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近日因广西全州县的“社会调剂”事件，一篇发表于2011年的深度报道《邵氏“弃儿”》又回到了舆论场。

邵阳当局没收婴儿事件，案件于2011年曝光，中国湖南省邵阳市发生的一起抢婴牟利恶性事件。湖南邵阳计生部门为收取社会抚养费，将十余名“非法”婴幼儿被强行抱走，送入邵阳福利院，统一改姓“邵”。部分后来找到下落，有些已被收养在海外。这些被当地政府抢夺走的婴儿被称媒体和民间称为“邵氏孤儿”或“邵氏弃儿”。

其经过是，湖南省隆回县、洞口县计生办为获得社会抚养费，将疑似未婚先育、超生、抱养、不符合收养规定的孩子强行“没收”，向其家人索要约万元人民币的社会抚养费。婴儿家属若赎回不及时，计生办伪造文书使婴儿身份变成“弃儿”，送到福利院统一改姓“邵”并改名。由外籍人士收养，福利院获得3000美元的“赞助费”，计生办工作人员也会从中得到1000元人民币或更多的提成。

“邵氏弃儿”案件在2000年左右出现，2003年至2005年形成高潮。2006年3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报道此事。2011年财新传媒《新世纪》周刊再次披露。

贵州省镇远县也有多起此类事件发生，有超生婴儿被作为“弃婴”送到当地福利院后被境外人士领养。

此类案件通常是由地方政府以完成“政绩考量”和获得“社会抚养费”为目地成为主导，福利院参与其中。在民众无力交纳“社会抚养费”赎回孩子后，将之交给福利院，仍可获得金钱。涉外收养中3000美元的“赞助费”是促使福利院参与其中的重要原因。同时此举可提高地方政府获取“社会抚养费”的金额。据当地官员称，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个家庭需交纳大约3000到4000元的人民币，以“抢走孩子”要挟时，金额涨至1万元人民币，甚至几万元。

地方政府计划生育部门做出此举的原因，一是为政绩考量，二是收取社会抚养费做为地方财政收入。

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据高平镇村民所称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改为“没收”小孩。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以“县乡村三级联包”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县、镇、村三级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划生育工作绩效挂钩。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表示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同时计生办也可能成为乡镇政府中较大的部门，2002年在高平镇政府120多人的建制中，计生办有30人。

2005年12月中国取消农业税。在此之前，地方政府就已以收取“社会抚养费”来扩大收入，用于乡镇机关支出。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在2004年和2005年，近九成以上的社会抚养费成为“非规定支出”，绝大部分属乡镇机关支出。

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

省计生工作先进县隆回曾用宣传标语

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在计划生育督察通报中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作为连续十余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隆回，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不惜使用暴力手段。

湖南省邵阳市、衡阳市的多家福利院被指牟取暴利，收买婴儿，同时伪造成“弃婴”身份，进入涉外收养渠道。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409名婴儿。

第一步，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第二步将抢来婴儿送往福利院，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第三步，婴儿被福利院卖往国外，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财新报道，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然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高坪镇乡民而言，这些公告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公告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变为“弃婴”后，多名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2011年5月8日，邵阳市政府福利院答复每日新闻：请记者提供工作证明；福利院需先请示民政局；民政局的电话请拨114查询。

2011年5月9日，湖南红网发布消息称中共邵阳市委市政府、隆回县委隆回县县政府针对“邵阳计生部门强行将十余婴幼儿送入福利院”高度重视，市县纪委、监察局成立调查组，全面展开调查工作。消息过后被删除。

2011年5月12日晚，被“没收”头胎女儿杨玲的杨理兵住进了位于高平镇的一个表兄家。凌晨1点多开始，多名公安人员和纪检调查人员蹲守在屋门口，杨理兵随即打电话向媒体求助。整个上午杨理兵被扣留在屋内，禁止与外界联系。杨理兵表示，“他们要求我必须写材料。”

中国政府使用技术手段入侵数位该报道有关的记者电脑。2011年，财新《邵氏孤儿》报道刊发后四个月，报道“邵氏孤儿”的记者庞皎明被中宣部勒令开除。

2011年9月28日，湖南省邵阳市通过当地媒体“红网”发布消息，隆回县高坪镇“弃婴”事件发生在2002年至2005年间，涉及婴幼儿14名。其中，8名属当事人非法收养的弃婴，1名属生父母非婚生育因无力抚养自愿送社会福利院，5名为当事人隐瞒血缘关系，将抚养的婴幼儿说成是“弃婴”。高坪镇计生办、民政办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没有发生经济关系。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受外国收养人、收养组织的自愿捐赠，符合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规定以及国际收养惯例。调查中没有发现买卖行为。在该事件中，有关工作人员工作不实，方法简单，存在严重违规违纪问题。根据党纪政纪处分的有关规定，邵阳市对周小芳、李子健等12名相关责任人员分别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处分。该通报已被从当地媒体网站删除，网页显示404。

2011年11月，美国电视剧《Harry’s Law》播出一期名为“American Girl”。故事说到，一对中国来的陈军和陈燕夫妇，在美国找到了已被美国家庭领养的女儿。他们试图通过诉讼的方式将女儿讨回。

2014年，“邵氏弃儿”报道记者庞皎明撰写The Orphans of Shao （《邵氏弃儿》英文版）出版。

2013年，纪录片《双胞胎姐妹》（Tvillingsøstrene）播出，孪生姐妹Mia Hansen和Alexandra Hauglum尚在襁褓遭遗弃，2004年在中国湖南长沙被领养。

【封面报道】邵氏“弃儿”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11年第18期 出版日期 2011年05月09日

漫漫寻亲路上，湖南人杨理兵随身携带着一张压了层塑膜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叫杨玲，是他的第一胎孩子，算起来今年应该七岁了。

2005年，杨玲尚在襁褓中，就离别了亲人。她不是被人贩子拐跑，而是被镇里的计生干部以未交“社会抚养费”为名强行抱走的。

四年后，杨理兵终于得知女儿的下落——远在美国。

2009年的一天，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在湖南常德一家酒店里，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手中，得到女孩的两张照片，“我一眼就能肯定，她就是我的女儿。”杨理兵说。

杨家的遭遇并非孤例。多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至少有近20名婴儿曾被计划生育部门抱走，与父母人各天涯。当地计生部门的解释是：这些婴幼儿多是被农民“非法收养”的弃婴。但实际上，有相当多一部分婴幼儿是亲生的；更甚者，有的并非超生儿。

2002年至2005年间，以计生部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为由、强行抱走婴幼儿的行为，在隆回县高平镇达到高潮。多年后，因部分家长锲而不舍的寻亲，类似事件浮出水面，乃至波及美国、荷兰等国。

上篇：抢婴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从县城北行70多公里，到达高平镇。这是一个位于大山群中的乡镇，人口7万多人。

看似人口不多，长年来，高平镇却面临着计划生育的压力。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中国开始推行以“一胎化”为主要标志的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湖南省也对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违反《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禁止性规定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分管负责人及责任人和单位，一年内不得评先评奖、晋职晋级、提拔重用、调动。

隆回县连续十余年，保持湖南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的称号，其制定的处罚和考核细则更为严苛。层层考核压力下，基层政府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在那时的高平镇乡村，常常可以看到诸如“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等标语——乡民们解释称，其意思是计生干部给违反政策的家庭做思想工作，大约只需三分钟时间，之后再没做通，家里值钱的家当就将像被龙卷风过境一样被一扫而空。

此外，“儿子走了找老子，老子跑了拆房子”的标语，也让人惊悚。因超生问题而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1997年以前，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是“打烂房子”“抓大人”。他就曾因超生问题，被拆了房子。

“2000年以后，不砸房子了，‘没收’小孩。”袁朝仁说。

袁朝仁所说的“没收小孩”，是高平镇计生部门处理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方式之一。其方式是，计生办人员进村入户，将涉嫌违法生育、抚养的婴幼儿抱走。

因此，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在2002年至2005年间，高平镇出现坊间所称的“抢婴潮”。

“没收”杨玲

杨理兵清楚地记得，2004年7月29日下午，女儿在自己家中呱呱坠地。

那天下午，高平镇凤形村杨理兵妻子曹志美有了生产迹象。父亲叫来了村里的接生婆袁长娥。袁长娥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当她赶到杨理兵家时，杨的母亲正陪在儿媳身旁。“那是下午四五点钟，生产很顺利。”

女儿降生后，杨家为其取名“杨玲”。哺育女儿到半岁后，杨理兵夫妇便离开老家，南下深圳打工谋生，“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哺养了。”

2005年5月的一天，杨理兵照例给家里打电话，得到惊人消息，“女儿被人抢走了！”他匆忙从深圳赶回家。但一切已晚。

对于头胎女儿为什么会被抢走，杨理兵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猜到了原因：因为他们夫妻双双外出打工，女儿由爷爷奶奶抚养，结果计生干部误以为这个女孩是被两个老人收养的，因此也在征收“社会抚养费”之列。

杨理兵的父亲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称，2005年4月29日，高平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下称计生办）刘唐山等一行近十人来到杨家。“他们很凶，她奶奶在屋里看到后就抱着孩子躲，后来躲到了猪圈里。”

计生干部最终发现了被奶奶抱着躲在猪圈里的杨玲，以杨家未交“社会抚养费”为由，要带走这个“非法婴儿”。

事发当天下午，杨理兵的父亲跟到了高平镇。“他们说，必须交6000块钱才可以把人抱回来。”但四处筹借，只借到4000元，“我第二天再去，计生办的人说，就算交一万块，人也要不回来了。”

那时，计生办人员已将杨玲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由于通讯不畅，时隔多日，杨理兵才赶回高平镇。他赶到镇里去要人，小孩已经被送走，争执中还发生了冲突。

杨理兵回忆说，镇里主管计生工作的干部承诺，只要他不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后允许他生两个小孩，还不用交罚款，“他们答应给我办理两个‘准生证’。”

“准生证”后来被改名为“计划生育服务证”，是中国新生婴儿赖以证明合法身份的主要凭证。为了控制人口需要，育龄夫妇在生育前，必须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这一证件，这是合法生育的法定程序。

杨理兵并不理会这些。他赶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时，“根本就不知道女儿在哪里。”杨说：“他们‘没收’了我的女儿？！”

拆散双胞胎

计生办“没收”的孩子，不仅杨玲一个。早在2002年，同是高平镇的计生干部，就抱走了曾又东夫妇的一个女儿。

曾又东是高平镇高凤村人，与上黄村的袁赞华结为夫妻。1995年和1997年，袁赞华先后生下两个女儿。二女儿降生后，由于交不起罚款，家里的房子被计生办人员拆掉了屋顶。夫妇俩由此跑到外地谋生，发誓要为曾家生个儿子。

第三胎怀孕后，曾又东、袁赞华夫妇躲到了岳父家。“为了躲计生办的人，我们在竹林里搭了个棚子住。”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0年9月15日，在岳父家的小竹林里，曾又东的双胞胎女儿降临人世。给袁赞华接生的，是上黄村的接生婆李桂华。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李桂华对当年的情形历历在目，“是一对双胞胎，一个先出头，第二个先出脚。”

很难说曾家此时是欢喜还是烦恼。袁赞华发誓：“再生一个，无论是不是男孩，都不再生了。”

