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失血的青春：那些职校年轻人，抑郁如影随形

编按：12月15日，北京交通大学一名学生跳楼自杀。他留下的遗言：“生活无望，希望崩塌，对明天的期待已经毁灭殆尽”，刺痛了当下中国年轻人的心。2020年，数十起学生自杀事件、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的政策，均引发了大众对青年精神状况的热烈讨论。然而，底层学生、职业学校的广泛抑郁问题仍然甚少得到关注。

文｜王人山

小文：家庭与职校生的抑郁

“我以后，大概不是自杀，就是被杀。” 在学校的心理咨询室里，小文如是说。她是一名中职生，16岁，被诊断为有严重的抑郁倾向，学校建议她退学或者休学。

像学校的许多同学一样，小文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可能不一样的是，她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便离家出走。小文由奶奶带大，但奶奶的教育非打即骂，常常让小文痛苦不堪。“她总是拿我跟表姐比，说我哪都不如她……小学的时候我努力学习，但还是得不到她的认可。后来我就想，既然我这么没用，那我干脆更烂，使劲跟她作对。”

初中时，小文的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并有了弟弟，他更少回老家，对小文的关心也止步于每个月的生活费。“其实，如果我从很高的楼顶跳下去，没有人会为我可惜或者伤心。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没人在乎我，我是多余的 。”

小文第一次走进心理咨询室，是因为舍友发现了她的自残行为。就读职高后，小文每晚十点后会翻墙到学校外面和朋友喝酒。在那里，她认识了她的男朋友——社会青年小丁。在小文看来，小丁对她百依百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她的人。但最近，小丁要求小文搬出学校，与他同居，甚至用分手来威胁她。小文极力想抓住男友的温存，但又无法说服家人让她走读，在这样的纠结痛苦下，小文做出了高中生活中的第一次自残行为。

极度缺乏关爱是小文抑郁背后的主要原因，而小文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小文就读的这所中等职业学校里，有10%左右的高一新生被诊断为有心理健康问题。甚至，这个数据已经是相对低的。2019年，针对东莞市中职学生自杀意念的研究显示，198名中职生（22.5%）被PHQ-9抑郁筛查量表判定为有自杀意念，330名学生（37.5%）被Beck自杀意念量表认定为有自杀意念，符合自杀意念双量表筛查的总人数有150人（17%）^[1]。更甚者，在对淮北市972名中职卫校学生的调查中，抑郁检出率高达45.5%^[2]。

可见，类似小文这样，产生抑郁倾向的中职生不在少数。看了小文的故事，人们也许会习惯性地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归咎于家庭——诚然，中职生中很多都来自农村和城市的低收入家庭，他们的父母往往疲于打工挣钱，无暇顾及孩子的成长和教育需要，面对子女的教育问题往往采取棍棒教育的形式。对于很多中职生来说，他们渴望却无法触及来自家庭的理解和温暖，这种伤痛积聚在心里慢慢发酵，最终变成了对自我的否定与厌恶。

不过，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职校学生抑郁症的所谓“家庭因素”？主流心理治疗话语将这一问题内在化、家庭化、个人化，片面强调“原生家庭”、“童年经历”的影响，只能一次再次地得出“父母皆祸害”的结论，将子女的精神问题归罪于农民工父母——尽管他们实为社会不公的受害者。

诚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任何人保持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然而，主流心理治疗话语遮蔽了、或不如说默认了“家庭关爱”和“家庭教育”得以成立的社会历史前提。并非历史上的所有社会都把家庭这一机构作为关爱、照顾和教育工作的承担者，未来更不一定如此。只是在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将如此繁多而重要的职能转嫁给了原生家庭。于是，资本主义之下的家庭被看作照顾工作的最重要提供者，外在于社会、政治和公共领域的飞地，原子化个体在残酷竞争的间隙得以休憩的情感港湾。父爱、母爱，便被建构为个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然而，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现实，却每每撕裂着它自身所提供的意识形态幻象。任何家庭都不可能不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渗透和摆布。对现实中的底层农民工家庭来说，亲人分离两地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无法逃脱的宿命。正是城市——生产／农村——再生产这一特定的空间安排，才使得农民工较低的工资水平、对他们劳动力的超级剥削、资本的飞速积累成为可能。因此，农民工家庭也很少能为子女提供关爱、照顾和教育。于是，这些职校学生置身于美好家庭的幻象与残酷分离的现实之间，注定产生巨大的心理鸿沟。

