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穆斯林学者都在关心什么？

李贤福-我读无花果

http://www.hajjteen.com/ENGLISH/2020/0705/375.html

（一）

马叔把无花果的《我的朝觐历程》发给我看，恰巧我也是2000年从第三国去朝觐，虽没他记录的那般艰苦，但是也够刻骨铭心，20年过去了，当初的许多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只是没有记录那次朝觐经历。

我的微信圈里，偶尔也能见其文。他的《我的朝觐历程》及《怀念我的父亲》等，都写的很坦诚，无花果的书越出越多，其自传类文章有很多感人处。我所处环境，有时谈无色变，但是，圣训格言是“智慧无论来自何处，信士最有权获得”。真诚的东西，不该否定。

许多宣教者，都仿佛带着面罩，听众听其声，读者见其文，但那仅是对经典的再叙述，他个人的感想或践行，绝不流露丝毫，对这样的宣教者，仿佛距离我很远，无花果不是这样的人，他坦率地说出众多私事。

对近两年来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他集中在《老无所依》（未读全书，仅读部分篇章），他大胆且有正义感，证据充实表述明了。艰难之时，他姿态明朗，不妥协。与此相对，往日正义感十足的众多阿訇，此刻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字也不写。

无花果是很自信，他的绿色中华或汉族归信伊教，立意均很霸气。从宗教者的心理及姿态上讲，他站的位置很高，视野很开阔，我看过他的网站，读过《传教是一种奢谈》等，他一直强调要对汉族宣教，他很有心得，也有些成果。他在其特殊的宣教之路上一步步前行，虽毁誉参半，却丝毫不退缩，很有宗教家的魅力。

当然，“事业很神圣，力量很薄弱”，雄心壮志和惨淡现状未必成比例。

（二）

他有相当的宗教知识，对《古兰经》原文及译文很熟悉。文字大量引用《古兰经》经文。但是，他对圣训引证的很少，他的《如何看待圣训》，看的我心惊胆战，因为大胆假设和质疑众多圣训，这成为众多学者和民众对他质疑的因素。

其实，他并不否认圣人的话，而是否认某段圣训是否是圣人说的。他对圣训传述线索不以为然，对圣训传述人可靠性也不以为然。他最不当的类比就是将前三代传述先知的话与康熙乾隆至今传述某人的话进行类比，结果自然是圣训来源不可靠，而且他扩大了从内容及意义上辨别圣训真伪的广度。比如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求主赐福他）在登宵夜接受五番拜的传述，他认为这是相当于神话故事。从内容及表述方式上看，好像有点像，但是，这段圣训是圣训学家断定为正确的圣训。圣训的主要鉴定是从文字及传述线索及传述人方面确定。舍此，则圣训真实的标准如何界定？由谁界定？

他对圣训大胆及简单的否定，其基础只能归于理性，因此，大众学者定义他为理性主义者。

（三）

他对法学家的某些观点嗤之以鼻，比如他对大教长休妻的众多离奇的断法，他认为完全是歧视妇女，他认为夫妻要和睦，不能把休妻当学问或艺术。无花果在此方面很受现代妇女平等的影响。但是，在早期伊玛目们的时代，妇女平等的概念不不存在。他以现代的人某些观点议论古人的一些观点，而伊玛目的某些侯坤，是理论上的侯坤，未必在现实中存在，就算存在，未必有代表性。

无花果对待这些教法问题的态度，让人觉得轻率，有人认为他对伊玛目大不敬，令人难以接受！

（四）

关于民族问题，无花果认为回族并不存在，完全是中共提出来的民族概念，现在大家认可的回族，他认为是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他相信没有回族这个概念上的羁绊，中国穆斯林就能像基督教那样和其他汉族人融为一体，宣教就会变得没有心理上的障碍，起码不再是少数民族向大汉族进行思想领域的攻击。

无花果找出一些理由，从纯理论讲，其说法也能成立。只是，多数回族人已经认可甚至固化了回族的民族概念，中共一直以回族定义这个伊斯兰教信仰群体，以区别国民党曾经的观点。对于官方及民间已经稳定的概念，他想从民间阐明回族的来源，重新定义这个伊斯兰信仰群体，这首先招致民族内部不满，而且，撤掉民族成分，首先信仰不稳定的人没有了约束，脱离羁绊，信仰者应该立刻会从数量上减少，至于能否成功向汉族大张旗鼓地宣教，倒也未必，宣教成功的因素很多，先知和圣门弟子，除了理论的优越，如果没有军事上的胜利，教门肯定不会迅速传播；基督教没有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先的支撑，能在中国广为传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面对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弱势状态，目前，就算撤销回族这个称谓，仍然不具备广为传播的基础。其实，官方定义，曾经被认为优越于党国的民族理论，如今更不会为一个民间宗教学者所改变。政治东西，久了，也能成为思想或文化的东西。

