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15: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
亲爱的小小刘,
过去的两周我的世界犹如一位花样滑冰选手,从现实起跳轻轻一跃落在虚拟世界的冰面上,单腿屈膝俯身弓背,双手紧紧抱住另一条伸得笔直的腿,像折叠的平面在冰上飞速旋转,现实如幻觉一般在眼前闪过:苏志燮结婚、平如爷爷病逝、英国首相入院。
这三个人恰恰可以放进我成长中的三个抽屉:把偶像贴在书桌前放进笔袋里的少年,关注个体生命和个人故事的青年,以及继续延展自身可能性的中年(突然提到中年这个词好吓人呀)。三个抽屉同时被拉开,真有种时空交错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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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缓不过神是研究生最后一门课也在上周结束了,用我最喜欢的系主任的课画上休止符也算是对人类学的定情之吻。回想这次求学经历,好像一次与爱人的私奔,不顾现实的牵绊,身体经受炙烤,内心却喜悦满溢。未来的路就算再摇摆,只要抱紧人类学,就会感到心安,所谓灵魂伴侣大抵如此吧。
之所以炽热地爱着人类学,是因为她总是能看到别人的苦痛,关注社会福祉,试图为歧视污名翻案,也想挖掘被消音的历史。
比如最近在看的刘绍华写的《我的凉山兄弟》,这位哥大人类学系毕业的博士生在2004年只身前往四川凉山,经过一年的驻地生活和随后二十多次田野调查,深入了解当地与毒品爱滋相伴的流动青年,花费十年时间写出了这部为他们翻案的著作。在刘绍华之前,也是一位人类学家——哈佛毕业的林耀华先生在1940年代写下了第一部针对凉山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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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人类学不把别人眼中的苦当成苦,却把别人不当回事的事看成事:20年前的凉山就算卫生院也没有干净的厕所,旱厕的地上爬满了又白又肥的蛆。刘绍华这个台北来的女子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了一年多,她却说那一年自己精神和志气极为饱满。因为她在做着自己认可的大事——书写属于凉山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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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里也能搜寻到一段短暂却雷同的经历:2016年底我在云南昭通县做调研,在一个村小的女厕所里,当我的视线与地面平行时,我发现挨着墙缝散了很多米粒,为什么孩子们都把剩饭倒在厕所里?直到那些被我盯住的“米粒”动起来,我才混身一激灵,再看往来那些嬉笑轻盈的脚步,丝毫没因这些扰动而驻足。
初中之前都去公共厕所的我也许也曾练就百毒不侵之身,是什么让原来的稀松平常变成现在的怪物?又是什么让我周身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而另一些人的世界却没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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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将两个世界的衣角系在一起,把这件多功能的衣服穿在身上,让自己变得“见怪不怪”。但真正能吓倒人的其实不是看得见的怪物,而是深藏在社会肌理中那些看不见的怪物。生理的底线可以一再被拉低,而且有必要不断挑战,但面对两个不对等的世界,我们的底线却不能降低,甚至当对方都习以为常时,我们也不能不当回事。确切地说是,更不能不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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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喜欢人类学身上那股特殊的亲和力,能迅速和陌生人建立信任,打开话匣子。刘绍华作为国外名校毕业的博士,如何能和一个个进过监狱自称土匪的彝族青年称兄道弟?一次吃饭席间,当地人对刘绍华说,刘老师你这么有文化来我们这里做什么?刘绍华则说,在你们彝族的地盘,有文化的是你们,没文化的是我啊。对方想了想说,也对。刘绍华并不是刻意恭维对方,这种谦逊来源于骨子里对人的平等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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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自己刚到墨江的时候,村里人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自己来到人家的地盘,为什么要求他们说普通话呢?如果硬让我说标准的普通话,我这口京片子也过不了关。除了语言需要学习和适应,更让我感到羞耻的是自己对于农村生活、自然智慧的无知。稻子何时播种何时收割,如何区分芒果树和芭蕉树,如何用一颗臭草止血,春天哪些花能吃那些不能吃,如何在秋天抓虫在冬天做药膳,如何走进一座山就能闻出山里有没有可食用的野生菌……这些在我看来的特异功能却是村里人的生活技能。
主流认可的学历,周游列国的视野,到了农村都要拜师学艺。更要扪心自问,为什么两个世界如此遥远陌生,城乡的鸿沟、知识的断层缘何产生?经济发展的红利应流向何方?现代性和天人合一之间要如何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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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喜欢人类学身上隐隐的、对任何不公义现象的敏感和愤慨的个性:刘绍华驻村时,有一次当地一位小学老师兼公益项目对接人发现某个妇女也是爱滋病感染者,立刻惊叫着说:以后我们不能卖她的刺绣了,顾客会介意的。然而这个公益项目正是通过卖染病妇女做的刺绣来提高其生计。这样一来不仅违背项目初衷,也断了妇女的经济来源。刘绍华对那名小学老师说,你不能这样做。随后她还打电话给公益项目官员,提醒他们注意这件事。
第二天一早刘绍华刚出门,那名早已等在门外的小学老师冲上来指着她说,你——卑鄙小人!对于这样突如其来的辱骂,刘绍华当时想的是,坏了我做错了。她错在从研究方法上,自己选边站导致无法获得对一件事情全面的理解,然而倘若她真的没有介入,那她也不会是那个在喧嚣中孤独发声的写作者,那个用文字承载他人生命重量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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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变成人类学家的样子,关心主流眼里的小事,自己心中的大事,走进那些“消失”的群体,建立不因时间褪色的情谊,并且用文字写出他们的生命故事。
不过我也常会因自己旁观他人的苦难而产生一种内疚。刘绍华说,旁观并不是袖手旁观,旁观也是很重要的生命见证,很多人连观都不观或是当作没看到转头走掉。她用汉娜·阿伦特曾经对雅思培的颂赞勉励后来人:责任并非负担,也无关乎道德的驱动力,那是一种在彰显现实、厘清混沌、照亮黑暗时,自然流露出的内在喜悦。