2001年2月，曾又东夫妇决定到重庆打工。四个小孩，“我们决定带三个在身边，留一个在妻子哥哥家代养。”曾又东说。

于是，袁赞华的兄嫂袁国雄、周秀华夫妇，为曾又东夫妇抚养了双胞胎姐妹中的大女儿。

厄运于次年发生。2002年5月30日，高平镇计生办陈孝宇、王易等十余人闯进上黄村袁国雄家，将一岁半的小孩带走。一同被带走的，还有袁国雄的妻子周秀华。

“刚开始他们叫交3000，后来就涨到5000元，再后来就要1万元了。”袁国雄夫妇曾据理力争，向计生办人员坦陈，这是代妹妹家抚养的。但计生部门原则性很强，一口咬定交钱才能赎人。因交不起罚款，双胞胎姐姐被送到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因通讯不畅，曾又东夫妇当时对此一无所知。那年3月，在重庆朝天门批发市场做小生意的曾又东夫妇，还沉浸在幸福中，袁赞华生下了他们期盼的儿子。

2003年，因母亲过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才知道女儿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

如今，曾又东对这对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已经印象模糊，“右耳朵好像有一点小赘肉？”

四类婴儿

杨理兵和曾又东的遭遇并非孤例。高平镇被计生办以“超生”或“非法收养”等名由“抢走”的婴幼儿，不在少数。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数额多少没有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

高平镇西山洞村五组农民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2004年8月，他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家具厂打工时，逛街时看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婴。“这是一条生命啊。”袁朝容将女婴救起。在工友建议下，时年42岁无妻无子的袁朝容，喂养了这名婴儿，并取名“袁庆龄”。

2004年12月，袁朝容将孩子带回老家，向村长汇报此事，交了些钱，希望村长帮忙办理领养手续。

第二年，袁朝容每月支付350元生活费，委托姨妈代养孩子，自己再次离家南下打工。

然而，2005年7月28日，高平镇李子健、陈孝宇等四五名计生干部闯入袁朝容姨妈家，称此女婴为“非法收养”，将袁庆龄抱走，并称必须交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

袁朝容胞兄袁朝福对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当时弟弟在广东，自己多次到镇计生办请求放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先缴纳社会抚养费”。四个月后，当袁朝福回到老家要人时，得到的答复是，小孩已被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大石村十组农民袁名友夫妇，生育了两名男孩之后，妻子进行了结扎手术。1999年，他们在湖北省洪湖市沙口镇做生意时，捡到一名被遗弃的女婴收养下来。年底，回乡过年的袁名友将此事向村干部汇报，并委托办理收养手续。

袁名友说，2002年5月10日，在缴纳了2000元社会抚养费后，该名女婴在高平镇派出所进行了人口登记。在初次户口登记上，女婴取名“袁红”，与户主袁名友的关系是“养女”。

虽然已缴纳社会抚养费，且上了户口，但是，2002年7月29日，高平镇计生办干部刘唐山等四人还是来到袁家，将袁红抱走。彼时，袁名友夫妇在田地里劳作，看到来刘唐山等人抱着孩子驾车离去，飞奔尾追。

“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袁名友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说我非法收养，叫我按手模。说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就不放人。最后说至少要交3万。”

然而，第二天袁名友凑足钱带到计生办时，女儿已经不见了。“她的脖子底下，左边有颗黑痣，豆子一样大的。”回忆起养女的模样，袁名友眼圈红了起来。

吊诡的是，袁红被计生办抱走三年后，2005年12月30日，当袁名友家更换新户口本时，袁红仍是袁家的一员。户口本上，袁红与户主的关系是“女儿”。但袁红至今下落不明。

与袁名友的遭遇类似，高平镇合兴村二组农民李谟华收养的女儿，也于2002年被计生干部抱走。

早在1998年，李家就为收养的女儿李艳上了户口。彼时施行的《收养法》，尚无“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1998年11月法律修订后才增加此规定）。女儿被抱走后，李家无力缴纳罚款，李艳由此不知所踪。

在黄姓村，2002年上半年，村民周英河与女友唐海梅结婚。当年12月底，夫妻俩为周家生了第一个女孩，取名周娟。

与中国农村很多地方一样，周英河和唐海梅当时按传统习俗，办过酒席即宣布结婚，暂未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三个半月后，周英河夫妇南下广州打工，周的母亲刘素珍（音）承担了哺育孙女的任务。然而，周娟最终还是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抱走”了。

据刘素珍向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那是2003年3月15日，“有八九个干部又来抢小孩，我抱着孙女就跑了，躲在附近的邻居家。”

计生干部最终找到了被放在床上睡觉的周娟。“他们说，你老人家不会带小孩，我们带比你带好些。”刘素珍跟着他们来到计生办后，按要求照相压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说要交1万5千块才能把孩子抱回来。”刘素珍没有能力筹款，孙女被计生办送到了福利院。

毛坪村四组的袁新权，头胎女儿也被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2005年11月2日，袁新权的女儿降生。当年11月25日，家人抱着女儿在路上行走时，被计生办人员强行将女儿抱走。

不独隆回县，在邵阳市洞口县，也有类似情况。

2008年12月2日，该县城关镇的厚永军、肖绚丽夫妇，因超生未及时上交社会抚养费，他们诞生才40天的一名男婴，被当地计生干部抱走，后因找人说情才被还回。

据曾因超生被处罚过的西山村农民袁朝仁等人初步统计，从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至少有16名婴幼儿，被镇计生办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名义强行抱走。

“被抱走的小孩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先育’（一般已按传统习俗摆喜酒，但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种是超生。”袁朝仁称，前两种情况，被抱走的婴幼儿都是其父母亲生骨肉。“第三种，就是抱养的，有的可能不符合收养规定；第四种，应该说是合法收养的，因为他们已经上户口了呀！”

这四类婴幼儿，都是当地计生干部锁定的目标。散落在大山深处的高平镇各地乡村，乡民们谈计生色变。一些乡民称，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时，家有属于上述四种情况婴幼儿的农户，便闻风而四处逃避。

依据多位家长描述，计生干部抱走婴幼儿的过程几乎大同小异。

锁定目标后，计生工作人员少则四五人多则十余人，在村干部的带领下，迅速包围计划对象家庭，将婴幼儿强行抱走。赎回小孩的惟一条件，就是交钱。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调查核实，截至2005年，被高平镇计生工作人员强行抱走的婴幼儿，至少有16名。

中篇：生意经

隆回县对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经历了一个不断从紧的过程。

2001年11月，因违反计划生育问题突出，隆回县开始对高平镇进行集中整治。全县抽调230多名干部进驻高平镇，入驻各个乡村督导工作。

在此期间，原先对违反计划生育人员收取的“计划外生育费”，统一更名为“社会抚养费”。

扭曲的“社会抚养费”

按政府给出的定义，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属于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

2002年8月2日，国务院经国务院令第357号公布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超生家庭，即“不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

而依据《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未婚生育、超生、非法收养的家庭，都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隆回县在对高平镇计划生育问题进行整治的运动中，为了顺利收取社会抚养费，县法院“计生行政审判合议庭”抽调了七名法官进驻高平镇，派出所抽调四名干警协同，负责强制执行。

1999年，隆回县“大胆探索”，成立了计划生育行政审判合议庭，由审判员和来自县计生委的公务员（由法院任命为助理审判员）组成，日常工作由计生委管理。这个法庭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对计生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主要就是罚款或收费。这一“成功经验”，后来被全省推介。

通过整治，高平镇的超生势头得到一定遏制。然而，在经济凋敝的大山深处，乡民们“养儿防老”“男尊女卑”“多子多福”等传统观念并没有因此改变。

2005年3月22日，隆回县提出了以“县乡村三级联包”的形式加强计划生育管理。除“一票否决”，再以职务升迁和经济奖励的方式，刺激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在此背景之下，县、镇、村三级相关干部的升迁、工资待遇等，均与计生绩效“捆绑”在一起。分管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们，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当地计生标语——编者注），高平镇的大街小巷再次贴满与计划生育有关的标语，例如“谁敢超生就让他倾家荡产”。

计生部门为何如此热衷“没收”婴幼儿并送往福利院？除了政绩考量，以收取“社会抚养费”为目的的创收，也是主要动力之一。

据高平镇官方人士介绍，农业税取消后，该镇维持干部队伍的工资时常捉襟见肘。收取社会抚养费，不仅仅是在落实计生国策，更是为充盈地方财政收入。

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支出，在湖南省是普遍现象。依据湖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初步统计，仅2004年和2005年，社会抚养费非规定支出的比例分别高达88.04%和87.11%。其中，绝大部分用乡镇机关支出。对于乡镇政府将社会抚养费直接“坐收坐支”的现象，湖南省财政厅曾给予批评。

在2006年5月17日，隆回县发布当年上半年计划生育督察通报。通报称，“有些乡镇将社会抚养费作为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财政所无能开发财源，只能绞尽脑汁管死这笔钱”。

上述督察通报进而称，“有的乡镇按月定计生办上交社会抚养费指标，否则扣发计生办人员工资。”乡镇计生办“重点工作（孕检、节育措施落实）没人做，难点工作不愿做，有钱的工作（社会抚养费征收）抢着做。”

2010年，隆回县县长钟义凡在该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春季集中整治活动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在“一票否决”等压力下，“乡镇党委、政府与计生队伍存在较深的利害关系，不敢得罪，导致计生队伍绑架党委和政府”。

2002年4月，高平镇计生办主任由周小方担任。彼时，主管该镇计生工作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为了摘掉因计生问题而被“黄牌警告”的帽子，高平镇进行专项集中整治中，主要一项工作就是征收社会抚养费。

当时，计生办成为高平镇政府第一大部门。镇政府120多名工作人员的建制，计生办就占到30名。据周小方介绍，全镇每年补报生育和超生的婴幼儿在100人左右。

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开始搜寻并锁定超生、“非婚生育”和“非法收养”子女家庭。据当地官员介绍，在高平镇刚开始收取社会抚养费时，每人约3000到4000元。而以强行抱走小孩相“要挟”时，价格就涨到1万元甚至几万元。

“弃婴”收养黑幕

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的婴幼儿，不仅仅是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有知情者称，每送一名婴幼儿到福利院，计生干部可得到1000元甚至更多的回报。

但邵阳市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这一说法。

邵阳市福利院能够证实的是，在2002年至2005年间，隆回县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共送来了13名婴儿，其中，一名男婴被领回。其他未被领回的婴幼儿，经民政公示程序被宣布为“弃婴”后，进入社会收养程序——更多是涉外收养渠道。

“收养人要捐助一笔收养金。”蒋德伟说，正常的行情是，每收养一位中国孤儿（弃婴），外国收养家庭通常需支付3000美元。在湖南省，民政厅收养中心接收到收养人捐助的收养金后，绝大部分回拨给福利院。

在此利益诱惑下，有人专事贩婴生意。2005年11月，湖南省本地媒体曾披露衡阳祁东县一起团伙贩婴案，幕后指使就是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福利院与人贩子互相勾结，收买婴幼儿，并将其变为“弃婴”，送入涉外收养渠道，从中牟利。

自2003年以来，衡南县福利院“买进”婴儿169名，衡山县福利院“买进”232名，衡阳县福利院“买进”的婴儿最多，为409名。

经湖南省祁东县法院的判决证实，为了多向境外输送可供收养的婴儿，衡阳市各福利院不但给职工下达搜寻婴儿的任务，甚至主动通过人贩子等各种中间人“收购”婴儿。福利院至多支付两三千元人民币“买入”婴幼儿，送养国外后即可获得3000美元。