所以，无花果可以继续大声疾呼没有回族，但是肯定两边不讨好。如果他仅仅对可能入教，但是有民族隔阂障碍的人提及此事，倒也不是问题。

（五）

至于用其它宗教术语表述伊斯兰教，这个不该被批判，因为包括清真，无常、真主，天堂，火狱，天经等等名称，其实也是从汉文化，有的是从佛教书籍里取来的，当然，一旦形成了术语，大家习惯了，打破它就不为人接受，比如，穆斯林已经习惯说天使或天仙，不喜欢天神一词，喜欢说真主，不说上帝……无花果弄出众多大家不习惯的词汇，并站到一些其它宗教的圣物面前留影，这让很多人绕不过弯，进而怀疑他的真实用意，混合教义的说头由此而生。

关于他认可的汉语礼拜，从理论上讲，安拉知晓各种文字，礼拜的意义在于崇拜真主，重内容而非语言，但是，导致的不良后果，不是三言两句之多，最简单的设想，那会导致穆斯林的礼拜千奇百怪，也可以扔掉阿拉伯语。这可能也是大教长临终前放弃波斯语能礼拜的主张，以及全世界穆斯林只认可阿语礼拜之缘故之一，既然是千年前话题，而且一直都是众议（伊支玛尔），此处不再提及！

（六）

关于批判教内阿訇的种种丑恶现象，不是说无花果直接而不客气，其实就是深恶痛绝。确实，要说陕西及平凉地区阿訇界负面新闻，大概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可能想当阿訇界的鲁迅，对那些阿訇使用匕首和长矛。但是，全中国阿訇，既然能存活数百年，自然有一完整的经济来源，这就是教民与清真寺的供养体系，这套体系，在过去很正常，但是，今天，社会日新月异，旧有这套体系显出种种弊端，但是，再有弊端，新的供养体系出现及完毕或普及前，它是不会退出伊斯兰教界的。无花果没有解决（那不可由他解决）新的供养方式，却铆足劲批判阿訇，甚至在《阿訇的职能》中，认为干脆就不要有专业阿訇，学维族的阿訇们，工作之余去领拜（我知道，即使在阿拉伯语国家，人人会念会领拜，但几乎所有清真寺都有专人伊玛目）如此激进的观点，必然引起阿訇们憎恶。看完他的《怀念我的父亲》一文，我有时怀疑，他是否无意中将父亲曾经的暴力继承下来，并转到一些他看来可恶的阿訇身上。当然，但愿此猜测错误。

客观地讲，教门不兴，原因多多，也不光是阿訇的责任。阿訇是经堂教育及其供养制度的受益人，也是旧有制度的受害者。必须看到，广大阿訇为教门确实受了诸多委屈，绝大多数阿訇是喜爱教门的，是乐于见到教门兴旺的，对教门在中国日薄西山非常无奈（也会对发展教门丧失信心），我们应该发自内心地喜爱阿訇们，并尽可能地帮助阿訇们，或给阿訇们寻找新的出路，或多与阿訇交流，以正确地方式指出经堂教育体系的存在的不足，鼓励阿訇进行宣教模式的改革。

批判和指责，甚至拿言语或文字匕首捅阿訇，或呼吁立刻断掉阿訇的生活来源，只会增加敌意和反感，指责也会言过其实！

（七）

他的思想还在充实，可能还会调整，也渐成体系，其许多文章都是长篇大论，非此处一篇短文可以说透。国内没有穆夫提，教门没有统一观点，对他大加鞭挞，并不可取，当然，他具有宗教家特质，早已不在意这个。

他是高产作家，我盼望他多写正面的，穆民大众意识到，却表达不出的东西。以及圣教历史中正面及光辉的，却不为广大穆民所知的东西，对其文字，我认为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多事之秋，本不该议论人，马叔给我转其文，禁不住写下些字句，不知是否恰当，求主宽恕并引导！

