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資源真的有限嗎？封閉的醫療專業要為此負責
原文：https://www.storm.mg/article/2341344
最近以來，人權與國族政治成為新聞輿論的焦點。暫停陸生、港澳生來台是否是歧視行為？陸配子女是否可以來台？血友病童的媽媽支持中共是否就應該喪失享用台灣健保的機會？
辯論之中，一方傾向限縮台灣入出境流動以及醫療資源的覆蓋，另一方則以人權論述或者針對國族政治的討論加以批判。輿論中，前者通常佔據絕對上鋒，支持後者論述的文章、臉書貼文、新聞都會在社群媒體上被罵為左膠、統派，甚至親中賣台者。言論之攻擊性、侮辱性，都超出正常公共議題的討論範圍。我身邊不少朋友對這些反應感到失望、痛苦，覺得台灣陷入了「國族狂熱」、「法西斯」的可怕處境中，將越來越無法容納異議，越來越要求忠誠、反共、所謂的「台灣價值」。但我不這麼悲觀，我認為一些現象值得更仔細去看待，需要釐清，除了國族主義之外，還有誰應該為目前的輿論負責。否則，台灣社會將錯失一個重要的檢討機會。
觀察這些要求封鎖邊境，限制醫療資源覆蓋，甚至歧視非台灣人的言論，一段時間後，我發現這些言論都與其說是法西斯式的排外仇恨，倒不如說是恐慌感的呈現。這樣的恐慌通常可以用一句話進行概括：「台灣醫療資源有限，應該以台灣人優先。」許多批評者關注的都是後者這句「以台灣人優先」，而忽略了前者的「醫療資源有限」。因為討論國族是關心社會事務的公共學者的專長，而醫療資源則是專業領域的知識，似乎無法討論。
但真的無法討論嗎？公衛醫療在任何社會都是重要的一部分，台灣常喜歡誇耀自身醫療水平之高、醫療設備之先進，如果討論起醫療資源，按理說台灣社會應當非常擅長才是。不過，並沒有這樣的討論。我們不清楚台灣的病床數有多少，我們不知道現在負壓隔離病房剩餘多少床位，可供多少確診病患隔離，我們也不知道肺炎病患是否一定要隔離在負壓隔離病房，我們更不知道在特殊疫情中醫療體系有能力提供多少臨時病床與臨時支援人力。
是的，我們一概不知。我們知道的是什麼呢？是健保被濫用，一群處心積慮的旅外台灣人經常回台享用健保，還有一群罕見病患、HIV患者在瓜分健保資源；是醫師工作辛苦，還常常被病人起訴，處境悲涼，五大科室後繼無人；是醫院年年喊窮，健保在核刪醫院經費，健保自己也快要虧本入不敷出了。台灣公眾所能知道的醫療現實就只有這些而已，危機、恐懼，導致我們無法理性地評估台灣的醫療資源狀況，只能在恐懼中將身家性命都託付給醫師們，並且盡一切可能封鎖邊境，減少潛在的病人，幫醫師、醫院們紓解壓力罷了。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台灣有多排外，似乎都不為過了。而且，我們也應當注意，除了近來香港警察暴力所引發的恐懼外，醫療相關的恐懼只是極少數能引發國族政治、排外輿論的事件。在其他涉及本外的議題，例如移工的勞動權益、新住民的社會權利部分，公眾輿論這些年已經有相當進步了。
那麼，這些認知是正確的嗎？這種醫療資源有限論真的正常嗎？