前述案件，撕开了“弃婴”收养黑幕一角，福利院成为“洗白”人口贩卖的合法中介。2006年2月22日，湖南省祁东县法院公开审理这一福利院贩婴案时，引起海内外舆论哗然。

巧合的是，前述衡阳市多家福利院疯狂“买进”婴幼儿的时间段，正是隆回县各乡村爆发“抢婴潮”的时期。

2009年7月，中国媒体再次披露了计生部门将超生婴儿抢送到福利院，并在涉外领养过程中牟利的事件。在贵州镇远县，计生部门将交不出罚款的超生婴儿强行抱走，送入福利院后再通过“寻亲公告”等程序，将其变为“弃婴”，多名婴儿被送养到美国、荷兰及西班牙等国。

与多年前衡阳市的多家福利院一样，镇远县福利院每送养一名婴儿，亦可获3000美元“赞助费”。

“弃婴”制造链

为了将这些抢抱走的婴幼儿变成合法“弃婴”，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伪造或编造了相关文件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根据这些资料，就2005年计生办抱走杨理兵女儿的案卷，进行了采访核实。

当年，该案的案由系杨理兵“非法代养一个孩子”。立案负责人为时任主管计生工作的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经办人包括计生办的刘唐山、李红旺、罗伟等三人。在案卷中，包括了结案报告、立案呈批报告、综合材料、分别对杨理兵父子的两份讯问笔录、杨理兵本人的申请书、民政办证明、村委会证明、派出所证明、村干部证明等十份材料。

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相关当事人的采访证实，除了高平镇派出所出具的杨理兵登记结婚的证明是真实材料，其他九份材料均系编造或伪造。

在对“杨清正”的讯问笔录中，文字资料显示，“杨清正”承认抚养的女婴为“儿子杨理兵从外面捡回来的”，并表示“听人民政府处理”。在笔录上，在多处签字“杨清正”处，印上了鲜红的指模。

但是，杨家人称，高平镇计生办人员从未对杨父做过笔录，而杨理兵的父亲，正确的姓名应该系“杨亲政”而非“杨清正”。

在对杨理兵的笔录及其“申请”中，于2005年4月30日签字且按指模的“杨理兵”称，“我自愿申请将捡回的小孩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绝不后悔”。但事实是，女儿被抱走一个月后，身在深圳的杨理兵才得知这一消息。

“这全都是伪造的。”杨理兵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村干部证明”文件，是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姣”出具的。证明书称，杨理兵在外打工时“捡到一个女孩，未取名，一直放在家里由他的父亲代养。我村杨理兵还不符合收养条件，他父亲又年事已高，无力抚养小孩”。

事实上，凤形村支部书记汪先蛟的家，与杨理兵家隔着一座山。“我是给镇里的计生干部说过，杨理兵家养着一个女孩，当时听说好像是捡来的。”汪先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当时不太确定情况。但这份证明肯定不是我写的。”

看到记者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后，汪先蛟确认，“我的字不能写那么好的。这个签名、手印也都不是我的。我的名字是蛟龙的‘蛟’。”而“证明书”的落款是“汪先姣”。

在高平镇向上级部门汇报的“计划生育违法案件”中，与杨理兵的案卷一样，相关材料中，当事人无一例外，均“承认”婴幼儿是捡来的来历不明的“弃婴”。

对此，曾任高平镇党委书记的陈勇称，被抱走的婴幼儿是有亲生的，但当时村民害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又希望继续生育男孩，因此都自称是收养的。

时任高平镇计生办主任周小方说，生下女婴的家庭，多将婴儿放在亲戚家抚养，以逃避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计生干部在执法时，村民不承认抚养的婴幼儿是亲生的。

但财新《新世纪》记者对案卷涉及的相关当事人进行采访核实时，有血缘关系的抚养家庭，无一人自称这些婴儿是弃婴。

“他们抢走的是我孙女啊！”为儿子周英河抚养孙女的刘素珍，回忆起孙女被抱走时的情形时失声痛哭。她说，当时自己与孙女周娟被关在计生办二楼，计生干部让她在一份材料上按了手印，不识字的刘素珍不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

对于伪造“弃婴”文件一事，当年负责高平镇计生工作的刘述德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不可能造假。”时任计生办主任周小方则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对于抱走计生对象婴幼儿一事，“当时已有结论，没有他们（指寻找子女的家长——编者注）说的那些事。”

一夜出炉的调查报告

经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证实，隆回县高平镇被计生部门带走的13名婴儿中，至少有7名是抚养家庭的亲生骨肉。之后，家长们一直抗争不止。

在“抢婴潮”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相互打听，找到了遭遇相同的家庭。他们组成维权团体，向当地政府讨要公道。

2006年3月10晚，隆回县政府得知，多位被抢婴幼儿的家长打算到北京上访维权。时任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向才昂等人做出批示，要求隆回县调查处理。

当晚，隆回县县委书记杨建新、县长钟义凡等人分别做出批示，要求成立调查组。次日上午，隆回县从县委办、纪检委、计生局、宣传部等四部门抽调11名人员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县委办副主任兼督察室主任陈云鹤带队，赴高平镇展开调查。

时隔仅仅一天，2006年3月12日，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即出炉。调查组确认确有12名婴幼儿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抱走。被调查的12户村民分别为：合兴村魏太喜、大石村袁明友夫妇、白地村王义娥夫妇、黄信村周乐平刘素贞夫妇、金凤山村罗如冰、杏升村聂仙银夫妇、金凤山村周英喜夫妇、回小村袁家石、大田村周英明夫妇、凤形村杨清正、上黄村袁国雄夫妇和毛坪村袁新权。

前述调查报告称，被计生办抱走的12名小孩中，11名不符合收养条件，又未办理任何收养关系手续，属于非法收养。“在非法收养人主动提出送社会福利院的情况下，全部移送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抚养”。

调查组承认，只有袁新权与孙歌的女儿为“未婚先育”，“袁新权父子请求计生办工作人员协助……将该女婴送到邵阳市社会福利院。”

但是，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调查报告中涉及的12户村民中，并非报告所称“婴儿或幼儿的来源情况说不清楚”。包括黄信村周乐平夫妇、凤形村杨清正夫妇、上黄村袁国雄夫妇等家庭，其抚养的婴幼儿均与自己有血缘关系。

其中，周乐平夫妇抚养的，是其儿子周英河夫妇所生的第一胎孩子；凤形村的“杨清正”，抚养的是前述其子杨理兵的第一胎女儿杨玲；而上黄村袁国雄夫妇抚养的，是前述曾又东、袁赞华双胞胎女儿中的姐姐。

在调查组所涉名单之外，财新《新世纪》记者通过对家长及当时婴儿接生婆的调查核实，至少有七名被计生办抱走的婴幼儿与抚养家庭有血缘关系。

下篇：宝贝回家

魏海龙回家

在“抢婴潮”中，合兴村五组农民魏太喜的养子，是被计生部门强行带走的小孩之一。

2005年10月16日上午，高平镇五六名计生干部闯入魏太喜家，将时年五岁的魏海龙带走。计生干部留下话，“交钱（社会抚养费）赎人”——魏家要缴纳6500元，才能领回孩子。

魏海龙是魏太喜收养的弃婴。2000年，魏太喜与妻子龙蕊（当时尚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贵州天柱县凤城镇打工时，捡到了一名出生约十余天的男婴。据魏太喜称，因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便将男婴抱养，取名魏海龙。当年春节，回家过年的魏太喜向一名村干部交了100元钱，希望办理收养申请和登记事宜。

六年后，当魏海龙已届入小学念书的年龄时，计生办干部李子健、陈孝宇等六人，突然登门，将其从家中带走。

根据中国《收养法》规定，收养关系成立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年满30周岁。

针对民间大量存在的私自收养情况，2008年，民政部、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人口计生委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08〕132号），提出了“区分不同情况，妥善解决”，包括补办手续等手法。其中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私自收养，由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动员其将弃婴或儿童送交社会福利机构抚养，并没有规定可以从收养人手中强制带走被收养人。

魏太喜家穷极，拿不出钱，他绕了几个弯之后，找到了时任邵阳市人大代表袁忠福。

袁忠福是高平镇江魏村种粮专业户，曾培育了杂交水稻新品“五彩稻”，当选为邵阳市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人大代表。

接到魏家的求助后，袁忠福找到了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分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刘述德。刘对袁的答复是，小孩已送福利院，要交1万元社会抚养费方可领回。

对此，袁忠福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分别向隆回县人大、县政府等部门反映此事。

针对袁忠福的诉求，高平镇计生办于2005年11月2日向相关上级部门领导专函汇报称：魏太喜未年满30周岁（魏1975年12月生），不符合《收养法》第四款关于收养人须年满30岁的规定；此外，收养人未遵守关于“收养应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规定；而魏海龙是否为弃婴，也无相关证明。

高平镇计生办还在前述汇报材料称，因收养关系不成立，魏太喜“主动提出家庭困难，无法抚养小孩，请求镇计生办将小孩送社会福利机构抚养”。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核实，计生办出具的魏太喜的“申请书”，如前述提到的杨理兵申请书一样，同系伪造。

在魏家向计生办讨要魏海龙期间，高平镇计生办却向相关上级部门汇报称，魏太喜听闻公安机关将调查其非法领养一事畏罪潜逃。而事实上，魏太喜及其家人，为了从计生部门手中要回养子而一直抗争。

得知魏海龙被计生办带走的消息后，其就读的雪界小学曾专门致函高平镇计生办，希望计生办领导“以孩子学业为重，让他赶快重返校园”。对此，计生办不予理会。

魏海龙是“弃婴”，还是如计生办称系魏太喜“买回”？为了查明真相，袁忠福奔赴贵州等地调查了解情况。据魏太喜当年打工的店主陆跃珍证实，2000年6月的一天晚上，陆跃珍的商店门口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陆等人出门查看，发现裙包里放着一个出生未满一月的男婴。“可能是想送给我养的。”陆跃珍说，“但我不想要。我想到魏太喜爱人无生育能力，我劝他俩捡着带养成人，这也是积德。”

确证了魏海龙的弃婴身份后，在袁忠福的督促下，2005年11月底，高平镇计生办和派出所将魏海龙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接回。被带走29天之后，魏海龙终于回到家中。

寻亲之路

魏海龙回家的消息，激起了更多家长的寻亲热情。

女儿被抱走后，曾又东不止一次到高坪镇计生办讨要说法，但总是无功而返。“他们说我女儿是捡来的。之后不管怎么说就是不理我了。我去县公安局报了几次警，警察每次都说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后来就不管了。”曾又东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2006年3月25日，为了防止最小的儿子又被抱走，曾又东主动去计生办缴纳了14400元社会抚养费，为儿子办理了落户手续。

袁庆龄被抱走后，袁朝容曾从广州赶回老家讨要说法。“他们说我这是非法领养，还把我打了一顿。”袁朝容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女儿是我救起的，当时不救她就死了。如果她还在人间，希望她能好好活着。”

袁朝容的哥哥袁朝福则誓为兄弟讨个公道。袁庆龄被计生办人员抱走四个月后，有一天，原高平镇党委书记田昌金对袁称，袁朝容符合收养条件，但收养需要申请。袁朝福转述了当天田昌金对他的话，“他说，我给你们联系，出点钱另找一个孩子来养吧。原来那个女孩不行了，已经不见了。”

