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后遗症患者

2003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死伤无数，世人称它为——非典。

它被载入史册，成为历史长河中一场不可抹灭的瘟疫。

如今17年已过，往日非典中的点点滴滴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的伤疤也早已愈合。

可角落里，却还有这样一群人。

十年前，他们是非典幸存者；十年后，他们是非典受害者。

01

61岁的方渤在望京医院骨关节三科，无人不知。

当年，感染了非典的方渤妻姐夫妇从哈尔滨来北京看望方渤一家。

结果方渤夫妇以及女儿女婿均被感染。

方渤的妻子和妻姐更是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病逝。

由于后遗症的影响，两个女儿也分别离婚。

小女儿最后更是远嫁东北，再也不愿回北京。

非典后遗症患者方渤手捧妻子遗像

非典痊愈六月后，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这是非典治疗中超剂量使用激素引起的后遗症。

2005和2006 年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

如今他的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

方渤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偶尔会突然哭起来，他说：

“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2003年5月，还躺在非典病床上的患者吴如欣被诊断出急性骨坏死和肺纤维化。

非典后，她离了婚，由于家庭财产纠纷，她和80岁的老母亲被赶出家门，四处租房。

吴如欣 

如今，她们与其他两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三居室，母女两人在其中的一间里相依为命。

“我母亲八十了，离不开人。而我每个月只有两千块钱的收入，还不够我自己看病，我们娘俩只能靠借债度日。”

非典期间，患者刘秀芬家中共有9人得了非典，后来丈夫死了，她活了下来。

丈夫没了，刘秀芬曾将愤恨发泄在女儿身上，甚至和夫家反目。

刘秀芬

直到2005年刘秀芬和丈夫的姐姐，同是非典后遗症病人的杨志霞渐渐恢复来往。

由于接受了过多的激素治疗，姐姐杨志霞的头发稀少，人显得格外憔悴。

2003年，她家9口人感染非典。

之后的一个月里，她陆续送走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和弟弟。

杨志霞

直到03年8月杨志霞才终于恢复了上班，可就在04年1月查出股骨头坏死。

她清楚记得，那天她是哭着回家的。

十年过去，杨志霞平静了许多，如今儿子也给她添了一个孙子，今年已经1岁了，这是她新的希望。

东四十条15号，曾是北京第一个因非典爆发而暂时被封的民宅，也是李桂菊的家。

非典后，她被诊断为右侧股骨头坏死，并患有肺功能障碍和重度抑郁症。

她的丈夫也是后遗症患者，病愈之后得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成了全家的顶梁柱。

李桂菊 

几乎每个非典后遗症患者都是望京医院的常客，李桂菊也不例外。

每天下午，李桂菊接受针灸、推拿和药物泡脚等理疗，她说这些治疗能减轻痛楚。

02

1981年出生的杨璐颖是最年轻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之一。

她原是北大医院急诊科护士，回忆非典时期，她说：

“非典刚来的时候，消息封锁，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知道这种类型感冒的严重性，我们的防护就是薄薄的一层纸口罩而已。”

杨璐颖 

杨璐颖偶尔会到小汤山疗养院接受治疗。

泡温泉是缓解骨坏死病痛最好的方法之一，同时还能在浮力的帮助下锻炼肌肉防止萎缩。

与其他非典患者相比，王剑更不幸。

他同时患有：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慢性胰腺炎，糖尿病和结核等疾病。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每天要服用超过100片药。

现在病情稍微缓解，每天要吃的药还是超过了20片。

王剑 

王立刚患非典的时候，只有26岁。

那年他们正准备当爸爸妈妈，22岁的妻子姜鸿燕已经怀孕8个月，孩子已经成型。

非典来了，由于治疗的时候使用激素过多，医生建议打掉孩子，妻子瞬间崩溃了。

王立刚姜鸿燕夫妇

军人出身的王立刚不服输，在出院后还坚持跑运输。

结果，病情恶化，王立刚的六个关节全部坏死。

2004年的时候夫妻俩冒险再怀了一个孩子。

回忆起十年前的经历时，想起被打掉的孩子，妻子姜鸿燕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在北京非典救治中，激素救了张金萍女士的命，却也对她的双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非典后遗症患者张金萍和她的女儿 

因为她的激素用量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张金萍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她在床上整整瘫痪了三年。

张金萍曾试图自杀，至今保留着100片安眠药，她说：

“我的命会在我自己手里，有一天我瞎了，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36岁的武震是北京花乡医院的内科护士，非典时她正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

非典在她懵懵然时迅速袭击，然后强力扭转了她的人生轨迹。

武震 

非典痊愈四个月后，她查出非典后遗症——全身除了两个肘关节，其余股骨头全部坏死。

此后，她被迫放弃工作，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

丢了之前的工作，生病后的武震想过转行，做心理咨询，她说：

“把病治好了，挣自己的钱，花着也舒心。”

03

03年李书元在北京开出租车。

他清楚地记得，4月17日搭载一名老人去佑安医院之后，19号自己就开始发烧。

石景山医院当日基本确定他是非典。

但由于当时北京并没有开始大规模收治并隔离非典病人，医院让李书元出院了。

李书元害怕家里人感染，并没有回家，硬是在自己的出租车上住了两天。

李书元 

21日，李书元住院，在两个月时间里，他记得其中16天，是需要用呼吸机度过的。

61岁的张文荣曾任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技术员，高级工程师。

非典期间，张文荣和她的哥哥姐姐都因照顾父亲感染非典被隔离。

张文荣

张文荣2003年6月1日出院。

身高170cm的她之前喜欢运动，也喜欢到处去玩。

第二年遭遇非典之后，她再也没有条件出行了，如今出家门都要拄着拐杖，贴着膏药，吃着去疼片。

2003年3月30日，北京朝阳医院医生毕维杰因参与非典病人救治工作而感染非典。

毕维杰 原北京朝阳医院医务处处长

非典康复后，毕维杰的股骨头彻底塌陷，于2007年4月接受人工关节移植手术。

现在，她的双肩骨头也塌陷了，面对专家置换建议时，她笑着说：

“我还是不想换了，都换了就成机器人了。”

以上案例中的患者，在当年都是非典的幸存者。

如今，他们却饱受后遗症的折磨，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