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如何拒绝“社畜”的命运，成为真正的人

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很多公司经营困难，于是逼迫员工主动辞职。业绩差、不肯无薪超时加班、不被上司喜欢的员工都是被迫辞职的对象，因此员工们选择逆来顺受以免给上司留下不好印象。与此同时，因为基本工资增速放缓，在按规定发放加班费的公司，很多人只能通过工作时间少做事，故意加班来获得加班费以平衡物价上涨的开销。

在各类因素的影响之下，日本上班族中很多人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并进行超长时间的工作，被公司当作牲畜一样对待，从而获名“社畜”。而这样一种“社畜文化”，近来在国内也开始流行起来。

近日，由社畜保健所筹办的“社畜博物馆”系列活动之脱畜讲座“拒做社畜，努力成人” 中，天津工业大学副教授王行坤跟大家探讨了“社畜”问题的前世、今生及未来。本文整理自王行坤老师的现场演讲。

作者 | 王行坤

编辑 | Targaryen

录音整理 | 小武

美编 | 太子豹

版式编辑 | 侯丽

在我们看来，工作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睡觉就是在工作，工作占据了我们人生起码1/3的时间。以前可能是1/3，因为以前说的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八小时睡眠，但现在工作肯定远远不止占到1/3的时间了。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工作背后的道理是什么？我们面对工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以及将来如果我们要改造工作，把工作改造得更人性一些，改造的图景是什么样的？今天就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我们是怎样成为”社畜”的？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来看，”社畜”有一个等式：”社畜”=会社牲畜=雇佣劳工=雇佣奴隶=劳动动物。”社畜”在日语里的意思是“会社牲畜”，是指白领员工在公司里像牲畜一样地干活，那些体力劳动者反倒是在“社畜”的概念范畴之外。在我看来，今天如果我们来谈“社畜”，可能不光是那些非常苦逼的白领——但凡是被雇佣的，就属于”社畜”，因为一旦属于雇佣劳工，也就是处于一种雇佣奴隶的位置。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雇佣奴隶制，老板相当于一个专制君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工厂专制主义”。以美国为例，在美国你可以随便骂总统、政客，但是你如果对老板表示不满，就很容易丢掉工作。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老板在企业内就是一个专制君主，对你可以任意驱使，例如强制加班，甚至性骚扰。

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是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现在的雇佣工人和罗马的奴隶相比较，他们的差别在于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控制，而今天的雇佣工人是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即老板的手里。老板对你不是像奴隶主一样驱使，而是一种看不见的、软性的驱使。只要你需要上班，你就得听老板驱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在社会里都是一个被驱使的角色。

现代工人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利，在政治上有了一定的解放，有了投票权，但是在社会经济层面并没有解放，因为资本主义是通过饥饿来压迫你——不被雇佣，就会饿肚子。在工作场所内工人的权利对于老板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工作时间会被老板任意拉长，所以工厂专制主义也被有些理论家称之为私人政府。公共政府的公权力要向大众负责，在西方的所谓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问责制，劳动者或者普通个人有权向政府问责。但是在企业里，老板是不善于负责的，即便工厂是工人一滴血一滴汗慢慢创造出来的成果。今天有人说是老板养活了工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说法，这些人只看到企业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工人的劳动与付出却在这个过程中被忽视。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他说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喜欢代议制，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天生就是所谓的代议民主制，但是它在好的时候，在英国、美国等国家可以表现为代议制。但即便在英国、美国，资产阶级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工人想在工厂里面有发言权，就像你想在单位里面有发言权一样，是很难的，因为单位不属于你。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说得更直接：“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一旦进入工厂大门，什么自由、民主的想法都要抛在一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工人其实不是作为人存在，而是一种劳动的动物。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明确说：“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这可以说是”社畜”非常好的理论基础。工作本该是运用人的技能的时候，但我们是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技能，像动物一样在完成工作，然后等着下班；不工作的时候，我们在吃喝、生殖、居住、打扮时，才感觉自己像是个人一样在自由活动。不光是马克思主义里面有这个概念，汉娜·阿伦特也把现在的劳动者称作劳动动物——什么都不想，没有任何政治参与热情，也没有政治参与的闲暇，完全就是在劳动。