为此，袁朝福找到了主管计生工作的时任高平镇党委副书记刘述德。刘并没有给袁朝福答复。讨要孩子的代价是，袁朝福被拘留了五天。依据隆回县公安局认定，袁朝福打了刘述德，因此将其行政拘留。

但袁朝福说，“那是陷害！我们吵了起来，他就叫派出所警察抓我。”为了力证自己被诬陷，2006年3月，袁朝福曾向隆回县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

袁红被计生办抱走后，袁名友曾据理力争，但计生干部们不予理会。能证实袁名友夫妇合法收养袁红的材料，包括当时捡拾时现场目击者的证明、缴纳的社会抚养费收据、袁红已合法进行户口登记等材料。

“这些他们都不认，就是叫我交钱。”袁名友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袁名友夫妇追寻女儿的脚步，止步于镇计生办。让袁名友更加愤怒的是，袁红不知所踪九年后，2010年11月，袁家上缴的农村合作医疗费中，仍要缴纳女儿的份额。

“弃婴”的命运

“高坪镇民政办现送来女弃婴一名。请接收。”2002年至2005年，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每年都会收到高平镇民政办、计生办的接收弃婴申请书。

对于这些送来的“弃婴”，福利院照单将其收下。“他们也是政府部门，我们不能怀疑吧。”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解释说。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

依照《收养法》、《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福利院的婴儿、儿童可进入本国及涉外将婴儿涉外送养渠道。2003年，《民政部关于社会福利机构涉外送养工作的若干规定》中明确，“社会福利机构送养弃婴、儿童，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在当地省级报纸上刊登查找弃婴、儿童生父母的公告。自公告刊登之日起满60日，弃婴、儿童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

财新《新世纪》记者查阅了部分2002年至2005年的《湖南日报》，确有湖南省民政厅发布的单独或包括来自邵阳社会福利院的《寻亲公告》。然而，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或者常年在外乡打工的高坪镇乡民而言，这些公告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

这意味着，公告60天后，早已取名“杨玲”、“周娟”、“袁庆龄”、“袁红”、“李艳”等婴幼儿，统一变成“邵”姓。由此，当地民政部门和福利院，“将确定其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多年来，家长们向外界寻求帮助，追寻亲生骨肉下落的努力从未停息。湖南邵阳、省会长沙、首都北京等多个地方的相关政府部门，都留下了他们信访的脚印。

2006年3月10日，高平镇部分婴幼儿被计生办抱走后下落不明的家长，决定集体到北京上访。消息被当地政府获悉，家长们的维权行为被阻止。当年3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率先披露消息，高平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抢走农民婴幼儿的消息第一次被英文读者所知。

2007年上半年，家长们找到内地记者反映相关事宜。

2008年，中国儿童第二大收养国荷兰，其EO电视台在中国孤儿问题电视专题片中，除了检讨荷兰从中国收养婴幼儿可能存在的疏漏，也指责了邵阳市社会福利院涉嫌将高平镇计生办送来的婴幼儿变为“弃婴”的行为。杨理兵的亲生女儿杨玲，在未被计生办人员抢走前的照片，出现在该专题片中。

2009年9月20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在关于中国弃婴及收养等相关问题的报道中，再次披露了隆回县高平镇多名农民婴幼儿被抢后送到福利院的消息。美国是收养中国婴幼儿数量最多的国家，该报道引发了美国读者的热议。

1996年6月，中国收养中心成立，中国涉外收养工作当年正式启动。至今，与中国建立收养合作关系的国家有17个。2011年1月18日，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中国收养中心更名为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

据该中心披露的最新统计数据，至今共有10万多名中国孤残儿童被外国家庭收养。可以确认的是，被高平镇计生部门送到福利院的“邵氏”婴儿，部分就名列其中。

“我们都是按着政策规定来的。”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蒋德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福利院涉外的收养程序符合规定。对于那些“弃婴”下落，蒋称，依据《收养法》规定，不便透露任何信息。现行《收养法》第21条规定，“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

人伦悲剧

最终，部分婴幼儿的下落还是有了眉目。2009年底，有热心的美国读者依据媒体报道，找到了三名情况较为吻合的被收养女孩资料——包括刚到达美国时对的信息和照片、几年后的近照等。

这三人的照片传真到了邵阳。“这就是我的女儿！”曾又东看到其中一张照片时脱口而出。照片中的女孩，与双胞胎妹妹曾双洁长得近乎一模一样。“她会讲中文吗？会回来认我们吗？”曾又东像在呓语，“不是我们抛弃她，她是被抢走的！”

经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多方渠道得知，收养双胞胎姐姐的是一对年龄偏高的美国夫妇，丈夫于2010年病故。养女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这户家庭原有的联系方式均已失效。

第二个获悉女儿去向的是杨理兵。他已记不清是2009年的哪一天，一位自称“小叶”的人，说找到了与杨玲信息较为吻合的两个女孩。

杨理兵和妻子曹志美从打工地湖南郴州赶到常德。当见到小叶提供的两位女孩照片中的一张时，曹志美痛哭不已。“没错！这就是我们的女儿。”杨理兵指着其中一张相片说。

远在美国的小叶，时常为美国收养家庭做翻译。依据收养地点、时间等相关资料，小叶提供了与杨理兵儿女较为吻合的信息。但或是出于尊重收养伦理的考虑，除了确认杨玲被美国家庭收养，小叶再未提供更多相关情况。

“小孩在她的美国收养家庭生活得很好，她的收养父母都非常爱她。”小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在进行DNA鉴定之前，收养家庭也不能百分之百确定女孩是杨理兵的女儿。“但我相信，将来会有她与亲生父母相认的一天。”小叶说。

相关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邵阳市福利院确认接收的十余名婴儿中，“都已送养到国外”。更多信息较为吻合的照片传真回来，然而，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除非进行DNA鉴定，都不敢确认谁是自己的骨肉。

曾又东夫妇认女儿的依据，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她们就像一个模子所刻。而杨理兵，则是因为在小孩被抱走之前，曾给女儿拍下过照片。

给杨理兵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在高平镇的一条街上。杨理兵每次经过，老板娘总会问，“你女儿找回来了吗？”

寻女多年，杨理兵夫妇已无心营生，家境日渐窘迫。确认女儿仍存活于世、身在美国的消息后，曹志美要求丈夫尽快找回杨玲。2009年底，曹志美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她留下话说，连女儿被人抢去都找不回来，跟我过还有什么意思？”言及此事，泪水在杨理兵眼眶打转，“只要还活着，我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来源：财新《新世纪》 记者 上官敫铭 | 文 李漠 | 图

链接：http://magazine.caing.com/2011-05-08/100256688.html

湖南邵阳邵氏“弃儿”事件记者编辑手记

2011年05月11日10:54 财新网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一】初遇“猛料”

我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日期了，那是四年前，也就是2007年上半年的某一天，一个湖南兄弟通过QQ跟我说了件事。在进入正题前，我倒想简要交代一下我的兄弟“杨广”。隋炀帝也叫杨广，但我这位兄弟却是“湘勇”，他做过很多很牛的事，但为人低调总让这些事随风飘散，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堆积成伟绩丰功。

“兄弟”这样的称呼，是闯荡江湖的人们常用的词汇。当然，我们自然是私交甚好的朋友，但叫一声“兄弟”，干脆，豪气！至于“江湖”，我一直觉得这是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人际关系圈。

兄弟“杨广”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经常会跟我说：兄弟，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这样的话太自恋，但却也偶尔受用。这是很多调查记者的迷幻药。

那一天，“杨广”在网上召唤我。他说：“兄弟，给你一个猛料吧。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嘲笑他自恋。但他提供的信息让我为之一惊。他说，有个地方的计生部门，把农民的小孩抓走送到了福利院，他们以此卖钱。

生在神奇的国度，要怪只怪自己没有想象力。当时，我的想象力确实是不够用的。我回了句“不会吧？扯谈”。“杨广”说，这是真的。

如果是我，谁抓我小孩我手刃了丫的！这是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我质疑“杨广”的“猛料”。他发了个笑脸，不再理我了。

几天过后，“杨广”又在网络召唤我，“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我回应他：这事不太符合逻辑吧？农民温顺得就像羔羊？自己的孩子被抢走哪有不拼命的？“杨广”认真地说：这都是真的。

其实，我是相信“杨广”的，我是不能说服自己——这片土地上会存在这样的事？以前，由于做过多起湖南的调查题材，我与“杨广”相识并成为朋友。他从来没有骗过我，这是我们友谊最为坚实的基础。

“杨广”向我具体描述了他所得到的“猛料”。他说，那是一份手书的告状材料，材料称，隆回县高平镇的计生干部，以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名义，抢走了当地农民几十个小孩。交钱的，小孩就抱了回来，没有交钱的都送到了社会福利院。“上边都按着手摸，是用血按上去的。”“杨广”说，这是一份带着血腥味的告状材料。

为什么收缴社会抚养费要抓小孩？没钱交就送社会福利院？这些部门的权力有那么大？家长们为什么不反抗呢？这是真的吗？我陷入迷茫。

那是在四年前，我们就像现在一样，卑微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那年，“上官敫铭”这四个汉字还未组合成我的姓名，而“杨广”，他至今不希望我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二】一个承诺

“杨广”把这消息告诉我后，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剩下的，就需要我去努力了。作为记者，有人主动提供蛛丝马迹已算仗义，调查及突破的功夫，别人是不能代劳的。

我给那个号码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憨厚而疲惫的声音。他告诉我自己姓袁。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袁先生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内容与“杨广”所言相差不多。

说实话，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我还是有点犹豫的。由于在新闻业内，我也曾写过被一些读者记住的报道，但这也给我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就是，有些主动找上门来向我反映问题的爆料人，他们往往把事情说得神乎其神，遭遇惨不忍听——但到了新闻现场，有时候我就发现上了爆料人的当。他们夸大了事实。

无论如何，作为调查记者最原始的冲动，我觉得此事还是需要去调查核实；就算到头来扑个空，也算了却一个心结。我记住了这事。

在一次报题会上，我向部门主任提了我初步掌握的线索。结果读者诸君已经知道了，因为话题敏感不能碰。我向袁先生道歉，我说不能他们提供报道上的帮助，但会关注此事。袁先生很遗憾。我只能继续道歉。这成了我的心结，也是一个承诺。

过了一段时间，我真得把这个事情暂且放下了。展江老师、王克勤老师常对我说，当下的中国是调查性报道的天堂。“天堂”是个很美好的形容词，万事万物应有尽有----但有时我也会怀疑，天堂里，怎么那么多令人膛目结舌的事？

放下隆回的爆料后，我投入了其他新闻选题的调查采访。那时，我和同事、亦师亦友的王克勤曾深入山西各地，与煤矿工人同吃住，去探寻煤窑的“黑金”江湖。我们拿着微薄的薪资，但却充满斗气。我总想到杨广半认真半调侃的话，“社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可是，“社会”又是谁呢？我们被人追打、呵斥，在盘山公路上以时速120公里的速度逃命....。。

只有我们几个同行人知道。当然，我们去调查前往往临时购买意外伤害险，狂奔逃命时总编也已从电话得知。但为了安全刊发稿件，这些现在说出来恐怕都没几个人相信的事，我们以沉默忍受伤害。这是一个基于最朴素的想法，记者的任务是刊发报道向公众呈现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多次沉默逃命的经历之后，我主动停止了向父母更新任何工作上的信息。我只是他们的好儿子就足够了。

