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前卒]相信共产主义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知乎，2016-3-23；作者：任冲昊 2016 1 23）
注意问题不是“如何评价共产主义”，也不是“如何评价信仰共产主义的人”。
相信共产主义的体验各不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理性思考和情感经历，我并不指望别人能通过和我一样的体验来理解共产主义。但是，所有人类有一个共同的遗产，就是历史。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共产主义，是最客观，最普世的一个角度。我上个月有一个演讲，主题是如何对00后谈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一个上世纪的老家伙，我也没能力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分析了一下新时代共产主义绕不开的历史问题，尽可能地把我们这一代人感性的革命记忆变成理性化的人类遗产。内容如下：
马前卒谈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定位——《给“00后”的唯物主义人类简史》
（在发言稿基础上有一定修改）
序
1 今夕何年
大家好，今天是1月23号。按照一般中国人的生活周期，春节之后才真正算进入新的一年，在我的心理感受中，现在也依然是2015年的年末。但是，日历告诉我们，21世纪第17个年头已经到来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第一批生在21世纪的人已经满16周岁了。
咱们国家的劳动法规定，16岁以上的公民参加工作，不再视为童工；民法通则规定，满16周岁的公民，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现在1月快过完了，很多单位马上要发2016年第一次工资；换句话说，就在我们坐在这里讨论的同时，有成千上万的“00后”正在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成年公民。虽然他们还要2年才能获得理论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从政治道德来讲，和这样的成年人谈政治理论，和他们谈现实政治已经不算利用未成年人了。他们和90后、80后一样有资格参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
在座各位和我都是20世纪出生的人，现在我们共同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怎么向“00后”介绍共产主义？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21世纪出生的人，历史视角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和我这种成年后才用上互联网的人尤其不一样。我们有革命大潮末期的记忆，但绝不能用这个记忆去替代他们眼中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教科书上枯燥的记录，不是现实中能体会到的东西。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在00后出生之前，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尝试几乎都失败了，在他们成年以前，大多数前革命组织已经连装饰用的红色都不多了。“00后”看毛、邓、乃至看某老者X的感受，和我在历史书上读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的事迹差不多。我们在读过教科书之后才接触的网络段子和抗日“神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历史启蒙教材。上周刚刚结束的台湾选举，在我们看来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葬礼，对他们来说反而可能是国民党的第一次政治亮相。所以，很难再通过分享上一次革命的经验或情感来解释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个红色记忆淡化、娱乐化的年代，共产主义者必须重新考虑如何把革命讲成一个令人信服的新故事。
在向别人宣传之前，我们自己首先要理清自己的的想法。所以，革命的新问题可以简化为下面2点：
A 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坚持的是什么东西？
B 我们如何把自己坚持的东西推到现实世界？
注意，就算00后今天还没成年，这两个问题也相当重要。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说明共产主义对你还不是一个真实的目标。
对于上一代共产主义者来说。这两个问题都不难回答，因为他们身边就有革命政权这个最大的成功案例。就算革命政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身边还有共产主义的普及教材，图书馆里有马恩全集，他们始终可以说服自己，革命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背离了革命导师的本意，是因为放弃了革命早期的纯洁性。只要“回到马克思”，只要“重建革命精神”，就能解决所有现实的问题。但是，今天我再反问各位20世纪出生的朋友三个更直接的问题：
A 在座有谁完全是因为读了马克思原著而倾向共产主义，要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有一人举手）
B 迄今为止，哪次革命基本实现了马克思的预期？或是结果符合你们对共产主义的想象？
（无人举手）
C 历史上有没有哪一次革命让你觉得可以复制一次？怎么复制？
（无人举手）
如果没人能对这三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答案，我就往先谈谈我的看法。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认马克思这个人没关系，唯物主义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必须坚持的。我们在政治上遇到了障碍，毫无疑问应该首先拿起唯物主义工具来分析问题。（WHY？）
那么，我们眼前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前面说了，就是近200年来的革命文化遗产不能再感动人，从列宁到现在99年的革命政权建设经验不能再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就应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工具，分析一下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分析一下共产主义思想自身。
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上近百年来几乎没人做过。因为共产主义的胜利，往往会给共产主义者提供一个固定的思考原点，让共产主义者站在这个原点上看整个世界。结果就是共产主义者看得到世界，看不到自己，看不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后脑勺。（包括“修正主义者”在内的国际共运的对立面，和独立的学术人士早已看到共运的后脑勺）
