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俭谈新片《被遗忘的春天》| 亲历武汉失序与重构，为灾难留下历史档案

凹凸镜DOC

2020 年 7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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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旬，纪录片导演范俭和《澎湃新闻》合作，进入武汉拍摄了《被遗忘的春天》。片子在7.6网络上映。以下是凹凸镜联系到范俭导演的访谈。

范俭作品包括《反思非典》，《的哥》，《活着》，《吾土》，《摇摇晃晃的人间》，《十年：吾儿勿忘》等。

范俭谈新片《被遗忘的春天》

采访整理：沙丘，Lauren，谭惠

编辑：张劳动，Lauren

武汉，长江西北岸，百步亭附近的丹东社区，是疫情中武汉城区确诊病例最多的社区之一。人们在封锁中度过了一个哀戚与惊恐并存的严冬，肆虐的疫情让生活失序，让新年陷入泥沼。而当天地解冻、绿芽初绽，这个社区，连同千千万万的武汉人，跌跌撞撞地迈进春天。

今年3月中旬，范俭导演和《澎湃新闻》合作，以丹东社区的3个家庭为拍摄对象，完成新片《被遗忘的春天》。影片如同春日暖阳，人物细腻的情感、家庭绵密的关系以及由此延伸出去的疫情下的武汉日常，让大家在压抑中感受到温暖。

蔡大姐家因为老伴确诊新冠，一家人被当作“瘟神”，她在不解和委屈中迎接老伴归来，女儿做了一个蛋糕，为母亲补过生日，同时也庆祝父亲出院；黄冲患肾癌已经三年，遇到疫情去医院治疗变得困难重重，他留恋妻子，想好好活着，在镜头面前崩溃大哭；社区副书记陈琦临危受命成为负责人，她没日没夜地为社区服务，但居民还是不理解，深夜回家她把委屈转移到7岁儿子身上，控制不住地发火。

7月6日，该片已经在澎湃新闻上线，并即将在多个平台上映。凹凸镜DOC对范俭导演进行了一次深度采访。他聊了很多关于影片拍摄的细节，分享了他为什么总是钟情拍摄家庭关系和人物情感，最后还以汶川地震和武汉疫情切入，谈了纪录片在灾难性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

纪录片不是去所谓的新闻现场，而是要去第二或第三现场。

凹凸镜DOC：疫情开始的时候你在做什么？怎么决定去武汉拍摄？

范俭：我在重庆，哪也去不了。我看到武汉情况，一天天严重，其实有些想去。但是，随后去和不去一直交织着。想去是因为作为拍纪录片的人，我觉得应该去那拍一下那个现场。另外，因为我跟武汉有一定渊源，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对那个地方很深的个人情感。考虑不去主要是害怕，就真的是怕，怕对家人有很大影响。就这样，整个2月份都是在重庆，在社区半封闭状态的家里待着。

三月初，《澎湃新闻》的杨深来找到我，当时武汉形势比较稳定了，我就准备过去。我第一时间和团队商量，他们有的有小孩，但是大家都没有太多犹豫，就去了。其实，我们真的应该感谢家人，他们如此支持我们，当时我给老婆说想去武汉，她就说了一句，你应该去。

凹凸镜DOC：提前有策划、讨论拍摄哪些内容吗？

范俭：其实，我在2月份就很想拍武汉社区了，但是没有机会去拍。我觉得社区才是我能够施展的地方，我不觉得医院是我最想拍的地方。对我而言，纪录片不是去所谓的新闻现场，而是要去第二或第三现场，因为纪录片要去的现场与新闻要去的现场肯定不太一样。

另外，我一直比较擅长拍人情世故、人物情感这一块，这个只有在社区才会真正的发生。医院主要是救治的现场，可施展的空间相对较小，很大程度我们会被救治与接受救治的场景抓住，不太可能太多延伸。社区中、家庭里如何应对疫情？他们的生活如何开展？我比较在意的是灾难下的日常，我觉得这是我最应该拍的。

而且，那时候已经3月份了，医院已经比较平稳了。当然，仍然有很多病人还在医院，但是医疗体系本身失序状态已经没有了。所以综合各种原因就很坚定地拍摄武汉社区。

凹凸镜DOC：进入封城后的武汉，第一感受是怎样的？因为你在武汉上学和生活过，感受一定很强烈。

范俭：我们团队3个人先到上海会合，然后从上海坐高铁到武汉，到达武汉高铁站的时候是晚上。当火车慢慢靠近武汉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就感觉压抑的气氛已经开始了，能看到远处一点点的灯火，却看不到任何人影。虽然隔着玻璃，但我已经感觉这个城市和以前不一样了。

下火车，开车往城区走，真的感觉死寂一片。当时我最大的感受是，我熟悉的武汉全都消失了，那种死寂和荒凉，像被扔到另外一个星球上，我有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因为以前无论哪一次去，这个城市都是热火朝天的，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你会闻到各种臭干子、小龙虾或者烧烤的味道。后来，慢慢地适应一周左右，这个心理感受才有所缓解。

