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时刻的自组织：民众如何重塑社会(一)

作者：栗子、几何、蜜糖子弹、百无一用、K、晤、Ноября 、水母

本文长约三万五千字，分为三部分，可收藏阅读。

目录如下：

（一）应急性自救：动脉破裂后的凝血因子

1、迟缓的与迅速的

2、被忽视的远方和人群

3、国家法团主义的溃败

4、自组织的困境

（二）国家主义之外：公民社会抑或市场力量

1、公民社会是解药吗？

2、“社会”在舆论中的挤出

3、再谈公民社会困境

（三）超越公民社会：寻求真正的民众自主方案

1、理论与实践：社会视角的替代方案

2、新兴互联网技术的历史与前景

3、展望：以此次自组织行动为基点

 2020年注定是令人难忘的。在一年的开局时刻，中国经历了一场严重程度不亚于2003年非典的传染病公共紧急事件，而传统公权力在疫情中“意料之外”的失能，使得焦虑、失望和愤怒的情绪一度在舆论中迅速扩散和汹涌着。

面对深重的困局，除了听从官方和专家的建议，戴好口罩，紧闭房门，将自己与门外漂浮着可怕病毒的世界隔离开以外，民众还有别的选择吗？我们尤其关注这些人的选择——他们是在这一次危机之中自发联结起来构建自组织网络的民间志愿者，在疫情时刻成为传递信息和物资的关键节点。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联络和分工，他们围绕共同目标迅速聚拢共事，又不必圉于一地形成等级制的官僚机构。当一项行动结束，他们又根据社会需求投入到下一个行动中去，结成新的自组织，而并不试图从中寻求物质或声望的回报。这些个体汇聚成的细微力量试图打穿疾病和体制的屏障，渗透到尽量多的需要帮助的角落。相比官僚机构最初的“半瘫”状态，这些民众自组织的迅速、细致和灵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我们也很明了这并非社会的日常状态。近年来“社会”自主性空间的萎缩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社会中存在的公益组织为例，刊于《文化纵横》的文章《重构中国公益的理论基础》就曾指出，长期以来，“大量公益组织发现……政府是一个不可须臾或缺的合作方，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公益组织将毫无作为的空间。……中国的实践表明，公益组织实际上是‘毛’，而政府和资本力量才是真正的‘皮’，离开政府与企业的支持，公益组织根本无法生存”。与此同时，“每年的社会捐赠中，来自公民个人的捐款比例根本无法与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相提并论。而在企业参与公益开始流行以来，商业价值和商业逻辑开始全面渗透公益，资本不仅要求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公益资金，同时也要求按照自己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支配公益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既有的民间社会组织的确为这次疫情中自组织的涌现提供了部分经验和资源基础，但正如南都周刊的报道《危机下的民间志愿者：把自己逼成超级对接平台》所描述的那样，许多自组织的志愿者在此以前并没有从事社会工作的经历。很大程度上，是疫情的紧急以及官方的缺位“逼迫”着人们聚集起来进行自救和互助。

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疫情中涌现的自组织与既有的合法社会组织（包括市场中的公司、NGO以及作为国家机器延伸的GONGO等）做一定程度的区分。一些分析视角倾向于将这些自组织纳入到公民社会的传统理论框架之中，将它们视为沟通国家与个人、家庭之间的社会中层组织。换句话说，也就是权力重心由执政党下移，部分权力让渡给社会中层精英（比如技术专家、知识分子等等）从而形成的社会团体。但一方面，本文中谈及的自组织由于形成时间短促、缺乏合法资质等原因，恐怕难以“担此重任”，另一方面，尽管这些自组织非常脆弱，且大部分在疫情后未必得以存续，但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它们在此次行动中的确表现出一些超出公民社会传统框架的特质，因而无法完全用这一理论框架来简单概括。

本文将首先试图从广泛的社会报道和舆论中观察和探讨此次自组织涌现的背景以及它们起到的作用。其次我们将剖析相关典型舆论背后所传达的立场，并探究在这些立场纷争之中，什么样的社会期待得以显露出来，什么样的社会诉求又被遮蔽了。最后，我们将尝试把那些被遮蔽的诉求与正在生成的新经验展现出来。

