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外的公民課｜反送中運動下後社會運動抗爭的轉型：制度依賴是否無可避免？
文 / 秦偉燊（香港教育大學高級研究助理）、鍾明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2019年必定屬於香港歷史中重要的一頁。雖然受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因反對《逃犯條例》修例持續抗爭運動看似偃旗息鼓，但隨著撤回條例立法外，「五大訴求」中的額外四項訴求，香港政府至今並無任何實際回應。民望低殘至只有不足兩成支持度的香港政府，基於其非民主特質，不但並無體現政治問責倒台，還縱容並勾結警察放大其執法權限，致使香港真正踏入「警察國家」的統治時期。《反蒙面法》的實施，更充份暴露文官政府的管治意志薄弱及擴權情況猶甚。年底區議會選舉反對派系大勝，無疑為反對派陣營的聲威更上一層樓，並助長反對派陣營籌謀奪取之後立法會的過半數控制權。不過，這種由「街頭政治」突破的樽頸，在香港的畸形政治制度與獨特的政治價值觀下，會否無可避免又會轉移至依存「制度路徑」的桎梏？
反送中運動的前因後果
反送中運動的源起，來自發生自台灣的「潘曉穎命案」引伸出現存司法互助的不足，因為台灣與香港並無簽署長期的逃犯引渡協議。可是這顯然只是導火線，更深層次的原因要追溯至2014年雨傘運動後瀰漫的一種失敗而等待爆發的情緒。若說反送中運動是雨傘運動的延續，實屬見人見智，惟無可否認的是兩者也是一種香港市民對「赤化」的怒吼，以及對爭取雙普選的赤子之心。其中一項未可忽視的地方，是前特首梁振英的強硬批鬥與壓制的作風，造就現時普羅大眾，特別是年輕人對政府根本毫無信任度可言。
2015年時任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中點名港大學生會學苑出版的《香港民族論》，此書立刻洛陽紙貴，香港民族主義的討論亦遍地開花，引起持續的「港獨思潮」。其後，「政治素人」如雨後春筍紛紛出現，出現大量政治「雨運組織」如「青年新政」及「本土民主連線」，成為新世代的政治組織外，並誕生現時抗爭運動精神領袖梁天琦。梁天琦在2016年的「旺角騷亂」中被控暴動罪成，雖則最終身陷囹圄卻獲重審現有待覆核刑期的判決，而於同年參與立法會補選時提出的宣傳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則一躍成為反送中運動令人瑯瑯上口的口號，其一言一行可見深入抗爭者民心，成為重要的感召領袖。反送中運動初期，他發表公開信支持香港反送中抗爭者，同時呼籲抗爭者勿跟政權犧牲性命，亦希望抗爭者不要被仇恨支配自己，進一步奠定其精神領袖的影響力。
另一項關鍵因素驅使反送中運動能夠累積強大的反動力量，是2016年立法會選舉後開始的「DQ風暴」。DQ是Disqualified的簡稱，意指勝出選舉的候選人/有意參選人士失去正當的獲選或參選資格。在是屆的立法會任期中，獲選的梁頌恆、游蕙禎、梁國雄、姚松炎、羅冠聰及劉小麗皆經法庭宣判後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箇中影響深遠，不在於再一次將《基本法》的權威消殆，帶出法庭引入政治領域的先河，還在於造就行政機關隨意剝奪人民選舉權與被選權的問題。
上述6位獲選者因宣誓忠誠問題而遭取消資格後，2018年的立法會補選，不少有意參選者無法通過「反港獨確認書」，證明自己真誠擁護《基本法》，行政機關顯然進一步擴大其篩選的「司馬昭之心」。這種違反民主倫理做法之猖狂，對上述獲選者的選民及其他支持民主信念者而言，實在怒不可遏。尤其是梁頌恆、游蕙禎、羅冠聰及劉小麗等為代表新世代「本土/自決」派系，深受青年人與支持他們的選民支持。政府的做法，無疑與這一班為數不少的人宣戰。因此，當《逃犯條例》修例帶來一種「香港準備死亡」的恐懼，連帶著累積的憤怒，終在反送中運動中爆發。
