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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嚴飛：附近的田野，具象的聯結｜圍爐 · CUHK

2022 年 9 月 25 日

在宏大的社會轉型下，我更喜歡用非虛構敘事家社會學理論的方式描繪具象的人，只有通過描繪具體的個體的生命故事，才能更好的展現當代中國遭遇的種種困境。

嚴飛，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先後於內地、香港、英國、美國等多地高校就讀任教。他主張回到歷史的縱深處進行研究，聚焦於敘寫具體的人以描繪當代中國社會。在一本新書中，嚴飛記錄了身邊的幾位外來務工人員，展現了當代社會中城市邊緣群體的生活群像，以及真實個體之間的緊密聯結。

采訪人：圍爐、牛津中國論壇

 采訪人：
我們註意到，在您的論文中經常使用「城市流動人口」一詞，而您使用「農民工」這個詞的時候，很多時候加了引號。所以想先問一下，您如何辨析這兩個概念，它們的含義有什麽區別？

嚴飛：

「農民工」這個稱謂確實是在國內的學界比較常見。農民工一詞最開始指代的是上世紀 80年代第一波進城務工的人。從這樣的身份標簽中，我們可以很明確地獲知農民工「農民」加「工人」的生活狀態。農民工們從鄉村土地來到城鎮，大部分都在初級勞動力市場做一些以體力為主、不涉及較高技術含量的工作。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農民工」的稱謂被用來指代這樣一群人。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二代進城務工人員，也就是所謂的「新生代農民工」，以及00後這一批最新的進城務工人員，他們已經慢慢在擺脫他們父輩、甚至是祖輩的生活狀態了。在這一批孩子中，很多人不再來自於依賴土地為生的農民家庭，甚至由於不熟悉家鄉而排斥鄉土的氛圍。同時他們中有一大部分是在城市裏面出生長大的，對城市有更多的親切和認同感，想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也更加體現出原子化的individuality（個體性）特征。他們的身份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再去叫他們農民工的話有點不太合適。另外一方面，在信息經濟時代，他們實際上已經可以慢慢擺脫初級勞動力市場中的體力工作，甚至進入到次級勞動力市場做更多的工作，作為零工適應平臺與數字經濟。

我在新書裏的訪談中提到了一位正在北京工地上裝窗戶的19歲00後工人軍軍，他現在正在自學日語，自學國際貿易[1]。他的爺爺是八十年代進入浙江打工裝窗戶的第一代農民工。其實很難想象他的父輩、他的爺爺會去做自學日語這些事情。所以我覺得他們身上已經體現出了嶄新的變化。

因此我會覺得「流動人口」「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或者是更加正面的「新市民階層」等稱謂可以更好地形容這一部分群體，而且不會帶有貶義或者歧視的意味。

采訪人：
老師您覺得這些00後的外來務工群體有沒有一些比較統一的特征呢？

嚴飛：

一方面是我剛剛提到的他們和鄉土與城市的情感較之前幾代人的變化，以及他們原子個體化的特征。另一方面我們做了一些問卷調查，發現00後在工作裏會比較邊緣化，也比較迷茫。他們的工作穩定性較低，不像他們的父輩有更穩定的工作，00後會以零工和兼職為主，經常處在非正式的就業中。

他們和家庭聯絡的次數也比較少，在我們的調查中，發現有一些人很長時間才和家裏面打一通電話，那必然和他們留守兒童的身份有關系。留守兒童的父母親在一年內也許只有春節的時候才可以回家去看一下他們，平常的交流也幾乎只有打電話問一下今天吃了沒有，或者是缺少什麽東西。很多留守兒童打電話就是準備向父母要錢，父母不給錢他就掛電話。所以他們會覺得和家人非常疏遠，沒有深厚的感情。他們在外面打工的話就完全靠自己，也許半年時間大半年時間才會和家裏面聯絡一次。

且他們身處數字經濟時代，對一些新技術的接受度是比較高的。他們生長在手機的時代，所有的APP都用得很好，也會有刷短視頻的習慣等等。這個群體和上一輩相比，他們的技術掌握度會更高，而通過這樣的技術，他們實際上可以更多地接觸到城市的不同面向，由此進入到城市。

