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白」黃賭毒之城：1950年代的澳門電影製作如何重塑城市形象
作者：遠東釣魚郎（嘗試以社科方法研究歷史的兩面不是人）
說起澳門形象，一個可謂「眾所皆知」的答案，即澳門是一個蘊藏了各種罪惡的城市。福隆新街曾作為煙花之地的「黃」，一直於澳門經濟舉足輕重的「賭」，加上一度猖獗的毒品販賣，令「黃賭毒」逐漸與「澳門」脫不開關係。
但今天聽來自嘲與戲謔成份居多的城市形象，原來曾在澳門歷史上，構成了對殖民管治而言嚴峻的挑戰。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者Ana Catarina Almeida Leite的最新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1950年代的里斯本及澳葡政府，如何藉由電影製作及敘事，正當化葡萄牙的殖民管治模式，為當時在國際形勢中岌岌可危的葡萄牙殖民帝國解困。
葡萄牙的殖民地危機
二戰結束標誌著去殖化的開始，世界上各殖民地紛紛以不同形式，解除隸屬於某宗主國的政治狀態。但當時葡萄牙的「新國家」(Estado Novo, New State) 體制，基於意識形態及國家利益，仍嘗試維繫海外各殖民地的統治。
為了規避國際上對於殖民主義的壓力，葡萄牙於1951年把各殖民地的政治地位改作「海外省」，亦即把各殖民地視作葡萄牙國家的組成部份。
但稱謂上的改變，並未使葡萄牙海外領土所遭受的壓力消失。在葡屬非洲，本地的反殖民武裝運動開始逐漸成形。而新獨立的印度亦開始聲索對葡屬印度的主權。於1954年，葡萄牙失去了印度的部份領土，可謂是葡萄牙帝國結束的序幕。
而澳門所遭受的壓力亦有增無減。在1949年及韓戰爆發後，澳葡政府一方面需面對中國隨時收回澳門的陰影，另一方面需要配合聯合國對中國禁運的政策。
在殖民地生存的現實考量下，澳門於是成為了對中國走私物資的其中一個中心。此舉當然引起西方國家的不滿，於是澳門原本於國際早已不佳的名聲，便再遭受一次沉重打擊。
「葡萄牙熱帶主義」
面對帝國各地的危機，里斯本除了重新界定殖民地的政治地位外，同時亦建構了一套意識形態上的論述，說明葡萄牙的統治何以比一般的殖民主義更為優越。
就此，「新國家」便借用了巴西社會學者Gilberto Freyre 的「葡萄牙熱帶主義」(Luso-Tropicalism)理論。Freyre指出，葡萄牙在地理上位處歐洲邊陲，更為貼近非洲，而頻繁地與「異族」交往的歷史，造就了葡萄牙人更容易適應其他文化的特性。
這種「易於適應」的特性，亦反映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模式上。相較於其餘歐洲殖民強權更傾向強調歐洲人與被殖民族群間的差異，葡萄牙人則通過異族間通婚及繁衍後代的方式，以「和諧」而非暴力或強制的方式，糅合葡萄牙與殖民地的「熱帶」價值。
此種葡萄牙式的「混雜性」及「順其自然」論述，在1950年代被「新國家」詮釋為葡萄牙殖民統治的不同之處：其所統治之地，葡人與當地社群和諧共處，並不存在任何種族間的隔閡。
於是，一個種族和諧且高度整合的葡萄牙及其眾多海外省份，便成為了「新國家」嘗試正當化其殖民體制的方式。
一部擔負眾多任務的電影
回到澳門的情況中，到底殖民地政府如何既滿足「新國家」的殖民地議程，並同時扭轉澳門「惡名昭彰」的形象？
從1950年代起，里斯本與澳葡政府開始製作有關澳門的紀錄片，以「忠實」地呈現澳門的真面貌。而此波影視宣傳的高峰，則以1954年「歐亞電影公司」(Eurasia) 的成立，以及其所製作的第一部（亦是唯一一部）電影《長途》(Long Way)為標誌。作為首部「本土製作」的電影，《長途》與官方議程的關係，可謂是密不可分。
