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特殊“困境”：家政工不能返工，家务该谁来做？ 【疫情下的家务承担者 04】

原文发布于2020年3月20日，尖椒部落原创首发。
作者：园园、青青草
编辑：雅清

家务劳动常常和女性捆绑在一起，在传统的观念里，“好女人”的特质里必然少不了擅长做家务，照顾老人和孩子更是被认为是女性的分内事。因此有观点认为，家政服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的解放：通过购买家政服务，一部分女性从家庭内部冗杂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投身实现个人价值的活动。

而另一方面，作为被“购买”的一方，从农村进入城市务工的女性是家政行业的主要从业者。她们离开自己的家庭，进入雇主家里，继续承担家务和家庭照顾的工作。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近年来，我国家政服务业产业规模继续扩大，连续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率。2018年，我国家政服务业的经营规模达到5762亿元，同比增长27.9%，从业人员总量已超过3000万人。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称：“家政服务业作为新兴产业，对促进就业、精准脱贫、保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提出要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推进服务标准化和规范化。

但随着1月底新冠疫情越来越严峻，武汉及湖北多地的封城，乃至全国的人口流动管制，使得平日里通过金钱购买劳动的良好运作戛然而止。被困在家中的，不仅是不能返工的家政工，还有失去了家政工的“家务劳动”。

“我不喜欢做家务，一点不喜欢！”

郭叔叔和曹阿姨是一对退休夫妻，两人和曹阿姨的父亲同住在深圳。曹阿姨退休后被返聘回原来的工作单位，郭叔叔则开始了创业，两人的忙碌程度甚至超过了退休以前。为了兼顾照料家里的老人，多年来他们一直都请钟点工来家里，为老人做饭和处理家务。

现任的钟点工姓黄，郭叔叔会叫她黄女士或小黄。她来工作已经七八年了，郭叔叔说，他们相处得很好，还去过她家里吃饭。

黄女士是湖北人，和郭叔叔是同乡，年前回老家，一切如常，还说好了年后回来要带上自己做的腊肉。结果回去后就封村了，至今未能反深。黄女士跟郭叔叔打了招呼，说暂时回不来，询问会不会另外找人。郭叔叔认为现在是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因为跟黄女士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一定会等她回来。

钟点工的工作包括给家里的老人做饭和打扫房间，一天两个小时。现在这些活需要三个人（郭叔叔、曹阿姨和老人家）一起来分摊。过年放假的时候影响不大，但最近曹阿姨要开始工作了，她是学校老师，要准备网课，家务就主要落到时间比较灵活的郭叔叔身上。

“只能说现在还勉勉强强能对付过来。但如果小黄一直没法回来，肯定不行了。疫情总会过去的，不可能一直不让人动。在那之前我们尽量克服，实在做不了的事就先放一放，总有办法的。”

婷婷夫妻是湛江人，在广州工作，原本这个时候早就应该回去上班了，但现在她还在老家。她的孩子10个月大，原来住家的家政工因为担心广州疫情严重，不愿意一起回去。

家政工“阿姨”和婷婷是远房亲戚，小时候婷婷就是被她带大的。现在阿姨又在照顾她的孩子。

因为夫妻俩都常常加班，怀孕的时候，婷婷就开始担心孩子的照顾问题。自己和丈夫两边都是多子女家庭，长辈们照顾哥哥姐姐们的孩子已经忙不过来，没有人能过来广州帮他们。之前创业失败欠着债务，婷婷不可能辞去工作，只靠丈夫的收入养家，何况她认为女人也一定要有一份工作。找到阿姨之前，她一点想法都没有，无解。

“我丈夫大大咧咧，觉得可以把孩子送回老家。他一点都不觉得孩子不在我们身边长大是不好的，也不担心隔代教育的问题。全世界好像只有我在担心这件事。”