但與此同時，因為他們的戶籍不在城市，他們始終是城市的邊緣群體。他們可能住在城市的邊緣地區，比如租地下室、群租，或者是城郊結合部的城中村。所以雖然他們在一二線大城市，但實際上和土生土長的市民階級生活距離依舊非常遙遠，他們渴望加入到城市，變成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其實真正意義上融入城市中並不這麽容易，所以他們必然會遭遇到更多的挫折和迷茫。

有些人希望通過自己的勤奮工作，不停送外賣，多賺錢，把老婆孩子接到身邊，然後慢慢讓孩子改變自己的命運，進而使得自己整個家庭被城市所接收，變成城裏的一部分。會有一部分人渴望通過奮鬥來改變自己的階層，但實際的前路又非常艱辛。

而雖然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和他們的父輩有很大差異，我們依然會看到「子承父業」這樣的現象。因為學做工相對來講是比較容易上手的路徑，以及父輩或許會幫助他們抵擋一些困境，給予一些指導。盡管做的依舊是不那麽受人尊重，或者比較邊緣的工作，但是有了父輩的指導以及人際網絡關系，從事這樣的行業就會容易一些。

比如說我訪談軍軍的時候，他也嘗試著不去做裝門窗師傅，而是去做小餐廳的服務員。但是他覺得自己吃不了苦，所以就退了出來。後來父親問軍軍要不要和他一起裝窗戶，他可以手把手地教，並且在這一領域裏面有很多的網絡關系可以利用。所以軍軍在父親的召喚之下，最後還是回到了父親所在的行業裏。

采訪人：
您剛才有提到軍軍的事跡，感覺軍軍是屬於那種不停摸索，渴望上升到更高的階層的人；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像NHK的紀錄片中的三和大神，號稱「打工一天可以玩三天」，同樣是比較新生代的外務工人員，您覺得是什麽導致了這麽大的區別呢？

嚴飛：

我認為沒有辦法把軍軍和三和大神放在一起做比較。有一些人的家庭可能遭遇了一些挫敗，或者是完全和父母親脫離，缺少家庭的關心和教育。在這樣特別的環境裏面，於是選擇自我放棄，選擇用日結工的方式，有一天過一天算一天。這就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謂的三和大神。但是另外一些孩子他們有比較完整的家庭。盡管父母在外地打工，他們成為了留守兒童，但是他們依舊能感受到父母一直在支持他的成長。像軍軍的父親很支持他去學習，他第一時間讓軍軍加我的微信來獲得一些學習方法。他盡管是留守兒童，依然還有一個完整的家庭，會感受到愛，家人也會對他寄予一些期待。以及其他相關的環境因素也可能影響了他們不同的成長道路。

我覺得軍軍是一個個案，三和大神也是一個個案，他們讓我們看到更加復雜多元的中國社會的面向。同時，我們也會看到00後的大家在17歲、18歲的時候必不可少地處在迷茫的心態下，對於未來找尋不到非常明確的方向，如果這時候再沒有學上，沒有集體的關心，周圍又沒有什麽同輩，他們就很容易在充滿困境的社會中找尋不到自己，沒有辦法應對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雙重困境。而且這個年齡的孩子的抗壓力和心態實際上都沒有辦法像成年人那樣強大。

我們看到很多外賣小哥半夜在街頭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哭泣，成年人的世界尚且沒有辦法面對迷茫與壓力，何況這些孩子。他們也許一下子就放棄找尋自我了，也放棄對未來的希望，因此沒有辦法尋找到一個心安的地方，也不能夠追求自己有興趣的工作。

采訪人：
像老師剛才說的新生代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其實難以還是真正融入城市，又對自己故鄉的鄉村缺乏歸屬感，那你覺得他們是在用什麽樣的方法面對孤獨的生命狀態呢？他們的內部會不會形成一個新的互相扶持的社群？

嚴飛：

有一些新生代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由情感誌向聯系在一起，大家都有相同的興趣愛好，或者都遇到了類似的城市生活中的困境，需要找到一個出口去發泄。北京皮村就形成了一個文學小組，組員無論從事什麽樣的行業，是裝修師傅、木匠、抑或是外賣小哥，只要熱愛寫作或願意去傾聽，就會聚在一起，讀詩、寫詩、寫自傳體小說，戲劇表演、做打工文學的戲劇社等等。這種情誌小組在今天的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當中挺普遍的。他們不是去交流自己的技術，不是去交流在城市中的困境，而是去交流一些工作之外的東西。

