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5.11 记住她 – 悼念李洋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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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暴力离我们的距离

2016年5月就读于安哈尔特应用技术大学的李洋洁被一对德国年仅20岁的年轻情侣暴力性侵杀害。作案前他们二人曾搜索过大量关于如何将人暴力性侵、和亚洲人发生性关系以及如何把人打至失去意识之类的相关内容。女嫌犯婕尼亚（Xenia I.）以寻求帮助为由将李洋洁骗到楼里，而后男嫌犯塞巴斯蒂安 (Sebastian F) 将其打晕拖至二楼遭受持续一个小时左右性暴力虐待。李洋洁曾激烈反抗，在此期间女嫌犯没有选择报警反而目睹及协助男嫌犯的暴力行为，随后将李洋洁尸体丢置室外。两天后，尸体在小树丛中被警方发现。经法医鉴定，头部和身体都曾多次遭受暴力行为，身上有多处骨折痕迹。最终，在2017年第36个庭审日上，男嫌犯被判终身监禁，至少服刑十五年，女嫌犯以性虐待罪被判五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两名嫌犯赔偿受害者家属6万欧元。这个男嫌犯并不是第一次犯案，他曾性侵过昔日“最好的女性朋友“，还曾和30余起案件有关，其中有一起纵火案。案发后，他也曾在网上搜过“警察“、”DNA“和“谋杀要判多少年“等信息。同时，他也和女嫌犯签订“性爱合同”，强迫女嫌犯和他每天发生性关系等。男嫌犯的种种恶劣性暴力行为令人发指——他把女性当成性欲宣泄的工具去虐待且强迫听任于他的命令——这个背后存在着一整套的性暴力文化。

针对女性的性暴力行为一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疾病，这个疾病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rape文化。它让许多女性生活在无形的害怕和不安之中, “天黑要早点回家，穿得不要那么暴露，不要一个人走夜路”等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指责受害者的逻辑。当这样的恶劣事件一再发生时，我们更应看到藏在性暴力背后的性别权力差以及如何制止对女性的性暴力。

在李洋洁遇害五周年之际，我们重提这一事件，表达对她的悼念。本文将通过采访的形式，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整个案件以及它的影响。同时，也让我们记住李洋洁的遭遇，让我们每个人去正视性暴力，不再沉默!

我们邀请到了在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担任讲师的楚璿，来跟我们一起谈一谈在李洋洁案中，作为身处海外的华人，是如何参与为正义发声，并且如何作为公民参与到社会行动中的。她在李洋洁遇害后，组织并参与华人群体为李洋洁发声的活动，其撰写的德中双语的声援文章《为了所有人的公正》（Gerechtigkeit und Rechtstaatlichkeit für die Gemeinschaft）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和传播，曾引起了德国媒体和中文媒体的高度关注。

事件回顾

李洋洁的尸体被发现后，两名嫌犯Xenia I.和Sebastian F.在5月23日向警方自首并声称是李洋洁自愿与其发生性行为。而对于李洋洁一案的审查结果一度令人愤慨并且失望，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三次重复未经证实的嫌犯的证词，即李洋洁是出于自愿与其和其女友发生多人性行为的。嫌犯的母亲和继父都是德绍市警察局的警察，两人在案发后都请病假在家，而在6月3日出席了两人经营的酒吧重新开业的庆典活动。

访谈内容：

Q: 能跟我们谈谈当时你组织并参与到声援李洋洁活动的一些细节吗？

楚璿：其实这件事可以说是基于一个巧合吧。我本人是个不怎么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微信几乎是我唯一的社交媒体工具，微博和脸书我几乎不用。在李洋洁失踪之后，微信上就出现了很多转发她失踪的消息，之后就有人拉了群帮助一起寻找。在她失踪好几天后，大家一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也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了。后来，当她的尸体被找到时，当时大家的情绪还没有特别爆发，但引发广泛愤怒的一点是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重复了三次的未经证实的嫌疑人的证词——“被害人是自愿与其多次发生多人性行为的”。之后，一些媒体也拿这件事大做文章，同时还有一些网络上对此事的评论，都非常触目惊心。

当时群里很多人都表示非常气愤，我们也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们应该让社会听到我们的愤怒，我们的声音。所以我就写了一篇为李洋洁声援的文章——同时写了德语和中文两个版本——想用大部分人能听懂的语言，来和他们进行对话。因为不擅于使用社交媒体，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直接把这个文章发到了群里，让群里的人自己随意处理。当时并没有华人组织管这件事，所以后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转发，完全都是大家全凭义愤的自发行为。