2007年下半年，我又去了湖南。见到“杨广”时，他请客吃路边摊，两个人15块钱。隆回的爆料，已经被其他“猛料”替代了。我沿着从武汉延伸至广州的一条高速铁路线，秘密进行了相关问题的采访调查。这是一个涉及专业领域的调查，为了稳妥起见，我在“深喉”帮助下，采用了极端的证据保全方式，请官方认可的公证人员见证部分调查的细节。我认为铁证在手，万无一失了！

其实，我错了。当年的报道虽说震惊海内外，但被质疑的对象并没有将我和报社诉上法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应对方式。尚未进入新闻业时，我的师友们总教导说，监督公权力和资本是调查记者的天职。我坚信这是对的。但那时，我被公权和资本双重挤压，众师友虽有心相助，但往往也力不从心。我暂时失业了。

依靠朋友接济了几个月后，2007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我从北京西站踏上了南下广州的列车。蒙新闻界都熟知的“江老师”不弃，她将我收入麾下——是的，我那时心怀感恩，但觉得自己应该是一名战士。

在南方，我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工作。在新东家落脚后，“杨广”又时不时提醒我说，“老袁又打电话给我了。”“老袁？哦....。。隆回那个。”我又想起隆回，想起老袁，想起他曾经跟我说过农民的小孩被抢走的事。这都是老袁的一面之词，但我欠他一个承诺。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三】击鼓传花

翻开工作邮箱，2008年初“已发送”的邮件，在一封我跟相关领导的报题信中，我说，“接到了一个很有搞头的料”。我想起了老袁所说隆回县农民的小孩被抢的事。

那时候，我们似乎有做不完的选题。我的不少同事在业界堪称“猛将兄”，他们在中国各地漫游，潜伏调查然后悄悄离开。炸弹在各地引爆，引信却远在南方。我的记忆没有差错的话，我选题未通过的理由，是这是涉及计划生育的题材。计划生育是国策，不容置疑。

我说换个角度行不行啊，我们就调查小孩被抢，不说计划生育也不提计生部门。这样的坚持也是不行，据说此类题材亦有同事报题，但也不能触碰。那时，我在新单位还是见习期，不好再过多争取。

我给“杨广”说，选题通不过，没有办法了。我给老袁打了电话，希望老袁帮忙搜集相关素材。比如谁家的小孩被抢走了，被谁抢走，为什么要抢走？在电话里，我提出了一个架构，希望老袁在当地帮忙搜集原始素材。“上官记者，你真的不能来了吗？”老袁问。我很抱歉的说，“我暂时无能为力了。你先把素材整理好，我看哪个媒体能帮忙。”

我无能为力，中国的媒体不会全部无力吧。我如是想。老袁十分失望。从他的口中得知，我并不是他第一个找到的记者。在湖南，隆回农民小孩被抢的消息，就如击鼓传花游戏中的红花，从这位媒体人的手里，再传到那位媒体人的手里，我是第N个接花的人。

新闻民工如我，若为一个选题纠结太久，生活都是个问题。虽很无奈，这朵“猛料之花”，我必须传给下一个人。

布置好老袁搜集素材的任务后，我投入了其他选题的采访调查。一天，远在北京的师友周泽打来电话，辽宁铁岭市西丰县的警察到北京抓记者！就像饿猫遇到活鱼，我想立马扑上去生吞活剥了这个选题。

2008年1月7日，南方和北方三家媒体相互呼应，我和记者朋友们引爆了“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然而，没过多久便临近春节，那些丑闻和黑幕都被喜庆祥和掩盖。

2008年4月，在海南岛上，我正调查农民的十多万亩土地被以租代征的形式，出让给香港的财团建高尔夫球场的事件。一天午后，手机响铃，是老袁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电话中，老袁显得很开心。他说：“上官记者，有个北京的李记者，来调查我们的事情了。”我本能心里一紧，这“猛料之花”不是我转出去的，是被谁抢走了？

老袁把电话递给了我的同行。这是我至今尚未谋面的李兄，当时，他供职于北京一家新锐生猛的媒体。在电话里，我跟李兄说，“这个事，本来是我在做的……”，那时，我心情复杂，但也顿觉高兴，“既然调查了，你们就做吧。”

李兄显得仗义，说要不他等一等，我们相约在某个时间段同时发稿。在调查记者界，有个江湖规矩，已明知介入他人率先调查的“猛料”，往往都要稍作谦让。虽然各为其主，各家媒体都希望记者拿回独家题材，但“抢发”这种事情，是违背江湖道义的。有句话叫“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对于我们的“江湖”，是“铁打的记者，流水的报社”。

放下电话，心情五味杂陈。但我认同“新闻自由”的价值观，隆回的事必须揭露出来。平时很多国人如生活在梦中，呈现如斯事实能打破梦境，让我们认清前路，活得更加真实。

“猛料之花”既已传到李兄手中，我满怀期待，期盼他的调查报道早日出炉，引爆梦里的中国！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四】再见“杨广”

李兄接过这朵“猛料之花”，隆回县农民小孩被抢之事，我就决定静候佳音了。

在漫长的等待中，老袁不时给我打来电话：“能不能帮我问问，李记者发稿了没有啊？”我叮嘱老袁：“别着急。等候好消息吧。”

老袁没有等来好消息。虽未直接向李兄过问，但我从其他渠道得知，稿件已被束之高阁。隆回小孩被抢的事，在中国媒体的版面上，它确实从未发生。

那是2008年，极不平凡的一年。媒体同业们在神州大地奔忙，我们有干不完的活儿。我虽住在首都，但常态是“中国移动”，每个月只有几天时间“路过北京”。

说实话，我那时已经把老袁忘记了。更换了一部新手机后，我们彻底失去联系。记者这份工作总是让我不断接触陌生人，接触之后，更多的人将被忘记。

直到2008年底的一天，我打开工作邮箱，查看完爆料信准备清除垃圾邮件时，看到了一封已经发来数月的邮件。发件人是一个打印店的店名，邮件的标题写着：隆回报告。

这是什么垃圾信件？当我点开附件，记忆又涌上心头。“请求上级领导查处镇干部横行乡里制造假证，欺上压下，陷害农民的报告”。这封邮件来自老袁，内容是我以前叮嘱他搜集的，关于隆回县农民小孩被抢走的素材。

但此时，我却因种种原因离开了南方。到了2011年，感谢财新传媒，我来到了《新世纪》周刊杂志任记者。虽从业有年，我又重新归零。

今年3月，兄弟杨广又在网上召唤我。“兄弟，有个‘猛料’。”杨广说，湖南邵阳市邵东县有一名县人大代表，因为一场车祸，其代表资格被当地富商顶替。时值正是“两会”期间，竟有这么荒唐的事？

选题通过之后，我飞赴湖南。我又见到了兄弟杨广。他一如多年前憨厚、幽默，虽人生境遇已多有改变，但赤子之心仍存。多年未见，我给杨广带了两瓶上好辣椒酱。兄弟重逢，我们无话不谈。

调查完邵东县人大代表被"顶替"事件。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杨广忽然说道：“兄弟，你还记得隆回的事吗？”

“隆回什么事？”我问。

“隆回啊，就是邵阳下面的县，邵东也是邵阳管的县。”杨广说，“以前，我们不是调查过那里小孩被抢的事吗？”

“哦……”记忆重新勾起。我脑海中出现了隆回，农民的小孩被计生办干部抢走，老袁......

“我知道了。以前没法做啊。”我有点感伤。

“你不做，别人都做啦！”杨广说，前年美国的一个记者采访过此事，报道已经发表了。

“别人都写了，我还能做什么？以前都没法写啊。”

“你不想在《新世纪》周刊试试？”

杨广的话提醒了我。回到北京后，我找出了老袁多年前寄来的《隆回报告》。《隆回报告》如是称：

我们湖南省隆回县高平镇计划生育搞罚款经费承包，胡拥军、刘述德、周晓芳等领导人贪贿无厌，胆大妄为，抓计划生育以“钱”为中心，见钱眼开，做事心狠手辣，不顾百姓死活，不择手段，株连亲友，不分昼夜，派人围攻计育对象的房屋，非法抓走计育对象、儿童及亲、家属到镇计育办二楼（四周全都用铁栏杆封闭，是铁牢房）进行关押、拷打，实施法西斯手段，达到敲诈钱财的目的。

我地群众视计育办为土匪窝，计育干部是恶老虎。他们如此的做法如同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搞得民不聊生，鸡犬不宁。高平镇人民群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高平镇计划生育工作出现的问题不但多，而且情节非常严重。我们恳请上级领导体察民情，派人员来我地明查暗访，对那些违法分子严惩不贷。

在十余页的报告中，声声泣血、字字含悲。记者的职业素养，往往要求我要克制，要冷静；但再次看完《隆回报告》，虽常自称已炼就了铁石心肠，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落。

我决定报题。哪怕为了一己私利——我不想再被隆回的事折磨了。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五】进入高平

两个月前的一次选题会上，我报了隆回的选题。

很多同事都觉得这事骇人听闻，匪夷所思。“不太可能吧？”朋友们纷纷疑问。我跟大家解释，这是真的。我跟踪这一事件已经多年，一开始想象力也不够用。

主管副主编张进老师说，“别说有那么多小孩，就是只有一个，我们也要去做。”

我再次飞赴湖南。跟杨广会合后，我们从长沙赶赴高平。

（一）见到老袁

一路上，老袁不时打电话或发来短信，该走哪条路，从哪儿到哪儿……“杨广”被老袁的电话和短信搞得极不耐烦。

“他们等太久了。”我能感受到，老袁得知我们准备进入高平的消息后，急切的心情。

从2007年第一次通电话开始，老袁等了我四年。四年前，我埋下心结，欠帮我搜集素材的老袁一个承诺。

这是坐落在大山深处的小镇，路面随着地形高低而起伏。以高平商场为中心，少得可怜的几条街道向四周展开。路边的饭店，卖的美食，基本上除了米粉，还是米粉。

那天，高平下着小雨。我们的车停稳后，一个中年男子将头探近了汽车。“是上官记者吧？”没错，站在车外那位脚穿雨鞋，手拿雨伞的人就是老袁。这是位中等个头的湖南人，看上去显得憨厚老实。

“我是上官。”老袁听到我的回答后，顿时喜笑颜开，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我把帽檐往上顶了顶，和他相视而笑。时间仿佛就此凝固，几分钟内，我们没有人再说一句话。

老袁指了指挎包。“材料我都带来了。我不会上网，以前不知道怎么发给你。”

“我们先找个旅馆住下，然后再好好谈。”我说。

“好。好。先住下。”当我们启动汽车，准备找地方落脚时，老袁，还有其他四五个人尾随。

这是怎么回事？”我叫“杨广”将车停下，“老袁，怎么回事？别跟着我们，等下再联系啊。”

“这都是小孩被抢走的家长。”老袁说。

“先别跟着我们啊。这么多人……”我颇为不快地跟老袁说，“都等了四年，你们就不能再等等吗？”

“上官记者……是的，四年啦。”老袁表情复杂，我难以揣度他此刻的心情。但我的不快，是出于害怕秘密采访被人知晓的担心。遭遇种种阻挠，乃至采访无法继续，这是中国做调查报道的记者们常有的遭遇。

四年呐！老袁跟我解释说，这些家长是怕等下就找不到记者了。这么些年来，好几拨媒体来了又走，家长们每次都饱含期盼，希望他们的遭遇被曝光，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

