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后遗症患者

沙田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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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死伤无数,世人称它为——非典


它被载入史册,成为历史长河中一场不可抹灭的瘟疫。


如今17年已过,往日非典中的点点滴滴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的伤疤也早已愈合。


可角落里,却还有这样一群人。


十年前,他们是非典幸存者;十年后,他们是非典受害者。


 



01


61岁的方渤在望京医院骨关节三科,无人不知。


当年,感染了非典的方渤妻姐夫妇从哈尔滨来北京看望方渤一家。


结果方渤夫妇以及女儿女婿均被感染。


方渤的妻子和妻姐更是在这场灾难中不幸病逝。


由于后遗症的影响,两个女儿也分别离婚。


小女儿最后更是远嫁东北,再也不愿回北京。


 

非典后遗症患者方渤手捧妻子遗像


非典痊愈六月后,方渤被诊断为骨坏死,这是非典治疗中超剂量使用激素引起的后遗症。


2005和2006 年他分别做了两髋的股骨头置换手术。


如今他的双肩和双膝也陆续出现骨坏死。


方渤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偶尔会突然哭起来,他说:


“我全身的骨头就跟石膏一样脆弱,骨头会不可逆转地塌陷下去,直至瘫痪或死亡。”  


2003年5月,还躺在非典病床上的患者吴如欣被诊断出急性骨坏死和肺纤维化。


非典后,她离了婚,由于家庭财产纠纷,她和80岁的老母亲被赶出家门,四处租房。


 

吴如欣 


如今,她们与其他两户人家合租了一套三居室,母女两人在其中的一间里相依为命。


“我母亲八十了,离不开人。而我每个月只有两千块钱的收入,还不够我自己看病,我们娘俩只能靠借债度日。”


非典期间,患者刘秀芬家中共有9人得了非典,后来丈夫死了,她活了下来。


丈夫没了,刘秀芬曾将愤恨发泄在女儿身上,甚至和夫家反目。


 

刘秀芬


直到2005年刘秀芬和丈夫的姐姐,同是非典后遗症病人的杨志霞渐渐恢复来往。


由于接受了过多的激素治疗,姐姐杨志霞的头发稀少,人显得格外憔悴。


2003年,她家9口人感染非典。


之后的一个月里,她陆续送走了四位亲人——父亲、母亲、丈夫和弟弟。


 

杨志霞


直到03年8月杨志霞才终于恢复了上班,可就在04年1月查出股骨头坏死。


她清楚记得,那天她是哭着回家的。


十年过去,杨志霞平静了许多,如今儿子也给她添了一个孙子,今年已经1岁了,这是她新的希望。


东四十条15号,曾是北京第一个因非典爆发而暂时被封的民宅,也是李桂菊的家。


非典后,她被诊断为右侧股骨头坏死,并患有肺功能障碍和重度抑郁症。


她的丈夫也是后遗症患者,病愈之后得以继续在原单位工作,成了全家的顶梁柱。


 

李桂菊 


几乎每个非典后遗症患者都是望京医院的常客,李桂菊也不例外。


每天下午,李桂菊接受针灸、推拿和药物泡脚等理疗,她说这些治疗能减轻痛楚。



02


1981年出生的杨璐颖是最年轻的非典后遗症患者之一。


她原是北大医院急诊科护士,回忆非典时期,她说:


“非典刚来的时候,消息封锁,医院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知道这种类型感冒的严重性,我们的防护就是薄薄的一层纸口罩而已。”


 

杨璐颖 


杨璐颖偶尔会到小汤山疗养院接受治疗。


泡温泉是缓解骨坏死病痛最好的方法之一,同时还能在浮力的帮助下锻炼肌肉防止萎缩。


与其他非典患者相比,王剑更不幸。


他同时患有:肺纤维化,股骨头坏死,慢性胰腺炎,糖尿病和结核等疾病。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每天要服用超过100片药。


现在病情稍微缓解,每天要吃的药还是超过了20片。


 

王剑 


王立刚患非典的时候,只有26岁。


那年他们正准备当爸爸妈妈,22岁的妻子姜鸿燕已经怀孕8个月,孩子已经成型。


非典来了,由于治疗的时候使用激素过多,医生建议打掉孩子,妻子瞬间崩溃了。


 

王立刚姜鸿燕夫妇


军人出身的王立刚不服输,在出院后还坚持跑运输。


结果,病情恶化,王立刚的六个关节全部坏死。


2004年的时候夫妻俩冒险再怀了一个孩子。


回忆起十年前的经历时,想起被打掉的孩子,妻子姜鸿燕还是忍不住掉眼泪。


在北京非典救治中,激素救了张金萍女士的命,却也对她的双眼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


 

非典后遗症患者张金萍和她的女儿 


因为她的激素用量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张金萍的后遗症非常严重,她在床上整整瘫痪了三年。


张金萍曾试图自杀,至今保留着100片安眠药,她说:


“我的命会在我自己手里,有一天我瞎了,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36岁的武震是北京花乡医院的内科护士,非典时她正在人民医院急诊科实习。


非典在她懵懵然时迅速袭击,然后强力扭转了她的人生轨迹。


 

武震 


非典痊愈四个月后,她查出非典后遗症——全身除了两个肘关节,其余股骨头全部坏死。


此后,她被迫放弃工作,治病成了生活的重心。


丢了之前的工作,生病后的武震想过转行,做心理咨询,她说:


“把病治好了,挣自己的钱,花着也舒心。”



03


03年李书元在北京开出租车。


他清楚地记得,4月17日搭载一名老人去佑安医院之后,19号自己就开始发烧。


石景山医院当日基本确定他是非典。


但由于当时北京并没有开始大规模收治并隔离非典病人,医院让李书元出院了。


李书元害怕家里人感染,并没有回家,硬是在自己的出租车上住了两天。


 

李书元 


21日,李书元住院,在两个月时间里,他记得其中16天,是需要用呼吸机度过的。


61岁的张文荣曾任北京长空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处技术员,高级工程师。


非典期间,张文荣和她的哥哥姐姐都因照顾父亲感染非典被隔离。


 

张文荣


张文荣2003年6月1日出院。


身高170cm的她之前喜欢运动,也喜欢到处去玩。


第二年遭遇非典之后,她再也没有条件出行了,如今出家门都要拄着拐杖,贴着膏药,吃着去疼片。


2003年3月30日,北京朝阳医院医生毕维杰因参与非典病人救治工作而感染非典。


 

毕维杰 原北京朝阳医院医务处处长


非典康复后,毕维杰的股骨头彻底塌陷,于2007年4月接受人工关节移植手术。


现在,她的双肩骨头也塌陷了,面对专家置换建议时,她笑着说:


“我还是不想换了,都换了就成机器人了。”


以上案例中的患者,在当年都是非典的幸存者。


如今,他们却饱受后遗症的折磨,承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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