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不戴口罩的人為什麼會有怒氣？

前言：

大家都知道最近兩個禮拜，台灣的新冠疫情又變嚴重了，台北市和新北市也開始三級防疫了，進出所有的場合都要求民眾戴口罩並提供實名制資料。

然後在，昨天我在群組看到有人放了下面這段影片：

今天也有類似的影片，是這個：

還有朋友分享了這個：

從上面的幾則影片中，我相信大家都能發現，群眾對於“不戴口罩”、“不接受實名制”的人充滿了怒氣。

包括這幾天我跟不同圈子的朋友交流下來，我發現大家都對“不戴口罩”的人充滿情緒。所以我這幾天就在思考幾個問題：

我們為什麼對這些人充滿怒氣？

我們除了怒氣之外，是否還有別的情緒？

也許很多人看到這一段時就會說：哦！因為他們就不配合防疫啊！很欠揍誒！

先暫停一下，這也是本篇文章的重點，我不想在這篇文章中討論“這些人的行為”，我想探討“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情緒”。因為事實上，他們的 行為並不會直接地影響到我們，他們也是通過媒體才讓我們看到，而我們為什麼會因此產生情緒？

因為我們需要罪人

沒錯，因為我們需要罪人，這個罪人（或這群罪人）可以負擔我們對於被三級防疫控管的所有情緒。這個情緒又可以繼續往深處挖掘。這其中可能包含了 ：我們本來對台灣防疫的“成功”感到的驕傲，因為這幾天，而產生了瑕疵。或者，工作生活上的不方便，亦或是對於回到去年被疫情影響的恐懼，等等。

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一個客體來作為我們發洩的對象。因為病毒顯然沒辦法成為一個優秀的“可發洩對象”——它不是人，它沒有感受，我們需要一個“人”，需要一個有反應的感受，需要通過這個罪人的愚蠢讓我們知道我們有怪罪的對象。在發洩的同時，我們似乎也是在聲張：至少我沒有那麼蠢。這也是一種心理防禦的機制。

會不會大家都在期待著“罪人”的出現？

我希望大家回頭看一眼第一個影片，在第一個影片裡，超商裡的年輕員工看到了那位暴躁脾氣的大叔戴上了口罩，仍然繼續在跟他說話，這可能也是讓暴躁大叔理智線斷掉的原因之一吧？但同時，我也在想，是不是這個年輕人也像我剛剛說的一樣，期待著這樣的人出現呢？

在群組裡，我說這個年輕人如果看到戴上口罩就不說話可能就會有更好的結局了。也有人在質疑 ：我這樣是否是在檢討被害人。我個人並不那麼覺得，我當然是反對用暴力解決問題，我也同樣反對不聽勸導的行為。但是我認為在實際狀況當中，並不是做對事就一定會被打，我覺得在“做對事”和“把事情做得更圓滿”之間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如果我們有權利去選擇更完滿的面對衝突和問題——當然，是在不會影響“正確”被打折扣的情況下，我們是不是可以選擇更好點的解決方案呢？

當然，話說回來，我不是那名年輕人，我也不是那名暴躁大叔，我不在那個環境和情緒下，我說什麼都是輕鬆的，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是當下的任何一個人，是否會做得比他們好，可能會更差？我只是覺得，我們有能力有選擇可以做得更好。

太壓抑的社會，可能依賴“否定”建立“認同”

戴口罩只是疫情期間的一個舉措，在非疫情期間，台灣就有很多關於“正義魔人”的新聞。撇除那些靠罰金吃飯的惡意檢舉，我們也不難發現在生活中的朋友們，好像私底下也會對路人的一些行為評頭論足。

我在想，我們是否處在一個太過壓抑的社會，我們需要一點發洩的渠道，這是渠道中的一個點，我們要靠一些對他人的否定來獲得“合群”的感覺，來獲得“我是正確的”、“我是大多數的感覺”。

什麼時候還會有這種感覺呢？就是大選的時候，我們常常可以聽到我們身邊的年輕人對於XX人的嘲笑，我們通過這些符號來尋求在群體中的認可。聽起來好像跟我說的“戴口罩”行為有點扯遠了，但我覺得核心是一樣的，是通過否定來獲得認可——一個主要的特征是，我們對他們的怒氣，通常會通過溝通（和他人的交流）中釋放出來，並尋求認同，我們這些怒氣並不會只存在心裡，或者到此為止了，我們需要他們成為我們社交的一部分。

不公平：不滿自我犧牲的同時，有人不需要犧牲

我覺得這部分可以延伸一下。

我記得有我認識的年輕基督徒，因為和自己的基督徒好友坦白自己的性經歷，反而遭到了好友的不理解和絕交。在我聽完這件事後，我就在思考，這位好友的情緒是什麼？因什麼而來？交流一二，想來想去好像也只有：因為“自己還在守戒，但自己好友卻沒有守”的生氣。

簡單來說，戴口罩這件事並不是大家想做的事，大家希望公平、希望沒有戴口罩的人受到懲罰，而懲罰的其中之一就是受到大家的怒氣，只有這樣才能確認自己所堅守的“戴口罩”是一件值得且正確的事。如果有人不戴口罩，不僅沒有受到處罰，也沒有得到大家的怒氣，那這樣會不公平，個體的認知也會面臨混亂。