可是，希望总是落空。

听了老袁的解释，我顿觉羞愧难当。但为了低调行事考虑，我还是叫他们不要跟随，“等下我打电话联系，你们再过来。”

只有几条小街道的高平镇，因亦曾叫做“高坪”，街上商铺的各种铭牌，有“高平”也有“高坪”，让人觉得光影错乱，时光倒流。多年前，家长们曾从劳作的水田或遥远的异乡狂奔至此，寻找他们的子女，但每次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们是怕我和“杨广”又像他人，一去不返吧。

(二) 骨肉分离

进入高平的第二天，我们第一个找到的是曾又东。汽车在山路上颠簸盘旋，到达高凤村，在一片农田边上，曾又东的家出现在眼前。

那时，下着瓢泼大雨。招呼我们进屋后，曾又东显得有些拘谨。他告诉我说，这是他的新屋子。两层红砖小楼。原来的房屋，因“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高平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拆掉了房顶，已经弃用多年。

为了要一名儿子，曾又东夫妇共生育了5名子女。其中，一名女儿在2002年5月被计生办人员强行抱走。那是曾又东夫妇的第三胎孩子，双胞胎女儿中的老大。彼时，曾又东妻子的胞兄袁国雄夫妇，帮曾抚养这名尚未取名的女婴。

在重庆打工的曾又东夫妇，得知女儿被抢走时，已经是近半年后的事儿了。2003年，因母亲逝世，回家奔丧的曾又东夫妇，才获知女儿被抢走的消息。丧母又失女，可谓祸不单行！

此前，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人父母者，自己的亲生骨肉被他人抢走，为何不据理力争？！这个理，就是最原始最朴素的人伦；而争，至少在我看来，哪怕面对的是手执权柄之人，也不能放弃。

曾又东告诉我说，女儿是在内兄袁国雄家被抢走的。兄嫂二人也曾跟计生部门抗争，但两位羸弱小民争不过强悍的计生办人员——邵阳素以民风彪悍闻名，看来更彪悍者，还是官府！

我多次反复向曾又东求证：是否女儿乃自愿送到福利院，如今后悔了？是否女儿非自己亲生？曾只是无奈地笑：不是亲生的女儿，干嘛那么辛苦地找她？绝对没有自愿送去福利院，是他们抢走的！

我的发问显得简单甚至傻气，但这些答案必须从曾又东口中说出。一个朴素而腼腆的农民，如果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被人抢去，谁有这闲功夫向记者撒谎呢？

如斯小村都是熟人社会，谁家有人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是在乡邻注视下的。我采访高凤村的其他村民，旁证了曾又东的叙述内容。

听说当年给双胞胎接生的接生婆仍健在，我们决定冒雨寻访。那是在另一个名叫上黄村的村子。为了躲避计生干部的搜查，已身怀第三胎的曾又东妻子从高凤村藏到了父亲家的一片小竹林中，夫妇俩搭棚而居。

给曾又东妻子接生的人叫李桂华。穿过雨幕，我们找到了李家。老人正在屋檐下洗花生。年轻时，她曾在隆回县的卫校学习，几十年来，都是上黄村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

李桂华说，那是她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接生，因为这是一对双胞胎女孩，一个先出的头，第二个是脚先出来。接生的地方，就是曾又东岳父家的那片竹林。

今年十多岁的双胞胎妹妹名叫曾双洁，已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对于姐姐，她没有任何印象，“我爸爸说姐姐被人抢走了，在美国……”

人各天涯，骨肉分离。十年来，父母思念女儿，妹妹思念姐姐。他们无能为力。

（三）男儿含泪

一天傍晚，老袁敲开了我入住的房间。一个瘦高的男子一同走了进来，上身穿着一件红色夹克。

“他就是杨理兵。亲生的女儿也被抢走了。”老袁介绍说。

我跟杨理兵握手，“谢谢你赶回来。”“要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们的事。”杨理兵说，得知我已在高平采访后，他从广州坐火车赶到湖南新化，再从新化坐汽车赶回高平。

房间狭小。杨理兵坐在床沿，向我讲述他女儿被抢的经历。实际上，他并没有见证女儿被抢的过程。

“谁要抢我孩子，我就跟谁拼命。”我看着杨理兵说。

他或是听出我话的意思，无奈地说：“是我老子带的啊，那时候我和老婆还在深圳。”

当从父亲口中，知道女儿被计生部门抢走的消息后，杨理兵赶忙从深圳赶回。在与计生办等部门讨要说法的过程中，杨理兵挨了顿打。

“后来，我去福利院找。他们不让我进去，说我拿什么证明女儿就在里边。”说着说着，杨顿时哽咽，“我就差没给他们下跪了……”

“我们每年都在找，后来我老婆都走了。”泪水在杨理兵眼眶中打转。

房间里，没有人再说一句话。我依靠在墙角。“杨广”坐在床头。老袁站着。

杨理兵忽然站起身，“上官记者，我好久没有回来了，我先去我老表家看看，明天我们再谈。”

我将杨理兵和老袁送出房间。杨理兵躬身向我握手道别的那一刻，我看见了他的眼泪。

是痛苦？是折磨？这位“妻离女散”的男子，我是第一次与他相遇。我暂时无法做出判断。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一面之词。

杨理兵和老袁离去之后，也已是晚间。我决定改日再对其遭遇进行全面采访调查。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六】隆回天泪

天蒙蒙亮时，我已准备就绪。找到杨理兵后，我们驱车前往他的家。

在路上颠簸了几十分钟，汽车爬上了一座山，行至山脚处，又是另一座高山。在一个下山路口处，我们停下。车不能再走了，没法开。

因下雨多日，道路湿软。约两米宽的绕山乡间小道，一侧便是深崖。我们决定徒步前往杨家。

在路上，杨理兵说，这一溜群山，是雪峰山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雪峰山啊！”我惊叹。1945年4月9日，为了保卫芷江空军基地，中国军人与侵华日寇浴血奋战，最后以中国军人获胜告终。

这场英勇不屈保家卫国的战役，就发生在蔓延几百里的雪峰山。当年的战事，聚落而居的人们至今口口相传。

（一）

步行十多分钟后，我们远远看见山脚下站着一老一小两个人。小儿欢欣雀跃，不停地叫：“爸爸！爸爸！”

“那是我老子和儿子。”杨理兵说。

杨理兵家在山脚一块稍显平坦的土地上，一所典型的砖木结构湖南民居。家徒四壁，厨房的灶台上方，挂着一个竹篮。四五块腊肉吊着，被烟熏得油光发亮。

几只鸡在院子里咯咯地叫，走来走去。征得杨理兵等人的同意后，我架起三脚架装好录影设备，打开了录音笔。

由于跟踪此事经年，加之受美国著名纪录片导演迈克·摩尔的影响，我决定将此次采访调查的过程记录下来，希望以后剪辑成纪录片。

杨理兵坐在屋檐下，我坐在他对面。杨理兵的父亲杨亲政站在一旁，这位曾将自己青葱岁月贡献给军队的退伍兵，年轻时立志保家卫国，年迈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抢走自己的孙女。

此刻，就让时间停滞，时光倒流。我们一同回到了2005年4月29日。

“他们大概……近十个人吧。来势汹汹的。”杨亲政说，“计生办的干部又来抓小孩了。”杨玲的奶奶便抱着孙女躲了起来……

相关抢走杨玲的过程，读者诸君或已从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的《邵氏“弃儿”》略知一二；而杨玲如何变成“弃婴”，财新网也以专文《调查证据展示：杨玲是如何变成“弃婴”的？》简要说明。

在高平停留多天后，我决定暂时离开。在隆回县和邵阳市，我还有繁重的采访调查任务。

准备离去时，杨理兵忽然匆匆赶来。他说，希望将此前跟我们的一张合影图片拷给他。“我要做个纪念。”杨理兵说。

拿出相机储存卡后，我们找到了高平镇一家照相馆。照相馆的老板娘见到杨理兵，第一句话便是：“你女儿找到了吗？”

这个人怎么知道杨理兵女儿的事情？我很是好奇。原来，杨理兵夫妇抱着女儿杨玲的全家福，就是在这家照相馆拍的。这是采访调查过程中，我意外得到的细节。

（二）

与杨理兵握手道别，我们驱车离开高平。

在路过司门前镇时，我看到了“魏源故居由此进”的巨大招牌。要不要进去看看？“以后有时间再说吧。”我示意司机继续前行。一百多年前，魏源与林则徐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曾倡导中国“开眼看世界”；先贤已逝，魏源若地下有知，故乡发生此等事件，不知该作何感想。

到达隆回县城后，我们又前去邵阳市。这期间的采访调查，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邵阳市社会福利院院长的表情。

对我这位不速之客，院长是个礼貌的人。但近乎颤抖的言语，我听懂了他的为难。

多年来，除了杨理兵等家长外，是否还有更多的人，遭受内心煎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否也有人扪心自问？

几天来，在隆回采访调查核实的过程中，我列出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据：

魏海龙，合兴村魏太喜养子。

袁红，太石村袁名友养女。

袁庆龄，西山洞村袁朝荣带养。

婴儿X（未取名，下同），毛坪村袁新权与孙歌“未婚先育”（暂未登记结婚）之女。

婴儿X，毛坪村袁明三之女，第一胎亲生。

杨玲，杨理兵、曹志美夫妇头胎女婴，依农村风俗办过酒席，生育时尚未领取结婚证件。

婴儿X，凤形村袁精南之女，第三胎。

婴儿X，回小村袁家石自称捡拾来的弃婴，未办理收养手续。

婴儿X，金凤山村周英喜收养女婴，未办理收养手续。

李艳，合兴村李谟华养女，已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婴儿X，高凤村曾又东夫妇双胞胎女儿之姐姐，亲生，第三胎。

婴儿X，茶山村袁朝辉夫妇亲生女儿，第二胎。

周娟，黄新村周英河与唐海梅之女，当时尚未办理结婚手续。

……

之所以说“不完全”，是我想暂时先呈现部分事实。而除了邵氏“弃儿”，还会有其他X氏“弃儿”。

采访调查期间，隆回一直阴雨。

是雨，又何尝不是杨理兵等家长们的泪呢。

（三）

在邵阳的一间宾馆，我开始了稿件的写作。

4月份某天，最新一期出刊的杂志截稿期临近。我在网络上跟法治组编辑秦旭东交流。我跟旭东说，这个事情骇人听闻，以前我知道得很少，“能不能把稿件作为‘特别报道’刊发呢？”旭东说，先把稿件写出来，其他先别考虑。

当天晚上，我跟主管副主编张进老师说：这次调查，事情太震撼人心了。我把写了一半的初稿传给他。

张进看了后说：“先不着急，你好好写，适时安排发封面报道。”

从邵阳至长沙补充采访后，我返回北京。这是最为反常的一次写稿经历。在往常新闻稿件的写作中，我要求自己要以朴实客观冷静的语言叙述故事，但这一次，我破戒了。我将计生办的行为称之为“抢”——光天化日之下，强行夺去抱走他人的子女，不是抢是什么？

而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如“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四处逃避”一句，我的原文系“每当计生干部下乡入户核查，乡民们便如遇匪寇而四处逃避”。

稿件写作完毕之后，为了确保笔下所言皆有出处及证据，我们的法律顾问萧瀚先生对稿件进行了法律视角的审查核实。

其他一切工作完成以后，5月8日母亲节，我们将稿件公开发表。这就是读者诸君于当天在财新网看到的，“骨肉离散不应被尘封”——《邵氏“弃儿”》。

【邵氏“弃儿”记者手记之七】感谢“玛丽”