事實上，如果仔細進行查核，我們就能發現真相。例如，醫師的五大皆空問題早已有所改善，衛福部2014年所發新聞稿就已經說明：「國內內科、外科、婦產科、小兒科及急診科醫師人力問題，在衛生福利部積極推動多項措施下，已見明顯改善，今(103)年五大科住院醫師招收率目前初步已達八成以上，其中兒科與急診科更達9成以上，第二年住院醫師留任率亦將近達100%。」。而醫師常常被病人起訴相關的報導則本身就有偏頗，公眾只知道有病人告醫師，卻不知道醫病訴訟中90%的民事案都是醫師勝訴，刑事案件更是超過99%。即使是被認定有確實醫療疏失，醫病訴訟中也常常以和解的方式解決。醫師留案底、被判刑的案例都是萬里挑一，而且也確實是醫師犯下了嚴重過失。但是我們卻很少知道這些。以最近的例子來看，獲得廣泛報導的是之前北市醫師職業工會和基進黨吳欣岱共同提出的「要求限制包機回台」連署。參與連署的11萬醫護人員認為台灣醫療資源非常珍貴、有限，所以要求限制政府自中國包機回台規模，甚至一度要求具本國身分者才可登機（後續修改為本國公民優先）。這份連署更加重了社會大眾對於醫療資源有限的恐慌。許多人之前對於邊境封鎖抱持遲疑態度，但是看到這份連署，醫護人員都說資源不足了，所以選擇了相信這個說法，選擇支持封鎖。
不過，醫護們所提到的資源有限卻是沒有事實依據的。連署中認為「全台灣負壓隔離病床只有1100床」，所以無法負荷持續的數百人包機來台。這其實是一個數字的詭辯，連署團體利用1100床的說法讓人誤以為台灣醫療資源稀少，只能負擔寥寥數千、甚至數百具患病風險者來台。但實際上，負壓隔離病房只用於確診個案病例，以第一波武漢返台包機為例，247人中只有1人確診。如果負壓病床當時使用了500床，仍有600床可供使用，按這個比例可供14萬武漢台商及配偶子女包機使用。僅有數百人的撤僑行動根本不會用盡台灣醫療資源。而且，因為恐懼疫情，前往醫院看病者已經在減少，除了肺炎相關的門診、住院護理、檢驗以外，其他各科室的醫護人員工作量其實在下降才對。這些部分吳醫師等人隻字未提，而台灣社會也無人敢提出質疑，難道就因為對方是專業的醫師，就全盤接受了嗎？怪哉。
以一些國際數據來進行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台灣醫療資源雖然有限，但並不稀缺。根據衛福部數據，2018年底台灣總病床數近17萬，平均每萬人病床數為71床。這個數字遠高於OECD各國平均的46床，全世界也僅有日本、韓國、德國、奧地利等個別少數國家病床數超過台灣。2017年台灣醫師人數為47847人，平均每千人2.8位醫師，遠超世界平均數字1.5（2015年世界銀行統計）。這些統計只是粗略地反映了台灣醫療資源的一般狀況，並不能直接等同於面對呼吸道傳染病疫情時的醫療資源。但應該負責解釋此特殊情況下台灣醫療資源充足程度、可容納病例數的衛福部和醫療專業團體卻一直沈默不語，這是失職，也令人失望。
我認為，當前的恐慌並不完全是一種排外的恐慌，而是基於醫療資源有限的恐慌。在正常的社會中，醫療專業者應該盡己所能，解釋台灣醫療資源現狀，安撫社會大眾情緒，避免激化社會對立。但是在台灣社會，醫療專業者要麼閉口不談，要麼還反而趁亂鼓吹恐慌。這種異常狀況其實源自於台灣醫療專業本身的封閉、保守特徵，它不僅打壓內部的異見，剝削年輕勞動者，對外也強化專業溝壑，佔據健康、衛生、疾病相關領域的主導權，塑造一種「將一切都交給醫院/醫師來解決」的氛圍。在學術領域，這部分問題被稱作過度醫療化，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台灣剖腹產比率遠高於合理需求，懷孕婦女懾於醫療專業權威，無法選擇自主生育。而台灣社會如今也正面臨一樣的處境，疫情當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安全度過，所以將一切都託付給醫師，喪失了判斷能力，卻忘記了：我們不是病人，不應該被醫療專業所綁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