6 月 9 日 100 萬市民參與「反修例遊行」反對修例，惟政府無動如衷，並宣布6 月 12 日如期表決，導致學生及年青人為主的示威者在當日包圍立法會，阻止政府恢復二讀條例草案，期間警方分別使用催淚煙、布袋彈及橡膠子彈清場。警方之清場行動被社會質疑是使用過份武力及濫用權力，導致不少市民受傷，引起廣泛不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遂於 6 月 15 日表示暫緩修例工作，但有關回應未被社會接受。近 200萬市民於翌日再參加大遊行，提出五大訴求，包括：完全撤回逃犯修例、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追究警方開槍責任、不檢控及釋放示威者、撤銷定性 6 月 12 日 集會為暴動，以及林鄭月娥問責下台。
經歷3個月與政府的對峙，雖然林鄭月娥在9月初宣布正式撤回修例，但由於她仍未正式回應其他訴求，故社會爭議蔓延至今亦尚未平息。同一時間，在中間的對峙過程，香港人除了繼續透過不同形式的遊行及集會表達訴求，更有擴展至全港各區的趨勢，逐漸形成一種自發模式的「反修例運動」。
運動期間發生各種不同社會事件，包括7 月 21 日元朗白衣人襲擊市民事件、8 月 31 日太子站警察無差別攻擊市民事件、10 月 1 日荃灣衝突事件下警方首次開真槍實彈、10 月 4 日政府頒佈《反蒙面法》，11 月 4 日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墜樓事件，連帶之前的15歲陳彥琳少女死亡事件，進一步引發香港人怒火。11 月 12 日起，香港警察率先進攻香港中文大學，發放催淚彈多達 1567 枚、橡膠子彈則超過 1300 顆。一星期後，警方再度於香港理工大學與示威者爆發嚴重衝突，徹夜激戰、持續對峙，開始了長達 10 多天的「理大圍城記」，當中共造成近 1380 位示威者被捕外，更被形容為反送中運動以來「最嚴重的人道危機」，使到社會局勢及警民關係不斷升溫，「警察國家」之名更不逕而走。11 月 24 日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得到近九成議席，投票率達到 71.2%，創歷史新高， 是香港直選而來的首次。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與「保護香港法案」，打壓特區政府與建制派氣焰，加上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下，香港社會終暫時恢復平靜。
香港社會發展長期缺失催生的「抗中思潮」
持續有不少的社會賢達紛紛指出香港教育的不足，導致運動出現不可收拾的情況，年青人對國情的不了解，甚至衍生排斥中國人身份的思潮。顯然這種的判斷是管中窺豹，無助解決現時的中港日漸尖銳的矛盾，並逐漸邁向無法迎刃而解的地步。
在國際教育表現評估的排名中，香港長期名列前茅受人讚譽，向國際展示教育的卓越，看似得到理想效果，惟另一方面學童的精神健康，如學童自殺和學校欺凌的問題亦為社會詬病多時。事實上，自2012年推出的新高中學制下，一般年輕人都會在主流文法中學，完成3年初中、3年高中的課程，然後參與競爭激烈的公開試，展望升讀專上教育，「一試定生死」情況更為嚴重。改革之前，部分青年選擇在完成3年或5年中學教育之後，出來社會工作。但如今，年輕人在極度關注競爭力的教育政策下，難以對自己的將來有多元的想像，這更會造成「教育雙重異化」的現象：
第一重異化是「無靈魂的教育」，箇中要義是學生早就將教育作為學習嶄新知識的宗旨拋諸腦後，進一步變成應付公開試的機器，以考試為目標，忘卻教育的真蹄；
第二重異化是「強迫升學迷思」，整個社會借助「工字不出頭」的傳統文化，暗自灌輸「向上流動唯專業莫屬」的心態，造成年輕人作出的生涯抉擇，特別是繼續升學，實際並非出於其本意，卻無可奈何。這種長期缺乏自主的選擇，將持續牽動至其畢業後的環境條件，包括工資加幅停頓、難以從事心儀工作及學用落差等問題，不但影響年輕人於職場的競爭力，甚至無助於尋找追求他們心目中的社會和經濟生活。在種種現實生活中的挫折，重重社會的不公義，加上自雨傘運動後層層的政治打壓帶來年輕人對自己與香港未來的壓抑，警察濫暴，太多不知名的自殺個案不斷交織下，終究引發這場承先啟後的示威與抗爭浪潮。