凹凸镜DOC：此前拍摄一般都有前期调研，这次你们进去怎样快速找到并确定这些拍摄对象的？

范俭：我们这次没有真正的调研过程，还好《澎湃新闻》他们早期有文字记者去过我们后来拍摄的这个丹东社区，他们做了文字采访，也形成了稿子。他们这个过程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调研材料。另外，其实我们也联系了另外三个小区进行备选，但是我到丹东社区看到小区空间、人群结构等都很丰富，很快就决定拍摄这个社区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社区刚好有一个临危受命的女性社区副书记，我当时就想拍一个女性社区工作者是怎么工作的，当然也想透过她去拍摄她的家庭和更多的层面。我跟她见第一面，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看她的工作状态，我就觉得她可以成为我的拍摄对象，因为她是个特别实干，没有任何“官气”的社区工作者。

巨大灾难后，修复和治愈需要漫长的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

凹凸镜DOC：你曾在微博上说因为能接近拍摄对象觉得很感动，那是对你们的极度信任。你们怎样取得对方信任的？

范俭：疫情期间，在武汉能够敞开家门，让陌生人进去，真的需要勇气，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几家人。还有就是运气和一定的沟通。沟通很重要，我刚开始被拒绝了很多次，就开始在社区里广撒网，先认识很多的人，再不断地去琢磨哪些人能靠近一些，哪些人能够让我继续深挖。

我还跟着社区工作人员去走访，在多次走访中，去认识更多新家庭，像影片中的蔡大姐就是走访时遇到的。我发现家里有老人、小孩，有确诊病人的基本会拒绝。最后接触的人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由此判断进行排除了，剩下的这几家人自然而然就可以拍摄了。

现在想想，他们这种善良真的特别珍贵。比如，蔡大姐她老伴确诊了，她家人被人嫌弃，她希望被倾听、被支持，这个是相互需要的心理。在拍摄的时候，刚开始她留我们吃饭，我们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辞，还是担心。然后她又递给我们水果、牛奶，我想饭不吃，牛奶必须喝，于是取开口罩开始喝。我觉得这是一种尊重，包括我们去这些人家里拍摄都没穿防护服、戴手套，就只是戴了口罩。最后，其实我们也在她家吃了饭，那是在武汉为数不多真正意义上的堂食。

凹凸镜DOC：此次拍摄面对的是未知和危险的传染病毒，拍摄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范俭：对于我们而言，有时候可能不是创作问题，而是我们自己心里要不停地面对起起落落的东西。我们时常要去到一些危险区域，跟着拍摄对象进医院，和他们一起坐救护车等，我们也会担心自己不小心会中招。这种事情在拍摄期间经常会发生，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心情和心理状态。因为你所面对的危险，不只属于你，而是属于你的整个家庭。

凹凸镜DOC：汶川地震你拍摄了一系列影片，这次也同样是灾难性事件，你觉得武汉的拍摄和当时汶川的拍摄有什么不同感受？

范俭：这次我主动拍摄这种灾难下的社群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家庭内部关系，跟汶川地震以后通过拍摄受害者生育来进行自我创伤治疗和完成希望的延续，有明显不一样。正是因为有汶川地震的拍摄经历，这次我不是特别愿意去拍那种伤痛很重的家庭。因为我在《活着》中已经拍过那样的家庭。那种家庭的心理创伤恢复需要很长时间，如果你要拍，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那需要一个长期的交往、陪伴和观察。对我而言，太了解这样的家庭也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另外，我已经透过这样的家庭完成过一些表达了，所以我一时半会儿不会再选择同样的故事。但是这是值得去做的，在这样一个巨大灾难后，有很多人需要承受巨大伤痛，这种修复和治愈需要漫长的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

其实，在武汉我一直在思考纪录片的拍摄方法，除了跟着人物、家庭去深入故事，去观察记录，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更冷静地去拍。基于这些思考，我在武汉还拍了另外一个短片，没有叙事内容，大多是城市空间，是关乎于这个城市的一种自我感受。

我想用更为抽离的、冷静的方式去面对灾难这个主题，我不想总是用一种离得特别近的方式去看，因为那种方式太多人做了，包括我这次也做了。我甚至还想，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可能会再去武汉拍一部影片，再拉开一点距离，应该还是纪录片。

凹凸镜DOC：我从武汉回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不想再讲武汉经历的事情了。但是很抱歉，我还是想问问你在武汉最难忘的经历。

范俭：我在微博里讲过一个，我们在半夜看见一对父子，儿子用轮椅推着父亲去医院。我问：“你住哪儿？”他说：“我们住百步亭。”他说他父亲当天晚上必须要去医院做导尿管。那个时候社区封闭管理，他想办法从社区出来，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推着那个轮椅推了四五十分钟，推到一个医院。到医院已经接近十二点的时候，没有门诊，他就在门口和值班人员敞开一番对话。他们特别想进入医院，但是值班的人苦口婆心地劝：“我没法让你进去，因为我无法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病毒。”