现在所有国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成为了过去式，敌人拆掉了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原点，让共产主义者从零开始，反而让我们拥有了自由的视角，客观地分析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这个现实也让我们惊慌失措，找不到观察的出发点。我今天谈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重建一个客观的出发点。
2 站在全人类的高度
说起从零开始认识共产主义。我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纪读过的一本老干部回忆录。作者是解放战争后期投奔解放军的大学生，共产党当时已经准备发动战略决战，非常需要这种受过教育的青年当干部，来接管新解放地区。所以组织没有让他参军，而是直接把他编入随野战军行动的南下干部学校，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学习管理技能。
这个老干部回忆，因为时间紧急，只能边走边学习。第一节课是在野地里上的，一个穿着军装的首长亲自主讲。他本来以为要学土改，学打仗，或是听到政治口号，论证共产党好国民党坏。没想到，首长让人抬出一个大黑板，开始讲原始社会，从几万年前讲到几百年前，第一堂课快结束了还没提到眼前的革命战争。这让台下的学生又新鲜又诧异，没想到共产党的教育中，最基础的一课是文明史。
我在上世纪末看到这一段，和作者感同身受。因为我当时正在上政治课，从初中开始——实际上是从小学历史课开始，翻来覆去的要学社会发展简史。像“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些话，我从10岁听到20岁，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还是不知道有什么用。所以，看到老干部当年第一课也是社会发展简史，我立刻感觉同病相怜，和同学一起吐槽共产党体制僵化，这么多年翻来覆去还是这么点招数。
等到我成年以后，我从自己的角度理解了共产主义运动，我才发现。原来当年的教育大方向没错！因为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仅意味着19世纪到20世纪的底层反抗，更是一万年文明史的必然选择，是解决人类未来大多数问题的必需工具。要是不讲社会发展史，就没法理解共产主义的意义，也没法展望共产主义的未来。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他们都是这样理解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的。而20世纪的革命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者把文明发展史这个故事讲的太僵化了，以至于忘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地位，不能再把具体的革命和整个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相结合。
所以，我今天也要先用一半的时间谈谈我理解的人类发展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给共产主义运动定位。然后再谈谈现实问题，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啰嗦。
一 原始社会的“混沌”
1 人类何以为人
谈人类发展史，首先要说人类是怎么来的。或者说，为什么那么多种灵长类，那么多种猿人，只有我们这一支变成了地球的统治者。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说起这个问题一定会引用恩格斯放在《自然辩证法》里面的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恩格斯在文章里这么说：
“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总而言之一句话，恩格斯认为，劳动塑造人类，人类和猿类的根本区别在于会不会制造工具。一旦学会了制造工具，人类就会被工具所塑造。人类后面的一切成就，比如说语言和抽象能力都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这个说法总的来说不算错，考虑到19世纪的考古学和人类学成就，考虑到恩格斯的学术背景，甚至可以说恩格斯的逻辑非常准确，也符合我们一般的观感。毕竟没有枪和弓箭，我们打不过猩猩，也打不过其他猛兽。
但是，从现在更进一步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证据来看，恩格斯的许多论断是有问题的。我到现在也记得恩格斯自己写的一个注释：
“这方面的第一流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到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一亿年多一点。”
这个认识显然完全不符合今天的科学观点。所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论据和具体结论都不能盲目相信，不能说马恩列斯毛说过什么，我们就一定要当做真理、当做论据。在上面那篇文章里恩格斯还有一句话：
“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毛泽东在1943年也说过类似的话：
“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这两句话显然也是错的，因为其他生物也会造工具，包括石器和木器。根据20世纪和21世纪的考古学和发掘生物学观测，好几种属于人亚科的猩猩都能制造工具，更不要说尼安德特人等其他人属的生物了。就在这个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现了一大批十万年历史的石器，被认为是佛罗勒斯矮人制造的石器，亚洲大陆上的丹尼索瓦人也有很多工具残留。总而言之，制造工具不是我们这个物种（智人）的专利，甚至连猩猩这种和智人有明显生殖隔离的猿类也能制造工具。但最终只有我们一个物种发展了现代文明。
当然，也可以把智人的优势总结为运气。毕竟一旦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世界上就不可能再有第二种生物也发展文明了。也许另外那些会制造工具的尼安德特人、猩猩是被我们扼杀的文明物种呢？也许我们只是比他们运气好一点呢？
但这种想法也被考古学证据否定了。因为早在我们现代人进入文明时代之前，我们就干掉了世界上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把其他会造工具的猴子赶进了丛林，把其他人种全部灭绝。像什么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根本没活到人类建立文明。实际上，人类是唯一到达西半球美洲大陆的人种。大航海时代，欧洲探险者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发现野人，但这些野人统统是和我们一个物种的智人，可以相互通婚。换句话说，早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现代人就压倒了所有其他所有会造工具的人种，就占领了这个地球。就算是在野蛮时代，其他会造工具的人和猿也不是我们智人的对手。