首先，「歐亞」的主要負責人皆在澳葡政府任職。兩位主理人馬沙度（José Silveira Machado）及飛利喇 （Eurico Ferreira），分別為經濟局職員及駐澳軍人，並擔任了電影的編劇與副導演。而另一重要人物，經濟局局長羅保（Pedro José Lobo）雖然並非「歐亞」合夥人，但其直接投資並參與了《長途》的製作。
在濃厚的政府背景下，可以預視《長途》的主軸亦將呼應「新國家」的目標，「洗白」澳門形象，並提倡種族間的和諧共處（正如電影公司名稱所示）。
而《長途》所述說的，亦是一個相當符合官方主調的「改邪歸正」故事。在電影中，由葡籍演員飾演的殖民地警察，成功破獲賭場大亨的軍火走私，而其中一名走私犯，亦是另一位華籍男主角，在警察的「循循善誘」下成功重建新生活。
乍看之下「老土」的劇情，事實上是在回應既有的澳門形象。在較早期的歐美電影中（如1942年的Macau, L’enfer du Jeu，1952年的Macao，以及1953年的Forbidden），澳門皆不約而同地被描寫為一個由某種勢力（如賭場／走私大亨）掌控、罪案、地下經濟及槍戰駁火隨處可見的「三不管」之地。葡萄牙警察的角色如非隱形，便是貪污成性，為利益而從事各種勾當。此似乎亦象徵了當代葡萄牙殖民主義的墮落。
有見及此，《長途》的首要任務，固然是重新把澳門形塑為一個在葡萄牙統治下，秩序井然、能有效打擊犯罪、以及開展新生活的地方。
而第二個與「新國家」的議程相關的敘事要素，則是跨種族的浪漫關係。相較起先前電影中浪漫關係只發生於同一族群內部（如白人的浪漫故事），或是跨種族關係以刻版印象的方式呈現（如黃種男性對白人女性的「渴求」），《長途》的兩段三角戀情皆與跨種族相關。
在一段關係中，從上海逃到澳門的葡籍歐亞混血兒，先後被兩名葡籍男性所追求，而前述的華籍男主角起初與一名中法混血兒發展關係，但最後與飾演護士的華籍天主教徒女主角結婚。
藉由葡萄牙人、歐亞混血兒以及華人間跨越種族界線，彼此發展浪漫關係的橋段，《長途》明把澳門描寫為不同族群可和諧共處，並進而發展關係之地。此種敘事固然呼應了「熱帶主義」的宣稱，亦即透過跨族群的交往，創造一個「混雜」但「和諧」的葡萄牙式社會。
即使事實上的界線仍然存在（如電影中並未有中—葡兩端的直接交往），但此種有限的跨種族來往仍有助「新國家」的意識形態宣傳。
夭折的計劃
但身兼眾多任務的《長途》，卻在最壞的時機中上映。電影在1955年11月於獲多利影院上映時似乎口碑不俗，各場次門票幾乎售罄，但後來卻突然無疾而終。
雖然既有研究紛紛推測了停止放映的各種技術及商業原因，但作者認為關鍵因素，是同期慶祝澳門開埠四百週年的一系列慶祝活動。
在中共表態反對葡萄牙的慶祝活動後，澳葡政府便以「經費不足」為由，取消所有活動。而《長途》或因其上映日期，加上對中共的負面描寫（部份主角的背景設定，是於中國內戰時逃到澳門的「難民」），於是被「一視同仁」地暫停上映。
而「突然死亡」似乎亦預視了電影公司及電影的命運。「歐亞」原先計劃陸續開拍有關澳門的電影，但在《長途》暫停上映以後，電影公司亦隨之停止運作。《長途》本身據說在暫停放映，並把膠片寄往香港儲存後佚失。澳門的第一部「本地製作」亦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
令人好奇的是，如果在平行時空中，《長途》成為了澳門的經典賣座電影，那麼我們今天對澳門「黃賭毒」的嘲諷，會否因此而改變？
相較此一無解的問題，可以預見的是，即使電影放映如常，葡萄牙的「種族和諧」神話似乎將無可避免地，被十多年後的那場衝突打破。
對《長途》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Macaenese5354的網誌：陶醉的六七十年代情懷: 〈長途〉 - 澳產電影 (macaenese5354.blogspot.com)
#文章篇數：7️⃣8️⃣
#Cover Photo: macauanti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