但不同的圈子也有不同的氛圍，這一學期，我剛剛和一個在福建泉州流水線上做安裝的工人做了訪談，也邀請他在我們的本科生課上，通過騰訊視頻接入，與學生做了一次交流。他說他也特別熱愛文學，但很遺憾在他的工友的圈子裏面，大家都會覺得一個工人沒有資格去熱愛文學，文學和他們的階層身份有著曲折又遙遠的距離。

他們會有一種工人形象的模板，比如下班以後就罵臟話，喝酒賭錢，看小黃片，似乎要做這些事情，那才是真正的工人，就像其他工友都在做的事情一樣。我的很多被訪者也是下班以後必須要去喝酒，不然就沒有辦法進入到圈子裏。但是如果有人說他要在宿舍裏讀書寫小說，大家一定會覺得他是怪胎，不合群，久而久之他就找不到對象，沒有朋友，也沒有人講話。

這一位師傅後來就不太會在休息時繼續自己讀書寫作，只是放了一本張愛玲的書在床頭，表明自己的文學夢想還在。但不經意間我們會發現，他對於文學的熱愛還是潛移默化地體現在自己關註的微信號裏，裏面有許多非虛構作品。在我們對話的過程中，他突然提到說覺得自己處在一種懸浮的狀態中，當時全班同學都非常驚訝於他有這樣的身份認同。我馬上就抓住這句話說，他怎麽會認為自己的身份是一種懸浮的狀態？我在想，他是不是讀了一些學術微信號，看到這樣的一種表述方式，然後才把它放在了自己的身上。也許他會在大部分時間按照工人的模板生活，但是躺在床上的時候，還是會回歸到文學中尋找出口。

後來我問他會關註什麽樣的微信公眾號，他講了很多，和同學們、和我關註的都有很多相重疊的內容。如果我們再換另外一個工人，他也許就不會關心這些，會關心很多八卦或一些其他的內容，而非這麽嚴肅的人文或是文學討論類公眾號，所以他們之間也是很有個體差異的。

采訪人：
疫情反復的兩三年好像使得很多城市外來務工群體本就艱難的生活雪上加霜了，就以我的家鄉河南鄭州為例，這座千萬人口的城市在疫情期間流失了大約上百萬人重回鄉野，想請教一下老師，在您的研究裏面有沒有發現這兩年疫情對外來務工人群的影響是怎樣的？這些影響對於他們而言是否尤其嚴重？

嚴飛：

疫情對這個群體影響非常大。我和軍軍上禮拜聯系的時候就聊到了疫情。北京5月份的時候正好有一波疫情，所有的裝修行業都不許裝修，很多小店都關了，軍軍家他們在雙橋那邊開的一個小小的門面也關門了，有超過兩個月的時間沒有辦法接活。他們家目前還在堅持，就在等待疫情過去重新開始，但有相當一部分他們的朋友已經離開了北京。

采訪人：
老師您剛剛也提到了一些我們相關的政策可能對這些外來務工群體也不是特別友好，我記得北京前幾年有大量關停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學校，記得您幾年前做過相關的研究，想請教一下您有進一步的去跟進這些外來務工子女學校中學生的情況嗎？

嚴飛：

一方面是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政策是並置的狀態，它可以同時有兩個並行不悖的政策。好比疫情下的政策，它會說我們要發展經濟，也同時貫徹清零方針，而不會說放棄其中的任何一者；又比如它可以一方面要求人們自願打疫苗，一方面說進公共場所必須要打疫苗。而這種不同政策並置的背後實際上是因為我們是一個條塊區分的層級製，這個條和塊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同個層級的政府裏的不同的部門，他們出臺的政策是會有沖突和相悖，但是大家的政策都是有效的；同時不同層級的政府出臺的政策也是會相悖的，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又是不一樣的，地方政府裏的不同的部門又不一樣，這就構成了非常有趣的復雜的政策矩陣系統。

我曾經提出了一個政策矩陣（policy matrix）的分析框架。可以看到這些並置的政策同時出現的時候，沒有政策是失效的，那必然就會導致有些政策的排序優先級會往後退，甚至成為了一個被犧牲的、可以退讓的、服務於優先級政策的一個次優級政策。

另一方面我想講一個故事，主人公是一位外來務工人員，名字叫羅姐，她在2005年左右，在五道口開了一個小小的洗衣店，沒有取名字，也沒有上大眾點評，一直到今天還紮根在五道口的社區中。現在羅姐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不是來自於她的生意，因為作為一個在這邊紮根了15年時間的洗衣店小老板，她以誠信做人和過硬的技術積累了大量不太會流失的客戶。但是，她在上幼兒園的兩個孩子，很快就面臨著要上小學的問題。