在抗爭運動中，前特首董建華認為其任內推行通識教育，是「抗中思潮」的起源。惟培養學生「批判性思考」正是當中推行通識教育必修的初衷，可見其高明遠見。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風波，更明確顯示香港家長與民眾對強制國民教育的憂慮，認為屬於「洗腦」之舉灌輸愛國思想，排斥培養香港人的身份認同。這種恐中的思潮，進一步隨著國民教育以「斬件式」推行，普教中在欠缺實際成效下持續，並重新在初中將中國歷史納入為必修科但拒絕將香港歷史成為獨立的課題單元而發酵。此舉不但正正反映香港政府抱有「項莊舞劍」心態，並以「大一統」心態看待香港歷史，對香港民族主義的建構無疑更是一種大力的鞭韃。最終，這次的抗爭運動便成為將「恐中」變成「抗中」的導火線。
「抗中思潮」的起源與底蘊：「一國兩制」與「一個國家內兩種民族主義」的博奕
香港前途問題從中國改革開放後，就成為時任中共領導人鄧小平的優先處理任務，亦成為當時英國戴卓爾夫人政府的「軟肋」。面對中共政府「一國兩制」的提倡，英國政府的妥協開啟國際社會對日後「中國模式」的綏靖基礎。香港自1997年開始由中共行使主權，22年的光景後香港主流社會與中共政權對「一國兩制」的理解亦逐漸產生歧義。當香港社會以為在《基本法》的保障與規定下，「高度自治」至少能夠運作五十年，事實說明在單一制下，「兩制」只是用作安撫與攏絡人心的過渡期手段，用作抵銷當時香港市民對中共一貫的恐懼，「兩制」最終是必須朝向「一國」的目標。一旦香港社會要求永續「兩制」，也就是分權與自主，甚至會視為「港獨」分離主義的滋生。2014年頒布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明確指出中共政府對香港擁有全面與最終管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單一制國家，中央政府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擁有全面管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的，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權，而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務管理權。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
因此，「雙普選」的民主化進程，必須受制於中共政府的意願。種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嚴格上已構成一種「再殖民化」的取向。本質上，只是一種「殖民侵略」，而非所謂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大灣區的倡議，就是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的強制式互相移動與混合，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此乃中港之間的「深層次且無可挽回的矛盾」。
從2003年簽訂CEPA開始，無非就是要創造香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當香港失去經濟自主的能力，就容易被中共予取予攜。由SARS危機以還激化的香港人與中國人的族群衝突，乃至近年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香港本土社會對北京國家「殖民侵略」權力的反彈、抵抗與自我防衛。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地區的侵入，威脅了邊陲的利益與認同，因而導致了邊陲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這就是香港民族主義的起源—「邊陲民族主義」(方志恆，2015[1])。