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我们对恐伊症的回应
托德·格林/文
王立秋/译
译自Todd Green, “Rethinking Our Response to Islamophobia”, 原载Religica.org, https://religica.org/rethinking-our-response-to-islamophobia/。翻译得到作者许可，译文仅供学习交流，转载需标明相关信息，请勿作商业用途。
托德·格林(Todd Green)，路德学院宗教学助理教授，前美国国务院恐伊症顾问。著有《有罪推定：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2018)和《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恐伊症简介》(2015)，并在多个媒体平台上发表过大量关于恐伊症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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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大多数指标来看，自911以来，反恐伊症的努力都在增加，但恐伊症却变得更加严重了。在过去两年来，反穆斯林的仇恨犯罪，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十多个州通过了反沙里亚的立法。川普总统通过许诺禁止穆斯林入境（并且实现了这个诺言）、和与其他反穆斯林的提议（包括穆建立斯林登记系统和起用穆斯林身份证）眉来眼去赢得了选举。针对穆斯林的监控和种族分析还在继续，没有丝毫的减弱。
换言之，虽然我们努力与恐伊症斗争，但情况看起来更糟糕了。为什么？
我相信，我们难以展开一场对恐伊症的有效的抵抗运动，是因为许多意图良好的个人和组织，误解了什么是恐伊症，谁更应该担负起抵制恐伊症的责任，以及恐伊症是怎样传播的。
以下是关于这些误解，以及何以纠正这些误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对症下药的一些反思。
1. 关于恐伊症，最常见的误解是，驱动恐伊症的是无知。这种想法认为，多数非穆斯林只是不够了解伊斯兰而已。如果他们知道伊斯兰的“真相”——了解古兰、五功、和吉哈德的真正含义——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根除、或至少极大地削弱恐伊症。这样的假设，引出了无数在全国的学校、在礼拜场所、在社区中心提供“伊斯兰入门”的努力。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教育更广泛的公众，让他们更了解伊斯兰是会带来大量的好处。但就抵制恐伊症而言，这样的意愿的效果，就很有限了。这是因为，我们最好把恐伊症理解为种族主义，而不是无知。
“可伊斯兰和穆斯林并不是一个种族啊”，这是我在公开场合说这个的时候得到的标准回应。对。它们不是种族。但伊斯兰被种族化了，穆斯林亦然。穆斯林被当作一个种族，被当作一个铁板一块的实体（因此，穆斯林被集体地推定为有罪，被认为天然包藏恐怖主义的冲动）来对待。他们被看作、被当作一个嫌疑人口。他们的宗教被塑造为一种天生就是压迫性的、暴力的信仰系统，这就为政府主导的监视、种族分析，和其他形式的，针对一切与伊斯兰有关的人的系统歧视敞开了大门。
“看起来像”穆斯林的人也变成了骚扰、歧视和暴力的对象。比如说，911后的第一起报复性谋杀案的受害者是巴比尔·辛格·苏迪。杀他的人以为他是穆斯林。有阿拉伯或南亚背景的个体，无论他们实际上信仰哪个宗教，都会因为人们对他们的推测——他们被推定为与伊斯兰有关——而遭受偏见。
因为恐伊症是种族主义，所以，与恐伊症斗争的努力，最好把精力花在发展以现代美国历史上其他成功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为模型的回应上。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非暴力的抗议、经济的抵制、和其他形式的影响力巨大的草根活动上。
2. 许多白人和白人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心照不宣的假设：穆斯林自己，在与恐伊症斗争上，有特别的责任。这个假设部分取决于我在第一点中指出的误解，即，那种认为驱动恐伊症的是无知，所以穆斯林必须主动向我们非穆斯林解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宗教，以纠正我们的误解。
但作为一种种族主义，美国的恐伊症的根源不是穆斯林，相反，它主要源于白人和白人基督徒人口。“我们”（非穆斯林）才是恐伊症的根源。“我们”才是生产和维持恐伊症的人。“我们”才是那些政治计划——包括中东的战争，和国内的反恐项目——的受益者，这些政治计划把穆斯林和那些被感知为穆斯林的人塑造为美国的政治与军事霸权的存亡威胁。
因此，应该承担抵制恐伊症的重任的，是“我们”。问题不在于穆斯林应不应该参加这些努力，或在形塑反恐伊症运动上，穆斯林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问题在于，谁应该承担应对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的责任。