【财新网】（记者 上官敫铭）在本文收尾的时候，我想留一些笔墨给我的异国的朋友“玛丽”——尽管我并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她到底身在何方。但如果没有她，我的调查采访将止步于邵阳市社会福利院，而不是如现在跨越海洋，将故事延伸至美国与荷兰等国。

在“邵氏‘弃儿’”发表前，就早有香港、美国洛杉矶及荷兰等国家及地区的三家媒体，就相关部分细节进行过报道。

具体细节不详，我能判断的是，大约在2006年，精通中英双语的“玛丽”应该参与过此事。此次赴隆回调查，在一户采访对象的家里，我抄下了一个电子邮箱的地址。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电子邮箱的使用者是谁。但那位家长告诉我说，她是一个好人，“她帮助过我们”。

我与“玛丽”的相识并成为朋友，是从一封电子邮件开始的——

“尊敬的女士：

您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上官敫铭。目前供职于财新传媒。

此次跟您联系，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

期待能得到您的回复。

拜托并感谢！

祝好！”

我谨慎措辞，期待能得到回复。

一周后，我终于得到了“玛丽”的回复。“玛丽”问我，报道的主题是什么？如果这是高平镇抢婴事件旧话重提，“那就免谈了”。

看完邮件，就如同被泼了一头冷水。

我恳求“玛丽”，我是在写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悲惨的故事。

“玛丽”已经坚定不再提隆回高平的旧事了。中国大地上的苦难，跟远在美国的她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能理解的。

数封邮件往来之后，“玛丽”的决绝令我心灰意冷。

我回了信，我说，“我写的故事，以后会完整发表出来。您可以看到。”“您有自己的想法，我理解并不再为难。”“我从2007年开始认识这些家长，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想去了解他们的故事，也是为求心安。无他。”

我不知道哪些措辞冒犯了“玛丽”，她立即回复称，“并不是顾虑的问题，而是要看你要写的报道是否有分量，是否需要我的帮助！”

我被这封回复信激怒。我此前毕恭毕敬希望得到帮助，怎么会来句“是否需要我的帮助”？而那句“你要写的报道是否有分量”，当时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在报道发表前，提前对我进行羞辱。

数封邮件恳求、解释而一无所获后，我决定放弃。放弃前，我给“玛丽”写了一封信。我想，这是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了吧。

我说：“我会通过我的渠道和努力，帮杨理兵等人。任何事都不可能一下子就立竿见影，只要去努力，点滴改变也会进步。”

十多分钟后，我竟收到了“玛丽”的回信。“玛丽”说，是我这一句话，触动了她——“任何事都不可能一下子就立竿见影，只要去努力，点滴改变也会进步。”

其后，在近百封邮件往来和多个越洋电话中，“玛丽”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邵氏“弃儿”甚至X氏“弃儿”们在海外的命运，由此也逐渐显现。

这么多年来，有多少母亲思念女儿？有多少妹妹想念姐姐？有多少中国的父母，在苦苦寻找着他们早就变换了国籍的亲生骨肉？

我不敢再往下追问。心疼。我只是一个故事的观察者和记录者。那些参与者、当事人，纵能妙笔生花，笔下所言也不及他们苦痛之万一吧。

而远在美国的“玛丽”，在尽己所能减少他们的苦痛。一如在此过程中给我帮助和支持的那些兄弟和朋友，他们所作所为，亦是同一个目标。

他们一无所图。“让更多的人得到幸福而不是伤害”，这是“玛丽”认同的话，也是我的兄弟和朋友们所认同的。我要感谢他们。

我也要感谢，远在荷兰的“詹妮弗”。谢谢你给我的帮助。

我特别要感谢你，远在美国的“玛丽”。我知道你会看见我这篇手记。我们的目标一致，让我们记住这片土地的苦难，希望伤痛弥合，希望悲剧不再重复发生。

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们一起努力。

“玛丽”，谢谢你！（完）

黑白分明的新闻——《邵氏“弃儿”》编辑札记

以往，封面报道经常会配评论，但这次，不需要。因为这个新闻，是黑白分明的。因为读者会比我们敏锐和深刻

【财新网】(记者 张进)

(一)

我的儿子今年15岁。在成长的过程中，被丢掉好几次。尽管很快就找到，但那短短的时间里，我的惊恐、狂乱和崩溃感，现在想起来还是头皮发麻。

第一次大约是儿子三四岁时，地点是离家不远的柳荫公园。夏天的傍晚，游人很多，一眼没看牢，不见了。我在公园里无方向地奔跑，呼唤儿子的名字。估计在其他游人眼里，我当时和疯子无异。后来听人说，公园南门有个小孩。我飞快跑去，一眼看到儿子若无其事地坐在门口的长椅上。

还有一次，是去地坛游泳馆接儿子回家。人挤人，我走得太快，一回头，儿子没跟上。我赶紧返回，里里外外寻找，直到人走光，空荡荡的游泳馆门前，只剩下我一人。门卫建议我报警。我刚拿出手机，家里来电话说，儿子自己找回家去了。

最惊险的一次，是一个夏日的夜晚，在厦门的一个广场上。我和老婆坐在草坪上休息，儿子去追一个气球吊篮。一转眼，儿子消失了。广场很大，我从这头跑到那头，呼喊的声音都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不知道奔跑了多久，自己都绝望了。终于，在广场的最外缘，看到儿子正对着车水马龙的大街发呆。我冲上去一把抱住，儿子也大哭。当时非常非常后怕，因为如果儿子过了马路，恐怕真的找不回来了。

最后一次，是在上海的豫园。也是人太多，一步没看紧，不见了。不过这次不太怕，因为他已经上了小学。我找了一会没找着，就去广播站求助。随后听到大喇叭响起：“北京来的某某某小朋友，请到公园大门口，你的家人在那里等你。”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就看到儿子不慌不忙地过来了。

曾经有一次，我吓唬我儿子别乱跑，不然就会丢掉。他似懂非懂地对我说：“爸爸，我知道总有一天我是会丢掉的。”听他这一说，我心一酸，好像他真的马上就要丢掉似的，赶忙把儿子紧紧抱住。

不过到现在，我已经不再担心。儿子1米76，70公斤，已是大人。有一次，我很满足地对他胸脯猛击一掌，说：“现在你这样子，再也不会被人拐走，只会去拐人了。”

(二)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天涯社区”上，看到一个帖子，标题是“宝贝回家”。

这个帖子，写的是幼儿被人贩子拐卖、骨肉离散的惨剧。我做新闻多年，接触了太多的坏事，自以为已是职业性的铁石心肠。但这个帖子让我愤怒。当时，小组讨论选题时，我建议写一个拐卖儿童的报道。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这个题目没有能够做下来。

(三)

两个月前的一天，小组选题会上，记者上官敫铭报了湖南隆回县高平镇计生部门抢小孩、送到福利院、再卖到国外的线索。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不相信。我反复问：“这个线索可靠吗？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

实在是骇人听闻。别的暂且不说，它侵犯的是人世间最不能割弃的亲情伦理啊。

几乎不需要进行任何新闻价值判断，也会知道，这样的新闻如果是真实，是绝不能放过的。

于是上官敫铭潜入当地，进行了地毯搜索式的采访。他遍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堪称铁证。

在请编辑部律师对所有的证据进行审查后，我们决定发出这篇报道。

(四)

我们是以最大的克制，来编辑这篇稿件的。

以往，我们的封面报道，往往是一个报道组合。经常会配一个评论，以表达我们对这个题目的立场和态度。

但这次，不需要。因为这个新闻，是黑白分明的。再说任何话，都是多余。因为读者会比我们敏锐和深刻。

我们只想让事实呈现，因此选择了客观、冷峻、精确、留有余地的叙述方式。

标题，最初是“被没收的孩子”。在编辑过程中，注意到原稿中的一段话：“依照惯例，这些婴幼儿入院的时间成为了他们的生日，姓氏则都统一改成了‘邵’，邵阳的邵。”——于是，一个新的标题产生了——《邵氏“弃儿”》。

古时，几个侠士的牺牲，成就了一个孤儿的成长和复仇，“赵氏孤儿”的故事流传至今。文明发展到今天，却是公权力阴影下的“邵氏‘弃儿’”。何其讽刺。

(五)

今天看到新闻，“湖南邵阳调查强送婴幼儿进福利院事件”。

文中称，“湖南省邵阳市委、市政府及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市县纪委、监察局牵头，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报道中所提及的有关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目前，调查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希望看到调查和处理的结果。

并且，我们会尽我们所能，把我们掌握的证据，予以公开，为湖南邵阳的调查提供帮助。

【编辑絮语】母亲的绝望

王晓冰

读到本期封面文章“邵氏‘弃儿’”的最后一段，我哭了。我也是母亲，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终于得知孩子的下落，却无法相见相认的那种绝望，我能体会。

财新《新世纪》记者上官敫铭从2007年就跟进此事，其间辗转多家媒体，一直无法将报道公开发表，因为据说这是一个不能碰的题材。这成了他心里的一个结。孩子被抢走后，杨理兵和曹志美夫妇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后来终于在一个网友那里看到了女儿杨玲在美国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身着旗袍，笑得甜美可爱。曹志美当场崩溃，痛哭不止。之后，曹志美和杨理兵老吵架，闹着要丈夫把女儿领回来。可杨理兵只是隆回山里的农民，无力也无法去设想如何去遥远的美国将女儿要回来。2009年底，曹志美不辞而别。

即使杨理兵更有文化或者更有钱，他也很难实现领回杨玲的愿望。按照美国的法律，只要手续齐全，领养者就是孩子的监护人，其他人——即使亲生父母亦无权带走孩子。

将女儿从母亲身边夺走的始作俑者是隆回县计生办，他们的理由在中国至高无上——“超生”。尽管杨玲被抢走时实际上是杨理兵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当时惟一的孩子，只因跟爷爷奶奶生活而被“误超生”。

在一些地方，计生办的肆意妄为多有耳闻，他们对待“超生”的手段，经常简单粗暴，甚而拆家毁院，抢猪抢人，俨然已成为一个超乎世俗法律之上的机构。一个朋友曾亲闻一个母亲因孩子被当场淹死而精神失常。

就是这样的权力，将母亲推向了绝望。

2007年，在《中国经济时报》，庞皎明发表《“假粉煤灰”危及中国首条高铁安全 ——来自武广铁路的调查报告》，不久他在博客中贴出了“公告”——博主遭遇死亡威胁。王克勤随后在博客中声援他，称他为“中国经济时报目前最出色的调查性记者”。但是很快，因为此报道，庞皎明被有关部门打击，不得不改名离开。在《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他改名叫上官皎明。后来到了财新《新世纪周刊》他改名叫正道。

庞皎明的调查记者生涯有种“改名易姓，行走江湖”之感，他曾经说“不抗争者，不配得自由”。就在论坛举办的周一，他办理了离职手续，宣布正式离开财新传媒。

展江评论庞皎明，称他有股“诗人的忧郁”。在庞皎明自己看来，他自由了，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否是就是调查记者的命运？听庞皎明怎么说……

主讲人：庞皎明 （前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

我2013年12月16日刚离开财新（注：财新传媒，旗下有《新世纪周刊》、财新网、《改革》等产品），我现在和财新没有关系了，所以我讲话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因为没有太多的顾忌。

