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二」 的背後（下）：澳門基礎教育不平等的全面惡化｜投稿 #29
前言：近年澳門學生在國際學生能力評量（PISA）一直名列前茅，最近一次更獲全球第二佳績。但本文作者在分析歷年PISA數據後發現，澳門學生至少在數學上的成績其實並非持續進步，而是呈現教育不平等現象。在上篇文章中，作者發現澳門學校間的數學能力差距正在擴大，出現學校階層化現象。而在下篇，作者將回答這種不平等現象，有否存在於學生和性別之間。
作者：泠泠（一位讀社會科學的澳門90後）
持續惡化的社經不平等
除了分配不平等之外，不同社會階層出身的學生，在教育系統當中是否享有相同的成功機會，也是常被關注的議題。我參考OECD的分類法，將社經地位排名前25%的學生定義為「社經優勢生」，後25%的學生為「社經劣勢生」，然後透過比較這兩群學生的能力差異，簡單地檢視這個教育系統的社經不平等程度。
如表二所示，澳門社經優勢生的平均數學能力，在這十年間持續進步，由553分上升到580分。但社經劣勢生的進步止於2018年。在2022年，或許由於疫情期間遠距教學影響，及其他結構性的改變（比如留級制度），社經劣勢生的平均數學能力，比2018年下降了14分。
如果觀察社經優勢生與社經劣勢生的數學能力差距，可以更直接地看到社經不平等的歷年變化：在2012年至2018年間，這個差值大概穩定地維持在32至34之間。考慮到澳門學生整體表現都在上升，但不同階層的學生之間的差距卻沒有放大，這樣的情況可謂不錯；但在2018年至2022年間，這個差值突然上升到54分，可以說是社經不平等惡化的警號。
過去澳門在PISA中有一個亮點，是澳門的「學業抗逆生」比例，相比其他教育體而言高出不少。「學業抗逆生」是指家庭社經地位在該國家／地區的後25%，同時學業能力排在前25%的學生。
一般而言，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在學習上普遍面臨較大困難，因此學業能力平均都會較差。正因如此，「學業抗逆生」在各教育體的比例都非常低。如何提高他們的比例，是改善教育系統社經不平等的關鍵之一。澳門在這方面作為一個較「成功」的範例，過去甚至有學術文章特別分析澳門「學業抗逆生」的形成因素（楊文佳等，2014）。
不過可惜的是，在最近十年間，數據顯示澳門的「學業抗逆生」比例實際上持續下降，從2012年的5%，下降至2022年時，只有3.85%學生是這類逆天改命的學生。這反映低社經地位出身的學生，其實愈來愈難在澳門的教育系統中，在學習上取得頂級表現。
我進一步用「社經坡度」，來分析社經地位與數學能力之間的關係。它是學術研究中，分析不平等一個更精細的常用指標。這個統計值具體來說（註一），是指對於澳門這個教育系統而言，學生的社經地位可以解釋多少百分比的數學能力差異，或可簡單理解為社經地位對學生數學能力的解釋力有多大。
我在表二中，列出澳門近十年的數學能力社經坡度強度，可見在2012年時，社經坡度僅為2.82%，即是社經地位僅能解釋澳門學生2.82%的數學能力差異。到2015和2018年間，這個數值上升到3.4%左右。及至2022年，更上升到5.38%。
從指標的歷年變化，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澳門教育的社經不平等在這十年間，其實是持續惡化的，而非2022年時才突然惡化。在不考慮教育投資和教育體規模的情況下，「5.38%」放在全球各國的教育體系當中，雖然仍是較低的社經坡度數值，但對於澳門本身而言，卻有著社經不平等在十年間惡化了接近一倍的意義。
初現警訊的性別不平等
男女學生在學習表現上的差異，也是檢視一個教育系統是否平等的關鍵。如表三所示，在這十年間，男性學生的平均數學能力分數持續上升，由540分進步到599分，對比其他高表現的教育體，可謂進步幅度巨大。而女性學生的平均數學能力，則呈現先升後降的規律，在2012年的537分升到2018年的556分高峰，再在最新一屆2022年的測試中倒退到544分。
由於PISA的學生資料是抽樣樣本，因此性別之間的數學能力差異，可能未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差異，亦即有部份差異可能是來自於「誤差」，而非性別之間真正的「差距」。所以我用統計檢定的方式，判定男女學生數學能力之間的差異是否存在，發現僅2022年出現男學生顯著地優於女學生這種常見的性別不平等現象。
