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天上继续当22号

我是22号，那个待在Great Beyond里说啥都不愿投胎的家伙。此刻，我正望着平行世界里的中华民国，来讲讲那对原本会成为我父母的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先说那个她吧，她本来是家里的老六，但其中老二、老三和老五，都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夭折。幸好，她的爷爷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的大饥荒中饿死，能帮着她父母照看年幼的几个孩子，因此她那个聪明绝顶的七妹，也没有在年幼时因同样年幼的她一时疏忽而死于意外。最小的九弟还是夭折了，1950年代末，国家依然贫穷，乡里医院的水平，还是治不好他那点小小的病。

于是他们现在有五个兄弟姐妹了。

她小时候学习成绩还过得去，可是比妹妹差了一截。国中毕业后，家里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决定牺牲她，让八弟和一直都拿第一名的七妹继续求学。其实妹妹这个机会还是他们那位读过旧学、比较开明的爷爷给争取到的。他们那个重男轻女的父亲，可是希望两个女儿都放弃学业，早点出去做工或嫁人，把上学的机会留给八弟。

八弟倒也还算得上聪明，只是从小调皮捣蛋，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学习成绩比两个姐姐都差很远。是他们的爷爷一再坚持，并且拿出私房钱给七妹交了高中的学费，她才能够在最后考上大学。

他们的爷爷年轻时为家里置下几亩薄田，以前人口少的时候还能勉强糊口，现在有了这么一大家子的人，光种田哪够吃喝啊。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大哥婚后不久就加入了国军。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他们的父亲和几个伯伯、叔叔，都曾经因为不愿当炮灰而逃避拉壮丁。如今共匪已被剿灭，国家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不用担心上战场打仗了。他们的父亲虽然舍不得这个大儿子，也只好同意他去当兵。

她在家里帮着父母和木讷的二哥干了几年农活，等到二哥也结婚分家后，家里真的就是一贫如洗了。

说亲的人一茬茬地来，可说的人她都看不上。后来是她住在附近乡镇上的三叔给介绍了一个，对方当然不是那个他，而是她三叔乡上一户殷实农家的男孩，比她大个一两岁，为人老实憨厚。第一次见面，他们就相中了对方。

那时两个乡镇之间早就通了公路，她母亲不用担心女儿嫁得太远、没法经常回娘家了。更何况那家人肯出一大笔彩礼，那样就可以供七妹上大学，给即将成年的八弟娶亲，于是她答应了这门亲事。

婚后，她和丈夫生养了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这时中华民国的人口已经达到8亿，国家提倡节育，她和丈夫都不愿像上一辈那样生一大堆孩子。丈夫心疼她生儿育女太辛苦，主动去做了结扎。

而那个他呢，虽然离她家很近，但他比她年长了好几岁，而且从上国中开始就离家在外求学，因此根本不知道她的存在。

他在1966年考大学，本来想考北大国文系，可是，他父亲一向是挣点钱就海吃胡喝掉，根本不管家里一大堆孩子的。过去好多年，一家人就全靠已经成年的大哥在城里工作贴补家用，也供他这个最小的老五上学。老师知道他家境贫寒，说去北平上学要花一大笔旅费，还需置办御寒衣物，还不如报考首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离家近一些，可以省点钱。

当时大哥已成家生子，家庭负担更重了。为了养活一家老小，身为下层仆役的大哥，几年前就自愿到国民政府在西藏的办事处当茶水工，可以稍微多挣点薪水。

那些年西藏正闹独立，有传闻说可能会发生战争。嫂子担心大哥的安危，已经几次三番去信要他回内地。如果他去北平念书，大哥为了给这个寄托了全家希望的弟弟置办行装供给旅费学费，势必会继续冒险留在西藏。思来想去，他只好同意了老师的建议，报考中央大学。

四年后，他大学毕业，进了首都的一家报馆。

也正是在那一年，经过长达20年的艰难谈判，国民政府到底还是和西藏签订了和平条约，西藏正式独立。在此之前，趁着西藏争取独立的势头，新疆和内蒙也闹起独立来，国民政府意欲对藏疆蒙独立势力发动战争，无奈人民厌战，人心思安，国家也没有钱打仗，再加上美国不断施加压力，仗没打起来，新疆紧跟着独立，内蒙则跟外蒙合并。