阿姨来到广州后，婷婷上班的时候不用时刻担心孩子，着实长松了一口气。年前夫妻俩带着孩子，跟阿姨一起回的老家，原计划是年后也一起上广州。新冠病毒打破了这个计划。

阿姨很担心，老家确诊的只有几个，而广州有几百个，她不肯回广州了。婷婷没有办法，只能向公司请长假，待在老家，等疫情过去再劝阿姨回去。她安慰自己，即使回到广州，也要照顾孩子，没法上班，还不如在老家安全一些。问题是：“我也不能一直请假呀。”

婷婷的工作是由家人介绍的，有一点“关系”，目前看来请假到3月还是可以的。她相信不会只有她面临这样的困境，但能像她这样请假的应该很少，不知道其他家庭怎么办。

小脸夫妻是双职工家庭，没有跟长辈一起住，有两个孩子：老大6岁，老二1岁多。为了照顾孩子，家里请了住家的家政工阿姨。年后阿姨被困重庆，小脸“一拖二”照顾两个孩子，只能咬着牙应付。

阿姨在的时候，主要负责做家务和照顾年龄小的孩子。阿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这些任务都落在小脸身上，丈夫下班回来会分担一点，“这段时间做饭的事主要是他来”。

小脸丈夫是自己创业，疫情这段时间特别忙，基本没休息。而小脸在高校，正值假期，所以时间相对宽松一些，家务也就做得更多一些。她说，其实不是身体有多累，更多的是精神压力大。孩子在家闹腾，这个哭完那个哭，要指导老大学习，要陪老二玩，她自己的事情一样也做不了，想起来就觉得心里很难受。 阿姨的作用可太大了。

阿姨会陪弟弟玩，小脸就不需要兼顾两个孩子，也不用做饭，还可以有一段自己的时间，完成手上的工作。而阿姨走后，“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还要做饭，快累死了，一天从早到晚都不能休息”。

小脸会因为家里这些琐碎事跟丈夫吵架，如果有人承担家务，她情绪不再紧绷，心情好，整个家就和谐了。但阿姨还没能回来之前，只能咬着牙应付。“否则能怎么办？”

不过，现在小脸的心情是放松的，因为阿姨已经顺利回来。 

重庆不在疫区，还算好办，身在湖北的家政工们返工可能是更漫长的过程，小脸表示，一个好的阿姨很难遇到，能等肯定是尽可能等的，但等不了就只能换人了。 经过这段超过一个月的家政真空期，小脸说：“因为疫情，才深刻体会到阿姨的重要性，感谢她。我不喜欢做家务，一点不喜欢！”

“保姆”这个词，带来一种自卑感

一边是面对家务焦头烂额的雇主，而另一边，因为疫情而无法复工的家政工们，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阿兰是“住家保姆”，6年前跟着女儿一起来深圳。工厂工作不好找，企业招聘都不要年纪大的人，阿兰也觉得自己的视力不如年轻人，没法做一些费眼睛的细活，而且工厂经常会加班加点，年龄大了精神跟不上，通宵上夜班肯定吃不消。于是她经人介绍，进入了家政行业。

第一份工作是照顾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每个月工资3000多，包吃住，没有社保。雇主待人很友善，家里除了阿兰，还另外请了一个家政工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阿兰的活不算太累。但老人家不怎么出门，阿兰整天和她待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很少有机会说话聊天，老人半夜频繁地起夜，阿兰也跟着整晚睡不好觉。做了半年多，她觉得特别压抑，就离职了。

后来阿兰又自己去家政公司，找的还是住家的工作。对她来说，家政工作有好的一面：年龄上的要求比较宽松，找工作相对比较容易，工资也比工厂要高。而且雇主家包吃住，所有的日常用品都是雇主家来承担，减少了很多额外的生活费用。

但同时，这份工作也有“不好的方面”。除了双方约定的工资以外，公司和雇主都没有帮阿兰购买五险一金，家政中介只是跟雇主签订合同，而家政工和雇主、中介都没有签合同，缺乏个人保障。