李贤福

呼和浩特，2020/1/7

李云飞-名存实亡的伊斯兰学

https://www.moshilun1.com/2021/03/blog-post.html?m=1

 某君来见我，说他正随阿拉伯一位教授学习圣训学和古兰学，说是有二百余种书籍，十年方得入门。他虽自谦说尚未入门，却又把它们说的神乎其神。我听后忧心忡忡，觉得当今伊斯兰学比自己预想的要糟糕许多。历史上对圣训和古兰的注释/研究恒河沙数，将它们作为闲暇时的读物尚可，若是当做教材来讲授，勿说十年，至死也不会讲完。若他有幸在有生之年走进这门学问，在这种灌输式教育下，我想他难以再有自己的思想了。他的一生，只是在背负这些文字。我知道沉浸在一门学问中的甜美，记得在寺里跟老师过一本经，尤其是当用的是经堂语和手抄本时——困难度和陌生感的增加，往前推进每一页面都会教人欣喜。现在的汉语穆斯林追求阿拉伯文化/钻故纸堆，想必也会是这种情形。可是，学术的目的是什么？

   以学术为业，就得揭示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回应社会问题。譬如历史学，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言下之意是，一切历史研究，都要对其所在时代产生作用。若是产生不了作用，像是编年史，就是死的历史。即便是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只停留在方法论层面、整日陶醉于它，而对社会问题都交了白卷，则是跟现实世界绝缘的象牙之塔里的自娱自乐。当学术都能指向其所在世界的现实时，这一世界不论面临多少难题，都能乘风破浪。若学术脱离现实世界，社会问题就无法解决，日积月累，病入骨髓，其所在世界就会动荡不堪，这正是当今伊斯兰世界之现状。像是过去一年的美国，社会矛盾无比尖锐，看上去要亡国，可其现代教育培养的文职官员和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找出并解决问题。现在看去，又变得强大了。

   伊斯兰学，不可谓不壮观。我在白沙瓦，见有几千家印刷厂日夜不停地印着经书。搬运工忙碌的身影，体现了经学的繁荣。因为对知识的重视，伊斯兰世界有着琳琅满目的学术团体/宗教系统和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还保存着千年学府。照理来说，伊斯兰世界应比西方世界强大。可据美《外交政策》杂志为国家脆弱性所设的12个指标，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连年来不是红色警戒，就是橙色警告。甚至可仿用一句政治宣传语来表达：穆斯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政治指标都亮起红灯，这说明当代伊斯兰学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知识是文字的游戏。像是作家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批浪漫主义诗人阿尔弗雷•德•维尼：忽视现实社会丑恶悲惨之生活，而自隐于其理想中美满之境地以从事创作。有人怀着自信对我说，西方学界都对我们的学术刮目相看，譬如称赞圣训学的研究方法。是的，社会学家总会去到那些将要灭绝的像活化石一样的社群进行他们的田野调查，并对其中看上去较为满意的内容赞不绝口。

伊斯兰学各科，形成于伊斯兰史的前五个世纪。历史地看，每一门学问的建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我们社会科学的第一门学问是沙里亚/ الأحكام الشرعية，其余各科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该学问的建立，是当时的宗教学者对穆斯林在社会上该有怎样的行为准则，依据阿耶台与哈迪斯所进行的学术探讨。在这门学问中，涉及功修性质的部分被称作“فرعية وعملية”。所谓“فرعية”，即演绎，指的是从阿耶台与哈迪斯抛出它来的；而“عملية”，则是行为规范。这种从经训中抽取伊斯兰法的学术方法，后被称作“费格海”/法学，并自成一科。在艾什尔里学派的文献中，通常称该学问为“علم الشرائع والأحكام”/教律与断法的尔林。在沙里亚中，涉及诚信的部分被称作“أصلية واعتقادية”，即教门的根与信条，相对费格海一科，它被划分为“علم التوحيد والصفات”/主的本质与德性的尔林。当时对这门知识最驰名的“讲论”，会被称作“凯俩目”，于是后来便形成凯俩目/教义一科。凯俩目学同样是对现实世界的回应，譬如在万物是否可知问题上回应古希腊哲学流派“سوفسطائية”，在知识的问题上回应印度“سمنية”派，在诚信的问题上回应当时的“官方学派”穆阿台齐赖。