2010年國務院出臺過一個政策，給所有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權利，但在北京2013年城鎮化的政策說要發展城市的經濟之後，2010年的教育公平政策變成了次優級的政策，而為了匹配城市更新控製人口規模的政策，所以在2013年開始城市外來務工人員被要求提供5種不同的證件，包括居住證、暫住證、工作證明，如果是留守兒童還需要提供一個監護證明，這五種證件他們其實難以提供。比如說工作證，要怎麽提供一個工作證明說自己開了一個小店鋪呢？

對於羅姐來講，她沒有辦法讓孩子在北京上小學，也不想讓孩子變成留守兒童離開母親。所以她現在想到的一個辦法就是讓她老公把孩子帶到河北涿州去上學，差不多在北京的六環再往外面一些。她老公可以去河北繼續做工人，同時帶著孩子。然後羅姐周末的時候還可以坐公共交通去看他們，雖然路上要花點時間，但她不可能進一步縮短這種距離，因為她不能放棄北京深厚的客戶群。

雖然羅姐是一個小小的個案，但實際上體現出來的是從事各種行業的城市外來務工人員所面臨的一個共通的命運，他們在孩子的教育上面臨著巨大的困境，而且短期裏還真的沒有辦法去解決。

我未來有一個嶄新的研究計劃，就是追蹤調查這些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情況。因為我上大學的時候，在復旦大學做過一個支教項目，持續了兩三年的時間，從大二下學期一直到大四畢業，是對復旦大學邊上江灣鎮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支教，每周會有固定的時間和他們在一起，也因此積累了大量的田野筆記、照片，還有一些書信。這些東西塵封在我筆記本的一個小小文件夾裏面，差不多封了有20年時間，當時我只是在為畢業論文積累素材，沒想到現在還會再有機會發揮作用。因為我在6月下旬的時候，因緣際會和當時帶著我進入到這個地方的學長恢復了聯系。他說現在他還在做這些孩子的誌願工作，已經堅持了20年的時間，所以我們一拍即合，未來也許會做一個更加精彩的令人期待的、振奮不已的項目。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也許這一輩子都很難遇到一個題材可以做持續20年時間的記錄和觀察。縱貫調查一般只有5年、7年、或者長一些10年的時間，而我現在有個機會可以做20年時間的縱貫調查，重新找到當年我們支教的有書信來往的孩子，看這20年他們的人生有些什麽樣的巨大變化，今天他們在什麽地方，通過我之前記錄的筆記素材把20年之前的情況展現出來，再去展現20年中他們人生歷程。學長說其中有幾位同學還留學了，改變了命運；不過更多的可能還是像軍軍這樣想改變命運，但很現實地，只能接受命運。所以我希望通過田野去解答這個疑惑，寫下每個個案的故事，像紀錄片一樣。

采訪人：
剛好老師有談到田野的經歷，想請問一下老師是以一種什麽樣的身份和定位去和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交往的？包括您是怎樣看待自己作為研究者和他們的關系的呢？

嚴飛：

首先我不認為自己是一個研究者，我就是他們的朋友。我會特別推薦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的一本書叫《碰巧成為社會學家的冒險之旅》（Adventures of an Accidental Sociologist），這本書裏寫了這麽一個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作者在四五歲的時候收到了一個玩具小火車，可以遙控著穿過山洞，他對這個一點興趣都沒有，最感興趣的反而是想象和這個小火車上的乘客聊天，他非常享受和別人聊天的過程，從來沒有後悔過和別人聊天，而且覺得興趣一直持續到今天。

這一點我還挺有共鳴的，我也很喜歡和別人聊天，在打掃的時候、打車的時候、買菜的時候，就和周圍的人有的沒的瞎聊。我們辦公室的保潔阿姨進入辦公室打掃衛生的時候，她一邊打掃我一邊跟她聊，聊到孩子她給我看孩子的照片，她跟我聊孩子現在在什麽地方怎麽樣。我覺得聊天是社會學體驗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不會把它變成一種研究方法，而是一種最自然的接近別人、和別人建立關系的方式。他們不是研究對象，而是我的朋友。

