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文/方方

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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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第56天。


大晴,太阳太明亮,一副直奔夏天的感觉。有阳光,而不潮湿,这是武汉很舒服的天气。其实我之喜欢武汉,气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武汉四季分明,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个性。用武汉人的话说,夏天热起来热死,冬天冷起来冷死。春天有一段潮湿期,秋天则天高气爽,天天都是舒服日子。年轻时,我对武汉的气候还有点烦,毕竟怕热又怕冷。后来科技发达,生活质量提高,夏天有了空调,冬天有了暖气,春天可以油湿,而秋天则继续享受它的美好。这样一来,气候的所有缺点,都被人类的智慧所解决,而它的优点,也就更加突出。所以,我现在觉得武汉的四季相当好的。很多年前,我做纪录片,武汉热到四十度高温,但武汉的老人家说:必须得这么热!出大汗,排大毒,热透了,人才舒服。这话当时让我惊了一下。武汉的夏天,若哪年没到四十度,武汉人会有深深的失望:这哪像武汉的夏!


继续谈疫情吧。疫情自结束早期混乱而痛苦的阶段后,一天天向好,现在显然控制住了。走到今天,还有一个新增确诊。死亡人数尚有10个,疑似人数归零。武汉人急盼所有数字都是归零,那才是真正的结束。想来,这一天,应该不会太久。


下午与一位前线工作的医生朋友通了一个长电话。有些观点,我们不太一致,比方追责。医生朋友认为,现在谈追责恐怕就没人做事了。而我则觉得无论政府或是医院,都不至于这么脆弱。医院的能干人应该不少,政府中人才也多,可继任的也大有人在。现在抗疫已到扫尾阶段,大家对前期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这正是复盘的最好时间。而追责,也是必须要做的,否则,怎么对得起逝去的几千亡者,以及更多有着痛苦经历的武汉人?这次疫情,我之前也一直说,是合力造成。从上到下,各种因素都有。这些因素每样一点,加起来就装了一大锅。现在,这口锅,大家都想甩掉。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监督:你们不能轻易甩锅。各自的责任,各自承担。


医生朋友讲到了两件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此记下,可供以后参考:一,医生朋友认为,医院的建筑有问题。通风条件不好,密闭空间,容易加重感染。据说这几年医院都盖有新大楼,为响应节能减排号召,在空间的处理上,并不适合医院。医生朋友说,记得SARS那年,深圳气候暖和,他的朋友在医院把窗子打开,空气流通可稀释病毒,感染人数减少很多。我没有查数据,不知道当年深圳是否如此,但我觉得他讲得也有些道理。只是今年的武汉,正是寒冬,好像也不太可能开窗,我也有点点疑惑。不过我想,医院的通风问题,尤其是急诊或是传染病科室,应该是很重要的问题。二,医生朋友认为,每年冬春交际,是传染病大流行时间。上一次SARS是,这一次新冠也是。那么,为什么不把开会的时间,改在别的季节呢?改在一个流行病少的季节?


医生朋友的这一想法真让我脑洞大开。不瞒说,我在湖北,从1993年开始参加两会。由省人大开到省政协,整整25年。我太知道两会前后各部门会处于什么状态。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所有负面信息媒体都不允许报道、而各部门到了那个时候,几乎也没什么人做事,因为领导都去开会了。这一次,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市卫健委停报感染人数的时间,与省市两会时间几乎完全同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故意而为,而是习惯性动作。这一习惯,甚至不是这几年养成,是多年就有。多少年来,各部门都会把相关事情压到两会之后再办,而媒体多少年来,为保证两会顺利召开,从来报喜不报忧。干部习惯了,记者习惯了,领导习惯了,百姓也习惯了。押后办理工作,压下负面消息,大多时间都没发生什么意外。毕竟,生活中琐事为多,没什么不能放几天的。如此这般,皆大欢喜,人人都有面子。但是,病毒却不客气,它会当场把这面子撕破。SARS撕了一次,新冠又撕一次,会不会还有第三次?我有点担心。所以,在这里顺着医生朋友的想法,也给个建议:如果改不了两会时间,就改掉这个陋习;改不掉这个陋习,就改一改两会时间:让它在一个温和的不太可能有流行病发生的时间召开。其实这两件改起来都不是难事。