我离开财新可能或多或少也是跟报道《邵氏弃儿》有关系。所以我从微观的层面讲一讲，我对媒体的观察和自身的故事。

2007年，我在《中国经济时报》做记者的时候的时候接触“邵氏弃儿”。的爆料，但不能发表出来。当时我的名字是庞皎明，是我的本名。后来我因为批评性报道不得不离开《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上官皎明，还在一直关注“邵氏弃儿”，但也因为环境的原因没能报出来。

我在南都待了三年，之后去了财新。当时财新刚从《财经》杂志独立出来进行创业。“邵氏弃儿”的稿子终于得以发表。这篇稿子对于财新而言，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是最好的一篇，没有之一。胡舒立（注：财新传媒总编辑）私底下也给了我一笔钱作为奖励。

但是，这这篇报道给我本人并没有带来好的影响，它给我带来有很大的打击，以及各种各样的压力。2011年5月9日，报道发表后，我马上被有关部门盯上了

他们发现原来上官皎明就是庞皎明。大概4个月后，我被有关部门勒令开除。我的一位朋友把这个消息隐讳地发在了微博上。很多人问我怎么会被开除了？但是我不好说明。

当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种很卑劣的手段，我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电脑都被入侵。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时财新发表了一份声明称有记者邮箱被入侵，其实是我的邮箱被入侵了。

是财新用比较智慧的方式让我换了一个名字。，我跟胡舒立说我想换一个谁都想不起来的名字，。我当时起的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笔名叫“黄依梦”，胡舒立看了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依靠梦想，我们是理想主义者，姓黄是指“黄粱一梦”的意思。胡舒立感觉很悲凉，不让我起这个名字。讨论了之后，她认为“郑道”这个名字很大气，寓意“人间正道”，所以就用了“郑道”这个名字。

变成“郑道”的我又开始投入一线的采访，但是因为我做了几期封面报道，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影响，我又被有关部门发现了，

说不是让开除了这个人吗，怎么又出现了？

胡舒立比较巧妙，回应有关部门说，你们以为开除庞皎明那么容易？如果开除的话，万一他忍不住说出来，那可能是一个国际事件。因为我有国外的媒体朋友。所以当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事内部解决了。

之后因为环境的因素，我被彻底停职。不过还好，我专心学了一年英文，把英文水平提高了很多。到今年四月份，形势有所好转，我可以出来活动了，就开始全国各地的跑，做了不少选题，也写了很多稿子。

但是今年8月份抚顺大水，我去采访，因为报道的死亡人数与官方口径不一，有关方面注意到我，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说怎么这个人又出现了？ 这一次周刊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采取了一种很巧妙的方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报道，说“郑道”其实并不是“上官皎明”也不是“庞皎明”，正道是法制组的集体笔名。

当然这很智慧，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不爽，因为我辛辛苦苦的把“郑道”的名气做出来，现在又归零了，我觉得环境非常不好。

当然，我离职也是因为对时局比较悲观。我现在自由了，没有东家也没有职业，所以我现在说话可以不负责任。

互动嘉宾：肖世峰 （《潇湘晨报》深度调查部主任）

肖世锋：网易邀请我参加论坛担任互动嘉宾。看到题目，我就认为我最合适的是“邵氏弃儿”的互动嘉宾，这是有一些渊源。第一，庞皎明和我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工作过，我们都跟王老师（注：王克勤，曾是《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是亦师亦兄友的关系。第二，他报道的“邵氏弃儿”事发地距离我的家乡11公里。第三，“邵氏弃儿”的主稿发出以后的后续追踪报道不是庞老师做的，是他的同事赵何鹃做的。赵何鹃在河南采访期间本人承担了她的主要通讯员的工作，是财新的驻河南工作站负责人。我也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邵氏弃儿”的一些情况，你说的这个事件其实并不是在乡镇里面单独存在，在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存在。

庞皎明：全国各地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现象。

肖世锋：如皎明所说，这几年，我们做深度报道，空间越来越小，。我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接到领导传来的指令，要求某个记者近期最好不要出去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部门转来的，，不知道皎明现在离开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庞皎明：其实我离开是一种开心的离开，并不是很悲观的离开，而且我觉得离开是因为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我们去探索也好，斗争也好，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方式，可能一条路走不通，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尝试。我并不是离开新闻界，我记得我当年也是受深度报道（鼓舞），比如陕西的黄碟案。深度报道在2003年开始蓬勃发展，我也在2003年开始写书，明年就出版了。我是把当年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梳理。好比说上午的时候前面嘉宾也讲到，孙志刚案件中，虽然当年南都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但其实是整体的合力的结果。包括有很多高官和内参的文本，是一个合力的结果，并不是一个个案。但是南都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家都记住了这根稻草，这是值得大家肯定的。

邵氏“弃儿”后续

2011年06月17日 14:05 财新记者 赵五洲 黄蒂 实习记者 张柏源

财新记者上官敫铭、赵何娟讲述邵氏“弃儿”报道发表后，相关事件最新进展

财新记者上官敫铭、赵何娟讲述邵氏“弃儿”报道发表后，相关事件最新进展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看《影音纪事》。令世人震惊的邵氏“弃儿”事件曝光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那么，如今受害家庭情况如何？违法者是否被绳之以法？如何从根本上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今天请来了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上官敫铭、赵何娟，听他们谈谈事件当事人最新的一些情况。

2011年5月9日，财新《新世纪》周刊推出封面报道《邵氏“弃儿”》。文中指出，2000年以来，邵阳市隆回县高平镇的计生办工作人员，多次非法抢走所谓“超生”的婴儿，甚至将有些婴儿卖到国外。此事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之后，中央高层、湖南省领导相继作出批示，要求严查。时至今日，被抢婴儿家属处境如何？他们又有何要求？

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上官敫铭：接受我采访的家庭，他们现在至少有七家，我已经核实了，他们的小朋友都在美国。其实他们的诉求并不是说把孩子要回来，他们现在也很理性。就好比说杨理兵，他之前的维权，或者说之前寻找女儿确实是想把女儿带回到自己身边。因为他想说他女儿并不是他想抛弃的，他是杨玲的父亲，而且他也有能力把杨玲抚养长大成人。但是后来他知道杨玲在美国之后，他可能思想上有一些转变。

杨理兵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觉得杨玲在美国的话，可能不管是生活还是教育、成长方面肯定是比在我这边好，这是他承认的。但是他又想亲口对杨玲说，爸爸没有把你抛弃，当时你是被计生办强行抱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你，就是说爸爸妈妈一直在寻找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你去了美国，他就想亲口告诉杨玲这个事实。

此事被曝光后，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先后对此事作出批示，要求彻查，并要求妥善处理。一个月之后，情况如何呢？

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上官敫铭：他们确实查了，但是他们查的方式很奇怪。就等于说，前两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动用了隆回县的很多公职人员，就是很多被抢走小孩子的亲戚，回去做他们的工作。就说，你们不要闹了，这个事情已经引起很大的震动，而且事实已经这样子了，你们再这么做的话，可能会对政府的形象不好，或者你也得不到什么好的结果之类的，就等于说高层和基层的做法相互背离。

就拿杨理兵来说，他说他这段时间以来都会有人在监视着他。而且会有人从不同的渠道里面向他释放信息就是说，杨理兵你不要接受采访了，不要这么老寻找你女儿了。就等于说让他们放弃这种维权的出路，或者说放弃他们的权利，承认既成的事实。现在至少是隆回方面有这样的做法和意图。

经查，报道中的七个家庭的孩子，现都被美国家庭所收养，让这些善良的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他们是怀着一颗慈善之心，通过合法的程序收养的孩子，一夜间却成了非法行为的牺牲品。

财新《新世纪》周刊记者上官敫铭：因为他们其实也是受害者，然后反思方面，这个涉外收养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出现在程序的哪一块，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小孩子的来历是不明的。就等于很多中国的小朋友，美国家庭那边收养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是中国的小朋友是怎么到福利院的，就是在福利院之前他们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和经历，之前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来历不明的。好比有可能是人贩子送去的，或者是计生部门送去的，或者是福利院相关人员到街上捡来的，种种情况都有。也就是涉外收养这一块，小朋友档案的建制，或者是他们来历这块，是需要下功夫或者是需要严格的审核程序的。

事件发生后，负责调查此事的职责落在了邵阳市纪委和隆回县纪委，他们成立了调查组，负责调查此事。

财新《新世纪》周刊高级记者赵何娟：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我们看到，更多还是说当地的地方政府是想尽量地把这个事情压过去。就是想让这个事情尽快地平静掉，不要再掀起更大的风波。基本上是看不到当地政府有帮家庭更加正面地去寻找他们的孩子，去了解这个孩子到底流向哪里，能不能跟海外收养机构协调，怎么让想找回孩子的父母亲能够尽快联系到他们的孩子，或者收养他们孩子的家庭。这块的努力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

虽然这一令人瞠目的事情曝光已经一个多月，但除了有一名当时抢婴的计生干部被双规之外，其他人员至今没有受到任何处理。

财新《新世纪》周刊高级记者赵何娟：可能就是当时参与到抢婴这个过程的一个计生办的干部，还不是计生办的负责人，是计生办的一个普通的干部，有双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负责当地高平镇的计生的主管的镇长、书记，这个人还没有受到处理，隆回县的领导暂时也没有受到问责和处理。具体的计生主管部门其他的领导也没有受到处理.应该说领导层面还是挺重视的，但是具体到问责层面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结果。

这个事件一直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大家都在等待有个让人满意的处理结果，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焦急等待处理结果的孩子家长们仍然心急如焚，他们的希望至今依然渺茫。

财新《新世纪》周刊高级记者赵何娟：很多家长都说，不管怎么样，哪怕是不能把孩子要回来，也要尽快能够联系到孩子。比如说每年能够有一次正常的交往，能够让我知道我的孩子是在哪里上学，我的孩子健康状况是否良好。我觉得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的、也很普通的做父母的这样的心情。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不管是社会舆论也好，当地政府也好，就是尽量地能够帮助和推动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和很多关注这个事情的人的愿望。

这起事件除了引发媒体及全社会的关注外，还引发了全社会更为深层次的思考与讨论。

财新《新世纪》周刊高级记者赵何娟：就是不管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也好，还是从现有的法律出发框架看也好，我家里的孩子不管是我亲生的还是我领养的，或者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我超生的，外人都没有权力把他强行地抱走。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事实上这些孩子并不是被遗弃的，他有人收养，或者甚至是他的亲生父母都在。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不管是从法律还是从道德伦理上来说都是不合常理的。

主持人：抢婴、卖婴属于公安机关重点打击的恶性犯罪案件。然而，作为基层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作为人民的公仆，却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堂而皇之地采用如此灭绝人性的手段，严重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这不得不说是我们社会的一种悲哀。作为地方政府，在处理这类事件时，是遮遮掩掩、一错再错、给本已造成巨大伤害的百姓造成新的伤害？还是彻底反思，引以为戒并认真速查，真正还老百姓一个公道？这考验着执政者的勇气与智慧，也体现出对法律的尊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我们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邵阳境内又发生一起计生暴力事件：一名怀抱女婴的妇女被计生办工作人员殴打，并被弃之山野。这件事情也充分说明，文明执法仅靠劝谕和自觉很难收到实效。只有严肃法纪、真正彻查并惩办违法者，才能以儆效尤，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悲剧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