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档案】举国致之，举国治之：中共刚性体制与新冠疫情之祸

CDT编者按：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27名不明肺炎患者；截止到2021年1月19日，全世界有9610万人感染上新冠病毒，死亡205万。在过去的整整一年，几乎全世界都在努力抗击新冠病毒。在病毒最早爆发的中国，新冠病毒之战不仅更为长久一些，也显得略微复杂一些：疫情不仅仅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大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体制问题。为什么疫情最早发生地武汉的死亡和封锁会如此惨烈?为什么疫情起初会被瞒报？最佳的防疫机会为什么被错过？为什么到了后期，疫情爆发地中国的防疫反而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为什么世卫组织一年后才能进入中国进行病毒源头调查？一年之后，CDT编辑再次回顾媒体报道和分析中，这场巨大灾难背后的中共体制原因和人祸因素。

一、从可控到失控，新冠疫情最佳防控时机是如何错过的？

一年后，回望这场巨大的灾难，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武汉错失了最佳防疫时机，中国错失了最佳防疫时机。为什么会错过呢？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政府耗资巨大建立了一套可以从地方直通中央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然而，在此次疫情，它几乎完全失效，为什么呢？

曾出版专著《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的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在新冠疫情刚刚爆发之时，便接受了BBC中文采访，从组织角度出发，指出中国政府在这场疫情上上的治理模式和特点：

中国政府动员体制是向上负责的，整个官僚体制像是一个高能量的机器，需要自上而下的启动，所谓令行禁止，上面叫你动就动，叫你不动就不动。有这种刚性和各种各样的纪律约束，出了问题就会有职业生涯危险，大家非常小心谨慎，特别在重大问题上，不得到上级的具体指示，就不能有自我判断和行动。事件的演变过程也反映了这种情景。我们看到，在高层发话动员之前，各地各级政府包括武汉的政府部门都是按兵不动的。一旦上面发话了，各地才积极响应，动员起来。这个状况和这些年的大环境很是吻合。BBC | 周雪光专访：新冠疫情暴露“刚性”体制弊端

在周雪光教授看来，这样的刚性体制会导致三个问题：

第一，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困难；第二，启动应急对策的时间滞后。这两者是互相关联的。信息流动不畅或高度不确定，就会导致决策过程的拖延不决。第三个问题，是专业人员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作用。

因此，即便有着直报系统，即便有着吹哨人，即便有着专业人士的呼吁，这场疫情的最佳时机依然被错过。

2019年12月8日，武汉发现27名不明肺炎患者；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8人散布新冠病毒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 。此后，官方一直封锁有关武汉有不明肺炎的消息。

1月21日，第一篇指控官员隐瞒疫情的文章在网络疯传《我们已知的武汉肺炎的重要消息，都不是武汉官方首发的》，文章指出：

武汉市和湖北省前一阵子都在忙着开两个重要的会，有些武汉官员的想法恐怕是觉得重要会议期间要稳定，不要制造混乱。这种想法，从我2002年大学毕业进入武汉的新闻单位就有了，这些年他们也一直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干的：两会期间，不允许报道负面的新闻，要给两会营造和谐的氛围。

如他们所愿，他们舒舒服服开完了会，疫情也一步步扩散开了去。

2020年1月19日，武汉才派了了一个副市长出来介绍疫情。而武汉的第一例病人，出现在2019年12月8日。

此后，武汉肺炎的情况才陆续有媒体报道。1月25日，中国新闻周刊 报道《武汉医生：疫情刚开始“整个不让说”》：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生林羽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当时，医生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再嘱咐就诊患者：“口罩、口罩、一定要买口罩、戴口罩”，甚至半开玩笑地嘱咐“不要去华南海鲜市场买东西，那里东西不新鲜。”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公告称，共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严重，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消息：“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

武汉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还传唤了8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的违法人员，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在2020年第一天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这条消息。