对”社畜”来说，工作意味着什么？

在古代，东西方普遍认为劳作是低贱的事。“君子劳心，小人劳力”，过去一般认为只有地位低的人才去从事劳作。在古希腊也是一样，古希腊罗马只有那些有闲暇的人才有政治权力，辛苦劳作的奴隶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在基督教思想里，亚当和夏娃因为犯了错误被赶出伊甸园，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不用劳动，只要吃果子就可以了，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说，你必须流汗才能得到食物。为了惩罚夏娃所以女人得生育，labor这个词也有生育、分娩的意思，生育是和劳作相关的，所以劳作不管是在古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文明，还是在中国古代文明，都可以说是一种诅咒，一种痛苦。

把工作提升到非常高的位置，是到近代才开始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考察了新教精神对现代工作伦理的影响，那个时候的新教徒都是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确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劳作来获得成功，或者说意义感的。

在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通过强制习艺所来灌输劳动思想，甚至流浪汉都会被管制起来。国家的规训给人们灌输这样一种工作观念：劳作是好的，不劳作、闲散是可耻的，甚至说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这已经成为现在的道德信条——把工作作为一种涤荡心灵、提升自我的话语。它本质上是一种虚假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对你没有好处，甚至违背你的利益、对你有害。今天我们说的“脱畜”活动，正是要反对这样一种工作的意识形态。

还有一个问题，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过社会主义阶段的人怎么看待“劳动光荣”这个问题？劳动光荣有当时的语境：它批判的是在革命之前的地主与资本家不劳而获的行为。我们今天的劳动大多数是一种收入不高，却又让我们感到压抑的工作，这样的劳动要说是光荣，明显与我们的常识不相符合。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有一个要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且这个社会主义可以让我们分到蛋糕、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工厂的发展跟我们息息相关。反观今天，工厂或者企业的发展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现在对工作是一种两难的态度，一方面我们被现在的意识形态洗脑，我们认为工作的确是好的：它给我一份收入、一份意义感，能够让我提升自己，不工作的人是可耻的。但另外一方面，当你真正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收入也好，意义也好，工作都很难提供。这种两难的态度也是我们今天要反思工作的一个动机。

根据美国非常著名的盖洛普调查报告， 85%的人在工作的时候都处在一种被动的懈怠的状态，工作十小时，劳动生产率也是很低的，因为员工没有工作热情。但是现在很多资本家只想延长劳动时间，而不是考虑劳动生产率。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倒变得比较聪明，在荷兰和英国，有些资本家会提倡采用四天工作日，或者缩短每天劳动时间，以此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工作在今天有怎样的变迁？

人工智能对于工作岗位的威胁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说未来很多工作会消失，并且由于自动化的发展，很多人会成为“无用的人”，因为他没有办法再被雇佣。但是我们来看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失业率（见下图），英国和美国在2008年之后是持续降低的，法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持平的状态，为什么是这样？第一种解释是有一些美国劳动者已经对市场失望了，他就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被计入失业人口的。另一个是说今天出现了很多像优步为代表的平台，也就是平台资本主义工作的出现，这些平台工作基本上都是弹性的、不稳定的劳工。

所以现在那些所谓的中产阶级工作在逐渐消失，比如一些白领工作和基本的管理工作。我们来看中国的例子（见下图），非正规就业、不稳定的就业，也是在持续升高的。

所以工作的变化对“社畜”是什么影响？首先就是工作两极化，其次是劳工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低端服务业的劳工很分散，难以组织起来，工人之间也很少有真正的协作和交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工资的停滞，我们看到美国劳动生产率是不断在升高的，但是平均工资仍保持基本不变的状态（见下图），因此美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肯定在下降。