我新書裏面描繪的這些城市外來務工人員，都是我寫書前就和他們認識的，和他們在不同場合下聊了很長時間，許多人和我關系也很深。比如我自己腿受傷了，會想到請以前某一個幫我找房子的中介過來幫忙，他開著電瓶小車，我坐在他車後讓他幫我搬家，馬桶堵了會請他來幫我弄一下，他自己孩子教育上有問題的時候也會想到聽我的一些建議。又好比另外一個裝修師傅，我會和他以及他老婆一起在路邊上吃烤魚，聽他們講故事，我覺得很自然。

在認識他們的時候，我從來沒想過會把它變成一項研究計劃，但是到後面，我覺得也許有機會可以從學術的角度，更加深度地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並且把這些來自不同行業，但都有類似的困境的人放在一起，把他們的生命故事組成一個集體的群像，也就暗含著布迪厄的一個方法論的主張，即最具個人性的，也是最非個人性的，個人性背後會有社會性群像的展現。我們會在羅姐的身上看到，她的孩子如何接受教育，就是一種群像的展現。還有其他的城市外來務工者的一些生命困境，比如說他們生病的時候不願意去看病，或者是完全不當回事，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等等。這些我覺得其實都是有共性的，把這樣的共性通過他們的故事完整地呈現，再加上理論分析，就有了它的社會學意義。

項飆老師提出過附近[2]（the nearby）的研究框架，而我就在這本新書裏從經驗維度驗證了如何利用好這個框架做出精彩的學術研究。

除了和他們建立起關系之外，我也會在聊天中感覺到他們都有很強烈的傾訴欲，也許他們這一輩子都在等待別人來傾聽他們的故事，只是絕大多數人等不到這樣的一個傾聽者，沒有人願意去記錄他的故事。我和好幾位被訪者聊天的時候都有這樣深切的體會，他們在描繪自己的故事和經歷時總是非常激動地講個不停，甚至會覺得我們就應該去把他們的故事記錄下來，讓別人看到。其實我特別擔心這會涉及到他們的隱私，但是他們說這樣的故事在他們身上發生過，在他們的朋友身上也同樣發生過。所以這裏描繪的是哪一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故事在重復發生著，很多人都非常期待進行講述。

在方法論意義上，我和同學們也會說到被訪者的「敘事即生命」，有些被訪者把他們整個生命意義的獲得都寄希望於這一次講述，講清楚了就會有如釋重負的感覺。甚至會多個家庭成員一起來講述。

采訪人：
那請問老師覺得隨著您和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的接觸，您的三觀有產生什麽改變嗎？

嚴飛：

一個很重要的維度的變化，就是會更加去關註具體的人。我會把自己的研究概括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回到歷史的縱深處做歷史社會學相關的研究，我的博士論文是在研究這個方向，未來也會繼續進行下去；另外一部分就是對當代中國社會的描繪。通過與他們接觸，最顯著的改變就是，我發現無論是什麽樣的選題，都一定要描繪具體的人，而不是去描繪抽象的人。只有通過描繪具體的人，他們的生命故事、生命歷程，他們家庭家族的生命故事、生命歷程，才可以更好地展現當代中國遭遇的種種的困境、裂痕、撕扯、滯脹。我不會用這些很宏大的詞去描繪中國社會轉型，描述它如何斷裂，如何潰敗，在宏大社會的變化中，我更喜歡去用非虛構敘事加社會學理論的方式描繪具象的人。我未來會繼續在這一個領域做更加深入的探討和研究，講好社會學的故事。

采訪人：
我其實比較好奇，您的研究方向和感興趣的話題從本科開始到現在有沒有什麽比較大的改變？

嚴飛：

歷史社會學這一部分的研究是在研究生階段開始的，因為我自己其實也很喜歡讀很多歷史方向的書，然後慢慢確定下來做我的博士論文，今天也是在做歷史社會學相關的理論和經驗材料的研究，中間還做了不少量化歷史的數據研究。

另外一部分就是最近三四年時間在當代領域利用非虛構敘事的寫作方式來進入到具象的人。

采訪人：
我有一個和我們幾個來做訪談的同學比較相關的問題，因為我們中間有的人是本科社會學專業，有的人是包含社會學相關內容的專業，大家都對這個領域比較感興趣。但我們現在有時候感覺在西方系院校學社會學，會感到理論和現實有點脫節，同時如果要研究不同社會的話，好像感覺也會有一些力不從心。所以想請教一下嚴老師，如果我們這些晚輩想在社會學領域，對社會進行比較深刻的理解時，您會有什麽建議嗎？

