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砖家王广州是怎样炮制出“失独家庭上千万”的

在造假大师易富贤发布他那篇《今后确实会有“上千万失独家庭” 》（原文已被科学网删除）之前，中国社科院砖家王广州还用另外的方法，炮制出另一个版本的“失独家庭上千万”，这个数据来自其论文《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动趋势》（中国社科院网站有该文的浓缩版）。

在查阅了网上的相关资料，并从图书馆找出王广州论文的原文后，我终于弄清楚了，王广州主要是通过两个手段，拼凑出这个数据的。

王广州数据造假手段之一，是把失去全部子女的多子女家庭也算作“失独家庭”，由此拼凑出2010年已有100万失独家庭的假数据。

中国社科院的那篇浓缩版文章对这一点交代得很清楚：

综合199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估计结果来看，2010年35岁以上妇女累计曾生子女现无子女的家庭有100万左右，其中35岁以上妇女曾生育一个孩子现无子女的有64.45万人左右。也就是，比较宽的统计口径估计到2010年全国累计独生子女死亡或“失独”家庭达到100.3万户，从比较严的统计口径看，到2010年全国累计独生子女死亡或“失独”家庭达到64.45万户。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这个“累计曾生子女现无子女的家庭”其实不单包括“失独家庭”，而且还包括失去所有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而后面那个“曾生育一个孩子现无子女”的，才是真正的“失独家庭”。

但王广州为了凑出一个足够恐怖的整数，硬是给失去全部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贴上“比较宽的统计口径”的标签，硬生生地塞到“失独家庭”里。

由此可见，这个曾经同样被媒体所广泛报道的“失独家庭已超过百万”中，有（100万-64.45万）=35.55万（大致来说，就是35万以上）根本不是独生子女家庭，而是多子女家庭。（当然其中可能也存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不幸夭折，然后生第二个，结果这个孩子不幸也夭折，甚至再生第三个，结果也夭折……的情况，但应该是非常罕见的。）

也即是说，当年在各家媒体上盛传一时的“失独家庭已超过百万”，其实是一个被夸大了55%左右【即（100万-64.45万）/64.45万=35.55万/64.45万≈0.55)】的数据。

反节育派之所以翻来覆去地炒作“失独”人数，就是想说明独生子女家庭丧子风险大，多生几个就保险了。

可是王广州自己的数据却在不经意间透露：中国失去全部子女的多子女家庭竟然多达35万！假设这些多子女家庭每个都只有2个孩子，那么这些家庭失去的孩子数量就多达70万，比真正的“失独家庭”中死去的64.45万孩子还要多。

从过去这些年的一些新闻报道中，也可以找到大把大把多子女家庭失去全部子女的例子。例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女主人朱小贞及其三个未成年孩子不幸在火海中丧生”。

此外还有各种灭门案，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1990年发生在洛阳市新安县的两起灭门案，第一个案子中，包括一对夫妻及其三个成年子女的一家8口被害，第二个案子中，是一名女性及其三个子女遇害。两起案件的凶手为同一个光棍。

2001年6月20日发生的杭州富阳灭门案，包括两个孩子的一家六口祖孙三代被害。

2009年的北京大兴灭门案，凶手李磊杀死包括父母、妹妹、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内的六名亲人。最后李磊被判处死刑，这意味着他一下子导致两个多子女家庭失去全部子女：他父母的两个子女，以及他自己的两个子女。

2010年3月27发生在内蒙巴彦淖尔的一家五口灭门案，死者包括一对夫妻及其一女二子三个孩子。

2013年3月10日，安徽省凤台灭门案，因两个儿子结婚后分家导致的家庭纠纷，凶手朱敬杀死了小儿子夫妻两人及两个年幼的孙子。

当然，还有最近发生的河南原阳灭门案，死者包括3个孩子。

……

太多这样的惨案了，而且，由于在这些灭门案中，生育孩子的母亲或父母双方通常也一同遇害，因此，他们甚至都没有作为失去所有子女的多子女家庭，被计入王广州那个按照“比较宽的统计口径”计算的“失独家庭”。

如果再算上失去部分子女的多子女家庭，例如，2017年发生的云南巧家四兄弟烤火中毒案，那么多子女家庭中死去的孩子数量就远不止70万了。

上述数字和案例说明，靠反节育派鼓吹的那种多生孩子、广种薄收的方法，来应对青少年死亡率高的问题，是完全不靠谱的。通过多生孩子获得更大保障的只是那些把生儿育女当作投资的父母。说白了，打着“生命权”招牌一个劲儿鼓动中国人多生孩子的“反节育派”，其实根本不在乎中国孩子在出生后的生活和生命能有多大保障，他们关心的是且只是其父母（尤其是父亲）作为“人类养殖业”投资者的利益和保障。

弄清楚王广州笔下“中国已有一百万失独家庭”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之后，我又特意到图书馆，找出他那篇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2013年第一期上的论文《独生子女死亡总量及变化趋势研究》的原文，想弄清他是怎么进一步编出中国“失独家庭超过1100万”的。