其底蘊在於排斥中共全方位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謀求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達致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state- and nation-building）效果 (吳叡人，2014[2])。由於這種「民心」建構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終於在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中遭到香港本土社會負隅的抵抗與反擊。這種團結一致的心態，就是香港人對香港人身份受到挑釁的回應。香港人不是想追求香港獨立，反之只是希望中共政府兌現符合香港大眾一般概念理解下的「一國兩制」，惟實際上是緣木求魚 (Fisher, 2019[3])。
反送中運動論述中的文化認同建構雛形
在這場運動的半年之間，香港彷彿成為一個革命基地，「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成為擁有強大道德感召的運動口號。一貫而還，香港人的身份也被稱為「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意思就是香港本身就如一處「過客的轉口港」，香港社會的移民普遍地將自己視為難民，過客心態促成對社會的所有發展漠不關心，「家庭功利主義」主宰香港人的社會參與，影響整個社會和政治發展的進程，加強了這種香港獨有的「難民身份認同」。若非廣東話於香港近年在普教中政策的「二次殖民侵略」，加上政府「自我殖民」任何與香港歷史與文化相關的政策措施，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根本不成氣候，並被中國大陸的文化同化。不過，由雨傘運動帶出的文化政治與身份政治交替過程中，抗拒中國的心態慢慢變成「民族自決」或「港獨」，許寶強 (2017) [4]稱之為香港人身份認同的「經濟化」邁向「政治化」傾向，是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重大突破。因此，「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就是新一代年輕人的義行，將香港人核心價值作出根本性的改革，擺脫「家庭功利主義」的桎梏。以香港人無私的榮光，回復香港的正軌—「擺脫中共政權的全方位操控」。
在龐大的道德力量支持下，反送中運動無意間成為將大部分香港人聯繫於一體的重要源頭，無論出身於不同的成長背景、社會階層或年齡的人，均好像嘗試一次史無前例的凝聚團結一致。在這半年的時間，誕生許多從前未曾出現過的詞彙、口號、文宣、歌曲和漫畫等等以各自特有的形式在整場運動中遍地開花。年青人創造力的無限創新，新生的社運符號散落在人群聚集的空氣中和連儂牆的小貼紙上等，得到了不同人士的廣泛流傳，並付諸以各自的情感寄託，成為了維繫整場運動中持續自我感動與彼此支援的精神元素。 9月開始，一首《願榮光歸香港》開始被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傳頌，持續地成為整個香港化為一個全民輪番合唱的大舞台，並篤定地視此歌為未來的「抗爭之歌」及「香港國歌」(陳方隅，2019[5])。Amitai Etzioni (2019) [6]更將這場運動誕生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優質的民族主義發展。
可見在這場運動中，「想像的共同體」得到具體呈現，變成「抗中的共同體」。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在中共堅持暴力鎮壓的政策下，警察無理的暴力執法將良好的警民關係付諸流水，香港人在感性層面集體經歷了接近戰爭與革命的衝擊，成為運動從未經歷過的情感動員，實屬建立香港民族身份過程的重要一環。在街上，由叫喊「香港人」—加油、反抗至報仇，更折射對中共對港政策的全盤失敗，民心永遠向背。歌詞涵蓋了民族身份建構過程的各種元素，包括共同面對逆境，共同付出奮鬥，也包括了我們希望成為甚麼人：「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我願榮光歸香港」。