    “沙里亚”的本义是“路”，寓意为穆斯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真主对人类的要求——在顿亚/人类社会当遵行的一条路。宗教学者的任务，就是面对现实世界，依据经训开辟出这条路来。故而，他们就得对穆斯林在社会上该有怎样的行为准则，以及对随时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探讨，尤其要关注社会正义。他们并不是在制定一部阿拉伯帝国的法典——在伊斯兰史上也未有过一部正式的法典，他们的探讨是为穆斯林和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提供法律建议。不论人们是否遵行沙里亚，但真主给宗教学者的任务就是与时俱进地将这条路铺设在那里。该学问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因社会问题的无穷，这种探讨也是不能穷尽的。若是停止了这种探讨，转而将精力用在维护各自学派的历史地位和争执上，则已不再是沙里亚。

   真正的沙里亚是，当茉莉花革命爆发时，各派第一时间对它的探讨，讨论国家权力的界限，讨论人民的自由，讨论法律的目的，讨论阿拉伯的未来。若没有，则说明该学问已名存实亡了。真正的沙里亚是，宗教学者使自己站在知识的巅峰，回应人类社会的每一种思潮，回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回应“文明冲突”，回应现代性；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像艾什尔里学派当年对抗“官方学派”穆阿台齐赖那样，敢于对抗现在独裁政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譬如塞西军政府对政治反对派的“反恐”。若没有，反而去为独裁者站台擂鼓，则该学问也已名存实亡了。

沙里亚将阿耶台与哈迪斯作为立法来源，就得研究它们。最根本的研究，对阿耶台是降示背景和文法，以准确掌握经文的含义；对哈迪斯则是去伪存真，追求圣言的真实。从后代学科往前推定，法学家和教义学家才是最早的“经注学家”和“圣训学家”。哈迪斯，到布哈里等学者完成他们的研究，“圣训学”因他们的研究方法而形成，这时，其实是完成了伊斯兰初期沙里亚研究中所提出的一个历史命题——使哈迪斯成为哈迪斯/去伪存真。——当然，绝对的去伪存真是任何学术都无法做到的。这时，圣训学作为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一种学术方法，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对未来穆斯林最重要的是哈迪斯本身，他们接受这样的研究成果——或是接受自己认为是真实的部分，并把它作为信仰上的指导原则。后人当然可以去掌握圣训学，将它当做一门学问，但它于现实世界已无足轻重。就像是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发现了关于逻辑的一切知识一样，之后再难有新鲜事物了。

   ——当然会有人反圣训。我一直以来把这看做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和虚无主义，“现代”在其本质上就是反传统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不只是我们面临这个问题，所有的宗教和传统文化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记住两点：一是现代社会永远会存在反传统的人；一是这种反对根本无法推翻伊斯兰世界对圣训的历史决议/学术成果。

   台甫西勒同样如此，它是关于阿耶台的降示背景和文法的学问，为的是准确掌握经文。对阿耶台的语言分析的集大成者，是语言学家扎马克萨利所著的《کشاف》。这种注释是一种工具性知识，一旦完成，之后也再难有新鲜事物。后来的以经注经，以有经人的经籍和传述注经，以当时整个希腊化文化（Hellenistic period）背景的社会的认知注经，以及近代具有现代思想的学者的注经，譬如伊玛目•毛杜迪、赛义德•库图布等学者，严格来讲已不再是传统经注。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可以对阿耶台有自己的理解，但这不是经注。对真主的启示的任何个人见解，都存在着遮蔽启示本真的问题。最理想的方法是，就像圣训学抛出了哈迪斯那样，在启示的降示背景和文法被研究完毕后，将它直接呈现给每个人。

圣训学与古兰学已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可它们当今却成了伊斯兰学的大学问。它们，连同各种充满矛盾的历史解读，被纳入通识教育，成为穆斯林学子的必修课，现在更是十年才能入门了。无数学人对它们趋之若鹜，半生浸在故纸堆，堪称当今伊斯兰世界一大文化奇景。十年入门，半生求索，我只想问，多大的学问需要耗费人如此多的时光？据我所知，越是高深的学问，就愈言简意赅，没见将学问搞得冗长就高深的。譬如伊斯兰史学，泰伯里是编年史的集大成者，到伊本•赫尔敦时已发展为精微化的历史研究了。当今学界由现代社会学向前推，将赫氏认定为该学科的泰山北斗，其学问显然已大到不可估量了。但实际上，学问到达一定程度后，就化繁为简，成为具有真理性的概念了。现在你若想从事赫氏历史学研究，只要抓住他的核心概念，像是“عصبية”/社会融合，就入门了。当今人类社会的几个主流学科同样如此，没一个像圣训学古兰学这样的。

