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八九六四是激進自由派因激進的過程被極保守派鎮壓的悲劇結果，那麼，港版國安法就是激進官僚因激進的方針而引爆人禍的亢憤決定。港版國安法是一個災難性的決定，它是一個會把香港拖垮中國的決定，就像核子的軸元素，以一變二、二變四的分裂方式引起巨爆。

右翼激進主義與烏托邦狂熱左翼激進主義

清王朝崩潰以後，辛亥革命志士們建立起西式的多元議會政治，由於中國社會內部缺乏適應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支持，難以起到有效整合社會的作用，從此無窮的黨爭與走馬燈式的內閣危機層出不窮。1916年，袁世凱死後，全面搬用發達西方國家多黨民主的「臨時約法」再次恢復，這就再次回到多黨競爭的議會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爭進一步引發了激烈的黨爭與張勳復辟，並進一步導致北洋軍閥混戰，此後中國陷入的五代十國式的碎片化狀態。從宏觀上看，辛亥革命後建立起來的議會政治，是二十世紀初期碎片化時期大災難的開端，而這正是漫不經心的激進自由主義實驗失敗的惡果。

辛亥革命後的議會政治造成的大分裂，從政治社會學的視角進行分析，概括地說，就是中國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生態環境無法支持從西方移植過來的政治體制，失敗原因可以從制度與文化的無法整合來分析。

事實上，簡單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體制來實現後發展國家的民主化的歷史選擇，從來沒有成功過，蘇俄政治休克療法後建立的民主體制，造成了國家碎片化，由於蘇俄國家財稅體制完全瓦解，國家養不起軍隊，軍隊只有靠自己賣武器養活自己。接下來是國家強力部門也由於沒有生計來源，為了自己的生存與謀利，不得不與黑社會相勾結，黑社會勢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擴張，造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黑社會化。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多黨民主體制缺乏一系列社會條件的支撐，造成社會對政府有效監督體制的缺位，議會制下的掌權者又得以有恃無恐地將國有資產變成自己手中的財富，變成大寡頭，整個經濟產值曾下滑到原蘇聯的10%。以下。直到普京上台，利用強力機器對付金融寡頭，把關係國家命脈的資源收為國有，以強人政治代替寡頭政治，才開始出現新的轉機。

非西方的後發展國家實行多黨民主制在世界上造成的災難，同樣不勝枚舉，南斯拉夫發生的對克羅地亞人的種族清洗，盧旺達作為少數民族的圖西族中有77%的人，在1994年以後幾年里，不幸被多數族胡圖族屠殺而死，菲律賓與印尼發生的對華人的暴亂，都是相對貧困的多數族在民主的旗號下，被民粹化的政府煽動起來向相對富裕的少數族施行「多數人暴政」的結果。

另一方面，我們同樣要看到，左的激進主義造成的災難，同樣是有目共睹。左的激進主義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右的即自由激進主義在中國失敗後的因果報應。共產黨革命力量通過集權的革命手段，克服了碎片化與無政府化在中國造成的災難後果，完成了全國的統一，是中國走向新時代的開端。然而，「超階段論」的左傾慣性思維在建國後進一步膨脹，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思想，搞激進平均主義的「一大二公」的「窮過渡」。毛澤東本人在國家全面控制社會的集權體制下，也不再受任何社會監督與黨內制度的約束，從此，左的烏托邦幻覺加上高度集權政治，使毛這個曾經為中國革命作出巨大貢獻的偉人也在這一體制下為所欲為了。在極左思想支配的集權主義體制下，他把一長制下的官僚主義造成的社會不公，誤讀為「上層建築革命不徹底」造成的「黨內資本主義復辟」與「修正主義」，於是變本加厲地發動更為激進的、極左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烏托邦平均主義災難的惡性膨脹。

極左時代的中國人窮到什麼地步？讓我們聽一聽一位山西農民心酸的話：「公社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1978年農業部統計，此前全國農民人均年收入不到七十五元……。

左的激進主義為什麼是錯誤的？概括地說，這種以烏托邦平均主義理想為基礎的計劃經濟模式有無法克服的弊端。一是抑制了人類的最基本的一種競爭能力，即微觀個體在經濟活動中激發的活力，其次，在集權的指令計劃體制下，計劃者的烏托邦衝動得不到社會上的任何抑制，這給社會造成的災難可能嚴重到幾百年後的人們也會感到難以想象的地步：三千七百萬人被計劃經濟的大災難奪去生命，這一數字與人類有史以來最為慘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總數差不多。

極左思潮的災難性的後果，引起了全中國人與執政黨精英的常識理性的覺醒，中國終於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如果說文革有什麼積極意義，那就是它恰恰把極左平均主義理想主義的烏托邦推向極端化，「漫畫化」，這就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使國人提前半個世紀，從這種烏托邦迷思中覺醒過來。

要瞭解極左派的本質，最好的辦法是看看紅色高棉造成的災難。上世紀七十年代紅色高綿推行的，就是以中國文革為榜樣的、以平均主義作為「最高原則」的、對社會的全面改造運動，他們要通過革命手段「砸爛舊世界」，重新建構一個由沒有私心的「新人類」構成的、沒有剝削的「公平大同」的烏托邦新世界。基於這一目標，紅色高棉進入金邊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金邊所有居民統統趕出城去，讓他們到農村去「戰天鬥地」，為了根除「資本主義復辟」的經濟基礎，他們廢除了貨幣與一切商品的流通，他們還從肉體上大批量地、有計劃地消滅了被認為「資產階級復辟基礎」的企業家、知識分子與華僑，我曾在柬埔寨參觀過，當地導遊是一位中年華僑，他親口告訴我，到紅色高棉崩潰時，全國只剩下七百多個中學教師。紅色高棉對柬埔寨的革命改造搞得最極端時，社會上凡是懂法語的知識分子一律處以勞改或死刑。全國人口七百萬人中死了近二百萬人……。而紅色高棉的領袖波爾布特本人，卻自稱是真正的「左派革命家」，自稱是毛的「好學生」，他的理想就是要在紅色柬埔寨實現比中國文化大革命更徹底的「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位華僑導遊多次充滿感情地對我說，值到現在，他們才總算過上了人的生活……。如果說，「柬埔寨革命」是人間重建烏托邦的極左災難的活化石，那麼，它也同樣是極左的個人專制主義災難的鐵證，它以極端的方式再次印證了左的激進主義造成的人間災難。

既然左的激進主義烏托邦造成如此嚴重的社會災難，為什麼現在社會上的「文革左派」仍然還狂熱地信奉左的激進主義？可以說，這與人類在遇到困境時的複雜深層心理有關，當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常常深受挫折並感到不滿與絕望時，總會把與自己現實中的不幸相反的價值、未遂夢想與希望，寄託於某種異邦圖景上，文革中的大鍋飯與平均主義，恰恰成為對現實生活中的貧富分化深感焦慮的人們的詩情夢幻的浪漫投射對象，我們把這種人類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移情與投射心理，稱之為「文化浪漫主義」。只要社會存在著不公正，文化浪漫主義將始終對社會大眾中的絕望者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有時這種吸引力會把人們引向烏托邦，如同燈蛾撲火一樣，激起他們的幻覺與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