故此，香港民族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成功借香港政權認受性危機而走入主流社會。反送中運動的出現，進一步兌現《香港民族論》中借用Benedict Anderson的觀點，提出未來香港人可以建構出一個怎樣的族群身份，以及箇中牽涉這種獨特身份的內涵 (學苑，2014[7] )。因此，是次抗爭運動就是解答為何在本土主義及「港獨思潮」膨脹的同時，有部份香港人希望擁有「民族」身分，成為一次的「抗中運動」。
「抗中的共同體」的實例闡述：「黃色經濟圈」的誕生
事已至此，香港無疑不再是過往的香港，「抗中浪潮」令民心回歸變得進一步遙不可及。為了真正體現生活自主，擺脫中共的生活操控和滲透，有志之士提倡建立「黃色經濟圈」，謀求拉闊整場抗爭運動的光譜，達致將「黃色經濟圈」發揚光大，能夠與「紅色資本」操縱的集團經濟壟斷體系分庭抗禮 (林祖偉，2019[8])。「黃色經濟圈」起源於香港政府取消來年農曆新年的年宵市場，令人疑惑政府對於將香港社會從騷亂中回復過來的決心，並有意推卸予抗爭者。箇中原意則旨在建立一個抗爭者（黃色就是抗爭者代表的陣營顏色）的社區經濟支援模式，互相扶持，尤其是幫助因抗爭而面對經濟困難的人士，並抗衡親建制的商家，對抗「藍色經濟圈」或「紅色資本」造成的生活壟斷，透過罷買或杯葛方式對其發動商戰 (安德烈，2019[9])。
事實上，「黃色經濟圈」作為一種「抗中的共同體」，目標顯然是一種政治宣示，利用經濟手段作為向高壓政權施壓。若果長遠能夠達致制約「紅色資本」的壟斷體系無疑錦上添花，可是當現階段作為鞏固抗爭者的一種經濟支援，彰顯不止是香港人的善良和道德情操，還有就是一種抗爭運動中的「身份認同」。這種認可「黃色經濟圈」而彰顯的「品味凝視」，就是一種香港人的文化品味，折射一種高雅的道德情操 (鄒崇銘，2019[10])。隨著黃色經濟圈的壯大，由「本來無一物」變成惹來政府與個別商界的猛烈批判 (施永青，2019[11])，甚至成為「港獨」的口實 (周春玲，2019[12])。顯然打壓香港人所有團結一心的舉措，就是中共在內威權政體的共同目標。香港政府嚴格上只是變相的殖民政府，以求實現中共的「殖民主義」式同化管治。當「黃色經濟圈」對「紅色資本」開始引起震盪，其影響實際是一種抗爭的範式轉移，持久而不衰的生活自主革命，實際就是突破現時運動樽頸的「時代革命2.0」。
光復香港2.0：搶攻議會的35+策略
若然「黃色經濟圈」是時代革命的延續，「光復香港2.0」的方向相信就是反對派有意搶奪2020年立法會控制權。基於香港立法會有一半議席由功能組別組成，而且並非直選產生，這種違反民主的特質使反對派長期要求廢除功能組別，並成為日後「五大訴求」之一。最近不同的本地學者提倡「35+」的策略，期望反對派取得立法會過半數的議席，透過奪得立法會的控制權增強政治實力，迫使政府在「五大訴求」或其他範疇向香港人妥協。這種抗爭方向，無異也是另闢渠道在現行制度內建立「抗中的共同體」。然而，這種擁抱功能組別的傾向，就出現了香港抗爭模式的悖論。成功撤回《逃犯條例》修例，在於議會喪失制衡政府的能力後的持續街頭抗爭，特區政府礙於曠日持久的民間激烈抗議，造成龐大的影響後就範。
面對無需向民意問責的特區政府，只會在面對政治現實下方會被迫向民意問責，可見認受性的高低於特區政府而言亦是浮雲。這亦是正正特區政府在100萬人遊行後強行修例的原因，因為在她的盤算中，民意壓力在建制派把持的立法會下可以完全漠視。一旦香港進入「街頭抗爭政治」方能有效制衡政府的階段，抗爭路線反其道而行不是循推翻現存制度為主，反而是繼續利用現行違反民主的制度迫使政府向民意問責，設想在奪取議會控制權後利用否決財政預算案製造政治危機迫使特區政府妥協。這種想像確實美好有其可取處，惟就出現「街頭抗爭政治成功卻重回制度政治」的困局。