抑郁症，得不起的病

与惊人的中职生抑郁率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他们获得的社会支持寥寥无几。

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是大部分中职生能够获得的唯一心理咨询资源，但目前职业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能提供给学生的帮助十分有限。以小文所在的学校为例，学校只给高一学生开设心理健康课程，一周一次。学校仅有三名心理教师，来咨询的学生时常多到让教师们顾不过来，但学校没有招聘新教师的计划。当某个学生被诊断为严重的抑郁倾向或者采取了激烈的自残行为，为了避免担责，学校会让学生主动退学或者休学。对于一些学生来说，离开校园或许是合适的治疗方式；但对于那些原本就因为家庭问题而抑郁的学生来说，回归家庭无异于将他们再次推向痛苦的深渊。

况且，学校的心理教师终究不是专业的心理治疗师。面对抑郁问题严重的学生，心理老师会建议家长带孩子去专门的医院接受药物治疗或者心理咨询，但很多时候得到的是家长的不理解。“有个学生抑郁很严重了，我建议家长带他去看专业的心理医生。他需要长期的一对一治疗，我们是帮不了他的。结果家长却在我们办公室闹，说他的孩子以前不是这样的，让我们把原来的孩子还给他们。”

中职生的家长大多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或城市工人。由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低，享有的社会文化资源少，抑郁症对于许多家长来说是个极其陌生的词。于是，家长容易将抑郁症理解成孩子瞎想，或是心理承受能力差，甚至可能责怪孩子不懂事。

即使有些家长意识到自己的孩子生病了，也常常无力支付高昂的医药费和心理咨询费。在国内知名的在线心理咨询平台上，一次面对面的心理咨询，实习心理咨询是的报价是200元一次，新手咨询师则是300-400元一次，如果要找资深心理咨询师，或是获得了各类国际、国内心理咨询协会认证的咨询师，收费则可能达到上千元一次，而相对来说，2019年我国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才不过3962元。抑郁症，对于这些家庭来说，是得不起的病，但自己的孩子却常常被这个病所困扰着。

社会压迫与心理压抑

学生无法获得足够的心理支持，对职业教育的污名化又使他们的成长需求被广泛地漠视。

当我跟教育领域的朋友提起中职生的抑郁问题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他们还会抑郁吗？他们不是都不用学习，每天嘻嘻哈哈的吗？”。甚至一位中职教师也对我说，“他们就是想引起你的注意，想偷懒不学习”。在这个慕强的世界里，甚至抑郁都成了一种特权，如此强大的社会污名化，使人们认为中职生群体似乎是连抑郁的资格也没有的。

尽管早在2016年就有研究表明，中职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普通高中生^[3]，他们得到的社会关注却远远少于其他学生群体。中等职业教育被官方认定为高中教育的重要部分，中职学生人数占到高中学生人数的将近一半，但在讨论高中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时，中职生却常常被排除在外。我们似乎忘了，中职生也是未成年的高中生，处在艰难而疼痛的青春期，却早已被打上混混、不良分子的标签。2016年，某中学在给家长发送的寒假通知短信中，赫然写着“不要与社会不良青年或职高学生混在一起，以防上当受骗或被欺负”。他们被视为泥泞，但他们绝不是泥泞本身，而在挣扎在泥泞中的、与你我一样的人。

如今，抑郁症被普遍看作一种“中产焦虑病”。固然，市场化的抑郁症心理治疗服务十分昂贵，底层和弱势群体很少能购买这样的服务，甚至他们的抑郁总是不被看到，而他们自身又往往没有接触、了解过“抑郁症”这一心理学话语，因而也不会用这样的话语解释自身感到的苦闷。但是，他们面临的精神困境却是同样的，甚至更为严重。比如，在职校学生之外，有工伤、职业病的工人群体中也存在着极高的抑郁率。此外，作为性别结构中的弱势一方，女性的抑郁率也显著地高于男性。所谓心理问题恰恰是社会不公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因此，只有消灭社会的种种不平等、赢得社会的解放，我们才能迎来心灵的解放。

^[1] 姜林辉, 罗秋婷. 东莞市中职生自杀意念的调查与研究[J]. 广东职业技术教育与研究, 2019 (06).

^[2] 朱伟. 淮北市在校中职护生抑郁现况调查[D]. 山东大学，2019.

^[3] 俞国良, 李天然. 高中生心理健康的横断研究[J]. 教育研究, 2016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