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做学问最忌想当然

今天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中国有大麻烦了吗？》，又让独生子女家庭背黑锅了。

在文中，作者Paul Krugman在写到中国储蓄率太高而消费不足时，把这归罪于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出生率降低，“中国的成年人不能指望子女赡养自己，所以他们不停存钱以为退休做准备。”

实际情况如何呢？

就让我以自己和我的朋友为例子来说一说吧。

我们家大概就是Krugman所说的那种储蓄率比较高的家庭，我父母把他们的积蓄和征地款全都存了起来，因为他们那点钱，如果要在当地城市里买房的话，也就刚刚够。可是偏偏我们一家三口都喜欢乡下，不喜欢住在城里，而且我认为现在的房地产价格高得离谱，干嘛要去买一套价格虚高、自己又不喜欢住的房子呢？

而住在乡下的话，我父母自己种点小菜，养点鸡鸭，菜完全够吃，只需要买点大米和水果副食之类，就没有什么开销了。在征地之前，他们靠独生子女费和每人每月100多块钱的基本养老金，再加上存款利息，差不多就够花了。至于生病治疗，我有亲戚是医生，看病不会像进医院那样挨宰，平常伤风感冒，也花不了多少钱；偶尔住一次院，就算挨宰也就那么万把块。被征地之后，我父母的养老金也不多，每个人每个月也就几百块钱，现在听说稍微涨了一点点，但也不到一千块，可是因为家里开销小，他们都花不完。

所以我父母把钱存起来，并不是担心没人给他们养老，而是找不到需要花钱的地方。

我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她是全职妈妈，先生原本是外地城市居民（现在应该已经拿到北京市户口了），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收入比较高，一人工作供一家三口生活，绰绰有余。他们两口子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也是独生子女，夫妻双方的父母又都是城镇户籍，有养老金，根本不需要他们小两口出钱养老。而且她父母还做点小生意，收入也不错，全家的生活水平都比较高，经常消费，在武汉肺炎瘟疫爆发之前，差不多每年都会外出旅游几趟，包括出国游；外出就餐就更频繁了，有时她先生下班晚了，干脆就不让她做饭，直接吃馆子去。他们也喜欢网购，以前我进城没赶上末班车回家，跑他们家睡沙发的时候，经常看见他们家客门厅里堆着一大堆快递纸箱纸盒。

我不了解他们家的存款状况（这种话题太隐私了，就算是再好的朋友我也不会问），想必总有个几十万的应急备用金吧，而在消费方面，他们家也绝对是充足的。

在跟我母亲聊天时，我了解到，真正担心没人给养老（甚至被儿孙啃老）而拼命存钱（还未必存得下来）的，其实是农村一些多子女家庭。

我妈经常跟我讲老家逢年过节的情况。我们那边农村的年轻人也差不多都在城里工作生活，房子或买或租，平常是不回老家（照顾父母）的。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年轻人才会带着孩子回乡下看望父母。说是看望，其实是变相的啃老，回家必定是又吃又拿的，他们的父母对于孙辈，肯定是要给压岁钱的。

一个阿姨在春节假期后跟我母亲诉苦说，过年一大家人，热热闹闹，倒也欢喜，只是儿孙一走，她的钱包也空了，只好拼命打工挣钱。

我妈说，这些家庭的老年人，就像树一样，树皮被儿孙剐了一层又一层，可怜得很。如果儿孙回老家，老年人不给钱的话，呵呵，就别想后代理睬自己了，至于要他们给养老，想都别想。什么多子多福，自己骗自己吧。

我老家还有另外一个家庭，丈夫跟我父亲是同行，做点小生意，但比我父亲成功，听说挣了不少钱。老夫妻有两个女儿，都已经结婚，老两口也给女儿都买了房，但还剩下不少积蓄。

然后有一天，他们的一个女儿赌博输了钱，两姐妹联合起来，偷偷把父母的存款取走分掉了。老两口得知自己的存款被女儿瓜分，自己辛劳一生却两手空空，真是欲哭无泪，差点给活活气死。

其实吧，Paul Krugman不管说中国人储蓄率高，还是独生子女和低生育率导致消费不足，都完全是信口胡言瞎歪歪，同为反节育派媒体的RFA就有一篇报道《中国个人负债增速世界前列 银行卡债务超美》说出了相反的事实：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日前在新浪发表专栏文章，用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的截至去年第三季度的中国居民杠杆率与其他国家作了平行比较。她指出，尽管中国以61.1%的杠杆率在43个主要国家中仅排在第22名，但中国的居民杠杆率过去五年来的增幅高达22.2%，是这些国家中最高的，远远超过了美国（0.9%）、日本（7.2%）、德国（4%）等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幅。

中国人存款率高，那是好多年前的陈年旧事了，现在已经变成负债率高。幸亏我们这些独生子女家庭还存了点钱，要不然中国人的平均负债率恐怕还会更高。

至于负债率高的原因，想必又会有一些信口雌黄的反节育派让独生子女啊、生育率低啊这样的因素背黑锅（毕竟对反节育派来说，独生子女政策是万能黑锅侠），但中国经济网上的一篇文章《爱存钱的中国人，为何家庭负债率越来越高？》指出，

中国现在的负债房地产方面占比很高。

不少人为买房负债累累，这些房奴根本拿不出余钱去拉动消费。这才是中国人消费不足的真正原因。

这在经济学界已经成为共识了，但别指望信口雌黄骗稿费的反节育派正视这个事实，把中国的一切问题想当然地甩锅给独生子女政策或生育率低，已经成为他们的本能反应。

自从造假大师易富贤成了海内外反节育派媒体的宠儿之后，西方媒体和各路砖家患上信口雌黄病（对中国媒体和砖家来说，这是老毛病）的越来越多，连Paul Krugman这个曾经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未能幸免。敢情这毛病是会传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