从1月6日至1月10日，武汉市卫健委没再就“不明原因肺炎”发布通报。

1月27日，财新采访武汉市长周先旺《武汉市长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周先旺承认：

周先旺：这次我们的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不及时的一面，也有我们利用很多有效信息来完善我们的工作不到位的一面。前面这个披露的不及时，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不理解。后来特别是元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这个病作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而且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强硬的措施上，不是慢半拍，那是可以说是硬了一拍，比如说关闭离汉通道的问题，暂停我们的城市的地铁、公交、轮渡，包括武汉出去的长途公交车，这是很果断的。

1月27日，后来被视为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接受了北京青年报深一度采访，他在被训诫11天后便被传染住进隔离病房，同时，其父母也被感染。当天，这篇报道《北青深一度｜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天后被病人传染住进隔离病房》被全网封杀。在访谈中，李文亮出示了自己的训诫书，并说：

12月31日凌晨1点半接到电话通知，让我去武汉市卫健委。当时卫健委连夜开会，应该是应对疫情的会议，我们医院院领导、医务室主任都参加了。我没参加会议，让我在其他房间等着。会议结束，院领导询问了我一些消息来源之类的问题。凌晨4点多的时候主任开车送我回的家。12月31日被叫去医院监察科，去了两三次，有时候是监察科同事接待，有时候是纪委书记。反复问我消息来源，以及有没有认识到自己造谣的错误。后来要求我写了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说要院内处分，具体一直没有出来。1月3日上午，我又接到派出所电话，让我签了一份《训诫书》。

1月29日，账户名“小山狗”发表文章《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详细记录了2019年26、27日发现新冠状病毒的经过，同时作者也提出自己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两天就已经分析出了这个未知的病毒是一个跟SARS很像的冠状病毒，并且上报了所有分析结果，官方要到1月7号才发布消息明确肺炎是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要谈对整个事件的看法，最大的感觉就是失望，痛心，还有愤怒。我们都已经发现那么及时了，为啥现在还是没能控制住？让全国进入的疫情大战？更多的不是科学因素，也不是技术因素，而是决策和媒体。

这篇文章第二天被删除。

1月30日，公众号“BIOWORLD”发表文章《 NEJM实锤，12月中旬武汉新冠病毒已发生人传人，是谁隐瞒发现，让疫情蔓延全国？》：

疾控中心的专家已经表明，2019年12月中旬已开始人传人。

但是，2020年1月10日，武汉官方仍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直到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公开宣布了会人传人。

1月30日，有网友梳理了武汉疫情的时间线（《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最后总结出：

2019年12月8日-12月31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日-1月10日，武汉空白；

2020年1月11日-1月17日，自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后7天，武汉一直通报“无新增病例”；

2020年1月20日-1月22日，最高指示发出，防控全面升级后2天，武汉才开始号召市民戴口罩，武汉相关领导还在参加春节团拜会；

到底是谁耽误了武汉？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谁为死去的人负责？

1月31日，著名公号“知识分子”发文《 “瞒报”还是“保守”？一篇论文引发武汉疫情争议》，文章分析：

北京时间1月30日凌晨，美国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线了一篇关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瞬间引发舆论关切。

有批评者认为，论文提到的 “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显示包括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在内的论文作者至少在1月初已经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但外界直到1月20日才了解到病毒可人传人。也有科学家表示，该论文属于流行病学回顾性研究，数据采集和分析都是滞后的，为何一定要推演到“隐瞒疫情”。

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

文章还提到，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在微博上就该论文提出的质疑，“新冠状人传人的证据被有意地隐瞒了！”

“从这篇论文的数据来看，国家疾控中心早在一月的头几天就掌握了明确的人传人的证据，那么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月20日这三个星期里，这个消息是在哪个步骤被掩盖了？是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为了发表论文，对数据密（秘）不外宣？是武汉市政府为了某些需要压制数据的公开？还是什么别的情况？”