那么，如果智人统治地球的关键点不在于工具，那还能是什么？
我两周前去过北京周口店的猿人遗址。那里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级科普基地。现在中科院还在持续地开挖这个遗址，经常有科考队在那边科研兼搞科普，我特意拍了那里给小孩子看的科普条幅。
大家从这些科普条幅可以看到，现在科学界已经达成了比较普遍的认同——抽象思考能力和虚拟符号体系才是人类超出其他物种的关键优势。很多动物都可以制造物质工具，还有一些生物拥有语言，但只有人类能想象出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用声音、手势乃至后来的图画、文字来描述这些抽象概念，再把概念落实成现实的工具。上面的条幅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即猩猩可以接受抽象概念，但不能自己发明一个抽象概念。其他一些实验证明，猩猩可以像原始人一样打制石器，但不能从石器中抽象出锐角和钝角的概念，结果就是他们打制的石器很粗糙，始终无法达到现代人祖先的水准。
这就把恩格斯的逻辑倒过来了，不是制造工具的能力改造了我们的思维。而是因为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比其他灵长类物种丰富，才能制造更好的工具。换句话说，“软件”上的微小差异是人成为人的关键。最近有一本书，以色列人写的《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推荐大家读一下。
在认知革命之后，传说、神话、神以及宗教也应运而生。不论是人类还是许多动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狮子！”但在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够说出：“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智人语言最独特的功能。
这本书认为，人类是唯一能够用语言来吹牛、聊八卦新闻、讲段子的生物。最终人类因此发展了抽象思维的能力，能够想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道德和法律。或者用刚刚去世的那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话说，只有人类拥有“《想象的共同体》”。所以人类能够跨越血缘和熟人网络，搭建复杂程度超出任何生物的群体，进行空前复杂的合作，把自己的想象力和别人的想象力结合起来，构造人类社会。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抽象能力看做一种重要的工具。毕竟工具未必一定是有形的东西。我前几天在知乎写过一个回答：
相对论刚提出时，号称全球能完全理解的人不超过十人，现在却成为理工科必修课程，是我们智商提高了吗？ - 马前卒的回答
你要说服自己的大脑，“数学工具”这个词绝不是一个比喻，而是客观、准确的描述。铲子、汽车、充气娃娃等有形物体是工具，思考方式也同样是工具，都是人类改造世界能力、理解世界能力的“放大器”。这一点在理智上接受很容易，在直觉上相信比较难。就像大多数人可以在理智上承认电场、磁场也是物质，但真的思考复杂问题的时候，直觉就只承认椅子、汽车这样的东西是物质了。
什么是工具呢？严格来说，人类制造的任何东西都只是附加了“信息”的某种结构。砍木头做梯子，木头是自然界的物质；炼钢造汽车，铁矿石和煤都是地球本来就有的。我们没法凭空“创造”物质，只能把既有的物质赋予人类设计的结构，才能变成实体工具。至于思考工具，只是把这个“结构”直接用思想表现而已。从这个角度讲，思考工具和日常的实体劳动工具完全是一回事。
所以说，人类现在能一枪撂倒大象，不是因为力量增加；人类能迅速理解几十年、上百年前的物理前沿思想，不是因为智商提高，两个事件都完全是工具水平提高的结果。相对几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最近一万年我们的基因没啥明显改变，进步的是工具。
回到物理学，如果还让你用500年前的数学工具和实验工具去研究物理，不要说理解相对论，连牛顿三定律都不是“显而易见”呢。
这和我在北京周口店看到的另两个条幅说法是一致的：
过去一万年、五万年、乃至十万年，我们的基因和智商都变化不大。但我们最终在所有灵长类和所有人亚科动物中脱颖而出，恩格斯认为主要原因是工具，但更可靠的原因是人的想象力，是抽象思维这个工具包。有了这个工具包，人类就能开发出许多高级的“无形工具”，比如说数学、宗教，比如说政治理念和生产关系。我们因此能不断改变自己的“文化基因”，去配合那些不断进步的“有形工具”。
为什么“无形工具”能帮我们进步呢？首先是因为这个世界很复杂，复杂到靠条件反射并不能对付所有的问题，比如说河狸能在小河筑坝，但不能到大河筑坝，只有人类才能通过设计来建造水库。其次是因为这个世界还不够复杂，人类的智慧足以在大脑内建模，用抽象的概念来对付世界。尽管我们的抽象思考不一定总是正确，但成功率是高于基因的随机变异的。这就是人类相对其他生物最大的优势。前面说的《人类简史》就从这个角度描述了法国大革命：
通过文字创造出想象的现实，就能让大批互不相识的人有效合作，而且效果还不只如此。正由于大规模的人类合作是以虚构的故事作为基础，只要改变所讲的故事，就能改变人类合作的方式。只要在对的情境之下，这些故事就能迅速改变。例如在1789年，法国人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相信的故事就从“天赋君权”转成“人民做主”。因此，自从认知革命之后，智人就能依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迅速调整行为。这等于开启了一条采用“文化演化”的快速道路，而不再停留在“基因演化”这条总是堵车的道路上。
其实，基因演化的速度也不算慢。我们驯化狗只有一两万年的历史，现在最大的狗可以像马一样拉雪橇，小的狗可以藏在杯子里玩，几乎都看不出是同一个物种了。猫的驯化是从人类开始种地，有谷仓开始的。马的驯化还要晚一些，可能只有几千年。游牧民族第一次进攻农业文明的时候，马和野驴还没有有本质的区别，没有强壮到能被人骑，只能几匹马合在一起拉车。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战车兵逐渐转化为骑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变的越来越强壮了。这说明，只要淘汰率足够高，动物的基因变化并不是太慢。但是，人类文化基因的变化比动物基因变化还要快，所以人类成了统治所有其他动物的物种。
这样看来，就不能说生产力、生产工具这些有形的东西一定要主导文化、生产关系这些“无形”的东西。从人类社会的一开始，有形工具和无形工具就是相互配合进步的，无形工具的重要性可能还要大一点点。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也是有区别的。恩格斯解释文明的出现，就是完全基于于有形物质工具的进步：