还需要申明的是，由于本文作者团队在疫情期间只能借助社会报道来观察这些大量涌现的自组织行为，缺乏对它们的直接接触和深入调研，本文完全避免管窥蠡测的嫌疑似乎是很难的。所幸一些作者本身参与了自组织的志愿工作，这多少可以为本文写作提供一点现场经验。至少，如果能在整合现有资料的基础上为读者提供这样一个认识自组织的入口和清单式大纲，我们就认为这项工作是很值得做的了。另外，我们在文章的第三部分穿插了大量关于当下社会替代性方案的理论探究与实践案例作为对此次自组织行为案例的延伸，期待能给读者们带来启发。

应急性自救：动脉破裂后的凝血因子

在本次舆论中，遭受强烈谴责的首先是处在疫情核心区域的湖北省地方政府。从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发布关于肺炎的通告直至1月22日湖北省向国家请求紧急支援期间，湖北省政府一直未对疫情做出积极应对，却坚称“疫情可防可控”。在此期间1月19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办万家宴、1月21日洪山礼堂举办新春团拜会，这些疫情蔓延初期的聚集性活动反映了官员的严重渎职行为，从而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在1月26日晚湖北省政府关于疫情的发布会上，高官员级别的发言人更是出现了口罩佩戴方式不对、公布口罩产能数据多次口误、对于物资是否紧缺的说法彼此矛盾等严重错误。

迟缓的与迅速的

然而，将问题的矛头简单地指向地方政府的做法也许并不合适。学者张雯闻的文章《不合逻辑的逻辑——防疫时期的弱地方政府行为》指出，湖北地方政府因循守旧的懒政造成防控措施的延误，这种表现其实是整个体制中“弱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反映。“弱地方政府如湖北，习惯了自己不东不西的处境，习惯性地接受中央的指挥，习惯性地陷入因循守旧的惯习（habitus）中，因而一再延误防控的最佳时机”。而这种逻辑不仅出现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之中，也出现在任何上下级的官方机构关系之中。下级政府作为“弱地方政府”，只能“十分被动的等待指示、等待统一调度、等待安排”。

当然，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方政府具有为推卸“属地责任”而在早期隐瞒实际疫情的主观动机，但它无疑提示我们不能忽视问题的另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垂直性中央管理系统中，中央权力拥有绝对的权威。这往往被宣扬是最高效的，尤其是在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危急时刻。然而权力缺乏公共监督参与、信息不对称，加上层层上报、高层审批再层层下压的科层制权威体制，催生了“一级骗一级”、“一环骗一环”的政治表演，并导致政府不同部门与不同层级之间的终极甩锅大赛。

如果说选举制下政客们善于政治表演以骗取选民的认可，那么在“对上负责”的体制下，中央下属各地方、各部委的官僚们更拥有不少或拙劣或精巧的政治表演技术。这次疫情所暴露出的典型表演，就是此前耗资数亿建设的“全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又称“直报系统”。据《财经》相关报道，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曾在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上说：“中国有很健全的信息系统，对于任何可疑的，包括新发或者再发的传染病等，卫生部门在6个小时之内会立刻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覆盖全国全境的信息直报系统。”然而，在去年12月底发现疫情后的28天内，直报系统如同失灵，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落实，反而被绕开了：“对于这些新型疾病，如果要通过系统上报，首先要由上级疾控部门、卫生部门组织的专家会诊，等专家们确定了疾病，下面的医疗机构才可以通过疾控直报系统上报。”这里遵循的仍然是层层上报的科层官僚制度。在一环又一环的隐瞒和欺骗当中，中央级别的专家与决策者自然不可能掌握真实的疫情信息，从而拖延了整体应对的速度。

学者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中提到与科层制相应的另一个制度安排：行政发包制——“中央及各级政府将属地管理的事权（治安、就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提供等等）一揽子交付下一级政府，而且将下级政府官员的任命、考核和管理委托给其直接（或隔级）上级部门”。周雪光认为，这一制度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和中央体制权威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保持权力与资源归属于中央的前提下，将一些管理权力匹配给更能直接获取信息的地方政府，以提高其工作效率。但由于其中恰恰蕴含了前述的权力非公共性及其所强化的信息不对称，行政发包制反而导致及时处理突发疫情的失败。