王立铭的这一质疑迅速在网上得到数万人的转发和评论，两个小时后被删除。

与此同时，政府各个部门也开始了“甩锅大战”，《梳理一下这丑陋的甩锅比赛，比赛到哪回合了？》梳理目前为止武汉市长、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之间互相甩锅，“没有一个自省反思的，全都是别人的责任，别人有错。”接下来，这个黑锅又会甩给谁呢？ 这篇文章几乎被秒删。网络上，追问责任的文章几乎是被删除最快的。

二 、运动式防疫与时代中的一粒沙

同时，周雪光教授还指出中共防疫模式的另一个特点：一旦上面发话，这个体制动员力量会是惊人的，而且会变成政治任务，不惜代价完成。最终，如同所有过去的悲剧一样，这将会成为一种“胜利”。

这是一个向上负责的官僚体制。这个体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对于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可以非常迅速，非常有力，特别在运动式治理的高度动员阶段。但它的弱点是不能够有效地采集和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执行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传递自下而上的信息这两个方面是矛盾的。在自上而下高度动员的过程中，各级官员的职责就是执行指令，上面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如果这些各级官员还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要反映各地的不同情况，反馈需要因地制宜的情况，这意味着自上而下的指令需要调整，需要变通，这就削弱了自上而下动员体制本身的刚性。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上级领导说，这是政治任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完成。这种定势是不鼓励基层官员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的。在这样的情境下，组织内部的信息传递就难免受到阻碍。。BBC | 周雪光专访：新冠疫情暴露“刚性”体制弊端

2020年2月18日，公号案例与法理便发出文章，质疑：释之先生：能以防疫之名乱来就能以任何借口为所欲为，批评当时防疫过程中出现的四个乱象:

一、不能以防疫之名为所欲为

二、不能以防疫之名胡说八道

三、不能以防疫之名羞辱人性

四、防疫时期社会治理更当守法

虽然，很多防疫措施遭到很多网络批评，但并没有让官方停止，甚至变本加厉。在这场全民动员的运动式防疫过程中，付出最大代价的是那些无名受难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未能留下。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怀有身孕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2020年底，中国数字时代将2020年年度人物评给了“时代的一粒沙——中国新冠疫情中的无名受难者”：他们或是求助者，以及无法得到救助而死去的人；或是死难者家属；或是身处第一线的医护以及工人；或是过度防疫的受害者、疫情次生灾害受害者：

【CDT档案】2020年度人物：“时代的一粒沙”——中国新冠疫情中的无名受难者

随着疫情的持续，这场灾难显然又渐渐变成一场胜利，被消失的不仅是这些不和谐的负能量，更令人触目惊心地是对新闻报道的管控。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young周刊》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有北青深一度、冰点周刊、财经杂志、财新网、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网等18家主流媒体和偶尔治愈等影响较大的自媒体的共计41篇新闻报道（推文）被删除或屏蔽”。（消失的41篇疫情报道）

消失的新闻报道（推文）中，从最早1月23日界面新闻刊发的《对话wh一线医护人员：所有隔离病房已饱和，身边已有同事infected》，到3月10日“人物”公众号刊发《发sz的人》，再到3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的《wh中心医院医生：c染b留给大家反应的时间太短了》，它们有的消失得莫名其妙，很快被人遗忘，有的消失后仍储存在公众的记忆中。

根据《有Young周刊》的统计，2月4日到2月27日这将近一个月时间内，以及3月2日到3月13日这12天中，几乎每天都有新闻报道在互联网上“被抹去”。

从“被消失”报道的情感偏向方面看，由于它们大多涉及zf决策fault、湖北居民的困难处境、疫情的不容乐g等“负m事实”，所以它们大部分是负m的情感偏向。

因此，可想而知，民众此后也只能听到好消息了。如时评家长平所说：

正如每一场灾难一样，事情坏到底线，就再也没有坏消息了，剩下的都是好消息。数以千万计的国民的死亡，整个社会的崩溃，使得”改革开放”时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大快人心的好消息。人民能经商、能上学、能迁徙……这些在正常国家里理所当然的权利，在中国都要感谢党的英明领导。