   况且，我对一门学问的兴趣，全在它能否回应我们所在时代的社会问题。若不能，则它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块儿自娱自乐的小天地。但这种脱离现实世界的学问，绝不是伊斯兰学的精神。伊斯兰学于这个世界，是造物主置于人类知识之巅的灯塔；穆斯林作为造物主拣选的群体，以神圣启示为指引，用学术来揭示世界真相。它本应无所不包，对世界无所不知。它应是人类学界的先锋，带领人类克服前行中的每一样困难。像是伊斯兰黄金时代那样。自十八世纪以降，旧有的伊斯兰世界秩序分崩离析，伊斯兰知识的传递者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责任，他们与当权者关系紧张，重新评估伊斯兰知识，投身于各种形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伊克巴尔是位诗人，却也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缔造者。而今，这一世界中的知识分子，要么是独裁政权的附庸，要么做着无关痛痒的学问。这是伊斯兰学的不幸。

   ——穆斯林的自我批判迟早是要来的，不如就现在。

2021年2月27日

李贤福老师的《关于伊斯兰学的问题》一文已拜读。多年未见，客从文字来，甚是高兴。这里给予回复——

   伊斯兰学是因瓦哈伊而发生的一套知识体系，故而其根本皆是关系终极实在的学问，这我在拙文已说过。其中不必都是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在伊斯兰黄金时代，那时的所有学科，都是广义上的伊斯兰学。当花拉子米从事他的数学、天文学和地理研究时，他是心怀真主、确信世界是有准则的。这种伊斯兰信念，才是他以及那一时代所有穆斯林学人取得他们的科学/学术成就的关键。我所言的回应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只是“时事”，譬如那时教义学家就知识的定义和万物是否可知——这些最终都要关系到认主上，与一些哲学/思想流派的论战，就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回应。因为它们在穆斯林社会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教义学家就必须站出来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全是思想上的交锋，却是由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引发的。

   当今伊斯兰世界的衰败，衰败于这一世界的每一个人。既有学者的不学无术，也有政客、独裁者的无能和凶狠残酷。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真主不亏枉人一丝毫。真主遣圣降经，明确法度，厘清善恶，对罪行在经典中给予连篇累牍的警告，这些进天堂的伦理，同时也是在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人间地狱。关于伊斯兰世界衰败的历史问题，我已在《启示与拯救》一书和许多文章中说过。这里再说一句：在一个奉行相竞为世界公理的时代，没人可怜失败者。我们的失败，不是西方过于强大，而是自身太弱小。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失败，且不说伊斯兰学者负有从学术上来启蒙人民认识政治、国家和社会这些基本概念的责任，他们至少也负有国民的责任。

真主在经里夸赞有知识的人，他们何德何能受主的赞誉？是因他们不仅可以认识真主，也可以认识真主造化的世界。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运动的前驱和中流砥柱，君不见近代人类社会所有伟大的运动和变革，都是先洒知识分子的血吗？就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对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批判精神”这一说法而言，我们的贵圣人是最具有知识分子的资格的；而在人类史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早就是指先知；索哈白们同样也是，但他们就是推翻蒙昧社会建立阿拉伯新秩序的人。我们将一个正常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建立想得过于简单，以为它们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只要付出一点代价就觉得得不偿失了。今天作为西方腹地的欧洲是国泰民安的，可这一欧洲新秩序是怎样来的呢？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化为焦土后换来的。若将历史向前推，西方自宗教改革以来，经历过多少战争和社会运动？真主说：“你们还没有遭遇前人所遭遇的患难，就猜想自己得入乐园了吗？前人曾遭受穷困和患难，曾受震惊，甚至使者和信道的人都说：「真主的援助甚么时候降临呢？」真的，真主的援助，确是临近的。”（2：214）多斯提们该重读这段经文。

