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5）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一些人被奴役和迫害后，态度和行为上在可选择的情况下，甚至更加认同施暴者并积极配合施暴者，甚至出现以施暴者的前途安危为己任的反常行为。例如还有人担心施暴者如果离开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普爱医院，武汉骨科医院），会不会影响医院的发展这样愚蠢的问题。医疗行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对医患权利的改善，自由创办不同于莆田系的医生集团、自由创办的互联网医疗、患者有能力自由的选择就诊专家，医患个人权利的保障和公众政治的参与等，绝不是像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所做的滥权和迫害所致。但是由于特权的存在和权力来源的问题(自上而下、无权力制衡)没有解决，所以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医疗发展模式无法持续。而目前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无视所发生的血淋淋现实，则显示了在冻结状态下坚持之艰难，即使付出了医患死亡等代价也难以实现医疗（医院）的改革转型。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权力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垄断时，就不可能会尊重个人自由，因为这种权力垄断状态的存续，本身就必须以压制或剥夺个人自由为前提。试想一下，当武汉市第四医院的职工普遍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集会、游行和示威自由时，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对权力的垄断怎么还可能维持得下去？所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历史中最重要的往往不是所谓一流的医院（省内领先，国内先进，国际知名），或者所谓一流的庄稼，而是对某些医患言论压制以及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滥权作恶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若干年后，所谓一流的医院，所谓一流的庄稼没有人会记得，也没有人会在乎，而作为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对医患的言论逼迫和滥权，却很有可能被历史所铭记，并很可能成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历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记录。这完全不是说某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有什么重要性。实际上，这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是一些完全微不足道的人，不要说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就是在整个中国，也很难找到比这些医务人员或患者更平庸、更不值一提的人。但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对医患的的逼迫，仍不会是一件小事。无论古今中外，对言论和正当权益的迫害都是人所共愤的。因为，人和别的动物不一样，人是有理性、会思想的生灵，需要通过言论表达来展现人之为人的理智、情感和尊严，用权力去压制和迫害言论和正当权益，完全是一种针对整个人类本身的敌对行为。武汉市第四医院对某些医患进行迫害，尤其会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医学的使命是创新和传播知识，维护生命尊严，因而最需要保障和鼓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维护个人权利。一所医院一边对某些医患进行迫害，一边还要建所谓一流医院及培养所谓一流庄稼（所谓人才），这些掌管这所医院的领导及其保护伞，能不能用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去反省一下其中的荒唐与伪善呢？难道现在的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是要将武汉市第四医院（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骨科医院）建成一流的言论迫害和滥权的医院吗？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