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记者不发声？

媒体记者，服务于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The Post

 日前，我的朋友，我的同行，《新生代》的编辑危志立被消失了。他的妻子，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的郑楚然与律师从广州寻到深圳，从各级警察局问到信访办，都“查无此人”。留在郑楚然脑子里的仍是20日凌晨一点警察围进他们家里的情景，“他被带上手铐，警察留下一句‘他被洗脑了，扰乱公共秩序’，内衣内裤都不让他收拾，就抓走了。”至于通知书、拘留证据什么都没有。

 当日被抓的还有《新生代》的另一个编辑柯成冰，更早在1月份，主编杨郑君已经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抓捕。抓记者，灭声音，警方已经相当娴熟。然而，记者编辑们具体做了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在哪里、如何扰乱了秩序了公共秩序？都语焉不详。

 自媒体《新生代》长期关注中国内地劳工权益问题，近年来特别聚焦湖南尘肺病工人维权行动。作为该媒体的记者编辑，危志立、柯成冰等人的职责自然是跟踪报道尘肺病人工作、生活状况，深挖他们为何得了尘肺病，为何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研究劳工情况多年，危志立等看到了制度性的不公不义。他们眼看着不公不义继续恶性，走进劳工底层生活，用自己的行动去记录尘肺工人难以发出的声音，去帮助弱势群体争取公平与正义。撰文发声，是记者编辑的本职工作，何来寻衅滋事？对尘肺工友怀着善良之心，助其维权就是被洗了脑？难道说，只扫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他人的兵荒马乱中岁月静好，才是正常的？帮助他们追讨用生命换来的赔偿，何错之有？他们，扰乱了什么公共秩序？哪有媒体记者不发声？

 要知道，自由、平等这些内容也被纳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发声，不是记者编辑的特有的权利，而是每一位公民应该共享的权利。

自由发声，自由监督党、政府、大财团，是让人们看到制度上的不公不义，唤醒公民权利意识，并让大家觉醒，意识到这种制度上的不公不义长远来看最后会损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尊严和利益。

 媒体记者，服务于被统治者，而非统治者，天然背负着监督权力之使命。我们观察、记录现实，揭恶扬善，针砭时事，为无声者发声，助无力者前行。这其实不仅是记者本职，也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应有之觉悟。我知道，呼吁别人都站出来声讨不公不义也不公平，一是信息无法畅通传播，让大家了解多方信息以作出独立判断；二是人都有恐惧、自保之心，在毫无管控张牙舞爪的公权力下，或主动或被动地置身事外。然而，消声沉默，也是纵容。即便是服务于专制政权的警察们，或许只是在完成自己的份内工作，可是对着没有武器没有权力的记者动手动粗动暴，抓捕关押，忽视更高阶的正义，其实是一种对恶的助威和助长，终将是错的，不公义的。

 因为揭露权力的不公，资本的不义，因为记录并协助尘肺工人维权，因为发声而被问罪，不仅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还一步倒回去革命前。对媒体的高压管控与无休无止的禁令已经让真正有理想有操守的记者严重流失，濒临灭绝。2017年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传统媒体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下降幅度高达58%，全国调查记者不足200人。而洗一洗稿，舔一舔“人血馒头”，叛卖一些各种情绪的媒体则风生水起。当专制政权自以为掌握了喉舌和话语权的时候，公信力却如雪般崩塌，群众相信谣言，焦虑、气愤等情绪轻易能被点燃，人们也不再相信政府公告、报告。

 学者纷纷被下课，记者渐渐被消声，行动者一批批被抓，如此以往，专制政权很快会失去民心，失去了执政的正当性。当人们不再自愿服从、配合，并且有了不配合的觉醒和制衡力量，那么政权就会失去权力。但基于权力的惯性，政权有一个拼命挣扎和本能自救的阶段，这个阶段里会调动一切统治资源，使用各种统治工具，或会走向两个极端，加速毁灭或延迟寿命。专制统治难以再续。

 不管怎样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抵抗媒体没落，保护言论自由。最好的抵抗和保护方式只有持续发声。既然有党管的媒体姓党，那就应该允许民间的媒体发出民间的声音。尊重并珍惜新闻自由，保障自由发声权利和渠道，重建媒体记者的信仰与信任，在当下无比珍贵和重要。

 即便如今乱象丛生，惊若寒蝉，我们仍看到这些年轻媒体人坚守自己的原则，勇于为不公不义发声，用实际行动与不公不义斗争，即便为此陷入铁窗之苦，承担所谓“寻衅滋事”、“扰乱秩序”罪名。人们最后会看到，他们持续发声，所作所为不为个人利益，而为阻止这个社会坏得太快烂得太透，也为更接近一点那个自由、平等的未来世界。如近日被下课的许章润教授所言，个人志向无涉公共情怀，亦无家国之思，终究苍白。做记者，哪有不发声？

独立记者  黄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