阿兰在精神上也常常会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她现在这份工作要24小时看护孩子，几乎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晚上也睡不好觉。阿兰担心这样的日子久了，会得抑郁症或者老年痴呆。而且住在雇主家里，虽然雇主一家表面上说话还是挺友善，但在自己心里还是会感受到有地位高低之别，不是在自己的“地盘”，说话做事都得小心谨慎，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很多时候好想找一些姐妹朋友，一起开开心心地聊聊天说说话，一起逛逛街散散心呀。可一起做家政工作的姐妹是很难遇到在同一天休息的，因为每个雇主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大家的调休时间也不同。其他行业的工友更是很少机会接触和认识，所以做保姆工作的，社交朋友圈也会变小。”

阿兰说，在外界很多人眼里，“保姆”就相当于旧社会的“佣人”，要看别人的脸色吃饭，是一份“地位低下”的工作。很多人宁愿在工厂拿着比家政工少很多的工资，也不愿意做家政工作，她们会觉得做“保姆”很没面子 。

“保姆”这个词，也一直带给阿兰一种自卑感。但她现在处在尴尬的年龄，“退而不休”，别无选择。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也顾及不了别人眼里的“面子”。

只是在疫情期间，即使想要工作，也无法返工。阿兰在家里等待，疫情结束后，她还是会回到现在的岗位上。

同样出生于70年代的洋芋，也是因为女儿来到深圳。最近女儿想考公务员，让洋芋过来照顾并督促她的学习。洋芋以前做过酒水销售。做过饮食生意，直到女儿上大学，她去到上海，给弟弟家帮忙带孩子带了好多年。

洋芋说，在上海给弟弟带孩子的那段时间，她第一次接触了外面的世界，这对她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朋友在深圳做家政工，洋芋在她那里了解了家政行业，觉得钟点工时间比较灵活，挺适合自己，就跟朋友一起做起了钟点工。

她们在一家家政平台接单，入职要交几百块的平台培训费，家政公司接单后会再从工钱里抽成，到了家政工手上，大概30元一小时。在平台接单分为派单和抢单两种方式。派单的模式自己没有选择权，如果拒绝平台分派的单，还会有惩罚（就是下一单不支付工钱），根本没法自由控制时间；而抢单则需要有几天的实习期，得免费干几天，要求使用平台的工具，还得交工具费。个人能接到的单很有限，平台会优先把单给家政公司，家政公司再在微信群里发布接单信息。

接到单后，等待客户的时间和路上赶车的时间是没法算工时的，被客户差评还要被扣钱。洋芋说，客户给了差评，家政工看似可以申诉，但实际上是很难申诉成功的，“平台对于我们劳动者没有任何保障制度”。

目前她做兼职钟点工，手上有一些“固定单”，月收入是4000左右。朋友工作很努力，月收入可以达到一万。

“高工资”背后，是高强度的劳动。洋芋做的钟点工，每小时的费用标准是最低的，如果做“深度保洁”，费用就会高一些。很多雇主会认为，花钱买了服务，家政工就要做足够的活，遇上很挑剔的雇主，从进门那一刻开始，就必须抓紧一分一秒不停地做，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法看手机，一个地方被盯着反复擦上好几遍，还会觉得弄得不够干净。在被雇主“监工”的整个工作过程中，神经全程紧绷，身心都觉得非常疲倦。

“我感觉长期全职做这样工作的人，会把钱看得很重，也会很孤独。因为同事之间都是竞争关系，工作的时候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交朋友，工作完一整天下来会非常的累。”

洋芋认为，家政服务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个身份。家政工也有选择权：你不尊重我，我可以拒绝服务你。她希望家政平台可以建立一些双向评价的机制，除了让雇主选择家政工，让家政工也能筛选一些雇特别不友好的雇主。但又觉得，平台都为抢客源，倾向于维护客户的利益，不太可能会这么做。

疫情期间，洋芋每天在家里画画、听音乐、学乐器、看电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特殊的日子里，她反而过得比较平和。“我暂时没有太大的负担，我不打算长期做钟点工，我也有很多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