在以前年份的資料中，雖然存在輕微的性別差異，如2012年的3分差距和2018年的4分差距，但這些差距其實都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換言之，可以說沒找到不同性別之間存在能力差異的有力證據，亦即沒有觀察到2022年的那種性別不平等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我甚至在2015年發現到較少見的現象：中學階段女學生數學能力，顯著地優於男學生。仔細檢視不同性別平均數學能力，會發現男性學生在2012年至2015年都是約540分，但女性學生則由537分進步到548分。所以可以說，PISA2015澳門學生整體取得的進步，都是由女性學生的進步所貢獻的。
如果把學生按數學能力高低分為三個類別，可以更清楚地檢視性別之間的能力差異，在這十年間是如何變化。我按上文提到的分類法，把前25%能力的定義為高表現生，中間50%能力的定義為中表現生，最後25%能力的則為低表現生，觀察各能力組別的女性學生佔比變化。我發現女性學生在中表現生組別的佔比，一直都維持在51%左右。考慮到澳門學生性別比例，歷年都是女略低於男（約49%：51%），所以可以說女性學生比男性學生而言，更可能成為中等表現生。
但學力兩端的高低表現生的性別佔比，則呈現另一種模式。在高表現生當中，除了2015年女性學生有52%，比例高於男性學生之外（那年也是女性學生整體顯著優於男性學生整體的年份），在其他年份中，女性學生都比男性學生更難成為頂尖表現學生。而最近的2022年資料當中，高表現生的女性學生佔比，更是近十年的最低值，僅有41%。
同樣地，在低表現生當中，除了2015年，女性學生明顯比男生更難成為低表現生之外，2012和2018年時，男女學生成為低表現學生的機率相若。而到最近2022年，女性學生則比男性學生而言，有更高機率成為低表現學生。
綜上所述，在過去較早時間的澳門教育系統中，性別不平等現象並不算嚴重。頂尖學生中雖然男學生比女學生多，但中間段位則是女學生比男學生多，整體沒有出現顯著的性別差異。
但到最近（PISA2022），性別不平等的問題突然惡化起來。女性學生不僅更難成為頂尖學生，也更易成為落後學生。考慮到PISA施測的15歲學生即將進入高中階段，面臨文理科選組的抉擇，數學能力的性別不平等，可能會隨著選組時的性別刻板印象（女性更應選文組，男生更應選理組）而進一步擴大，所以我認為，這個剛浮現的問題相當值得重視。
結論
綜觀這十年間澳門基礎教育系統不平等指標的變化（見表四），可以發現早些年間（2012-2018）的不平等程度，在不同面向有各自的樣貌。比如社經地位方面是持續惡化，但性別方面就相對維持平等，而結果分配上甚至愈來愈平等。
但用最新一期PISA2022的資料作為基準點，會發現各種不平等指標都是處於加劇的趨勢，而不平等則是進一步建立在整個教育系統績效（平均數學能力）下降的情況之上。雖然疫情因素可以解釋一定程度的績效下降，但不平等方面的全面惡化，實在難以讓人去慶祝PISA2022是澳門參加測試以來的「最佳成績」。
這樣看來，中國學生在PISA2022測試中的缺席，讓澳門學生的相對排名得以上升，意外地給相關部門找到了唯一一塊遮羞布。
#文章篇數：2️⃣0️⃣2️⃣
註解：
註一：社經坡度有分斜率和強度，由於社經坡度強度是以百分比呈現，我認為更適合用於跨年份的比較，所以我用強度來展開分析。
參考資料：
Van de Werfhorst, H. G., & Mijs, J. J. (2010). Achievement inequality and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al system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407-428.
楊文佳、張國祥、薛寶嫦、麥瑞琪（2014）。閱讀參與、家庭和學業背景對閱讀素養表現之影響：探討學業抗逆生及優勢低表現生的學習特徵。課程與教學，17(3)，207-229。https://doi.org/10.6384/CIQ.201407_17(3).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