这个结果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底层的工人）不得不做好几份工作，每一份工作都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使得工人丧失了时间主权。什么是时间主权？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用担心随时可能会有一份工作突然被安排给我。底层劳动者其实被雇佣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他得时刻担心：他需要找工作、需要吃饭，所以他对时间是没有把握的。

另外对一些白领来说，因为工作很辛苦，所以在工作之外，当你感觉自由的时候，就要通过消费来找存在感，因此消费主义在不断地崛起。加班之后的消费可以说是报复性消费，或者说安慰性消费。一般来说，加班会有一种很大的失落感，于是就会吃一些热量很高的食物，但这是恶性循环，因为要消费就要挣更多钱。所以有理论家就把这称为工作消费循环。

报复性的睡眠也是，因为只有晚上这段时间是你在掌握的，你对时间是有主权的，所以你要利用，不想把它睡掉。我们现在的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了，节奏越来越快，但是我们也越来越忙。我们的生活水平和19世纪相比，提高了四倍，如果提高两倍，少消费一点，就可以保持和以前一样劳动时间，但是可能大部分人并不愿意过这样一种简单的生活，他拼命地加班来维持高消费水平和高欲望水平，这也造成了一种时间紧迫感。

到了现在的数字资本主义经济时代，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基本上就很难分开。不在工作单位的时候，老板可以通过邮件、电话、微信找到你，这样你的私人空间就完全被工作所穿透，你的生活时间基本上都被老板占有，所以有非常强的时间紧迫感。

如果说将来有一种理想的经济制度，那我们就不会是今天这种被老板雇佣的，非常大强度、非常慌张的工作状态，那个时候工作和生活又会是很难区分开的，劳动者就会有更大的自主性，更大的创造性。

不工作，谁养我？

在《喜剧之王》里张柏芝有一句台词说：“我不工作，你养我啊？”我们好像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不工作，要么是忙死忙活地工作。如果选择不工作，要么被家人养，要么就要被一个有钱的人养，有没有其它可能的渠道呢？

一个可能的路径是合作化，合作化就是不要老板，大家共同入股，共同生产一个东西，然后形成比较合理的一种分配方式，不再是纯粹地为了剥削而生产，这样就可以比较合理地调节工作节奏，让工作节奏更加的人性化。它根本上还是要拒绝雇佣劳动，就是说把资本家消灭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比较独立自主地参与到合作化的管理之中去。

如果说短期的策略，一个就是发展雇佣工作之外的关系，比如有一些程序员，他们在开源软件上共同来做一些事，他不是在为老板工作，他在他的工作之外再投入到一个代码的写作中，这个代码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只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生意来做。或者说字幕组，可能有一些只是出于兴趣，大家共同来做，共同来管理，这也是一种合作化。就是在工作之外，发展一些共同的协作关系。

另一个短期化的策略，就是争取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全民基本收入在中国可能听起来更遥远一些，所以用社保这样一种说法可能更好。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基本教育权利、医疗权利，甚至每个人有体面的住宅这样一种权利。在今天，很多人（尤其在大城市）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想想有多少人并不能住上一个比较体面的房间，有多少人并不能受到很好的医疗的照顾，这是非常不人道的状况。在争取基本收入之前，社会保障是更重要的，因为这对我们是威胁更大的，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住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惶惶不安。

到了全民基本收入，每个人都有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可以让你拒绝不想为他工作的那些老板。这样一笔钱是多少？在中国，2000元一个月就够，勉强能生活，不至于被饿死，在美国的话，2000美元是最低的基本收入。这样你就可以拒绝那些你觉得没有意义的所谓“狗屁工作”。今天很多工作，比如广告业，甚至金融业这种高端的行业，你可能觉得在里面工作并没有意义，但是为了钱又得在里面花费时间。或者说那些低端工作，比如扫大街的环卫工人，这个工作的确很难带来成就感，因为没有多少认知性的成分，能给你带来技能发展的可能。