嚴飛：

我會建議從身邊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看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會怎樣打交道。比如說菜市場買菜賣菜其實是一個商業行為，是一個經濟學裏面純經濟的消費行為，但實際上從社會學的角度上來講，會覺得這不僅僅只是一個經濟行為，是一個社會網絡的連接。我們的訪談當中就有賣菜的小販，那我們就會想為什麽他選擇在這個社區賣菜呢？是因為他特別喜歡和這個社區裏的居民聊天，而且已經建立起了彼此深厚的感情。有些菜販在這個社區裏面已經待了8~10年的時間，大家想象一下我們談戀愛的時候去買菜，挺著大肚子的時候去買菜，孩子生下來以後推著嬰兒車去買菜，最後你小朋友已經可以打醬油了，讓小朋友自己去買菜，他就在這個社區一直呆了十年，也看著周圍人生活一點點的變化，這是我訪談中一個真實的故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在這個社區裏面紮根這麽長時間，他就很喜歡聊天，因為他覺得賣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他的社交生活，因此他更加想待在這個社區裏面。

這是一個挺不一樣的面相，因為我們不僅僅只是看到菜價，菜價對菜販來說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意味著你可以在激烈的競爭中，如何判斷未來菜價的變化，如果根據天氣或是其他的一些環境的判斷菜價上漲要囤多少菜，囤得多的話，就可以抓住這一波紅利賺很多錢；囤的多但菜價跌下來就意味著會遭受很大的經濟損失。所以對於菜販們來講，菜價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話題，他會不斷地在盤算、預測未來菜市場的菜價變化，而且是不同菜價的波動，其實有很多的經濟學的行為在裏面，但是背後更多的是一些社會學的行為。這樣一些日常的生活現象我會希望大家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想一想，進行一些反身性的社會學思考。

我不知道現在大家還有沒有印象，在日常生活當中，高檔社區裏面其實已經沒有了，但是在北京有一些比較舊的社區裏面，會有那種小賣部或者小的理發店，小的餐飲店老板會紮根社區很長時間。同時它又是一個快遞點，比如說有的時候給朋友寄件，家裏沒有人收件，那地址就會留到門口小賣部，很具體地寫下「小賣部老板收」，所以這種情況下小賣部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商業行為，它還會幫大家收外賣，收快遞，變成飯後大家聚在這邊聊天，談家長裏短的小小的嘮嗑中心。

突然有一天，這個社區裏的小賣部消失了，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蜂巢櫃，大家每人輸密碼，櫃子打開，把快遞取走，這就是現代性到來以後我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本來有一個小賣部，這小賣部又同時負載著聊天嘮嗑，收外賣，傾訴情感，幫孩子相親等功能，但是當它變成了一個蜂巢櫃，就再也沒有這些功能了。所以我覺得這是社會學比較有趣的面相，就是能讓我們看到日常生活當中這些普通人的日常表達，這些具象的人的生活。

采访人：
我们采访的几个同学其实都是比较早离开了内地的环境在学社科，而我个人最感兴趣的还是关于中国的问题，但待在中国的时间又很有限，想请问严老师在国外的时候是怎么和中国社会保持联结的呢？

严飞：

我自己在海外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觉得没有办法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进入到田野中有那种切肤之痛。我很喜欢待在田野里，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会带着学生们一起进入到不同的田野，这会很开心。

如果在海外学校，因为疫情的关系确实没有办法回中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田野调查，不过如果在海外，也有国内学生会向往的事，就是你们可以接触到第一手的最新研究，国内的学生没有办法接触到，国内不少老师也不看这些最新的研究。所以你们的优势就是可以接触这些最新的研究，最新的面向，有很多不同的午餐研讨会，会讲最新的working papers，以及很多论坛。但是国内很少，听不到最新的研究，还在陈旧的研究当中徘徊。

国内确实是比较便利去接触田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会感受到我们在理论层面上有所欠缺。所以我会建议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下，我们要珍惜有这么多接触理论、接触最前沿研究的机会，等到我们回国的时候再去做田野。

我相信最终也许很多的同学未来会选择回到国内，无论是不是从事学术的工作。可能有人会回到国内来任教，那么我相信等你成为老师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田野。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现阶段把我们的理论打扎实，了解一些最新的研究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