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坚持认为，只有生产工具的进步算进步，其他的进步都只能是附属品。这就是他的唯“物”主义，但在我看来，思考方式和文化产品也是“物”，我们大脑中特定的抽象能力也是“物”。我们想象美好的未来并频繁尝试，我们比其他物种的心更“野”，更需要“自由”，这既是我们人类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基本需求之一。共产主义在人的基因和本能中是有物质基础的——大脑的特定结构也算物质基础。
恩格斯还用他的人类学理论论证过唯心主义的出现：
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连达尔文学派的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自然研究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因为他们在这种唯心主义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现在看来，恩格斯这个理解也有点偏颇了。他把唯心主义看做一种习惯性的错误，认为只有人类之外的物质进步才能带来精神上的变革，其他都是假的。实际上呢，人类喜欢用虚构的东西来解释现实世界，这种唯心主义世界观可能是一种本性，一种让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性。在人类学角度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能是同源的，你在感性上能相信虚幻的东西，才能依靠逻辑和证据相信那些你没见过的真实东西。有的人类相信上帝，有的人类相信天上的星星是遥远的大火球，这都依赖于人类的“虚构”能力。
当然，我们人类的抽象思维最终发展出逻辑和理性，压倒了感性认识，所以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主要工具。我们能客观地研究人类大脑，研究人类学，研究唯心主义本身，就不用担心唯心主义会把我们束缚在神权社会，就不必避讳唯心主义也是我们人类重要特性的事实。
前面讲了这么多，核心概念就是说，不能简单的说人类想象不存在的事物就是唯心主义，就没有一点用处。不能把脱离生产力现状的政治构想当成纯粹的幻想。实际上，这可能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方式。前几天我在知乎发了个恶搞段子。有人问：
一个热衷于看宫斗剧的民族有民族前途吗？
我回答说：
“这要看你怎么评价1600年的英国……”
还有人回答说：
你听说过《纸牌屋》么？
这两个回答看似是恶搞，实际上有一定的逻辑。英国的莎士比亚，美国的好莱坞，这种高级无形产品出现在两个靠工业力量统治世界的国家，并非完全偶然。人类群体脱离现实世界的想象力的确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工业力量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工业力量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与之类似，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先锋队，都是“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是自然存在于世间的概念。但通过研究唯物主义历史规律，我们发现，这些抽象概念也可以帮我们促进生产力发展，解决人类的现实问题。所以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不仅仅是看上去美好，同时也是现实的人类思考工具。是帮助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
我前面说了，拥有抽象思维和吹牛的能力，可能是人类最本质的生物学特征之一。共产主义在文明社会中的第一个雏形是“空想共产主义”，这也是我们生物学特征的一部分。说明人类有通过抽象思维追求幸福的本能，说明共产主义是有一定生物学基础的。当然，只有空想是不够，但如果不正视人类的这个本性，不利用这个本性，共产主义也很难成功。以往的共产主义运动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本节要点：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可能不仅仅是劳动实践的结果，反而可能是人类最本质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空想共产主义在大脑内部有物质支持，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唯心主义。共产主义不仅仅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也是人类本质的需求之一，是“普世价值”的一部分。只是工业革命之前，这个需求没有实际的物质支撑。（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
2 基因遗产
我前面讲的这些枯燥内容，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看来，已经相当离经叛道了。因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用社会性来定义人类：
马克思在1845年写过一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篇文章的结尾很有名，就是那句著名的：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篇短文里还有另外一个明确的判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即人类的本质是社会性。
马克思的话倒不是非常针对费尔巴哈这个唯物主义者（没错，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主流看法，即人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先天形成的。人要信上帝，要服从统治阶级，要安于自己的阶级地位，否则就算革命了也得回到原来的位置上，也不会获得任何进步。马克思的这个论断背后其实有个潜台词，即人类天生是一张白纸，被社会塑造才拥有了阶级、等级、私有制的概念。既然这些概念是后天形成的，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新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的平等社会概念，进而搭建一个新社会。
总的来说，马克思说的有道理。但也不能把话说绝对。比如说他和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讨论就有问题。费尔巴哈其实也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认为人的本质是生物性，在《宗教的本质》这本书中，他指出，上帝是人的内在本性的外部投射，指出宗教产生的基础是人的依赖感：
说宗教是人一生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具有的，这话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一般宗教认为就是有神论的那些观念、即真正信仰上帝的那些观念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宗教认为只不过是依赖感，只不过是人的感觉或意识：觉得人若没有一个异于人的东西可依赖，就不会存在，并且不可能存在，觉得他的存在不是由于他自己，那么，这句话倒完全是真的……这种依赖性在动物和动物阶段的野蛮人中，是个不自觉、不自省的依赖性；将它提升到意识中，表象它、思量它、承认它，就是进入宗教。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他谁正确呢？
