们愤怒的叫喊，工作人员将一具尸体从公寓里拖出来，以及一个被隔离的孩子哭着找母亲的画面。这些视频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实。

该机构要求当地办事处构思“宅家乐趣”的内容，以“更好地缓解网民焦虑情绪”。在杭州一城区，工作人员描述了他们宣传的一首“诙谐幽默”的吉他小曲。歌曲唱道，“怎么我也想不到：支持国家竟然是睡觉。”

然后，一个更大的考验出现了。

“严厉打击”

李文亮在武汉去世，让人们的情绪喷涌而出，社交媒体面临着脱离网信办控制的危险。

而当该机构的封口令泄露到微博这一类似Twitter的平台后，更是火上浇油。无数人涌入李文亮的微博帐号留言。

该机构别无选择，只能允许人们表达悲痛，但这是有限度的。一条指示称，如果有人为了赚取网络流量炒作这件事，有关帐号将被“严肃制止和处理”。

李文亮去世的第二天，一条指示包含了被认为是“涉及借此事煽动舆论情绪”的内容样本：那是一段视频采访，李文亮的母亲含泪回忆自己的儿子。

此后几天，审查并没有放松。“重点关注网上点蜡烛、戴口罩、全黑图等搭楼式的炒作动向，”各地网信办接到的一条指示中写道。

大量网上的纪念活动开始消失。有数人遭到警方拘捕，他们组织了一些团体来保存遭到删除的帖子。

在杭州，全天轮值无休的宣传人员撰写报告，描述他们如何确保人们不会看到与共产党的安抚信息——“共产党已经牢牢控制住了病毒”相矛盾的内容。

一城区的官员报告称，发动网评员跟评、引导4万余人次，“有效消除市民恐慌心理”。另一县城的工作人员吹嘘他们对所谓谣言的“严厉打击”：16人遭到警方调查，14人被警告，两人被拘留。某城区表示，它有1500名“网军”来监控热门社交应用微信上的非公开聊天群。

 研究人员估计，中国有数十万人从事兼职工作，发表评论，传播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政府部门和党组织的基层员工。大学招募学生和教师来完成这项任务。当地政府还为他们举办培训班。

水军的设计者

中国的政府部门有各种专门软件，来塑造公众在网上看到的内容。

云润就是这类软件的开发商之一，政府采购记录显示，自2016年以来，该公司已经获得了至少20多份与地方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合同。根据对云润计算机代码和文件的分析，其产品可以追踪网络热门趋势，协调审查活动，并管理用于发布评论的虚假社交媒体帐号。

云润的一个软件系统为政府员工提供了一个简洁易用的界面，可以为帖子快速增加点赞数。管理者可以使用该系统给评论员分配特定任务。该软件还可以追踪每个评论员完成了多少任务，该评论员应获得多少报酬。

根据描述该软件的一份文件，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评论超过400字的原创文章可以获得160元的报酬。标出需要删除的负面评论可以让他们赚到2.5元。每条转发可以获得0.5元。

云润开发了一款智能手机应用，简化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在该应用中接受任务，用个人社交媒体帐号发出需要的评论，然后上传截图，显然是为了证明任务已经完成。

文件显示，该公司还制作类似电子游戏的软件，帮助培训评论员。该软件将一群使用者分为两组，一红一蓝，让他们互相竞争，看哪一组的发帖更受欢迎。

云润的其他代码旨在监控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有害信息”。员工可以使用关键词查找涉及敏感话题的帖子，比如“领导事件”或“国家政事”。他们还可以手动标记帖子，以便进一步审查。

据企业数据显示，在杭州，官员们似乎使用云润软件在中国互联网上搜索了将“病毒”和“肺炎”与地名相结合的关键词。

宁静的大海

到2月底，李文亮去世带来的情感冲击似乎正在消退。杭州的网信办工作人员继续在互联网上搜寻任何可能扰乱这片宁静大海的内容。

某城区指出，网民担心他们的社区如何处理从外地返回的人留下的垃圾，这些人可能携带病毒。另一城区监视到人们对学校是否在学生返校时采取了足够安全措施的担忧。

3月12日，在杭州的网信办向下属部门发布了一份针对网络平台的国家新规。规定称，地方网信部门要成立专项组，对当地网站进行日常检查。发现有违规行为的，要“及时督促整改”。

杭州的网信办建立了一个季度记分卡，用于评估本地平台对内容的管理情况。每个网站在季度开始时都获得100分。若文章或评论的监管出现漏洞，都将被扣分。表现出色则可以加分。

季度成绩报告称，在2020年第一季度，有两家地方网站因“发布涉疫情违规信息”各被扣除10分。一家政府门户因在疫情期间“主动参与舆情引导”而获得额外的两分。

随着时间推移，网信办的报告又回到了与病毒无关的话题监控上：建筑工地的噪音扰乱人们的睡眠，大雨导致某火车站被淹。

然后，在5月下旬，地方网信部门接到了令他们吃惊的消息：机密民意分析报告不知怎的被公布到了网上。国家网信办下令各地方网信部门彻底删除内部报告，特别是那些分析与疫情相关情绪的内容。

各地网信办用他们一贯干巴巴的官腔做出回复，承诺要“防止相关数据泄露到网络上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Raymond Zhong是《纽约时报》科技记者。在2017年加入时报前，他在新德里为《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快速增长的经济。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zhonggg。

孟建国(Paul Mozur)是时报科技记者。他主要报道亚洲科技和地缘政治的交叉议题。他曾两次入围普利策奖。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 @paulmozur。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