新冠疫情又是一次自我歌颂的机会。在此期间，中共做得最稳健有序、可防可控的事情，不是医疗救治，而是宣传和维稳。即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病房仍然会响起党的颂歌。如今出现新增病例减少的迹象，尽管千万家庭已经阴阳两隔，死亡人数仍在上升，党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庆功大会了。当然，这篇报道也迅速被404，与它所统计的那41篇报道一样，只能储存在公众的记忆中。（长平观察：只有好消息给你听了）

三 、那些说真话的人vs 他们依然在说谎

如哈维尔所指出的，极权政府使用谎言和恐惧进行统治；而作为无权者的民众唯一的权力便是说真话，说真话也是对抗极权最好武器。

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共体制的谎言机制再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中国民众的对抗和勇气也在这次疫情中得到彰显。

据统计，2020年文字狱事件共有771起，因新冠病毒言论而获罪事件截止到10月份有582起。从封锁消息、到大规模封号删帖、到中宣部派出300个记者到武汉、到各种穿帮的官媒报道、到利用女性身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到急不可耐高声唱赞歌歌颂战疫的伟大胜利，官方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像一本拙劣的剧本，漏洞百出地上演，试图抹杀掩盖着一切真相。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虽然中国政府一直隐瞒武汉疫情的真实情况，但依然有公民去现场做报道或是为保存记录对抗审查做努力，陈秋实、张展、方斌、李泽华等几位公民记者或是失踪或是判刑，瑞点星志愿者蔡伟、陈玫和小唐被拘押。

然而，无权者中国民众依然无畏地使用起自己唯一的武器：讲真话，求真相。

2月4日，许章润教授《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在网络热传，许教授在文中愤怒谴责。不久，因批评防疫，许章润教授被软禁。（批评官方应对疫情不利 清华许章润遭软禁）

7月6日 上午被十多名警方从北京的住所逮捕。7月12日，许章润获释回家。7月13日，媒体报道清华大学对许章润革除教职、开除公职。9月10日，企业家耿潇男和她的丈夫，因涉嫌“非法经营”，而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10月14日被检察院正式”批准逮捕”。据介绍，原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被四川警方带走时，耿潇男曾为他奔走呼号。耿潇男的多名好友怀疑，她被警方带走与早前公开为包括许章润在内的多名公共知识分子和异见人士发声有关。

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因新冠状病毒肺炎去世。作为此次疫情的吹哨人之一，李文亮医生的突然去世，在民众激起激烈的反响，自发组织各种活动来纪念李文亮医生，同时也表达对当局的不满，提出政治诉求，发起了一场讲真话运动。

3月5日，中国国家副总理孙春兰来到武汉青山区开元公馆视察疫情防控，一个女人在楼上高喊：“假的，这全部都是假的。”“你看到的都是假的。”在小区中，喊声此起彼伏。（副总理视察小区 武汉市民高喊：全部都是假的）

那个呐喊的女人以为，高层不知道底层作假。这是她的单纯。高层不造假吗？回想以前人民鈤包的亩产十万斤报道吧，以及目前依然在进行的疫情掩盖。高层怎能不知! 但客观上她拆穿了高低层互相配合的演戏，使高层低层官员们知道，我们国民知道你们在演戏，这很虚假，你们很可笑。这是很有意义的。（“这全部都是假的！”那个女人喊穿了假戏）