毋庸諱言，持續將近一年的反修例運動，警察濫暴及濫權無日無之地擴大，「警察國家」下行政機關更與警察沆瀣一氣之下，民意不能制衡的除了政府，還有警察。「抗爭疫勞」的出現，致使民間出現搶攻功能組別的聲音，實屬情有可原，因為這亦屬於抗爭運動中所強調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原則。在尊重多元抗爭路線的策略下，這其實也可算低成本的一種手段，因為透過制度演變可減少人命的傷亡，達致和平地推動民主化的情況。遺憾是在香港陷入後「警察國家」的年代，民主化的成本無可避免地只會愈來愈高，要特區政府回應所有「五大訴求」，除了達致「轉型正義」，看似暫無他法。面對種種的抗爭壁壘，回到制度裡抗爭可視之為一種低成本及回氣的方向，畢竟承接區議會選舉大勝，反對派聲勢意猶未盡，乘勝追擊也屬合理反映民意訴求的方法。不過，回歸後廿二年，政治制度改革仍只是稍有寸進，距離實現雙普選之期亦未能在反修例運動後進一步推演，還是有美中不足之處。
結論
「反送中運動」引伸的是香港人為香港民族建構過程建立的里程碑，建構的過程意味著香港確實正邁向成為民族，卻不等同追求香港獨立。參考2019年8月的調查顯示香港青年人對「中國人」的認同感跌至新低，對「香港人」的認同感則升至新高，顯現是次「反送中運動」帶出的「抗中熱潮」，已經應驗資深時事評論員黃毓民所言：「香港政府在是次運動已經失去了三代人的支持，推行甚麼國民教育也只會是徒然。」。面對中共政府全面管治權下的生靈政治威脅，香港人以「黃色經濟圈」回應縱然發展方面仍屬起步階段，卻是一種香港人文化認同連繫的新方向。「抗中的共同體」，就是帶領這場抗爭運動邁向新紀元的重要一環，因為時代革命已經變成一種有意識的「生活革命」，身份政治已經與生靈政治結合。運動文化熱潮轉化下對香港人文化認同的影響，對將來對抗「赤化」成功會是不可或缺的註腳。同一時間，透過搶奪立法會控制權，迫使政府就範確實有「覺今是而昨非」之嫌。始終重回制度抗爭路線亦看似與反修例運動的成果不太吻合，議會失效更非一朝一夕，可是這亦衍生香港的獨有抗爭模式，就是對「制度依賴」的觀念仍根深柢固且無可避免。如果最終立法會選舉反對派能夠光復議會，結合「黃色經濟圈」的成功，或許真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成功先兆。
參考資料：
[1]方志恆 (2015) 。《香港民族論》。台北漫遊者文化。
[2]吳叡人(2014年6月20日)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關鍵評論網》。
[3]Fisher, M. (2019年10月21日) 。〈「一個國家，兩種民族主義」：香港身份認同的巨變〉。《紐約時報中文網》。
[4]許寶強 (2017) 。〈離棄「人心」的「回歸」：政治化的污名與經濟化的困局〉。羅金義編，《香港精神的變易》，頁306-319。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5] 陳方隅(2019) 。〈台灣與香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菜市場政治學》。
[6]Etzioni, A. (23rd September, 2019). ‘Good’ vs ‘Bad’ Nationalism in Asia.
[7]學苑 (2014) 。《香港民族論》。作者。
[8]林祖偉(2019年12月17日) 。〈香港抗議：政治立場主導，消費分黃藍〉。《BBC中文網》。
[9]安德烈(2019年12月4日) 。〈黃色經濟圈應正名為「公義社區」〉。《立場新聞》。
[10]鄒崇銘(2019年12月3日) 。〈從網絡動員到生活自主——「黃色經濟圈」的未來想像〉。《端新聞》。
[11]施永青(2019年12月3日) 。〈「黃色經濟圈」 的政治功效〉。《AM730》。
[12]周春玲(2019年12月16日) 。〈「黃色經濟圈」是經濟「港獨」〉。《大公報》。
原文發佈於2020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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