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丹麦一年

声明：如果你是抱着的揪斗“境外势力”的心态点进来，或者将我接下来的文章解读成对西方模式的吹捧，否定国内的抗疫政策，可以就停在这里，这篇文章的读者大概并不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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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020 年夏天落地哥本哈根，刚好是斯堪的纳维亚短暂夏天的尾巴。彼时，丹麦针对第一波疫情的 lockdown 已经结束。夏季的疫情比较平稳，所以我到达的时间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除了入境时提供的 48 小时阴性核酸证明，也就很幸运地为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夜攒了一波维生素 E。

到达丹麦的头几天里就被告知班上出现了第一例阳性。她居家隔离了一周自愈后，就拿着阴性核酸检测结果出现在教室里。

这种看似散漫的日子大概也就持续了两个月左右。新一轮的 1ockdown 从 11 月 6 号开始，一方面是病毒的季节性因素，另一方面是圣诞节即将来临，流动会引起病例激增。这一轮 lockdown 持续了近半年，一直到第二年的四月。这听起来似乎很恐怖，但丹麦的 lockdown 更像是将生活精简到生存层面，关闭了非必要的文化娱乐商业设施，限制了社交活动，但所有的必要设施，比如超市、药房和医院……都没有受到影响，活动也不会受到限制，所以生活会有不便，也的确比较无聊，但并不至于影响基本生活。与此同时，针对疫情受到影响的个人和企业，政府出台了各种补贴，甚至新冠患者的病假补贴都由政府在承担。

 2020 年底开发了丹麦政府开发了一款叫 smitte|stop 的软件，用安卓、苹果的内置追踪系统追踪和匿名通知密接，主要用来切段传播链。基本原理大致是，两个手机近距离接触时会通过蓝牙交换编码。当有人报告阳性时，手机会弹窗匿名通知近期密切接触过的人，这样密接可以自己去测试点测试。这样做的结果是，你知道自己是阳性密接，但不会知道在哪里接触了谁，很好地平衡了效率、安全和个人隐私。

丹麦的防疫中，通过应用科技以更安全和顺畅的流程为为公民提供便利和有秩序的生活的例子比比皆是。核酸检测、疫苗接种都有独立的注册系统，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时间和检测点，之后规定时间时地点出现按指示就能很顺畅地走完流程，检测结果和接种记录都会直接在系统里更新。这些系统又和欧盟通用的新冠护照打通，阴性检测结果、疫苗接种记录、患病记录（阳性患者会获得大概六个月的免疫）都会直接同步，用来出入所有需要证明的场所。再多说一句，这些检测点主要靠志愿者维持秩序，但这里的志愿者并不是无偿提供志愿服务的意思，即使志愿者也有酬劳。

班上的第二例确诊出现在圣诞节前几天。这位同学在准备去男友外婆家过圣诞前做了 PCR，结果呈现阳性。她几乎没有症状，靠着同学和朋友的投喂，自我隔离了一周自愈了，只是比较惨的是圣诞节和新年这个两个特殊的日子，她错过了我们的圣诞和新年庆祝。

丹麦政府在冬季采取严格的 lockdown、限制流动，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是新冠对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的影响。在解决薄弱群体免疫力问题的疫苗出现前，这几乎是压平曲线，保护老年群体，最大程度减少死亡人数的唯一做法。与此并行的一个措施就是大规模测试，尤其是和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接触前，我知道的身边朋友去看父母和祖父母前，都会先去做好核酸检测，以确保万无一失。这次高峰期间，丹麦每周有大概 400 万次测试（基本是总人口的 75%）。

在 lockdown 期间，丹麦政府已经开始制定接种计划。疫苗是按年龄进行分组，分批次接种，老年人和儿童是优先接种群体，最后是自身免疫力强的青壮年。这样即使放开，感染率上去，也可以极大地降低重症和死亡率。基本上 50 岁以上的人群完成接种后，丹麦才开始逐步放开。丹麦是接种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5 岁以上的人群中，83.4% 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81.5% 的人接种两剂，62.2% 的人接种过加强针。而 55 岁以上人群中，98% 都已经打过加强针。

