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樂死是否能稱作是殺人？森鷗外《山椒大夫》
（本文因楊照策劃的麥田日文經典新書系「幡」而寫，第一波出版的是森鷗外的《山椒大夫》和《東京人》）
儘管與夏目漱石並稱大正時期兩大文豪，但台灣人對森鷗外的醫官身份印象更深──畢竟，以日本殖民初期為背景的台灣電影，都至少有一兩個鏡頭強調這個人物──他曾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來台，並擔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雖然是「征服者」的角色，但他既反對甲午戰爭，更對征台接收之事不甚認同，頻頻批判反對。他的人道關懷與思考，或許源於他的人文素養與文學根底，大多都封存在他的作品中，以致於百年後的今天再閱讀，也不覺過時。
森鷗外的作品價值與個人成長背景有關。出生於一八六二年的他，見證了日本近代的幾個重要時期：從封建幕府時代到明治維新，自大正民主主義來到軍國主義時代，時代更迭與社會變化都在他的文字裡留下痕跡；出生富裕家庭的他，不但有紮實的漢文基礎，對德文也遊刃有餘，左手學科學，右手翻文學，是當時銜接東洋與西洋文化的知識份子典型，自然成為日本文化轉型期的重要啟蒙者，也是開創日本浪漫主義的先河。
但這也是讓他作品不若夏目漱石流傳廣的原因。身為菁英官僚，他的書寫較為古典，甚至還使用不少外語、拉丁語，例如〈雁〉這部中篇小說中，就直接出現Silentium（拉丁語）與unbefangen（德語）詞彙──中文翻譯過程中，或許會略過這些細節──日本文學與中國典籍也會被提及，像是《虞初新誌》與《金瓶梅》這兩本明清小說，就暗示了男主角的喜好與情境。
有些評論者認為，森鷗外在探索漢文脈的同時，研究日本傳統文學近代化的可能，甚至嘗試將中國文學、歐洲文學與日本本土文學交織相連，創造出自己的文體。閱讀他的作品時，我幾乎可以想像翻譯者面對的困難──即便閱讀翻譯本的我們，也得花點時間適應這樣的文體與結構，才能進入閱讀的況味裡，而且會很著迷。對我來說，〈雁〉就是這樣讓我不忍釋手的作品。
〈雁〉這部小說與《舞姬》一樣，時常被討論，可以看成一個在文明開化時期仍受到傳統封建桎梏的女子的愛情故事，是森鷗外脫離浪漫主義，走向現實主義的代表作。正是在這麼一個新舊交替時期，作者一邊透過岡田這個醫學生的線描述西化，另一邊則透過女主角阿玉的遭遇細寫舊禮教時代女子的不幸，每個人物背後都有一套社會秩序與結構位置，而森鷗外下筆之處都是當時的市井風景與時代氣氛，像是對街道屋廊甚至窗簾陽傘的速寫，商人攤販的經歷、房屋改建的狀況、新聞事件的影響，都是故事的一部份，讓整部小說有個具體的時代樣貌，像是浮世繪，又像是歷史民族誌，明治初期的社會也就以這種動態樣貌被刻寫下來。生動別緻又有趣。
麥田新書系「幡」出版的《山椒大夫》，除了收錄〈雁〉外，還有改編民間故事的〈山椒大夫〉及〈高瀨舟〉兩篇短篇小說，這些作品無一不具體而微彰顯這位文豪的人道關懷，與因應時代變化賦予故事新意義的企圖。以曾經改編為電影的〈山椒大夫〉為例，這篇講述安壽、廚子王姊弟尋親的民間故事，在森鷗外的創作改寫下，被賣給山椒大夫的安壽為了讓弟弟逃脫，犧牲自己，而脫身的廚子王日後成為國守，發佈人口販賣禁令，也有好結局。作家無意給予「正義」的評判，惡人不見惡果，山椒大夫一家也有自己隱諱的故事，他著墨最多、讓人印象最深的是圍繞安壽發生的善良、行動、理想性與自我覺醒，因此，儘管整個故事是在一個殘酷的引導與結構下，最終還是一個美麗的故事，有其倫理與詩意。
像這樣的歷史書寫，是森鷗外的作品類型之一。他自稱所寫的歷史無非就是「遵照歷史」與「脫離歷史」兩種，〈山椒大夫〉屬於後者，〈高瀨舟〉亦然。〈高瀨舟〉的故事發生在江戶時代，當時只要京都罪犯被判流放，就會讓他們坐上高瀨舟，讓他們順著高瀨川到大阪，再流放到外島。押解的船夫常看著這些罪犯感嘆哀傷，唯獨喜助這個殺弟兇手非但不見憂色，反而平靜知足，好奇一問才知道，原來弟弟不堪貧病，想要自殺卻失敗，只好哀求哥哥成全...。
這故事記載於江戶時代隨筆《翁草》，森鷗外讀過後有兩個疑問：人的知足感與錢財多寡沒有關係，對未曾擁有過錢財的喜助來說，僅僅兩百文錢就足以讓他喜悅；另一個問題則是，安樂死是否能稱作是殺人？
森鷗外在1916年改編這個故事後，附上一篇〈高瀨舟隨筆〉，解釋了他的創作動機：這是頻死病人的痛苦，完全沒有可以救治他們的方法，而看到這些痛苦的人想想吧，反正都必須要死，與其長期忍受這樣的痛苦，不如早點死的想法一定都會有...，「一直以來的道德就是接受任其痛苦的命令，但在醫學社會裡，對此是持批判論調的。換句話說，對於瀕臨死亡且受苦的人，讓他可以輕鬆死去，就可以解救他痛苦，這就是安樂死。」〈高瀨舟〉的犯罪者正是行「安樂死」這點，讓他感到「非常有趣」。
留學西方的森鷗外有此議論，並不讓人意外，但他沒有直言立場，僅是透過船夫庄兵衛提出疑惑：「為了救他而脫離痛苦，才結束他的性命，這樣算是犯罪嗎？殺人確實犯罪沒錯，但想到這是為了救人脫離苦海，腦中便產生疑問，百思不得其解。」最後僅僅是認為「交由比我地位高的人來決定」。我並不確定森鷗外提到的「醫學社會」確實指什麼，畢竟，當代社會醫者仍以「救人」為使命，而安樂死於今日還是個道德難題，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並等待地位高的人來決定，然而，讀完這小說的讀者，恐怕對於喜助的遭遇與罪責都產生類似的感受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