南方周末的报道《全国160余家医院向社会求援，医疗物资储备为何不足？》就提到，即便2003年SARS疫情后留下了相对完备的疫情应对的制度设计，但国内多个省份的应急物资储备和日常管理并不合格，物资管理不完善、使用不规范的现状由来已久。根据应急预案等相关规定要求，卫生防护等有关物资、设备、设施等所需经费要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但许多地方的疾控机构储备却缺乏资金保障。即便通常被认为是“强地方政府”的深圳市，"部分机构必要的储备物资也不够"。

为什么地方的疫情防控制度一直无法落实到位？归根到底，原因很可能在于疫情防控在这种行政发包制度的事项重要性排序中处于非常不起眼的末位。疫情防治、应急准备等工作不是这个集中系统的日常焦点。同其它公共服务事业一样，它们既无法给地方带来财政收入回报，也无法给地方官员带来有利于晋升的重大政绩。而这些正是此次疫情中基层医院长期缺乏足够防疫物资的重要背景。

在南方周末的同一篇报道中，记者还提到一位参与对外募捐的医院工作人员的说法：“之所以选择募捐而不是采购，在于医院采购流程比较复杂，难以在短时间内走完流程，募捐则直接很多。”由此可以看出一线医生对民间自组织的期待——在原有的资源调配体制失灵、采购物资流程繁琐不适应疫情发展状况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自组织有可能直接联系医院获知需求，进行点对点的定向捐赠。我们也的确在诸多依托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建立起来的小型募捐自组织以及校友会和饭圈粉丝团中看到了这股力量。

此外，政府一刀切的指令实际上很难响应社会各个方面的细致需求，而下达的政策由于难以吸纳即时涌现的信息从而作出迅速调整，反而可能与社会实际需要产生冲突。经济观察报的文章《仙桃口罩日产量究竟有多少？》就指出，复产口罩生产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其实是地方政府实行交通管制造成的物流不畅。而原载于混沌巡洋舰的文章《超级传播者与自组织网络》（）则指出，武汉突然性的封城虽然阻挡了潜在的感染者从武汉向其他地区扩散，但也阻碍了原有资源调配模式的正常运转。缺乏应急情况下的社会管理能力和物资调配能力的政府显然没有做好配套的防疫准备。社会原有的协作网络也被打散，疫情一线医护人员的交通、食宿都出现了问题，医疗资源迅速枯竭。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志愿者组成的运输车队担负起挽救瘫痪交通系统的重任。极昼工作室的《武汉封城后，志愿者车队故事》一文报道了这些自发组织的私家车车队。他们轮班接送医护人员、运输医疗物资，油钱、消毒液、防护口罩都是司机自掏腰包。参与志愿者车队的志愿者超过4000人。这些志愿者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来做这份工作的。尽管有针对志愿者专门的健康状况审核，车队也都做好了消毒和防护措施，但仍然出现车队志愿者不幸感染逝世的个例。

这次疫情当中，自组织在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上所发挥的作用也令人印象深刻。它们不仅对接民间供需信息，而且形成实时的信息分享和辟谣平台，如1月22日成立的A2N志愿组织最开始的主要任务为“科普+辟谣”，后续随着志愿者队伍的壮大，其工作进一步扩大为：收集疫情数据和制作疫情地图；整理编写科普文章；溯源粉碎不实谣言；查询核实医院、厂商信息，提供物资捐助渠道等等。

一些自组织还开展社会调研，促成公共民意。如我们下文将详述的“延迟返工控制疫情”小组，通过多媒体渠道发布文章和海报对网友进行了广泛的动员，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并最终推动了相关政策的制定。多地的口罩小组也发动志愿者，对本地城市的环卫工防疫状况进行了调查统计。而为了应对来自民间的疫情信息常常被当作“谣言”处理的情况，一些媒体自组织自发地为可能遭遇删帖的信息留取存档，如Anti404小组整理了从1月25日至2月2日的疫情信息，用截图形式留档对抗遗忘。

