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的写作历程

从2020年12月重新开始写作至今，已经过去一年半了，在本站虽然只上传了不到十万字，但着实每篇都在以创作的态度去摸索和练习。

最开始写《一个同学的参军》时，我对小说几乎是一无所知，虽然一直自诩为文学青年，但我从来没有系统性地去写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过，往往只是把情绪付诸短诗或者散文，在用典和追求奇巧中兴奋再失望。从一开始，我写作的动机更像是一种信仰宣言：我离开了充斥着审查的中国文字环境，兴奋地把各种被压抑的敏感词全盘托出，《一个同学的参军》，《小镇回忆》《可能》，都是这样，对非审查的猎奇战胜了对母题本身的挖掘，更别说我本身基本功拉跨，但也不得不说，这种创作很快地释放了我压抑许久的“说真话”的欲望，使我重新落入了创作的现实，继续面对一个真正的关乎创作的问题：为什么而写，如何写好？

在这之后，经过网友的推荐，我开始看一些现代的小说家作品，我看得不多，胡波，白先勇，卡佛，爱丽丝.门罗。他们每个人都给我带来了角度不相同的震撼。胡波的是题材上的，他作为和我最贴近的中国大陆人，荒诞而不失真实地描述这些平凡的人在压抑的中国当代生活中无处爆发的情绪，在过去，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低劣，无聊，可悲”的事情也是可以当成故事写出来的，而且还有如此之强的感染力。白先勇对我的影响是语言上的，他在汉语的运用上太过精妙，词语的契合典雅，句子的节奏，着实有种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受。卡佛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多方面的，除开情感上，题材上，结构上的是更为突出的，特别是《保鲜》与《马笼头》，这两篇仿佛教科书一般，把很多我搞不明白的事情一一剖开了。我从门罗这里学到的是最复杂的，她是一个加拿大女性主义作家，而我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男性，却从她的不少作品中感受到了无比强烈的情绪，从这一刻我终于意识到了，优秀的小说所具有的跨时空，跨文化的特性是多么强烈。她的很多小说就用平静的语言，讲述一些平凡的故事，但魔法往往就潜藏在这些折磨着我们，同我们亦敌亦友的生活，以及它包裹的秘密中。生活像一棵树，我们每个人生活在不同的树根之下，不同的土壤深度之中，但一定有些东西，是需要想成为小说家的我去抓住的。我所要做的，便是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生活。

从今年年初的《失业》开始，我才算真正意义上开始模仿和写作，《失业》和《四个孩子离家出走》是模仿胡波，但不得不说，我的生活同胡波的并没有那么相近，虽然在结构上终于有所设计了，但文章最终流于一种暴力与绝望的底层噱头与散文化的发泄。《重重想象》则是我对第三人称的一次尝试，为了克服很多低级错误，修改了好多次，或许算是最正式的作品。至于《康复》，或许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都不是一个好作品，但对我自己，以及我的一些朋友们来说，这是一次必要，重要，同时也真切的自我愈疗。

从一开始的被骂的狗头淋血，到现在被人鼓励，甚至遇到同为创作者的网友帮我联系文学刊物，而我决定开始写作，注册这个账号的日子仿佛还是昨天。当时的我刚离开大学不久，在失业和失学的双重恐惧中故作悠闲，希望借此逃避人生。如今的我即将毕业，工作虽然尚无着落，多亏了文学的窗口，我开始从过去的一个个伤口中一痊愈，正视它们，思考它们，写下它们，并在以后的生活中战胜它们。

今年转眼还剩一半，目前手头最大的事情还是中一篇第一作者的学术论文，其次是希望继续写3-4篇短篇小说，然后尝试投稿文学期刊。明年又要随着毕业大军冲入找工作的战场了，到时候的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谁知道呢？但我相信，我不再会被迫同文学分离，回到那个自怨自艾，焦躁不安的做题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