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石剑南：传播，让社会更美好 | 围炉 · NYUSH

2021 年 6 月 17 日

社会学在上海纽约大学算不上一门热门的专业，甚至学习这个专业的学生屈指可数。石剑南作为在这里攻读社会学的一名大三学生，在刚刚结束的大三第一学期选择在纽约大学的布拉格校区学习。在布拉格学习的半年，剑南不仅对中西文化差异有了更深切的感受，还对自己正在学习的社会学专业产生了更深刻的感悟。他曾在2018年加入围炉，并且担任2019年春季的围炉·NYUSH负责人。作为一名信息传播者，他对于跨文化交流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布拉格，有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列侬墙”。剑南用文字、音频和视频记录下了对捷克人如何看待“墙”，如何思考死亡，以及在捷克的华人、越南移民如何看待身份认同。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的交融下，他立志做一名跨文化传播者，并攻读这样一门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的专业。他有怎样的内心想法，而他又是如何看待跨文化交流。今夜，让我们一起探索。

炉=迟欣宇丁浩玙施怡聆郭芷青 Kexin

石=石剑南

炉 | 为什么你会选择布拉格作为第一学期出国学习的地点呢？

石 | 30年前，也就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在布拉格发生，而后捷克斯洛伐克平缓过渡到一个所谓民主社会。有人把这场革命描述成“东欧人民反苏抗争史”，这让我十分好奇，30年的后社会主义给捷克带去了什么，而先前的社会主义又给这布拉格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到了布拉格之后，我也深深地被这座城市整体的美感动，但其实，在这里的生活却让我觉得"不太舒服"。

炉 | 怎么去解释"不太舒服"？

石 | 首先，相比中国在这三十年在经济层面的迅速发展，捷克给我一种“停滞感”。基础设施并不到位，商业不发达，街边的小超市不讲理。其次是民风，个人感觉在布拉格很多人都对来自其他地域的人有敌意。我觉得原因有三点：首先，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人入侵并且夺走了政权，所以他们很排斥苏联人；其次，他们反对西方国家带给他们的民主思想，他们觉得这些思想使得他们民族破裂，也正因此他们目前会反对全球化；第三，当地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越南人团体，因为苏共时期他们和越南有经济互助条例，一批越南孩子去捷克斯洛伐克上大学，本来这些孩子是打算毕业后回到越南，但是没等到毕业，苏联就解体了，条例也就没有办法执行了，这批越南大学生就留在了捷克。但同时更多的越南人通过非法渠道来到这里，从事一些很基本的工作。当这些本来印象中的“基层工作者”在社会中晋升并且承担一些角色后，很多当地人产生了排斥感，这也导致很多布拉格人对于其他所有的亚洲面孔抱有敌意。

直到现在，尽管政府再怎么宣传布拉格这座城市有多么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很多越南人仍认为自己生活在巨大的气泡（bubble）里。城郊有越南移民自己的商贸城，城里的餐饮、零售也都是越南裔的天下。我和小伙伴就这个有趣的现象在布拉格城郊的SAPA越南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采访了越南二代移民和生活在越南村的华人，感受他们生活的难处。

炉 | 你在布拉格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或者经历可以分享给大家？

石 | 我在布拉格有一节课叫“东欧（捷克自称为中欧）的人权与法律”。这节课从人权是从哪来的开始，讲述天赋人权，这和我们国家的话语体系是有冲突的。这节课上所讲的天赋人权，其实是天赋资产阶级人权，而我们国家所讲述的人权，是我们全民族经过多年的奋斗得来的，是在反抗外敌侵略的过程当中得来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国内外孩子认知冲突的原因，因为接受的教育对历史的叙述不一样。