穆斯林没有选择要不要抵抗或何时抵抗恐伊症的奢侈。对穆斯林来说，恐伊症是日常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经验，他们没有一天能够摆脱这样的经验。在穆斯林与恐伊症斗争的时候，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他们不是因为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才与恐伊症斗争的。
应该站出来，承担抵制恐伊症的首要道德责任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就像穆斯林跨信仰活动家和克莱门特神学院教授纳吉巴·赛义德(Najeeba Syeed)最近论证的那样，她的生活、和穆斯林的生活，取决于基督徒，在恐伊症面前，只有基督徒彼此交谈，并确认彼此的责任并为之而做出努力，穆斯林的生活才有改善的可能。
3. 第三个误解是，恐伊症是911和其他恐怖主义袭击的一个不幸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自然的结果。换言之，即，恐伊症是对对无辜民众采取暴力行动的穆斯林的自然的回应。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地普遍。一旦我们打赢了反恐战争，一旦穆斯林停止对美国的恐怖化，恐伊症就会消失，好穆斯林就不会再受偏见的折磨了。
这样的信念，是错误的，原因有很多。它们未能把握到，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干涉主义是如何为国内外的恐怖主义提供温床的。它们也是以一种种族主义的、只要你和伊斯兰有关就有罪的心态为基础的，这样的心态认为所有的穆斯林，都必须为少数人的行动负责。这种思维方式很少被用于看起来像“我”、或和我共享同样的种族或宗教背景的人。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信念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恐伊症是被制造出来的。一群由极右翼活动家、博主、和评论家组成的骨干——他们经常被称为恐伊工业(Islamophobia industry)——把他们走路的时间，都用来引发种族主义的刻板印象，他们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创造和传播对穆斯林和伊斯兰的恐惧与仇恨。
我们必须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在向公众科普恐伊工业上。就我的经验而言，大多数美国的非穆斯林，都不怎么熟悉这个工业的关键参与者，像帕梅拉·盖勒(Pamela Geller)和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那样的人——他们一直在呼吁限制穆斯林的宗教自由，而他们的仇恨言论是如此地危险，以至于英国都禁止他们入境了。大多数美国的非穆斯林也不知道，每年，都会有数千万美元注入那几十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的小金库，而这些资金，大多来自于支持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反巴勒斯坦计划的捐赠者。大多数美国的非穆斯林不知道，这个工业是怎样利用各种策略，在十多个州推动反伊斯兰的立法，塑造政府在从移民到反恐的问题上的政策辩论和决策的。大多数美国的非穆斯林也不知道，这个有利可图的工业，与当前的政府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和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有着很强的联系。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在抵制恐伊症的时候，向公众说明恐伊工业，比向他们说明伊斯兰本身更有效。公众越是清楚谁从恐伊症中获益以及恐伊症是怎样——为了经济的和政治的收益——被制造出来、怎样被操纵的，我们为拆解恐伊症而做的努力越有成效。
对那些有兴趣了解这个工业的人来说，纳森·利恩(Nathan Lean)和克里斯托弗·博尔(Christopher Ball)的书是很好的起点，一些像哈特姆·巴齐昂(Hatem Bazian)那样的学者在网上发表的著作，像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和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那样的组织的报告，和诸如半岛电视台的调查《恐伊症公司》(Islamophobia Inc.)那样的纪录片也很有帮助。
在这个特别的政治与历史时刻，恐伊症给我们国家带来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道德困境之一。我们越早理解恐伊症——它是什么，谁该承担抵制它的首要责任，以及它是怎样被制造和传播的——就越早能够发展出抵制恐伊症、和解救我们的穆斯林同胞的，更加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