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大量地转发，越来越多的华人关注到这个事情。6月11的时候，也就是李洋洁一个月忌日，德国有13个城市的华人都自发组织并举行了李洋洁的追悼活动。在现场，大家都身穿黑衣配白花，来到当地城市的市中心广场，对李洋洁的遇害默哀。除此之外，大家还准备了中德双语横幅“她在幽冥中哭泣，求公正以得安息”。我也提前准备好了另一篇中德双语的发言稿，也是想要用大家能够听懂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我们还制作了用于现场捐款记录的签名簿，所有筹集到的善款除了用于垫付之前的活动经费外，余下的全部委托使领馆转赠给洋洁的父母。

Q：那你写这篇声援文章的主要契机是什么呢？

楚璿：主要契机还是因为这位姑娘的悲惨遭遇，而当时检察官还重复了三次的未经证实的嫌疑人证词。首先，这个证词本身的真实性根本没有得到证实，这只是嫌疑人当时的一面之词。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在新闻发布会后在各大媒体平台大肆传播，不仅使大家对案件的关注重点跑偏，而且这样的说法对于被害人以及被害人家属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其次，这个证词内容对于一个女孩来说，带有极强的dang妇羞辱，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被害人的名誉，之后网络上对此事的评论大多数也带有一定的侮辱性和对女性的污名等等。我自己作为女性，感觉完全不敢去想这个姑娘在遇害前的绝望和恐惧，也完全不敢去想她父母的痛苦，就是对于这样的事情非常共情，也觉得非常愤怒。这样单方面的说辞，被这样传播开来，对于整个案件以及被害人和其家属是非常不责任的，而且也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还有一个原因是后来嫌疑人的继父和母亲，在案发之后举行了他们经营酒吧的开业大典并且在现场笑容满面。当时已经有很多舆论怀疑他们作为嫌疑人父母，是否对影响了案件的调查进度或者说影响了司法公正，但是他们俩面对这些，丝毫没有做出任何正面的回应，完全漠视整件事情，态度极为冷血。这使我们所有人非常气愤，一致认为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达到发声的目的，不能让这件事情停留在这样的局面，否则这会给社会传递一个负面信号。这也是在后来的追悼活动中，我们其实更多意义上，是在向社会表明我们坚定的态度——我们需要发声，我们需要声张正义。

Q：就你个人而言，你认为此次案件有涉及到种族主义行为吗？

楚璿：我自己认为是有这种成分的，但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有”。

嫌疑犯本人在作案时，肯定会考虑到犯罪成本的问题。选择一个亚洲女孩为作案对象，成本就会很低。比如一些对亚洲女性的刻板印象，很温顺，比较容易被掌控等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发生了任何事情，她在本地没有一定的优势和特权，缺乏支持，比较好“欺负”。但因为这个在法律上的确是缺乏“证据”的，毕竟种族主义本身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所以在我看来，从社会意义上来讲，这个案件在是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的。

Q：从当时检察官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及的“证词”，以及之后媒体对此的“大做文章”来看，你认为这是否体现了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厌女思想？

楚璿：在这个事件里，我的感觉是，当时那个检察官下意识利用了某种dang妇羞辱的叙事（narrative），来做一些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或者说不仅是对自己有利，也有可能是想平息或者淡化案件本身的恶劣性质。更或者说，他是想借机向大众传递一个信息——这个女生本身就不太“检点”，从普遍意义上的社会厌女情绪这点来说，人们也许就不会对她产生更多的同情和关注。因为这个检察官重复了三遍这样的“证词”，他自己应该也很清楚这样说的后果是怎样，到底是不是在利用大众的猎奇心理，给此次案情增加一些“亮点”；或是在渲染什么，这些都有可能。但具体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只有他自己知道，其实也无从深究。

照我前面所说，如果检察官的这个公开言论传播开来，李洋洁作为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国外遇害的事情，就有可能变成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整件事情的基调有可能发生转变——女性受害者需要有一个完美的形象，否则就会被认为是不值得被同情的——在社会公共话语体系中，她本身一个“小白兔”的形象，就会发生本质的转变，从而影响大众对此事做出的反应，舆论也因此不同。我完全不认同公共舆论对于“完美受害者”的要求，但我们无法回避这种公共舆论的客观存在，每个人都知道就是这样。而就算司法程序是完全公正的前提下，舆论也或多或少会影响案件的后续结果。

Q：你有提到华人在海外的“透明”，可以就这个点具体跟我们说说吗？

楚璿：我到现在为止都这么认为。华人这个群体，整体在海外主流社会中还是非常隐形的，要不然就是以一些比较极端的事件出现在公共视野中，而且华人的个体性，展现度也很低，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一个整体比较偏刻板的形象被提及。我想要做的事情，包括当时在这个案情之后，我们组织的一些纪念活动和发声的活动，其实是想要让华人这个群体在德国，成为一个可以被看见的群体（sichtbar）。