希望此生我能一直牵着人类学的手,活在这样的喜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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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部在网络爆红的纪录片《矿工、马夫、尘肺病》虽然不是来自人类学家,却有着人类学家的眼和神。它关注的也那些隐形的人——患尘肺病的农民工。尘肺病是由于在工作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或灰尘,导致肺组织纤维化,出现类似新冠病毒的症状,咳嗽、呼吸困难,严重的可能窒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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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于1999年,当时五个一脸稚气的懵懂少年,活到现在的只有左边第二个。其他人都因患尘肺病先后去世,最小的右二去世时不到18岁。
我不知道命运的棋盘如何布局,也许是因为出生的家庭,也许是时代的漩涡,哪怕只是1%的可能,我们都有可能成为照片里的那些人,成为中国600万尘肺病患者之一。这其中90%是农民工,他们大多来自四川和湖南等劳务大省,在私人小矿山打工,看似是向农村的新房迈进,实则是走向自己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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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没有正规劳务合同,一旦得病无法申请工伤鉴定,更别提企业补偿了。回到农村,新农合医疗又不包括职业病。可以说他们更像是在国家制度中憋死的。
好消息是一些公益组织,如由调查记者王克勤成立的大爱清尘从2011年开始关注这一群体,至今帮助了八万多人,并且逐步推动立法,2019年全国各省启动尘肺病防治攻坚行动,目标是与脱贫攻坚同步完成。
八万对比600万,一纸文件对比彻底去粉尘化的矿厂和工厂,这之间的距离需要有人在一线亲力亲为,更需要我们这些大众的关注和监督。
无论是爱滋病彝族青年还是尘肺病农民工,又或是刘绍华后来关注的麻风病人,他们的遭遇不仅仅是个体的错误或不幸,更是社会这张网的疏漏。如果不补,今日的幸存者就会变成明日的受难者。因为不平等不是只针对某类人,它像血液一样流遍社会上下朝野内外,当人们觉得农村欠佳的卫生和教育条件和自己的前途俸禄毫不相关,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也离稳坐办公室的人很远时,我们便落入了资本主义“异化”的障眼法。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异化分为四类,其中就包括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当工人在粉尘中完成大理石的切割,他的劳动就和他创造的物品分离,这种分离更像一种“仪式”,涤去廉价低技能的汗水,披上闪亮高端的品牌,变成我们厨房的工作台。与传统手工业打磨的物品不一样,我们看不到也不认识物品背后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社会的隐形人,好像和我们的生活是两条平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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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异化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周我拿到了大使馆给留学生的健康包,我很好奇这些防护用品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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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盒硕大无比有100片的消毒纸巾是今年2月28日生产于广东中山市南头镇东福北路50号。包装上特意注明英国品牌、英国研发,使用方法上还写着:先戴上手套再打开包装。看来是专为疫情赶制的。
无意中我发现英国网上竟然有人高价售卖看似是供应医院的消毒湿巾,照片上那包绿色纸巾的品牌和包装竟然和我健康包里的一摸一样。只不过中文替换为了英文,100片变成了20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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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位于中国南方工业园里的工厂,供应了20万中国留学生以及不知道多少家英国医院的消毒纸巾。健康包上那句“祖国永远在身边”固然很感动,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祖国背后站着的千万普通工人永远在身边”。
国家重要,但如果只看得到被建构的抽象概念,就有可能让我们陷入民粹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陷阱。当看到支撑起我们生活的一个个隐形人,链接着南方的一家工厂与国外上千家医院,链接着中国和世界,也许人们会放下成见甚至歧视,让不被看到的价值得到认可,请没被看见的人走到舞台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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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为什么要关心隐形人?抛开不平等的流动性,异化的资本时代、人道主义精神这些理性判断,我只知道自己读这些群体的故事时,内心犹如冲刺跑一样热血上涌,鼻子膨胀得发酸发麻,这是心灵发出的讯号,是生命召唤的密语。
赴这场人生之约需要勇气,也需要同路人的精神关照。于是最近我开始以画解忧,细细勾勒感动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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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会想起在宜兰礁溪遇到的“仙女”。这个自弹自唱自己写歌的返乡青年,把外婆的老厝变成青年的据点,研究在地文化与特色,串联年轻人一起让逐渐凋零老化的家乡焕发活力。
她的才气、智慧和幽默让人不由自主想靠近,当我问“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时,她用这种轻松又不失严肃的口吻回答我:
在我采访的40位宜兰朋友中,仙女的回答对我触动很大。我们总是说人要活出自己,为别人而活听起来有种向命运低头的感觉。但她高中故意不学习悟出的人生道理果然比较深刻,深刻到我直到三十岁之后才开始慢慢明白。
为别人而活——这个别人是我们关心的人,也是关心我们的人;是近在身边的人,也是远在异乡的人;是我们熟悉的人,更是那些未曾谋面却出现在我们生活各个角落的人。
为别人而活,关注宏大叙事中的具体生命,不强化社会给某些群体贴的污名标签,而是揭开背后存在的结构制度的不公不义,听社会中听不到的声音,写历史里不存在的历史。
将移动作为生命的方法,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也是目光和心灵的移动,移向别人,才看得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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