事实上，在这次针对疫情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当中，官方由于屡屡拖延和自相矛盾而失去公信力。对信息流通的长期权力垄断使其丧失了与民间舆论互动的动力和能力。此种情形之下，政府必然被认为要为任何一个疏漏和错误负责，从而陷入信誉不断流失的死循环。而相形之下，媒体自组织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要健康得多。即便不同信息之间发生冲突和矛盾，也被认为是正常的。在一个信息充分流动的舆论环境当中，不同信息之间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确证和补充的作用。我们甚至看到众多自媒体屡次对官媒信息进行辟谣的“奇观”——但它本应该成为“奇观”吗？

被忽视的远方和人群

在物资中心化管制的体制下，物资分配容易集中于作为省会中心城市的武汉，却忽视疫情可能同样严重的武汉周边城市和乡村地区。公众号“SEED 社会创新种子社区”刊载的《疫情应急响应下，民间参与的角色、价值与反思》一文提到，官方的物资供给，“在中国的行政机制下，一定是优先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区，然后才会慢慢辐射到下面，这种固定的层级机构，与我们疫情的危机程度实际上不完全匹配”。事实上，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资源分配不均的痼疾，很难想象可以在疫情特殊时期就得到迅速克服。

一度刷屏的《终于知道他们为何要冒险划盆过长江……》（人民路56号）一文则指出，位于武汉周边的黄冈之所以有人冒险划盆过长江寻求对岸诊治，正是由于本地医疗资源的不足。黄冈市区的三家定点医院条件都很简陋，其中两家分别是规模很小的社区医院和老年公寓，最后一家则是原已废弃的传染病医院，更不用说市内其他小县城的物资条件。根据“GQ报道”的《自疫情危机中不被看见的人们：武汉周边城市百姓的自救行动》一文，武汉周边其他城市情况同黄冈类似，都处于“灯下黑”的状态，因而各个城市的民众不得不展开各式各样的自救行动。

而平常以老年人为居民主体的乡村地区，则由于在过年期间有大量劳动者从武汉返乡，隐藏了巨大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老年人本身是高危易感人群，更在于农村长期是医疗资源分配的薄弱地带。上观新闻刊载的《一位武大教授的鄂东南农村防疫观察》一文提到：“村庄农户绝大多数没有口罩，也买不到口罩。电子体温计，全村只有一个，相对于103人的武汉返乡人员及全村农民需求，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体温测量大多只能依靠个人估计后上报。”于是我们才看到这令人心酸的一幕：一些农村老人只能用桔子皮、塑料袋或方便面桶自制口罩。

尽管自组织的资源调配无法解决区域间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构性积弊，但通过开发技术平台进行信息的再组织和发布，自组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边缘区域的资源匮乏状况。以1月25日上线的一个信息平台——湖北医疗物资供需信息平台（https://onwh.51rry.com/#）为例，根据《危机下的民间志愿者：把自己逼成超级对接平台》（南都周刊）的报道，这个平台最初由一些程序员志愿者搭建起来，随后这个自组织吸引了多达1000多名志愿者，在短短的4天内，平台不仅进行了三次产品迭代，还完成了308家湖北省内缺口医院信息的搜集。而在1月28日晚推出的平台3.0版本，更是考虑到了武汉周边县市医疗物资短缺的问题，因而新增了浏览量功能以便捐赠者综合衡量医疗物资现有的配给情况。志愿者们也试图加紧收集全国除湖北省以外的多省医疗资源缺口信息来填补被忽视地区的信息空缺。

我们同时看到，社会长期分配不公造成的阶级分化在疫情时刻更加凸显出来。根据口罩深圳、口罩北京、口罩上海和口罩广州等自组织的调研结果，尽管各个城市的环卫工人在疫情期间仍然坚守防疫第一线，长期暴露于存在风险的废弃物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却缺乏足够和合格的防疫物资。在环卫单位没有给予足够防护的情况下，大部分环卫工也难以通过个人渠道购买到口罩等防疫物资。针对这一情况，多地的自组织发起了为环卫工人捐献防疫物资的活动，在网络上获得了一定关注和支持。（参见公众号“南都观察家”《深圳高中生的口罩志愿行动，如何席卷北上广等城市》）实际上，这些调研不仅揭示出防疫特殊时期环卫工的劳保困境，也指出了环卫工工时过长、受劳务派遣缺乏劳动保障等长期问题。疫情时刻的防疫特殊任务以及限制外地环卫工返岗造成的人手短缺，还可能使得环卫工的工作负担变得更重。