编者按：德国电视二台（ZDF）拍摄了一部《德绍犯罪现场——李洋洁案件》（Tatort Dessau – Der Fall Yangjie Li）的纪录片。

Q：那你认为这件事或者是你组织的这些活动，有对德国主流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吗？

楚璿：我觉得有的，就这件事来说，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案件的最终判决。被告被判了终身监禁，15年后不得假释。这个判决在德国已经是最高刑罚，无法更重了。而且在同类似的案件中，量刑也不会这么重的。某种程度上，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对德国华人群体做出这些努力的一个回应。

Q：面对华人在海外如此的遭遇，你最想要说的是？有些什么建议？

楚璿：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件属于偶然中的必然。偶然是因为，凶手应该是比较随机选择目标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可是必然的话，从大环境来说，一些对华人群体的刻板印象，或者说华人在当地社会一些不够“有利”的位置，导致凶手在选择目标时，会偏向选择那些看起来比较好欺负的人。

我不觉得这个女孩子做错了什么，我们也不应该指责受害者。李洋洁是为了热心助人却死于虐杀，这是整件事最荒谬而且悲剧之处。所以我唯一的建议也只能是保护好自己，因为你没办法改变或控制其他人对你的看法和行为。

其次我觉得，要打破一些上述提到的刻板印象，或者说打破这样一个“好欺负”的形象，这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事情，也就是需要建立华人自己的社群（Community），并且需要在主流社会中发声。从我自己来说，这也是我自己比较强烈的个人风格——想要让主流社会看到华人这个群体，而不单纯只是某个人，某个“特殊”的华人。更多的是建立华人群体的“新”面貌和形象，颠覆现有的刻板印象。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闪光点，我们眼下要做的就是将这个光谱（Spektrum）表现得更广泛。每个个体的闪光点聚集在一起，会建立一个群体的话语，从而更好地展现这个群体的形象。我比较喜欢温和而坚定的风格。

Q：面对一些事件发生后的极端情绪，或者说是一些极端的行为和言论，你是怎么处理或者看待的？

楚璿：我不太喜欢过于激进的方式，因为这会包含很多不理性的因素，比如利用一些偏激的情绪贯穿整个事件等等。这同时也加重当地社会比如媒体对华人的负面感知。我们应该认清楚形势和策略，比如我们举行悼念会，以追悼的形式发声，洋洁是活动的主角。这件事本身的悲剧性已经足够了，所以更希望让德国社会通过这个形式来记住这个女孩，来呼唤社会公正的声音。因为人们会产生共情，我相信人性还是共通的。

从华人这边来说，我们能做的事情比较少。因为我们是比较被动的，有些坑如果我们知道，就不要去踩。比如在类似的事情上，如果有可能，尽量先想想在个人层面，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至于西方媒体的异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是没办法短期改变的，这是一个需要持之以恒努力的事情。另外特别要警惕某些极端情绪。包括在海外有很多的政治势力，他们惯用某些活动来“蹭流量”，而忽略事情的本质。 

除此之外，作为组织者，我并不能控制每个参与人的行为，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我只能做到时时刻刻关注和观察一定的情况，有时候甚至可能会用比较“独裁”一点的态度，事先就把诉求讲得非常清楚，这样来筛选和限制参与者的行为，来防范一些极端情绪的发生。其实我也是迫于无奈，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沟通和交流的，但当时的情况，包括我刚刚提到的西方媒体的异化和某些政治势力利用等等，需要综合考虑，我作为负责人必须对整件事情负责，这样才不辜负大家，也只能选择这样一种比较严格的方式来组织。

Q：在整个事件中，你有了解过其他非华人群体对此事的看法或者评价吗？

楚璿：我跟我不少德国朋友都说了，最开始还有一点忐忑，担心他们会说一些我不愿意听到的话等等。但后来发现，至少我周围的人都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也觉得我写的那篇发声的文章很不错。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我周围的人大多数都跟我有同样背景吧，所以我接受到对此事负面的评价很少。

当天在悼念的活动上，我作为发言人，其实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我面对大街，用演讲的方式说了那段事先准备的稿子。当时会一直有路过的来自德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停下来听，我们做的传单也有很多人拿。这本身其实可以反映出德国普遍社会的素质，但同时跟我们活动本身的内容也有关系。在一个集体事件里，一方面要很坚定地说自己的主张；另一方面要谨慎。并且主张需要清晰，每次的主题要明确，也就是只能有一个目标：我们想要什么？我们的诉求是什么？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次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掺杂其他的东西，因为每件事的语境不同，主张和诉求过多，很容易就会走偏。

5年后，2021年5月11日，让我们再次悼念李洋洁，拒绝暴力，不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