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戛纳瞬间：目光与体温

2013年，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天注定》参加第66届戛纳电影节。电影节每年会在电影宫外面用帐篷搭出一个巨大的“餐厅”，每天中午请一些来宾共进午餐。我英文水平欠佳，尤其听力不足，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都觉得累。《天注定》首映前又收到了午餐的邀请，我打算礼貌性地去晃一下就尽快离开。

进了餐厅，看到先到的客人已经三、五成群在聊天。我看福茂、李安导演和一个坐轮椅的人围在一起聊天，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就一个人走到外面的海滩边，独自坐下来抽烟。

不一会儿，李安导演的助手过来叫我，让我进去一下。

我进了帐篷，走到李安身边再次和大家问好。李安看着坐轮椅的人说：“小贾，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导演想和你聊几句。”我睁大了眼睛，下意识地喊出来：“啊，他是老贝啊！”

这不是不恭。因为贝托鲁奇在中国拍摄过《末代皇帝》，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用中国人的方式称呼“老贝”，就是自己人的意思。我这才意识到电影史上让我尊敬的人物就在眼前。

贝托鲁奇导演握着我的手，开始说话。我用目光向李安导演求助，李安开始帮助我翻译。

贝托鲁奇说：“怎样能看到《无用》？你的电影我就这一部还没有看过。”我连忙说：“我给您寄个DVD吧。”一阵忙乱，有人拿来纸和笔，贝托鲁奇导演留下了他的联系方法。

《无用》在我的作品序列里面并不是太受关注的一部，我很惊讶贝托鲁奇导演知道它的存在。作为前辈，他不吝表达对晚辈的鼓励。自己的创作被他关注着，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鼓舞人心了。

戛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奇遇的地方，不仅是与那些崭新的电影相遇，也是人与人的相遇。

2008年，《二十四城记》戛纳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导演站在门口看着我，我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说，他转身离去，留下了他的的体温，温暖着我。

2015年，《山河故人》Photo call时，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导演在几十台相机面前突然径直走了过来，一只手拉着我，一只手拉着赵涛。

她的视线一直看着我俩，目光中有一种外祖母般的溺爱。

贝托鲁奇、阿巴斯、阿涅斯·瓦尔达如今都走了，但在戛纳电影节，他们把自己的体温和目光留给了年轻一代。我们从中吸取力量，活着，拍摄着。

同样是在2015年，《山河故人》在戛纳首映后，那是期待观众反馈、兴奋与不安交织的时刻，沃尔特·塞勒斯（Walter Salles）陪着我在戛纳的小巷中漫无目的地行走。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另一个导演陪伴着我。中国与巴西相隔17348公里，戛纳成为我们共同的国度。

“疫情”之下，今年的戛纳电影节能否举办、以何种方法举办一直牵动着电影工作者和影迷的心。

卢米埃尔大厅的红地毯、聚光灯、掌声并非浮光掠影，那是人类嘉奖良知和勇气的仪式。人们聚集在一起，一起面对黑暗，抵抗遗忘，让沉默的人发声，将渺小的身影在银幕上放大。

很难想象一个线上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从发明之日起，就是聚众的艺术。

电影院中，我们对同一内容的共同反应，同哭、同笑、同叹息，构筑了人类的共同认识，我们由此了解彼此，让良知结盟。

对我来说，电影从发明之日起，就是放大的艺术。就像卢米埃尔大厅的巨幅银幕，放大过一张张来自中国山西，我家乡的男男女女的脸。

新冠疫情驱散了众人，让我们禁足于各自的家。这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从事的艺术天然敌对。

曾经有人说：只要唱起《国际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在病毒劫持之下，我们同样需要团结抵抗。

对电影工作者来说，只要想想戛纳，就知道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