疫情时刻劳权面临受损的也不光是底层劳动者。为了防止节后大量劳动者从老家返回工作地引起大规模感染，一个名为“推迟复工控制疫情”的自组织从1月25日开始行动，通过微信、微博、豆瓣等媒体平台，在48小时内成功动员全国数万名网友向国务院平台提建议，要求#延长休假时间减少肺炎感染#。在接下去的两周内，国务院和各地人社部门相继发布延迟复工和开学的文件回应了这一诉求。

被体制忽视的群体还有障碍人士、孕妇、艾滋感染者、独居老人等等。公众号“无所不JI”的《武汉封城后，我们给 441 个艾滋感染者送药 》一文就揭示出这样的问题：在湖北省陆续封城封村后，原有疾控中心的人员被调去紧急处理肺炎疫情，艾滋感染者无法取得药品。对于艾滋感染者来说，断药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病发、产生耐药性、甚至无药可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同志中心与艾滋社群迅速行动，通过建立药物支援群，病友用同城交付或快递的方式借出药物，使药物在官方渠道之外流通起来，解救断药者的燃眉之急。与此类似的自组织案例还有“听障科普与援助团队”、“NCP生命支援”等等。

在本次疫情中被结构性忽视的还有那些身处医院一线的女性医疗工作者，尽管她们似乎吸引了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但正如端传媒发表的文章《剃发、哺乳与卫生巾：“抗疫”中，被展演、挪用与牺牲的中国女性身体》所指出的那样，主流媒体将女性医护人员宣扬为作出牺牲的妈妈、女友、妻子形象，只是在迎合男性审美和阅读的需要，并且残酷地忽视了她们在疫情期间生理期的迫切物资需求。“剃发出征”的荒诞宣传，更是强国叙事和民族情绪挟持了女性劳动者基本权益的表现。而相形之下，自组织给予了女性劳动者价值尊重和物资支持。公众号“正午故事”发布的文章《姐妹，前线的卫生巾和安心裤还够吗？》报道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从2月7日在微博发起并迅速形成志愿者团队到2月15日持续运作已捐赠85箱共6120条安心裤的经过。截至2月25日22:00，#姐妹战疫安心行动# 的募捐及协调捐赠共计：安心裤421,389条、一次性内裤303939条、卫生巾77592片、护手霜700支，覆盖109家（支）医院和医疗队、超64000人。

国家法团主义的溃败

尽管草根自组织的援助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官方似乎仍然延续一贯的治理逻辑，试图将资源分配的权力牢牢收在手中。1月26日，民政部发布第476号公告称，民间慈善组织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学者葛云松在文章《民政部对慈善组织所募款物的限制应撤销》中认为，这一规定不仅无法补上资源缺口，反而有可能抑制民间自发的努力，给疫情防控带来困扰。

随后的事态走向证实了以武汉市红十字会为代表的官方慈善机构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及时有效的资源调度，也缺乏回应民众质疑的能力和公信力。但正是这样一个机构，仍然通过民政部公告的背书，获得了对捐助物资调度的垄断权。这正是一种国家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治理逻辑，借用公众号“Philosophia哲学社”在《对疫情的结构性反思：谣言、官僚与国家主义》中的观点，“出于……敏感，国家理所当然地试图强化对公共组织的控制，也就是对红十字会不断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渗透入红十字会的方方面面，并最终使之官僚化、成为国家领导下的官僚秩序的一部分”，最终社会组织的公共参与被国家严格限制在狭隘而可控的范围内。当原本应当植根于基层的社会组织被迫限制民众参与、成为官僚体系的附庸时，自上而下的统制逻辑使它丧失了基层和地方与民众紧密联系的优势，无法迅速组建救援网络。缺乏任何方面的监管则使它成为腐败滋生的洼地。

处于类似逻辑之中的还有传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城镇居民委员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尽管正如传染病专家蒋荣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提到的，在疫情防控当中，基层工作不可或缺，“传染病控制的特点是群防群治、群专结合，不能只靠专业人员，每个人都要参与”，基层组织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的确承担了很多职责，但不可否认它们暴露出种种不可谓不严重的问题及诸多令人隐忧之处。