以19世纪的观点看来，马克思的看法更“理性”一些。但我认为，宗教的形成固然是社会运动的结果，但要是说到底有没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本性”支持，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现代科学结论。目前很多研究已经证实，在男女感情中，男性的忠实程度和催产素浓度有非常高的相关。进一步的生物研究显示，宗教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和激素水平有关系。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观点未必就会输给马克思。
催产素影响人的社会行为——中国社科在线
Nature: 催产素在人类社交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荷科学家发现催产素可促使人类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行为
催产素（英语：Oxytocin，又称缩宫素，简称为OT）是一种哺乳动物激素。可以在大脑下视丘“室旁核”与“视上核（英语：supraoptic nucleus）”神经元所自然分泌，经下视丘脑下垂体路径神经纤维送到后叶分泌。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英语：Ethnocentrism），是一种相信自身种族或族群是极为重要的，并认为其他族群都和自身族群有关联性的倾向。民族自我中心的个人会判定其他族群与自身族群或文化有关连，尤其是语言、行为、习俗与宗教方面。这种民族上的优越感可定义每个族群独特的文化认同。
而真正让后叶催产素名声大噪、引起科学家极大兴趣的研究发生在2005年。当年《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称，研究人员做了一项有趣的实验。实验中，志愿者们模拟一个游戏，将资金投给一些并不算十分让人放心的理财机构。研究人员发现，吸入催产素的志愿者们比吸入安慰剂的志愿者们更愿意投资给这些机构。
在文章发表前的8年中，催产素对人类社交行为的研究一直是一个孤独的领域；文章发表后，感兴趣的科学家们做了很多重复试验，用来测试催产素对人们各种社交能力的影响。
之后很多研究小组发现催产素可以使人更慷慨，能够更好地读懂别人的表情，在争论中能够建设性地和别人沟通，觉察到别人更可信、更有魅力、更平易近人等。
……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的卡罗林·德克勒克研究发现，催产素只对接触到“对”的人起作用：当他接触到较为熟悉的人，那么催产素将让他更擅长交际；但如果是陌生人，催产素将没有任何效果。另外，瑞典的研究者也发现，催产素只能使使用者与本国同胞拉近距离，而对外国人则效果甚微。
催产素可以让你对熟悉的人更信任，更慷慨，产生道德感，和“自己人”抱团。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宗教的产生。换句话说，宗教本身可能的确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而且催产素的表达可能还会依赖于宗教之外的一些文化结构。比如说前面那个材料还提到：
……研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文化中才起作用，而这种文化就是人们有在悲伤时寻求友谊的习惯。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Heejung Kim 就发现，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中，即使OXTR基因中那个特定位点变成G，催产素也不再有那种积极的功效，或者是收效甚微。
在悲伤时寻求友谊，这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了基督教纪念耶稣受难的仪式。而且，在远东文化背景下，催产素对人类情绪的影响比较小，这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解释基督教在19世纪之前无法在远东扎根呢？作为一个生化方面的外行，我不是说宗教一定就是某种特定激素的副产品，但如果完全抛弃人的生物性研究，许多人类社会行为是解释不通的。
我前面提到过，上个月去了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博物馆。就在我拍的那几张挂图旁边，是一个科普性的儿童游戏室。有一些机械配合电子投影设备的体感游戏，有模仿原始人摘果子的，有模仿原始人用长矛刺鱼的，有模仿原始人扔石头打动物的。我那天带着我儿子，我在拍横幅的时候，我儿子就在后面的游戏室里跑来跑去。
拍完那些横幅之后，我回去观察了一会小孩子们的行为，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摘果子的游戏前停留比较久的都是女孩，但挥舞着长矛刺鱼、扔石头打动物的几乎都是男孩。其中包括许多很小的孩子，也遵循这个规律。这可不是家长刻意引导的结果，而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我回忆了一下，我小的时候上下学，也喜欢像我儿子一样，折一根很直的树枝挥舞起来，就算没什么目标，手里拿着这么一根棍子也很开心，很安心。但我几乎从没见女孩有过类似行为，就算家里完全当男孩养的假小子也没有类似的举动。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男女天生的差异。即男人天生更倾向于当猎人，喜欢拿着一根长矛瞄准目标，女性则更倾向于采集植物果实。
但是，许多秉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拒绝承认这种差异的存在，尤其是某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坚信男女差异100%都是社会灌输的结果，认为资本主义和男权社会联手压制女性无产阶级。认为任何职业和专业上出现性别不平衡，都是必须纠正的结果。结果就是她们极端化的主张得不到普遍认同，甚至不会得到女性自己的支持。这就是忽视人类生物性的结果。
比如说不管哪个民族，人类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吃的肉食都比较多。分散开吃零食的时候，吃甜食和坚果比较多。这是因为原始部落没有冰箱，不管打猎打到多大的猎物，都得一次性吃掉。所以全部落习惯在一起聚餐吃肉。甜食在原始社会意味着水果，男人们出去打猎的时候，女人和孩子们就去采集，摘水果，砸坚果。这些甜的东西、脆的东西可以一边摘一边吃，也比较耐放，可以放在山洞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所以不管什么民族，都是聚餐吃肉，零食吃甜的和脆的，没有哪个民族会反过来。
又比如那时候男人们出去打猎，都是全部落一起出动的。一个稳定的部落几十个人，能跑能打的壮年男人也就是十几个左右。所以，全人类的男人都形成了结成十几个左右的队伍去打猎的习惯。到了文明社会，大家不需要打猎也没地方打猎了，但男人的基因里还是埋着结队打猎的本能。所以男人扎堆的地方，基层组织的单位基本都是10多个人，这样合作才最有效率，多了少了都不行。现代步兵班的基本单位就是10个人出头，加一个班长。古代军队的基础往往是十人一队，这都是原始部落给我们留下的基因烙印。