今天还有一件事我无法回避,估计很多人都在等着看我的回复。就是有一个自称十六岁的高中生,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有很多漏洞,以致无数朋友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十六岁学生所写,更像一个五十来岁的抠脚大汉的作品。不过,无论是也不是,我还是准备按十六岁学生的信来作回应。


我要说,孩子,你写得不错,充满着你那个年龄人的疑惑。你的想法很合适你,你的疑惑是教育你的人给的。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我无法解答你的疑惑。看到你的文字,倒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读过的一首诗。这首诗是白桦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他: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和剧作家哦。我读这首诗的年龄大约是12岁,这是在1967年的“文革”中。那时,整个武汉的夏天,都在武斗。就在这年,我这个小学五年级学生,得到了白桦的一本诗集,诗集名为:《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其中第一首诗是《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诗的第一句:“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我读这首诗时,非常激动,并且永远记下了。


孩子,你说你16岁。我16岁时,是1971年。那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我一定会豁出去跟他争个头破血流,而且他就是说三天三夜道理也说服不了我。因为我从11岁起,接受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教育,到我16岁时,这教育已经进行了五年。用三天三夜的道理来说服我,远远不够。同理,我也不可能解答你的疑惑。我就是说三年,写八本书,恐怕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你也有至少像我当年一样的五年。


但是我要告诉你,孩子,你的疑惑迟早会得到解答。而那个答案,是你自己给自己的。十年,或是二十年后,有一天,你会想起来,哦,我那时好幼稚好下作呀。因为那时的你,可能已是一个全新的你。当然,如果你走的是一帮极左人士指引的路,你或许就永远没有答案,并且终身挣扎在人生的深渊。


孩子,我还要告诉你:我的16岁时代,比你差远了。我连“独立思考”这样的词都没有听说过。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需要独立思考,我的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说什么就是什么,报纸说什么就是什么,收音机说什么就是什么。11岁开始“文革”,到21岁“文革”结束,这十年,我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从来没有过自己。因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一台机器上的螺丝钉。随着机器运转,机器停,我停,机器动,我动。这状态,大约也像今天的你(而不是你们,因为现今16岁孩子中很多人相当有独立思考能力)。幸运的是,我的父亲说: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全都能上大学。父亲说那番话的样子我还记得。所以我在当搬运工的时候,一心想实现父亲的遗愿,于是我考上了大学:中国最美丽的武汉大学。


孩子,我经常为自己感到庆幸。虽然我的少年时代接受的尽是愚蠢的教育,但我却在青年时代得以进入大学。我在那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和阅读,与同学们一起讨论非常有意义的话题,并且开始了我的写作,终于有一天我知道了要独立思考。我还有幸地遇上了改革开放,更有幸参与了整个改革开放的全程。我看到结束“文革”浩劫的中国,从那样落后的状态,一步步强大。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几乎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写这份公开的日记以及你给我写这封公开信的权利。这一点,我们都要庆幸。


孩子,你知道吗?改革开放的前十年,几乎是我自己和自己斗争的十年。我要把过去挤压进我脑子里的垃圾和毒素一点点清理出去。我要装入新的东西,我要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当然,学会这些,是建立在自己的成长经历、阅读、观察和努力的基础上。


孩子,我一直以为这种自己与自己的斗争,自己给自己清除垃圾和解毒的事,只会在我这一代人中进行。意想不到的是:你和你的一些同伴,将来也会有这样的日子。那就是,自己与自己斗争,把少年时代脑子里被灌入的垃圾和毒素,清理出去。这个过程,倒是不痛苦,每清理一次,就是一次解放。一次次的解放,会把一个僵化麻木带着锈迹的螺丝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


孩子,你听得懂吗?现在,我要把这一句诗送给你:“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像今天的你们。”

【作者简介】方方:原名汪芳,祖籍江西彭泽,生于江苏南京,现居武汉,中国当代女作家,代表作《水在时间之下》《万箭穿心》《风景》,最新长篇《是无等等》,新浪微博“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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