一方面，在面临疫情时，社区本就孱弱的人员配备和资源储备愈发显得不足。公众号“八点健闻”在《武汉社区告急：领导干部亲自搬遗体，基层防疫压力巨大》中展示了武汉一个中等社区的状况：从1月中旬开始，1名居委会书记带领着社区13名工作人员，9名保安队员，开始24小时值班，要面对社区2000多户居民、5000多个人。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接到许多社区居民的电话，有要求派车送病人去医院的，有要求社区人员陪同去医院的，还有要求帮忙到家中抬走遗体的。疫情下的紧急状况对社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提出了短时间内难以企及的要求。17岁脑瘫少年在父亲被隔离后6天无人照料后去世便是基层孱弱所造成的悲剧之一（参见三联生活周刊报道《父亲被隔离6天后，17岁脑瘫少年的死亡》）。

另一方面，社区的工作并不具备自主性。从同一篇报道中我们看到，在1月23日封城前，受访社区的工作仅仅涉及到响应政府“不信谣、不传谣”的号召，向居民宣传疫情并不严重；而封城后，上级指令陡变，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疫情传播的严重性，要求居民勤洗手、戴口罩，还要进行社区消毒、封闭管理。社区中的居民不但没有成为自治的主体，反而是被治理的对象。学者温铁军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到，应该形成社会参与式的、预防为主的医疗运动，在疫情缓解过程中推动医疗资源下移。但目前的社区工作显然没有促成居民的自发性。社区基层组织反而越发演变为国家机器延伸到基层的抓手，成为科层制官僚体制的末端毛细血管。

更使人隐忧的是许多地方政府正在倡导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如果说基层自组织过去由于不掌握多少实权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可被居民忽视的状态，网格化治理这种当代保甲制度则使得街道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的存在感陡增。正如在端传媒发布的文章《疫情来袭，中国公民意识会重新苏醒吗？》所指出的那样，疫情爆发以来，各地城乡均开展这种管理方式，将街道划分为若干网格，每个网格的网格员上门掌握几十到上百户民宅人口构成、工作单位和日常出行情况，并进行日常监督。甚至进出小区居民也需要出示身份证和办理临时出入证。这不禁令人担心此举是否会成为公权力管控进一步向个人生活扩张的拐点。

我们也同时看到由于缺乏从长期基层民主实践中习得的经验和素养，“自治”的名号如何被曲解，从而成为民众之间互相隔离甚至侵犯个人权利的工具。一些基层社区的“硬核防疫”固然迅速、务实而有力，但以排斥外来者为核心的封闭措施显然背反了自治互助的初衷，也没有为民众提供团结的基础和参与的空间。许多乡镇基层组织私自封路，设置路障阻止外来人员进入和内部人员外出。更有甚者，将有武汉旅行史的个人的隐私信息暴露在网上，对有武汉旅行史的住户居所进行封门处理。根据中国新闻周刊《节后返京，我被挡在了小区外》报道，2月初北京部分小区所属的村委会宣布实施封闭管理，不准回京住户进入，许多北漂者面临迫于公司压力返京后又遭遇无家可归的惨况。外来者的身份再次成为“不洁”的证据，被抽象为给原有封闭体系带来瘟疫、扰乱治理秩序的可能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恰恰并非自治所带来的问题，而是由于从来没有充分的自治。外地居民并没有因为“长期在社区生活”就获得居民身份，拥有参与基层治理的资格。即便对于本地居民，我们难道可以说从未真正就本地事务进行集体商议和自决的“自治”是真的自治吗？也正是由于集体缺乏从长期实践中才可能生成的因地制宜的民主机制共识，个人缺乏在具体语境的锻炼中习得的民主权利，不仅是外地居民，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由于形势的转变而被迅速排斥出局。于是我们惊讶地目睹了一些“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被小区物业管理发动居民连夜投票，禁止再返回居住的状况，而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反对意见，连医护人员本人甚至也没有被给予发言的机会。如果我们仅仅把民主理解为投票和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那么民主真是太简单了，“民主”被利用也真是太简单了。