   若想实现对问题的探讨，就得准确使用概念。譬如“世俗”，必须明确它。若文中指的是“世俗化”，那它是现代性的一个方面，指除魅，是反宗教的。可我们不能说现代性都是具有这种反宗教的性质的，也不能将现代社会等同于“世俗”。在现代国家，是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可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宗教，并不是与国家政治和社会完全脱节的一种存在，相反，它们是水乳交融的。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天主教与新教/英国国王与英国议会之争。社会是一个系统，期中的任何存在都不是孤立的，都有内在的联系。文中说：“现代西方的崛起，不是基督教宗教学者奋发图强的结果，恰恰相反，它建立在反对宗教的基础上完成。”这个观点并不正确。若说现代西方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那其精神是新教伦理。马克斯•韦伯已做过详尽的论述。对西方近代史的一种主流观点是，西方的崛起源自宗教改革，而宗教改革，我此前在许多文章中说过，其实质不是反宗教，而是一种对宗教的回归。这种宗教精神，在现代西方的崛起中如影随形。

这世上没有最好的政治体制，但有相对好一点的。譬如，若是你在专制体制下受过压迫，就会觉得民主体制要好一点。而穆斯林，若是自己没有创造出更好一点的政治体制，不如就选择民主体制。对于民主体制下真主的主权问题，可留给法学家们去解决。他们无需参政，国家也不必一定要接受他们的观点，可他们必须从理论上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古莱什人是否具有哈里发的资格”，这是在伊斯兰史的特定历史阶段出现的问题，而今已不复存在。哈瓦立及派对该问题的回答就很好，将权力从一个族群解放出来，交由协商选出的任何一位领导人。这种公元七世纪的政治思想，并不比现代人差。历史上存在对哈里发问题的争论，说明那时这一问题曾是沙里亚领域关注的焦点，而今天的未解决则说明伊斯兰学的式微。在处理社会问题上，我们有先知的笋奈和圣门弟子的垂范，不能说真主对此没有要求。不要去古兰里找“社会”这个词，它是近代才有的概念，可作为指明实体的概念，在“社会”出现之前，作为社会的实体是始终存在的，存在于当时的先知时代，也存在于古兰里。无数经文都是指向社会问题的，只是未使用“社会”这个词。

   现代民族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政教分离，可政教分离并非是社会就不需要宗教了，相反，宗教在社会上所担负的角色和重要性与历史上并无差别。首先要清楚，这里的“政教分离”，不是国家与宗教分开，而是政府与教会的分离。为何要分离？为的是保障宗教自由。若不分，由教会参与，政府就无法做到中立和公平。所以这一重要的政治原则，是因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而提出的，而不是要与宗教分开。此外，政教分离这一概念是针对基督教世界而言的。因为别的世界没有教会，也就谈不上分离。譬如中国，政教分离就是个伪命题。可政教分离所指向的宗教自由的价值，是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具有的。即便你没有教会可分离，也要保障宗教自由；不能借用其他形式的“政教合一”来剥夺人的这种自由。否则就违背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原则，你所选择的这种国家形式就不可能成功。伊朗的问题是，它既选择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却又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手握枪杆子的“教派立宪”，绝不是君主立宪。除过政府与教会分离以及保障宗教自由之外，宗教与社会和政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德国的执政党是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是一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政党。美国总统就职也还要拿圣经宣誓，总统下班回家，就从公职回归私人的宗教信徒身份，也是要去教堂的。

   文中说，穆斯林社会离开伊斯兰学者会好些。伊斯兰学者是穆斯林社会的菁英，离开他们这一社会是不会好的。一个社会的菁英离开了其所在的社会，它还能好得了吗？这种从社会的逃离，也违背了古兰、哈迪斯和沙里亚的精神。在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下，他们应积极参政。不是以伊斯兰学者的身份，而是去竞选公职，以政党党员、议员、法官、总统的身份去参政，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来。现在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是，画虎不成反类狗，自己没有更好的政治制度，就去学西方建立民族国家，可又丢失了现代国家的一些重要原则。而伊斯兰学者们，往往成为独裁者的附庸，而不是成为使国家正常化的积极力量。

   我从未讲过改革伊斯兰学——那是重建一套知识体系，说的是使它返璞归真在现代社会复活。穆斯林是已揭示了世界真相的处于醒觉状态的人，他们所建立的伊斯兰知识体系，应比人类社会的其他知识体系，在对世界的认识上更接近真相。圣人说：“知识是穆民遗失了的骆驼，不论在哪里发现，都要把它牵回来。”穆斯林当立于知识之巅！

202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