但是一些理论家认为恰恰是扫大街这样的工作，其实是对社会有用的。环卫工人，其实恰恰是为社会做了很大贡献的人。我们应该“逆向补贴”，就是看似非常简单的工作，应该给他低工资，但是因为它是对社会有用的，所以应该给他高工资，这样就可以吸引那些为了钱工作的人，因为工资高了，抢的人比较多了，这个工作本身也就有了一些尊严感。为了降低成本，自动化技术可能会慢慢发展，然后有一天可以真正把这个工作消灭掉。

如果那些令人讨厌的狗屁工作都被消灭掉，这个世界上真正留下来的工作可能并不多，如果没有传统性的工作，我们做什么？那就是去发展那些你真正愿意做的事情。每个人总是有愿意做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总是对社会有点好处，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就总是要做一些能被社会接受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让人自由发展，他会做一些对社会有好处的工作。现在我们恰恰在系统地制造一些对社会有害的工作，比如说金融业、广告业，在西方有经济学家专门研究广告从业人员、推销人员等等这些看似很光鲜的工作，但是当这些人员从社会上赚取1美元的时候，其实是破坏了社会一定的价值。金融业赚的钱是通过攫取社会的财富，广告业是对社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但比如一个护士，当他从这个社会获得1美元的时候，其实为社会多创造了七美元的价值，他为这个社会贡献了一定善意，是为社会真正做了贡献。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一旦让人闲下来不工作，他们就会酗酒吸毒，游手好闲。这其实是对人性错误的认识，因为从人类学来看，人去劳动并不是为了钱，而是要去自我表现、自我实现，人都想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个时候自我表现就会是对社会有用的。

如果说有一个短期的目标，那就是在维持工资不变，或者说工资增加的前提下，要适当缩短忙碌时间。另外一个就是争取时间主权，真正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例如平台合作主义，平台可以不被资本家所拥有，大家一起发展一个平台，大家都加入里边，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有了这样一种民主的平台的管理，你就有了对时间的主权，就可以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前我们说的灵活就业，是资本家什么时候让你干，你就什么时候干，但现在我们应该追求工人的灵活性，工人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在西方也已经有这样的实验，比如错峰上班——没有必要上班时间都定在九点，可以下午4点来上班，累积一定的工作时间就可以。

最重要的还是争取工作场所之内的民主。一个经济途径是工人能掌握股权，另外一个是工厂规章制度的制定，应该有一个问责制，让工人来问责，这在美国也有一定的实验。在中国1958年的《鞍钢宪法》也是有一定实验性的，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大家相互听取意见，比较民主地管理工厂，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和苏联所谓的“一长制”截然相反。

长期目标的话当然是生产资料要真的实现公有制，让所有人都掌握生产资料，让劳动真正成为人的需要，让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面，能够自由发展潜力。另外还要超越劳动分工。我们一辈子一般只做一件事情，比如我是老师，我就一辈子只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教书匠。但其实我觉得知识分子参与劳动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做一个园丁，一个瓦匠，可以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因为作为脑力劳动者，体力是荒废的，所以人起码得做三四种工作。傅里叶认为人应该做八种工作，这可能有点夸张，威廉·莫里斯认为人一生能掌握三种技能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摆脱“社畜”的身份，就是让劳动成为有吸引力的劳动，劳动也有可能是做我想做的事，而不是被迫的。所以恩格斯说：“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这就是说不能说有人不劳动，大家都参与劳动。另外一方面其实他没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劳动是浪费，比如广告业，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其实不需要广告业，我们需要一定的银行业，但是不需要什么保险、金融业，这些劳动都是没有必要的劳动。把这些劳动消灭之后，又有很多劳动者投入到原本我们必须劳动的活动中去，平均下来，我们每个人的劳动时间是在减少的。“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不在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所以当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我们就不再是一个“社畜”，我们就真正成了人。

社畜保健所，东亚社畜的文化集散地，一个洋气与土味并存的招待所，一起脱畜是本所至死不渝的初心。解决一切社畜的心理与生理问题，包您满意。依托未知大学孵化而出。即将出版《东亚社畜手册》。五月将进行一家没有老板、没有压榨、公平分配、舒适劳动的合作社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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