在国家法团主义的治理框架之下，社会组织问题之深重可见一斑。

自组织的困境

在我们为此次疫情中出现的自组织力量所感慨的同时，我们也尽量避免对这些力量过于理想化地看待。应该认识到，长期以来对社会力量的压制，使得此次自组织的部分行动显得缺乏足够经验，许多行动也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外界的重重困难。

在《记一次胎死腹中的捐物活动——兼谈此次疫情中社会援助的作用和问题》一文中，作者冯希夷以公众号全体主创和编辑参与的一次未成功的捐助活动为例，在肯定社会援助作用的同时，剖析了在社会捐助上一些自组织面临的问题。第一，社会援助由于彼此分散，缺乏联系，可能存在缺乏规划、一哄而上、良莠不齐的缺陷；第二，援助者由于要从混乱的市场（不乏行骗者）中筛选物资，可能导致援助的物资达不到医院的防疫标准，从而增加医院负担。第三，存在援助者在没有了解医院具体需求的情况下直接寄送大量物资的案例。

这些被指出的问题无疑反映了许多物资援助类自组织的现状，但也许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究竟是什么导致自组织之间彼此缺乏协调网络，从而“缺乏规划”，是什么导致了自组织临时起意的性质，因而无法迅速形成采购经验和资质，为医院提供合格的防疫物资，又是什么导致了信息流动阻碍，从而使得援助者的供应与医院的具体需求之间没有得到匹配？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不基于中国社会自组织长期匮乏、信息公开不及时透明这一语境，对于自组织所发挥作用的判断将是有失公允的。

《超级传播者与自组织网络》一文则通过作者参与校友会自组织募捐物资的经验得出结论：自组织并不适合承担长期化协作和调度的任务。“……最严重的问题是信任。货源是否可信，需求端是否可信，节点是否可信，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确认’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动作上面”，因而最终“还是政府出面作为可信第三方来进行中央调度”。另外，作者认为，如果自组织的网络继续进化，基数继续扩张，功能和性质会逐渐靠近现在的政府模式，也会有相应的弊端。而针对自组织目前的内部协作，作者认为其仍然是一种“基于人脑分析和群内线性讨论的信息处理方式”，“更落后”。根据文章的语境，这一措辞无疑在暗示读者：能够采取了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中心化信息枢纽（主要是技术官僚体制和互联网资本平台）在信息处理上要比去中心化的民间自组织先进得多。但究竟是既有的中心化枢纽垄断了大数据，还是民众必定就缺乏掌握大数据的能力？（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具体回应。）

此文的技术精英主义视角恰好与梁文道在《治理疫情的思维方法，出了什么问题？》中的观点形成有趣的对照。梁文道借用法国思想家孔多塞的观点说，只要我们每一个人不受偏见的影响，能够独立判断，我们集体集合起来的总体判断，往往会是比较准确且有利的。他还引述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失控》中关于蜂群合作的举例，说明一群蜜蜂虽然从个体而言没有超人的大脑，但通过集体运作的简单方法，却可以快速高效地完成集体行动。进而他认为，像在这次支援武汉的民间力量中涌现出的自组织，也许就是一种类似的集体协作模式。“这是一种集体的、大众的安排，透过那些公开透明的社交平台，互联网平台的运作，我们其实是能够找到方法，让所有人都能够释放出自己为善的那一面，去积极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同时又能够找到一些公开协调的模式”。

梁的说法不仅是针对此次疫情中涌现的自组织的评论，而且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形态的展望。然而一旦将这种展望与现实进行对照，就不免令人失望。事实上，在1月底民政部宣布捐赠物资必须经过红十字会，随后政府对物资进行全面接管和征用起，许多民间物资捐赠活动就陆续被迫阻断了。而从整体情况来看，这次自组织所采取的行动也更像是社会的应急性自救，是在一贯牢牢主导和掌控社会分配的力量“突发性”失效的“例外”状态下，民众为即刻止损而形成的短时措施。这就如同人体动脉突然破裂，自组织充当了凝血因子的作用。但我们都知道，凝血因子在日常状态下可以被生理系统“贬抑”为无用的要素，而在危机时刻又只是被认同为整个秩序维持自身的一个环节而已。因而凝血因子仅仅是凝血因子，而从来不被视作可能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