引出個體經歷的情緒

在群組中對第一則影片表達不滿的朋友，在群組中談到自己也曾在服務業工作時，面對不合理的要求和不合規的對待。

我在想，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自己的“創傷”經驗，在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很多社會事件所勾引出的情緒，其實只有少部分是關於社會事件本身，大部分的情緒其實是我們在面對那些創傷經歷以及當時的情緒，如果我們久久地對這些創傷沒有處理，那麼我們難免每一次都要再經歷一下當時不美好的情緒。而我相信，其實很多人都沒有認真對待自己的創傷，大部分人只是交給時間讓其自然淡化，或者每一次再經歷當時情緒時，責怪、憤怒，而缺少了最關鍵的“理解”，追尋自己當時的感受，追問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受。

這部分關乎每個人個體的經驗，聽起來好像很難歸類，但我覺得反而是人們最容易被激怒的原因，我們最容易被熟悉的經歷弄傷。

對於某些群體的標籤化理解

這部分我想結合“蔡阿嘎”的影片來說。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我貼的第三則影片。

我一直以來都很討厭蔡阿嘎，因為我知道他在做什麼，簡單點說，他就是在做民粹的工作：建立一個理想的敵人。他把一些人歸類為可笑的人，不用去理解的人，我們只需要笑，只需要討厭這些人就好了。

他之前也做過相關的影片，我記得是當時總統競選時，演韓粉崩潰的影片。我覺得很惡心的點在於，他在靠“敵意”快速收割起自己的受眾，而受眾群體達到足夠體量時，大多數就會成為“正確”，不參與反而成為了“錯誤”。這樣做會帶來非常不好的後果——割裂群體，人們之間不再需要互相理解，而是通過行為快速地貼上這個人的標籤，之後流程化的“嘲笑”、“敵意”。

舉個例子，如果我們是一個看過蔡阿嘎影片的人，當我們看到有人不戴口罩，我們除了會規勸有人戴口罩之外，也許我們還可能會因此快速給人貼上“防疫破口”的標籤，然後嘲笑、然後敵視。

人和人之間不能靠這樣的模式去接觸。人和人需要理解，憤怒和嘲笑永遠是一種選擇，但是也是一種比較懶惰、省事的選擇，我覺得我們大部分人有能力可以做得更遠——去理解那些人，去追問“為什麼他們不會意識到自己錯了”，“我們憑什麼認為自己是對的”。

我覺得一個人如果真的能夠做到時時刻刻覺察自己的情緒，並且盡力去理解自己一開始不理解的人，或者自己討厭的人，那他便很難生氣了，他會只剩下憐憫和同情。大家都知道我在兩岸之間的身份，我在兩邊都遭遇過歧視和霸凌，當我還小的時候我當然會有情緒，但是我長大了，我學會理解他們，站在他們的角度，我明白他們的選擇和行為，並不完全出自於他們自己的意識，更多地是收到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們只是意識形態的延伸。

理解別人是一件比較難的事，甚至是一件更痛苦的事，其實我也一直在思考怎麼說附別人做出這一步，但我覺得至少理解別人，比充滿怒氣情緒壓抑在心頭要舒服得多。

細細觀察我們也不難發現，不戴口罩者多為年長者。這也包含了台灣年輕人對於年長者的不理解，以及歷史造成的階級差異吧（這個扯遠了）。如果有人說蔡阿嘎的影片可以宣導戴口罩，那我覺得不太可能，因為頻道受眾本就是年輕群體。我相信友好地關心年長者，和善的勸導才是上策。

另外，我覺得年長者之所以不戴口罩，更多的是信息的匱乏，以及很少被社會關心的因素。如果很少被社會關心，可能潛意識裡就埋藏著對社會聯結的渴求，甚至不要求這個聯結一定要是正面的，所以就容易爆發衝突吧。有時候，我們要做的可能就只是理解而已。

可能我們一切都做得很好，可能病毒就是沒辦法防下來

就在我寫這篇文的時候，我也在想，為什麼台灣人會只對“不戴口罩”的人有那麼大的情緒呢？對比其他國家，比如中國大陸或者美國，更多的是聚焦於執政者的大意或者決策失誤，所以我猜想：是不是因為前期對於陳時中為首的防疫團隊有許多正面的評價（他的確配得上），所以大家在心理上為了使得邏輯自冾，本能地不去往行政或者防疫團隊那追責，最後罪人的頭銜只能落到了“不戴口罩”者身上。

另外，也有可能沉默的螺旋已經形成——大眾環境下，在認可陳時中團隊防疫的人已經佔大多數，已經無法接受有人跳出來指責防疫有問題（但其實還好）。我在這裡並不是說他的防疫團隊有問題，我只是在分析“為什麼沒有人（或只有少部分人）將防疫團隊歸為罪人”。

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可能事實上我們都已經做好了，但是病毒就是如此狡猾，就是沒辦法呢？這不一定是一種“零和局面”我們不一定需要一個人來為我們負擔追責，如果沒有找到“不戴口罩的人”，我們也不一定需要防疫團隊或者行政團隊來為我們的情緒負責，對嗎？

但是本能的，當問題出現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從可供選擇的幾個客體中尋找“罪人”了：防疫團隊，行政團隊，不戴口罩的人。之後我們選擇了最後一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