但那篇文章只是很笼统地说他是根据什么“计算机仿真模型”推断，给人很高大上的感觉。不过，我还是从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注解中窥出了端倪。

王广州数据造假手段之二：把进入老年后自然死亡的独生子女也算作“失独”！

在那篇论文中，当王广州说到“无论是5岁以上还是10岁以上累计死亡独生子女到2050年都将超过1100万人”时，他在页底加了一个注解说：“预测到2050年的原因是把老年‘失独’的情况也充分反映出来。”

果然，在下一段里，他预测2050年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将超过55万人”。这个说法本身算不上多大错误，因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到那时已进入老年，六七十岁的人，已经到了告别人世的年龄了。

但王砖家你讨论的是“失独”家庭好不好？所谓“失独”，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健在，而他们唯一的孩子不幸早亡的情况。这跟概而括之的“独生子女死亡人数”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啊。

就拿笔者来说，作为70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到2050年时自己都70多岁了，父母亲很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我父亲现在已经70多，母亲也快70岁了，他们几乎都不可能活到2050年，连活到2040年的几率都很小），如果在我父母去世之后，我本人在2050年之前死亡，那么按照王广州这种说法和计算方法，我也算“失独”，这不是瞎扯吗！！

王广州把“独生子女死亡人数”等同于“失独家庭数量”，就跟他在前面把失去所有子女的多子女家庭也算作“失独家庭”一样，都是赤裸裸的偷换概念。他那个“失独家庭将超过1100万”的谎言纯粹是靠偷换概念勾兑出来的。

但这还没完。

在王广州和易富贤胡编乱造出各自的“失独家庭上千万”之后，这个谣言中的数字在传播中越吹越大

 2012年5月，中华田园人权斗士杨支柱在其发表于《新快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失独家庭”究竟有多少？》里声称：“仅仅以1.5亿独生子女计算，这意味着我们已有或将有1500万个左右家庭已经或将要蒙受失去独生子女的痛苦。”

易富贤和王广州说中国要到2035年或2050年“才”会出现的上千万失独家庭，到了杨支柱笔下，不仅失独家庭的数量一下子增加到1500万，而且出现这个数字的时间也提前到2012年。

甚至维基百科也加入了传播这个谎言的行列。在“失独老人”词条中，声称：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發布的《2010中國衛生統計年鑑》，中國「失獨」家庭已超過100萬戶。……另據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者楊支柱的測算，即使是最保守估計，那些無法再生育的徹底失獨家庭也在250萬戶左右。[2]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穆光宗也做過計算，大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即使按獨生子女1億人來計算，失獨家庭的數量也將達540萬戶左右。[3] 而如果按照有些人口學者（如:人口學家易富賢）提出的目前獨生子女數量為1.5億人，甚至超過2億人，失獨家庭的數量將更加龐大。有媒體報導稱，按常規死亡率計算，1975年～2010年間，有超過1000萬獨生子女在25歲之前死亡，這就意味著，中國或達2000萬父親和母親成為失獨者。[4]”

不过这个词条也向我们提供了更多参与造谎的人，例如穆光宗，据说在《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提出“大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那就是一万人里头有540人死亡，比易富贤用“浆糊统计学”编造出来的那个数字还要高。

又如记者王羚，她在2012年7月19日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上的文章《失独”老人养老困局》说：“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按常规死亡率计算，1975年～2010年间，有超过1000万独生子女在25岁之前死亡”，则把失独家庭上千万出现的时间点提前到了2010年。

这些谣言真是越传越离谱，但对反节育派来说，大概永远没有最离谱的，只有更离谱的。为此，百度贴吧上有人要求“给王羚女士颁发最佳记者奖！也要颁发汉族英雄荣誉称号”。

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这些撒谎的骗子啊！

不仅人民群众热爱他们，共匪和全世界的媒体记者也热爱他们：

截至2020年，王广州依然在中国社科院用他那些荒谬的方法研究“人口学“。

造假大师易富贤依然是《南方周末》、《社会科学论坛》、BBC、自由亚洲电台等国内国际媒体期刊的宠儿；当然，也依然是威斯康星大学的“高级科学家”。（也许诺贝尔委员会应该为他创立了浆糊统计学这个新学科，而为他特别建立一个“诺贝尔浆糊统计学奖”）

穆光宗仍然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已经当上博导了都

王羚似乎仍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高级记者”。

只有杨支柱的最新状况没有搜到，很可能他也依然在青年政治学院拿一份干薪。在BBC中文网2016年的一篇报道中，记者用“温和儒雅”来形容这个勇于挑战联合国人权公约、鼓吹卖儿卖女合法化的“人权”斗士，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

李文亮仅仅因为向数量有限的朋友传播了冠状病毒的一点消息，就被公安局叫去训诫一顿；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因为他们制造和传播这个谣言而受到任何惩罚。

共匪需要这样的谣言来制造侵台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