那个场景，我感觉就像一个舞台，就像一幕戏在上演，这个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又有某种抽离感，让人感觉很无奈和难过。在武汉期间，有若干个这样代表性的偶遇，每一个都印象深刻。

凹凸镜DOC：我看到国家哀悼日那个镜头，太难过了。讲讲那天的拍摄吧。

范俭：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哪儿拍。在我能调动的所有资源的情况之下，我选了三个点。首先要保留一个在社区，另外就是武汉的地标和街头。我们其实就想看在一个人来来往的街头，那一刻大家是什么反应。

除了薛明和我，那天还请了一个外援陈玮曦，我一开始让他去江汉关。因为江汉关是武汉地标，那里有个大钟，有时间，有车流，有行人，旁边还是长江，我想应该能拍一些东西。但是他一去发现根本不对，那里全是记者。幸好他提前到了，我就让他赶紧去旁边不远的江汉路步行街，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路口，拍了一组镜头，有停下来的路人，打扫卫生的保洁、还有有小狗。

最后我发现，薛明和陈玮曦拍摄的街头都不错，我自己在社区拍摄的不太好。我很遗憾，因为我当时把地点选在小区的一个公共空间，没有去拍摄对象家里。当然去了也有可能什么都拍不到，拍摄纪录片就是这样，我无法预料主人公到底会不会在那一刻注意这件事儿。

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

凹凸镜DOC：从此前的《活着》《吾土》到这部，你每次拍摄家庭关系和情感都特别动人。疫情中有太多东西可以表达，但是有些拍的就很空洞，这三个家庭如此普通又如此具有代表性。你是如何做到的？

范俭：我喜欢跟那种气场能契合的人不停地聊天，总是在沟通中就能获取信任。我觉得我跟普通人沟通比较容易，总体来说拍摄男性和女性都不难。这种沟通能力可能在拍摄余秀华之前就已经建立了，之后拍摄她又不断加强（笑）。这是我擅长的，我擅长的肯定就能够拍得特别细腻，特别好。

我也喜欢人情中细腻的日常和绵密的关系，喜欢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那种触动人心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不仅温暖，而且很有力量。我觉得影片中蔡大姐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我喜欢的家庭。你能在日常中感受到这个家庭体谅，相互关怀，彼此默默爱着对方。这种情感，我觉得特别好，特别难能可贵。

凹凸镜DOC：在武汉时，你和薛明经常找周浩他们一起喝酒，当时聊得最多的是什么？

范俭：大家主要聊一些拍摄和日常生活，但其实主要是老周问我们，他自己把自己藏得比较深（笑）。

凹凸镜DOC：你觉得纪录片在这种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中扮演什么样一种角色或作用？

范俭：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记录和在场，留下一个档案。这些档案必须是有作者态度的，必须是有独立性的，它不属于任何的媒体或者机构的语言、态度和想法，而是属于个人的。我觉得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越是个体，越有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而且又是多样的。比方，我拍摄的角度和周浩的角度，它会形成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提供不同的样本，这些是非常重要的档案。

像汶川地震过了10年或者20年，我们一定是放纪录片去重新回忆那段历史。其实这些独立纪录片更能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相对而言，官方或媒体拍摄的关于汶川地震的东西，它不太可能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我们当下做的事情，到了10年以后， 20年以后可能会更有价值。所以我认为去做、去拍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剩下的就是你的观点、你的态度和你的方法是什么，这是第二位了。

在今年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形下，不只是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在拍这样的主题，全世界的纪录片工作者们都在拍一个大致相似的主题，只不过发生在不同地点。就像在全球进行一次“命题作文”考试，这种同题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创作者更要冷静思考：你要用什么方法拍？你要拍的主题是什么？

凹凸镜DOC：我发现拍摄武汉疫情的项目大多是与平台合作，独立拍摄的似乎没有多少。

范俭：当然我们的这部影片也不算独立制作。这可能和具体的条件和环境有关系。当时疫情防控很多人都无法去武汉，即使你去武汉也不一定能展开拍摄，甚至吃、住、行都很难解决。另外，很多时候你得依托平台或媒体才能进入具体的拍摄地点，不是任何人想拍就能进医院，进社区的。

凹凸镜DOC：这个版本是媒体版吗？之后会不会出一个其它版本？

范俭：这个不会有其它版本了。目前这个长度我觉得还好，67分钟，不长不短。其实只要充分完成想表达的内容，我就不会介意它的长短。我也想过长期拍摄这几个家庭，但是后来我觉得不太合适。我已经不太想做所谓长时间的人物跟踪了，像《活着》跟踪10年、20年，在这个题材上我不想这么做，我更愿意用不一样的视角和方法去拍摄。我正在做的短片会很特别，可能是我最好的电影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