其实这个推论最合适的地方是体育运动。世界第一运动是足球，足球每队上场11人，可以换三个人，平均每场是十二三人上场。橄榄球虽然修改了足球的规则，但上场人数也是11人。这不是个偶然的数字，而是我们从基因里继承的游戏规则。
除了足球和橄榄球，我们还玩其他球，比如说篮球排球冰球。但只要是有激烈身体对抗的球类，上场人次都会努力地接近十二三人这个数字。篮球上场是5个人，冰球6个人，但是随便换人，一场下来往往也是十多个人上场。排球上场人数是6个人，一局比赛允许换6次人，加起来正好12。这些数字都不是偶然的。
从游戏模式来说，球类运动的基本模式，就是这么十来个男人追赶一个快速移动的东西，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个圆形，但一般来说肯定是动物皮包裹的有弹性的东西。这些男人要对这个球干什么呢？一般的目标都是赶到网里，然后庆祝胜利。这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像打猎。在球场休息的时候，会有一群女人跑上来跳舞，助威，这也是原始社会留下来的传统。我们现代人找个机会把他发掘出来而已。
所以我们没必要抱怨在球类运动上男女不平等，女人不喜欢足球。对足球的热爱本来就是男人基因决定的潜意识，女人看球本来去看最健壮，最帅的那个男人的，你让女人关心足球技巧，那是和基因对抗，没有好下场。女人最喜欢的运动是采集，过去是拿着篮子钻在灌木丛里翻草莓，现在是拿着包包在街上找自己喜欢的商品，几百万年的基因决定了女人喜欢逛街，这也是任何人拦不住的爱好。
足球和逛街的例子，说明人类的行为并不神秘，完全可以像研究动物行为那样归纳总结。读人类学，让我们在认识中摆正人类的位置。既不用宗教神秘主义去解释人类的行为，也不会两手一伸，说人类行为完全没有规律，没法预测。
为什么人类会有这么多的先天属性呢？因为我们人类不是从一开始就用文化变异代替基因变异的。我们的祖先在非洲草原上生活了数百万年，必须适应这种打猎采集的小团体生活。不适应这种生活的祖先，要么被淘汰，要么去了别的环境。在这几百万年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是通过基因进化来适应环境的，最终形成了一些深埋基因的“本性”，不受这一万年的文明史影响。甚至共产主义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在平等的原始社会里形成的动物性。只要具体参与到管理学和经济工作中，就能体会到类似“本性”的影响。
实际上，毛泽东这个实际操盘的共产主义者，解释人类本性的时候，就比马克思“修正”了很多。1943年，刘少奇执笔给一个国民军将军续范亭写信，毛泽东把信拿过来做了很多批注。毛泽东的前几条批注开始还是重复了马克思的话：
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
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
但后面就说的比较实在，一方面不否定马克思的话，一方面对漫长原始社会生活塑造基因的事实做了部分承认：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入唯心论。
总之，人类有很多先天的基因属性，包括我们最前面提到的善于抽象思维，善于八卦，比其他生物多了艺术感，这些特性的确不依赖于社会塑造而存在。如果共产主义者要为人类提供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要给人类最大的“自由”，正确的思路是承认这些生物性，尽可能让社会结构和生物性相互配合。而不是盲目崇拜生产关系塑造的“社会性”，贸然追求绝对的“发展自由”，以至于和人的生物性作对。因为在人类有资格对自身搞转基因之前，和生物性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而修改人类自身的基因，本身已经超出了我们现有技术能设想的未来，暂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
反过来说，如果能顺应这些生物性去塑造新的社会性，就能事半功倍。比如说，原始社会的部落规模是有上限的，平均几十人，最高不超过150人。我们每个人手机电话簿里的有效联系人也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数字。在这样一个团体里，人类能彼此认识为熟人，彼此直接交流八卦新闻和信任感，满足人的群居愿望。许多大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充满焦虑，就是因为缺了这么一个塑造集体感的团体。
我举个可以量化的例子。在搞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开始农民自发结合的上限就是这种生产队。后来一度盲目提升集体化规模，上升到大队（行政村）乃至公社（乡镇）级，效果都不好。最后逐步下放，回到生产（小）队级才稳定住。1961年中央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规定集体财产三级所有，以小队为独立核算单位和日常劳动单位。事实证明，这个级别的集体化是很有效的，兼顾了集体劳动的规模效益和内部监督，也同时提高了农村基建水平和技术扩散速度。
小队的人口是多少呢？老幼青壮在一起，全国平均就是100人出头，一般是五六十个成年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说，这正好是扎根于我们基因的“熟人单位”规模。所以这个级别的集体生产单位最稳定，最有效。之前搞大公社带来的效率损失，之后盲目拆分集体经济对环境和教育的破坏，都说明不能和人类的生物本性作对。类似地，中国军队长期把连级作为基本伙食单位，设炊事班为全连服务，也是因为人类本性希望在100多人的群体里生活。在未来，我们考虑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基层社区规划也要参照这个数据。
当然了，我说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分工不显著的情况下的例子。70年代的中国农村，大家都搞农业；80年代前的中国军队以步兵为主力，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原始人的“分工”层次，所以这个不超过150人单位的规模效应比较显著。再搞新社会建设，必然不会有这么简单的分工，也就不能照抄当年的经验。但是无论如何，尊重人的生物性是必然的选择。
在社会学的角度，最重要的生物性是什么呢？是平等。今天我们可能把平等当成一个逻辑概念。或者觉得根本不用讨论。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大多数群居动物是没有什么平等的，就算是灵长类，绝大多数都在自然状态下有非常严酷的社会等级，从猴王到最底层的新猴子，顺序一点不能乱。他们的基因里就埋着不平等的本能，就要在一个不平等的群体里争夺更高的地位。但是就考古学证据和自然观察看，原始人相对大多数猴子，是非常平等的一个团体。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等级（？）。所以才有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