炉 | 你为什么会选择把社会学作为你的专业呢？

石 | 首先我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庞大的世界里面，非常渺小。我们把我们认知的世界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但其实这些都是由社会构建出来的。因为社会的构建，我们有了一些固有的观念（stereotype），并且把它们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前几天回家，我姨姥爷知道我去了捷克后，想感受一下捷克的风土人情，于是问了我两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捷克人民是不是还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的人民比我们困苦吗？他用了“水深火热”和“困苦”这两个词。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捷克的农业发展怎么样？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而第二个问题我确实没有深入的了解。我姨姥爷之前一直是位农民，在计划经济时代成为供销社的职员，可以说是一直在和土地打交道，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他认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因素。而我们现在认知一个国家可能会了解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怎么样，公共交通怎么样，供电网络怎么样。这些是非常微妙的变化，随着时代发展，那些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

再者，当今世界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状态。举一个城市化建设的例子，我的家乡并不是特别发达的城市，人均GDP在省内垫底。它在我离家上大学的这两年迅速发展，开展了一项坪棚户区改造工程，把全市所有的4层以下的建筑拆掉，建成高楼。南方周末曾经还有过报道，讲述从2016年直到2018，我家乡的棚改规模始终位列全国第一，甚至有人把它戏称“中国拆迁第一市”（https://www.infzm.com/contents/137579）。我这次回家，门前的路都不认得了，被蓝色的铁皮栅栏挡着，里面尽是一片废墟，到处都是规划的大牌子展示着设计者的蓝图；一些小的巷口还可以看见“舍小家为大家”的标语。我看到这幅景象就会想，为什么非要拆掉这些老建筑呢？这种城市化的变化是必然的吗？拆迁对当地居民有什么影响？当然通过官方构建的话语体系，拆迁是为了建立更好的城市，而资本发展有利于人民的生活，人们就变成了一个个文件里的数字。但与此同时，我们丢掉的是什么？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们家小区门口的一个小吃摊，卖胡辣汤和本地特色的小吃面泡。但这次回去以后摊子没有了，再也找不到他们在街头巷尾的踪迹，未来这种小吃摊可能只会出现在标准化的美食广场里面了。对我而言，和朋友们在寒冷的冬天，捧一碗这样御寒的汤，坐在地摊儿上吃的感觉再也找不回来了。这种集体记忆就永远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成为一种历史，再也找不回的人文气息。这是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所丢失的，也是这种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带给我们普通当地居民的影响。而我现在所学习的社会学有专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我对此很感兴趣。

再举一个上海的例子，之前在上海豫园旁边有一个菜市场，叔叔阿姨们会在那里摆摊，根据品类划分成好几个区域。这几年，它突然要被升级改造成一个超市化菜市场，被称为“超市菜市场3.0”。而这些叔叔阿姨就必须要上缴原本摊位费的5倍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即所谓的入驻菜市场。但高昂的摊位费对于卖菜的阿姨或叔叔们来讲是很难承担的，因为他们还要维持家庭的生计。为了解决高昂的费用问题，我认识的其中一位阿姨，她和其他商户合租了一个摊位，摊位前面卖菜和肉，后面卖陶瓷。通过这样寄生的方式，他们暂时地存在于这个菜市场里。我曾经问过这些叔叔阿姨，如果实在进不去如今的菜市场，会怎么办？“没有办法，就是回老家喂猪”是他们当时的原话。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些人的身份就随着城市的变迁湮灭了。城市本来应当包容每一个人的，但是在我们不断构建越来越好的城市的过程中，很多人的声音被淹没了，很多集体记忆也都被抹去了，我认为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举个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子，我们都是数字原住民，10年代初微博刚开始流行，我们讲“神马都是浮云”，但现在重提仿佛有一种怀旧感，好像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事情了；我们现在用的网络用语什么“啊我死了（awsl）”，之前是不会出现的；手机打字方式也从原先功能手机的九宫格变迁成为如今智能触屏手机的26键——人们的生活在科技发展的洪流的裹挟下不断变化，我们顺利地被带到了现在的阶段，能够熟练地掌握如何运用智能手机和各种网络用语。可是同时，还有不少人被时代落下，是老一辈的爷爷奶奶们。有可能他们现在去街边买菜，小商贩不收纸币了，就会因此产生一些代际冲突。消费主义时代，大家都渴望物质生活丰富，但是与此同时又产生了所谓的低欲望社会概念，这些冲突太多了，该不该化解，又要怎么化解，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对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十分感兴趣，这是我选择这门学科的动机，本想通过学习和研究找到一些问题的答案，可没成想，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提出的问题要远多于寻找到的答案。