今年 2 月 1 日起，丹麦取消了几乎所有的针对新冠的措施和禁令。在这之前，丹麦政府一直在根据数据灵活地调整防控措施的松紧，做了近一年的铺垫。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躺平就是摆烂、放任疫情泛滥，“躺平”更多关于公权力的手伸得有多长，要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私人生活。在丹麦的例子，政府主导搭起了政策和执行层面的框架，但整个防疫系统运行同时依靠普通人的自主参与，高度的遵守和支持。

 这可能听起来反直觉，但我的观察是，丹麦人是我见过最守规矩的人。他们会认为大规模检测和新冠护照是相互保护的工具，遵守各种限制和禁令是自己的道德义务，但这种对政策的高度服从并没有演变成相互的羞辱和谴责，像美国正在发生的那样。丹麦最大的新冠行为研究项目（The HOPE Project）研究了包括在丹麦在内的8个民主国家应对新冠的策略。经过对40万人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丹麦人对公卫系统的高度和稳定的信任是丹麦高疫苗接种率和成功实施关键政策，如大规模测试和新冠护照，的关键。超过90%的丹麦人信任国家的公卫系统。2021年秋天，超过80%符合条件的人口愿意接种经批准的疫苗，而在美国，这一比例还不到50%。丹麦人相信官方有能力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来应对，与此同时，官方也相信普通人会负责任地行事。这样的良性互动让限制措施更温和，让个人层面的牺牲有意义，同时降低了社会和个人的负担。

 2 月初，丹麦宣布不再将新冠看作一种威胁社会的感染疾病后，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巨大争议。丹麦国立血清研究所（SSI）发布了关于常见问题的澄清，比如“新冠不再被认为是对社会的威胁，因为丹麦已经决定，患重病的人不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透明的信息发布机制贯穿整个过程，包括疫情的实时变化、治疗方案、疫苗的副作用、最新的研究结果。及时向公众发布最新信息，让公众知悉自己所面对的风险能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普通人的恐惧，增强对政府的信任，形成合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解决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丹麦人口约 581.3 万，截止目前 41.28% 的人口感染过新冠，其中死亡人数 5,723，死亡率 0.2%。

讨论防疫政策，很容易会陷入制度之争，很多人以美国死了 100 万为论据证明制度优越性。但西方并不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比烂对我们自身的改进毫无帮助。即便一定要讨论美国，也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每个州在如何应对疫情的问题上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比较时，除了要看整体数字，更要分别看每个州的表现，防疫牵扯到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数字。

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丹麦，并不是要鼓吹所谓丹麦道路，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复制，毕竟丹麦和中国在人口规模、经济、社会福利等很多方面的差别不是一个量级。而且在目前这种仍然以“清零”为目标，对“共存”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马上完全放开会是一场灾难。疫情并不是一份只有唯一标准答案的考卷，每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身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策略，但有些基本的原则是有参考价值的，比如相信科学、信息透明、灵活人性化的应对措施，很多次生伤害，在孕妇、老人、和婴孩身上上演的人伦悲剧，并不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并不是真的只能这样，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在防疫的同时，有没有动机做额外的努力维持正常生活的运转，而且这两者是有可能共存的。

当我们说我们要“顾全大局，牺牲小我”时，说的是接受防疫带来的一些限制和不便，比如放弃不必要的社交、没有文化娱乐场所可去、出入公共场所佩戴口罩……而不是在生而为人的基本权利上让步。保证普通人有尊严体面的生活不是什么高要求，而应当是制定政策的基本底线。我们要假设所有正在发生的都可能会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而不是置身事外地将正在发生在老人、孩子、病人身上的惨剧看作为了集体的必要代价，这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慷他人之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