人类在类似的条件下度过了上百万年，不适应这个平等社会的基因都被淘汰了。追求团体内部的平等是我们非常本质的一个生物性。人人生来平等绝不是一句空话。当然你也可以像毛主席那样，说这个生物性也是社会塑造的。但不能否认这个本性的存在。作为遗传物质的DNA是1953年才被最后确认，马克思时代没有对基因的概念，毛泽东也很难说去世之前能不能接受这个思想的社会学意义，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给“本性”这个东西做一个明确定义。我们懂基因，知道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就该实实在在地把这个唯物主义概念说清。
本节要点：人类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各种特征，主要是生产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性，但固化于基因的生物性也不可忽视。为人类规划未来的时候，不能仅仅考虑用新型的生产关系来塑造新型的“社会性”，也要兼顾考虑人类的生物性，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至少要避免对抗。在宣传共产主义的时候，也必须尊重生物性本身的规律，否则也是另一种唯心主义。（后面还会回顾上述结论）
3 “和谐社会”的末日
我曾经考虑过一个严肃的问题。原始人的生活和文明社会生活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仔细想了想最大的区别是文明生活有历史，有变数，而原始人没有历史。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原始人的视角看出去，纵向看，世界变化很慢，用尽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逻辑，都看不出他和他的祖先生活有什么区别。也看不出他的子孙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横向看，也看不出他和附近的部落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一样的打猎采果子生活。他既不羡慕祖先，也不羡慕其他人类。他的生活和他的梦想几乎是合一的。
到了文明社会就不一样了，至少顶层的统治者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世界在变化。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最长也就三四百年，商朝据说有五六百年，但中间迁都那么多次，肯定也不是那么稳定。周朝800年，但西周只有二三百年，后面的王室都是装饰品。所以，统治集团的每一代人最多只占稳定王朝的十分之一，能感受到知道时代在显著变化，要做出政策调整来应对。他们装神弄鬼，说世界永远不变，说贵族和国王永远统治，不过是糊弄被统治阶级的鬼话。这一点他们自己一般来说也清楚。
就算是被统治的农民和奴隶，没文化，不知道历史，没法纵向比较，觉得自古以来农民就该过这样的日子，他们也可以横向比较，比比自己和统治者的生活。大家都听说过皇帝用金斧头砍柴，顿顿吃烙饼的笑话吧。这样的认识虽然很傻，但也和原始人有本质区别。只要农民认识到世界上有人过的比自己强，认识到自己坐上统治者的位置也能过更好的生活，他就知道这个世界是有变数的。和横向纵向都看不到变化的原始人不一样。
没有变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除非遇到什么自然灾害，否则原始人不知道有变化，也不期盼变化，更不会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好。他们基于基因本能生活，也基于自己部落的文化传统生活。他跟着自己的部落学习怎么生活，怎么长大，他的所有生活理想就是像祖辈那么生活，而且也基本都能得到满足。这算什么生活水平？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这是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完美结合，是一种和谐。因为他们并不批判自己的生活，也不批判其他的人类。这个时代之所以能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和谐。你可以说他们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都比较低，但不能否认他们的确生活在和谐社会。
说到原始人的精神生活，原始人也有自己的巫师和巫术，他们也崇拜一些自然神灵。他们在日常生活之外，也有一个构想出来的精神世界。但是，这个精神世界和我们现代宗教的神有很大不同。他们崇拜的精神力量和现实物质世界是合一的。
咱们现在主流宗教觉得神制造了道德体系，我们人类去遵守，去崇拜，然后神会对我好。就算神对我不好，也是神的安排。原始人的巫师不这么看，他们企图直接去干预自然界的运转，用各种各样的巫术去影响神秘的自然。比如说天旱了，他们就搞个求雨仪式去求雨，野兽少了，他们就搞一个仪式增加野兽的繁衍，中间丝毫没有道德体系什么事。他们不会说我行善，祈祷，遵从神的意志，神就会保佑我，给我赐福，就是认为仪式本身足以改变自然。从这个角度说，巫术不是宗教，而是原始人探索自然的一种方式。医学和化学的根源都在原始社会的巫术。直到汉朝，医和巫还几乎是同一个职业。
其实我们现代生活中也有类似的巫术残留。比如说车牌号不喜欢带4，比如说我们到庙里许愿烧香，就是认为自然规则会因为烧香而改变。如果愿望成真，我们还要去庙里还愿。这是认为自然规律可以和我们做交易。求财的时候我们去财神庙，求升学我们去孔庙，这就是巫术。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见过全村人包括小学教师都参加的求雨仪式，献祭一头猪，到泉眼去求雨。必须承认，这些巫术是包含一定唯物主义思维成分的，否则他们为啥要去泉眼求雨，不去山顶呢？显然是企图在地上的水源和天上的水源之间建立联系。
当然，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的宗教特色不是这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宗教成分少，巫术成分多，这一点我们先不说。这里我说的是，原始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和谐的，没有矛盾也没有批判，没有变化也没有对变化的期盼，是一种和谐生活。这种生活不能从内部被打破，只能被外部压力而强迫变化。变化的结果就是文明社会的出现。下面我具体说一下变化的过程：
大概7-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这一波人类，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晚期智人。
智人有抽象想象能力，他们制造了了许多不能靠纯粹试错法制造的工具。这些工具已经不限于利用一个实心的简单物体。比如说石块和木矛。而是开始把许多简单工具组合到一起，制造一些有内部结构的工具，比如说弓箭、油灯（炉）和许多自动捕兽机，还在这些东西基础上发明了大规模围猎技能。——引自《事物的起源》
从发现的材料看来，他们的劳动已经有相当复杂的分工。他们不但捕捉野兽，而且也捕鱼。他们不但能够生火，而且有了石灯，利用野兽的脂肪来做燃料。他们不但有了绘画雕刻，而且有了原始的宗教。
