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香港不可複製？
1988年，鄧小平發表題為《要吸收國際的經驗》的談話，提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然而30多年過去了，內地部分城市除了個別單一指標（如GDP）方面超越香港外，一個全方位立體的香港，始終沒有被成功複製出來。但這可不僅是內地的遭遇，實際上，全球多地都有過「複製」香港的嘗試，例如菲律賓和印尼都以香港廉政公署為樣板，企圖打造廉潔的政府，但這些努力的結果無一例外，皆未成功。印尼總統維多多（Joko Widodo）最後不得不承認，「若要印尼政府官員不再腐敗，便要改變他們的思維」。
維多多的話一語中的，良好的制度必須由良好的人去執行，制度才會從紙上的文字變成切實的善政。如果我們只從制度層面照搬香港的經驗，試圖重走香港的「成功之路」，那麼在邏輯上很可能犯了倒果為因的認知偏誤。制度是香港成功的結果，不是原因。欲知香港何以成功，或許應從其源頭去研究那顆「成功的種子」。
香港，自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給英國後，從來就是個不太平的地方，不斷受到太平天國、辛亥革命、日本侵華、國共內戰等來自北方的政治事件影響，同時還要解決內部諸如鼠疫一類的大型民生問題。而恰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通常學者研究香港，多喜從港督、官員在香港的施政入手，而疏忽了橫向層面，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時期，英國本土發生了什麼？
事實上香港開埠之初，亦正好是大英帝國進入「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的早期。當時英國奉行「重商主義」，國力蒸蒸日上。但伴隨而來的，也有環境污染、道德滑坡等負面因素。泰晤士河變得臭氣熏天，酗酒、賭博、嫖娼肆虐，那個時代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用《霧都孤兒》等作品深刻諷刺了那個時代。當時英國的海上霸權亦如日中天，而那一代被稱為「野蠻人」式的開拓者，帶著極度傲慢、自命不凡的心態，開展了全球性的殖民運動，打開香港大門的海軍上將義律（Charles Elliot）正是「野蠻人」的代表之一。
正如狄更斯在《雙城記》中展現的那樣，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傳統貴族被消滅，新的社會秩序又未建立，整個國家處於混亂失序的狀態。而目睹經濟騰飛之「國難」的英國有識之士，早已開始尋求良好社會秩序的重建。他們深信，唯從教育入手培育新思維的新精英，方能把國家再次拉回到「行公義」的正規。
這場影響深遠的改革，從公學開始。英國的公學自14世紀創設，原本是專為貴族的學校。後來隨著英國資本主義革命，公學越辦越多，不少新興的資產階級新貴族也成為公學子弟。1828年，阿諾德（Thomas Arnold）當選拉格比公學校長，見學生閒時賭博喝酒，畢業後野蠻高傲，有辱紳士之名，於是銳意改革。他是第一個把橄欖球引入校園文化的校長，不准學生搞個人英雄主義，而必須團隊合作，同時尊重對手，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他看來，一名紳士不僅要擁有尚武的騎士精神，同時還要具備鋤強扶弱的紳士精神。自此，拉格比公學畢業的學生都不期然有公平競爭、尊重他人的世界觀。「阿諾德模式」的成功，令其他公學亦紛紛效法。
如果我們看到這一思潮對英國部分英國精英的影響，就容易理解後來多任港督在香港的施政邏輯。自第十四任港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1907-1912年在任）開始，幾乎所有歷任港督——除尤德（Edward Youde，1982-1986年在任）外——全都是公學畢業。同時，管治香港的官員除受公學影響外，還得益於第五任港督羅便臣（Hercules Robinson，1859-1865年在任）設立的「官學生計劃」。
「官學生計劃」的雛形，是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提出的。當羅便臣到任後，發現45歲的理雅各精通中文，並且深諳中國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羅便臣原本想請理雅各出仕，但理雅各對當官毫無興趣。但羅便臣覺得，理雅各的經驗值得複製到英國的年輕學生身上，只有了解中國，才能治理好香港。於是，他在香港推出「官學生計劃」，從英國古典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申請來港，從前線的翻譯官做起，學好中文後在香港的政府任職。所以，港英時期的多數官員都精通中文。
不過「官學生計劃」實施後，還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便是，當英國學子熟讀儒家經典後，發現儒家「以德治國」的理念正好是他們苦苦尋覓，以圖解決維多利亞時代道德淪喪的「良藥」。這群人結合了英國騎士的「勇」和中國儒生的「謀」，從而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洋儒」。他們在香港，進行了一場思想大試驗。
典型的洋儒，有赫德（Robert Hart）和莊士敦（Reginald Johnston）等。
赫德是官學生，曾在廣州學習粵語兩年，中文程度達標後被派到香港任職。赫德精通中國經典，也深諳中國的為官之道，為人又正直。他掌管中國海關40餘年，該部門成為晚清唯一不貪腐的政府機關，且是清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正是他「行公義」的結果。而他在文化、政策、利益等方面，均堅持他自己提出的「騎馬理論」（即掌握好平衡），則是他身為洋儒的體現。通常人們認為赫德掌管的中國海關之所以成功，是「英式管理」的成就。不然。當時由英國人把持的部門不少，而只有赫德的海關清廉，其實是中英兩國文化在他身上合璧的產物。
莊士敦的儒學造詣就更高了。他不僅曾在香港任職，後來又被調往英國位於山東的勢力範圍威海衛，在威海衛處理法律事務。他深切感受到在中國判案的艱鉅，曾表示：「如果完全按照英國法律用證據來審理，嚴格遵從訴訟雙方在法庭上提供的資料來判斷，除了偶然例外，一般都不能得到公正的處理。」所以，他會學王陽明向罪犯灌輸聖賢之道，進行孔孟的「德治」。莊士敦後來更成為溥儀「帝師」，晚年回到英國後建了關於中國的私人藏館，每以「滿清遺老」自居。
綜上而言，香港在眾多英國殖民地當中之所以成就突出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管治香港的人員因為受到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與其他殖民地不同。制度容易複製，人不易複製。港英時期港督及其行政系統，正是在「公學傳統」與「中西合璧」的精神下施政的。在許多情況下，他們都能找到有效管治的平衡點。例如，早期香港的法院傳喚證人時，法官發現中國人對《聖經》宣誓無意義，後來就引入斬雞頭宣誓。又如，香港人李漢雄行刺港督梅含理（Henry May，1912-1918年在任），竟獲得特赦寬大處理。再如，廉政公署成立後由於激烈的「警廉衝突」，港督麥理浩（Crawford MacLehose，1971-1982年在任）最後也以特殊方式化解危機。
港英政府的這種管制模式，1980年由布政司夏鼎基（Charles Haddon-Cave）總結為五個字：「積極不干預」。過往人們對積極不干預的理解多停留於經濟政策層面，對積極不干預存在諸多誤解，以為「香港奇蹟」是放任自由的產物。實際上，積極不干預不僅存在於經濟，且於政策、文化、外交等層面均有彰顯。黃兆輝博士的《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一書，對此作為較為深入的研究，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來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