至于对岸的台湾，1950年代一度在共匪残党煽动下闹革命，蒋总统曾打算派兵镇压。后来斯大林一命呜呼，苏联国内发生大清洗和大饥荒的事情再也捂不住了，共匪在台湾的余党没法继续用涂脂抹粉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幻景欺骗台湾人，不攻自败。但仍有一部分台湾人不愿接受国民党的统治，继续争取独立。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本来也不是多强，很多省份实质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如今随着蒋总统年事渐高，对台湾就更是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了。位于大陆东南角上的香港和澳门，大体也跟从前一样。

跟清朝相比，虽然中华民国的国土缩小了很多，但这些年没有发生新的战争，人民还算安居乐业，国家经济渐渐有了起色。

他大哥回到内地后收入减少，后来城里开设了更多的工厂，大哥把大嫂接到城里，进厂上班，才暂时缓解了经济危机。不巧这两年大哥家添了一个小侄子，经济上又有些捉襟见肘。幸亏报馆给他的薪酬还算丰厚，现在他可以不时寄钱回家，反过来接济大哥了。

一切看起来都顺顺遂遂，工作没几年，他就和大学时代的一位女同学结婚成家，生下一儿一女。

然而，就在他三十二岁那一年，因为写了一系列直言不讳揭露官员贪腐的报道，他得罪了太子蒋胖子手下的一帮达官贵人。报馆在官方压力之下，只好将他解聘。他已经上了官方的黑名单，其他报馆都不敢接纳他，他被迫离开了这个行业。

他应聘去一所学校当国文老师，班上刚好有个学生是某位校董的公子，仗着老爹的关系，在学校里飞扬跋扈，经常欺负同学。有一次他实在看不下去，把那个公子哥骂了几句。那个学期结束后，他被学校辞退了。

此后他又在首都混了几年，换了好几份工作，都干不长久。事事都不顺利，他脾气越来越暴躁，开始借酒浇愁。而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家里开销越来越大，靠太太一个人挣钱养家，未免吃力。渐渐地，夫妻两个有了龃龉，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一天晚上，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太太忍不住又说了他几句，他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太太捂着脸，望着眼前的丈夫，不敢相信他已经从一个大有作为的青年，变成一个打老婆的酒鬼。

几个月后，太太和他离了婚，两个孩子归太太抚养，他被净身出户。

在南京混不下去了，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原籍。

一位同门师兄在省城政府机关工作，得知了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念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介绍他给自己熟识的一个县长当秘书，还安慰他说：“我们这边天高皇帝远，是省主席的天下，蒋胖子也管不到这里，你就安心工作吧。”

然而他生性耿直，不善逢迎，没过多久，县长嫌他不懂看人脸色，把他发配到一个可有可无的部门去了。

仅仅一年半载后，那个部门裁减冗员，他不愿像同事那样去给主任送礼，恰好师兄又出了点事，无法继续照拂他。就这样，他又一次失掉了工作。

坐火车回到家乡，他已经没脸去见大哥。独自一人提着行李过了长江，他望着一江浊水浩浩淼淼，恰如这人世间一般污浊，想起自己当初离开家乡时意气风发，如今不仅没有衣锦还乡，反而灰头土脸，生活无着，他不禁潸然泪下。

这时，那个她恰好背着竹篓去给地里干活的丈夫送饭，看到他在江边落泪，担心他碰到什么事、自寻短见，便过来问道：

“这位大哥，看你远道而来，不知道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在这里唉声叹气。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想必你走了很远的路，肚子饿了，我这里有几个红薯和苞谷，你拿去垫垫肚子吧。”

他本来已经有了寻死的念头，没想到碰到这个好心的农妇馈赠食物，不禁大受感动。

无论如何都要活下去，他告诉自己。

在平行世界里，那是她和他唯一的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