所以，这一波走出非洲的人成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哺乳动物。在他们捕猎的能力面前，欧亚大陆上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不是被吃光就是饿死。就连西伯利亚的冰原也被占领。他们吃猛犸象的肉，用猛犸的油点灯，照明兼取暖，用猛犸的骨头搭建卧铺，一直从热带走到最冷的北极圈，在极昼极夜的循环中生活附近。
哺乳动物的灭绝
大概2万年之前，智人遇到了一个危机，就是可用的土地已经被占满，可宰杀的动物已经不多了。其他人种都灭绝了，地盘都被智人占领了。当然当时没有什么中央政府。地球被占满，不会说所有部落派代表开个会解决问题。每个部落只会感觉到猎物越来越少，地盘竞争越来越激烈。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整个部落迁徙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现在迁徙到哪里都是一样的紧张局面。他们只能往越来越远的地方迁徙。本来没人去的亚洲东北角，现在也可以冒险去试试，结果就是出现了危机的第一个后果——占领美洲。人类走过了冰封的白令海峡，穿越到美洲的温暖地带。美洲过去也有猴子，但是从来没有人科动物，现在智人成了第一波到达美洲的人。
当然了，去美洲的智人其实很少，只是危机的一个必然后果，但并不能显著地缓解危机。欧亚非大陆的智人还是一天比一天饿，而且因为四面八方都是邻居，他们逐渐开始从迁徙转入定居。
而且去美洲那部分人也没快活几天。那边和旧大陆分裂很久了，除了河狸这种靠本能制造工具的生物，大多数动物根本没见过会用工具的动物，不像旧大陆这边的动物和猿人共存了几百万年，已经懂得远离拿着石器的猴子——即便这些猴子很低矮。所以新大陆的智人有无穷无尽的肉吃，以指数增长方式繁衍，几千年就分布到整个大陆，吃光了大多数哺乳动物。最多比旧大陆晚几千年，他们也遇到了环境的压力，开始转入定居。
智人的扩张
按照一般的想法，人口压力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转向农业，毕竟种地能提供稳定的食物。但实际上，农民的工作很辛苦，营养很单一，生活很枯燥，需要为了保护固定的领地而战斗，而且因为定居，卫生状况很差，很容易生病。在没有发明现代灌溉技术之前，旱地农业的稳定程度也不比采集稳定太多。这样的陌生生活很难吸引原始人主动加入，他们宁死也要过传统的生活。原始农业技术的出现并不是原始社会转变为农业文明社会的终极理由。
社会更不平等，更何况还要接受诸多新制度的约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早期的农民都宁愿做一个旷野里打猎采果的自由人。这一点在圣经里也有反映：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于尘土。
——《圣经 创世纪》
古人的选择不难理解，收集自然的出产显然要比挥汗种植单一作物要轻松愉快。古代神话中，上帝对亚当夏娃子孙的惩罚是世代耕作谋生，几乎所有农业民族的贵族都以狩猎为娱乐，这正是几百万年的草原游猎生活塑造人类本性，淘汰不热爱游猎生活的基因的证据。直到21世纪的网络时代， “偷菜”还是中国人的乐趣。
然而，农业社会拥有人力优势。而且可以通过文明社会的强制手段，把这种优势转化为竞争力。
在最富庶的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很难养活一个猎人，但至少能给几十个农业家庭提供足够的耕地。如果农业社会和采集社会发生正面冲突，胜利的必然是农业社会。更重要的是，农业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强迫农民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拿出口粮供养士兵和官吏，再派遣这些专职人员去消灭竞争对手。游猎部落无法储备食品，即便没有打败仗，但只要被士兵们打断了正常的生活，就只剩下迁徙和死亡两个选项。所以，农业文明缓慢而不可阻挡的前进，最终占据了大多数适合耕作的地区。
简单地说，只要出现了第一批农业社区，农业生产制度就会自然而然地扩散。其他人要么被淘汰，要么也得选择农业生产，进入文明社会。
不过，农业文明能赢的前提是农业文明已经存在，是已经有足够的人选择辛苦耕作的生活方式，并在糊口之余向统治集团交出剩余产品。所以，我们无法绕过最初的问题：怎样让人忍受文明社会的制度束缚？怎样让曾经自由的人类种地并缴纳余粮？
农业文明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是弄一块地撒种子就行。还要有谷仓，有渠道，有围墙保护自己的产品，才能持续。必须很多人同时选择农业生活，并接受辛苦的劳动才行。否则你的种植就是别人的采集场。这种组织力量并不会凭空出现。
暴力当然是必需的手段，但有组织有训练的暴力应该是农业文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农业刚出现的时代，人类只能用木材、石头和毛皮制造工具，最强的武器不过是镶嵌燧石的长矛，或是皮索制作的弓箭，和众多普通农民的武器甚至农具相比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如果只依靠暴力来迫使农民劳动、交出剩余产品，恐怕监工和税吏就会耗光所有收集的粮食。
所以答案显而易见——第一代农业文明的凝聚力来自精神力量。我们前面提到，走出非洲的智人是一种有抽象思维能力的生物。他们能想象出自然界中不存在的东西。比如超越物质世界的神灵。那些想象力最强的巫师把巫术升级成宗教，把自己从普通部落成员升级成第一代统治阶级，利用虚拟的力量迫使人类转向农业，从而开创了农业时代和文明时代。
这就是第一代文明。中东文明和美洲的文明都是原创性的第一代文明，都是完完全全的神权文明。他们在没有金属的时候，靠宗教力量维持秩序，靠唯心主义的发明来保证统治。所以中东和美洲文明的神权统治都特别厉害。西班牙人入侵南北美洲，都利用了当地的神话，让当地人以为自己是神，所以打的特别轻松。
后来的一神教也出现在这个神权非常明显的中东。从埃及开始，最终发展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一神教相信有一个神灵超越所有的自然力量。和这些原创文明的传统是一致的。相对来说，东亚被帕米尔高原隔在东面，出现文明较晚。是在青铜器出现之后，才被输入文明的。这时候世俗力量已经很强了，我们输入的文明不是纯粹的神权式的，所以我们这边的巫术保留的比较多，宗教成分比较少。所以我才能看到居民抬着猪肉去到泉眼边上找神谈交易，而不是去佛教寺庙或者教堂。
总而言之，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内部矛盾的“和谐时代”，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的缓慢扩张最终给自己带来了外部资源压力，导致原始社会的结束。
但这个物质压力本身并不能单独构成农业文明，因为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都需要强大的组织力量，这个力量几乎不可能通过自发选择来形成。我们回顾前面关于人类抽象能力的结论，可以推论：文明的开始，关键原因在于宗教力量的出现。我们人类是一种有独特想象力的动物，是一种从骨子里喜欢胡思乱想的动物，是一种天生有催产素来产生宗教情感的动物。这种特性曾经让我们成为地球上最强的哺乳动物，现在又在人口压力下，创造了农业文明。
本节要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讲历史，总是把文明的出现解释为纯粹的物质进程，低估了宗教等唯心主义力量在创造文明中发挥的作用。所以，在考虑未来创建共产主义文明的时候，往往也低估了感性力量与想象力的作用，单纯强调物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