3月10日，《人物》发表三月封面人物《发哨子的人》，文章采访了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该报道引起轰动，艾芬的话：“老子到处说”，即可成为流行语，同时艾芬和哨子也成为了敏感词。但文章也因此立即遭到封杀，当天上午11:40左右便消失，在这篇报道被和谐之后，网民便开始用各种方式不断发送这篇报道，有修改敏感词发送的，有用截图发送的，还有用语音发送的，当天便出现十几个版本。然而这些也随即被封杀。这似乎更是激怒了网民，网民开始创造性地发送这篇文章：各种外文、盲文、密码、火星文等等。在原文被删的24小时后，网络上出现了更多的版本，也有网友不断收集整理，CDT编辑特别将网络上流传的《发哨子的人》的版本汇总于此：

CDS档案 | 一场彰显网民不服从的大型集体行为艺术：发口哨的人版本大全

3月，任志强在文章《任志强：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中，批评了中共专制体制对疫情防治工作的破坏作用，并称习近平“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7月23日，任志强被“开除党籍”，其中一项原由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29月22日，任志强因多项罪名被重判18年，其中不涉及任何“政治罪名”。任志强当庭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2020年1月23日武汉启动封城，4月8日解封。武汉作家方方在封城期间，共写了60篇日记。读方方日记成为很多人的必修课，但几乎每篇出来便被立即删除。CDT特别将方方日记汇总保存：

方方日记总汇

《方方日记》不断引起读者的共鸣，也引起全国性的争议。网络上对方方进行了更猛烈的恶毒的人身攻击、批判，甚至连方方的支持者都遭到攻击。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因公开支持方方，而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记过、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的处分。海南大学退休教授王小妮也因支持方方受到学校调查。方方也得到了许多作家、学者和知名人士的支持，在社交媒体上卷入这次争论的知名人士有郝海东、叶大鹰、张雪忠、罗新等。

6月初，社交网络广泛流传着一个长达20分钟的音频，这是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私下的一次讨论会上发表的讲话。蔡霞在讲话中不断诘问，为什么中共体制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为什么习近平这样一个人“坐到大位上去？”蔡霞由此判断这个体制本身已经是没有出路了，“改是没有用了。这个体制从根本上讲就必须要抛弃它”。8月17日，中央党校网站发布通告，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中央党校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蔡霞表示：“我很高兴与这个黑帮一样的政党彻底脱钩了”。9月10日，被迫滞留在美国的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发现，她在中国的银行帐号被关闭，中共不只取消她的养老金，连存款都取不出，“人们永远想不到邪恶的习共有多邪恶”。

四、 中共体制：全人类的威胁

2020年10月23日，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通过视频连线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用中文发表了题为《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演讲。他提醒民主国家说，中共的统战活动在全球各地悄悄展开，正在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西方人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专制政权对自由社会的干预，不仅没有江河日下，反而甚嚣尘上。” （【CDTV】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中文演讲《贵在坦诚：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在《长平：中共的升级版「一九八四」宏图　》中，时评家长平指出了中共的雄心：向全世界输出极权。八月，中共的这种雄心显然在全方位的彰显：在国内，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社交媒体再次遭到“严打”，各种审查一而再再而三的“清洗”各个领域的不同的声音；随着疫情而出现的健康码成了堂而皇之的监控利器；“光盘行动”以及可能到来的数字货币和电子粮票让人胆战心惊。在香港，国安法的实行让中共对香港自由人士的逮捕肆无忌惮。在新疆，一刀切的全封闭的管理让民众苦不堪言，连基本医疗救治都无法保障。在内蒙古，政府强行以“第二类双语教育”的名义在内蒙古所有学校用汉语取代蒙语进行教学。在国际上，经过多年的韬光养晦，中共通过经济、商业、文化、学术等活动输出的价值观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威胁……虽是酷暑，但中共的升级版的宏图“一九八四”让人不寒而栗的，亦如陈光诚在共和党全代会演讲中所说 ：“中共是全人类的威胁。”（ 希望之声｜陈光诚在共和党全代会上的发言（完整版））

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与发展，可以看做是中共邪恶体制是全人类威胁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其中，被中共左右的世卫组织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更是展示其本性。中国数字时代特别存档：

【CDT档案】寻找病毒起源: 世卫组织调查被中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