炉 | 大家可能会认为社会学过于理论化，而你想要成为的是一名信息的传递者，让更多的人理解事件或问题的来龙去脉。可以和大家讲讲作为一个社会学的学生，你是如何做的吗？

石 | 社会学包括理论和方法，讲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它并不能够提出所谓的解决方案，而是不断地发现问题和冲突。相反，我的学习不断地让我发现问题。我总认为，我寻找到的解释、发现的问题只能是我个人的认知，如果希望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需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一样去反思自己生活的环境，自己被什么塑造，而带动更多的人拥有相似的意识。

我十分相信媒介与传播和艺术的力量。拿性别平等的话题来说，在学校多元项目(Diversity Initiative)的支持下，我之前在上海纽约大学教学楼六楼的一片区域，做过一个小展览，关于上海地铁站里的有关性别刻板印象的广告照片的展览。我把上海地铁站走了个遍，去找地铁站里所有的广告，观察从哪些广告体现出了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哪些刻板印象，又是如何体现的，我把这些广告都用相机拍了下来。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市民，我们时时刻刻被这些广告包围，这些广告上所塑造的男性女性的形象在无声无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对于性别的认知。比如说一则关于酱油的广告，画面中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女人穿着围裙提着一瓶酱油；一则洗衣液的广告中，是一个妈妈带着孩子捧着一壶洗衣液；薇婷的广告，是一个女性在讲体毛对自己的困扰。这些广告又是怎么来的呢？它们恰恰是我们社会意识形态的反馈，是因为我们社会上女性的角色在我们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广告中体现的女性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被社会塑造的同时，社会也在被我们的思维、我们理想中应当构建出的社会模型所塑造。而我们要做的是，批判地去看待这些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我们要意识到，所有的东西都是构建出来的。于是我通过艺术展览和媒体作品等方式，把这样的理念介绍和传递给别人，这是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所作出的行动。

由石剑南在教学楼六楼举办的广告摄影展览（https://shanghai.nyu.edu/is/students-share-visions-more-inclusive-world）

炉 | 由于在你大二下的时候是上纽围炉的负责人，应该也有不少采访和对话的经历，个体在审视社会过程中会有很明显二元化的现象出现，通过对话的形式，丰富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角度，你觉得这是社会学的一个使命吗？

石 | 社会学的使命这个说法非常有趣，卡尔·马克思可能会这样说，但是马克斯·韦伯不会这样说。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使命——我们要传播故事，让世界变得更加多元，每个人和每种思想都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我们应当以不同的话语体系去理解更多的社会现象，更包容地看待它们。

炉 | 你觉得你作为社会学人，从一个大角度审视社会现象的时候，会不会逐渐丧失一部分对于个体的关怀？

石 | 我认为不会。我之所以作出上述的这些行动，是因为我和这些社会个体产生了共情。我关心菜市场，是因为我家旁边以前是菜市场，每天都会和卖菜的叔叔阿姨们打交道。我认为菜市场并不单单是一个商贸的地方，还是一个构建文化和信任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流、交互变得更为清晰明确和深刻。我在超市买的鸡肉，我可以看到它的产地在哪里，但是我不相信它、不信任它。而对于菜市场中的商品，我相信鸡是商贩自己养的。这样建立起的人际关系构造出了社会互动。

但如今，他们正在不断消失，正因为我和这些社会个体们产生了共情，我会感到非常悲悯，个人的情感夹杂在里面就会有不自觉地让我的行为具有倾向性。每个人平时写东西或讲话，都带有倾向性，这是无法避免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客观。在菜市场的诞生到被改造的过程中，一系列的交互对于人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而社会学把“人”看得最重，这也是我们和经济学家的区别。菜市场这个例子，经济学上可以说的通，一切都可以量等，但是那些丢失的交互关系等等都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努力挽回的。从“人”的角度出发，社会学家会去讨论这样的改变是否真的合理。虽然我们试图把自己从各种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非常客观地去看待一些事情，比如在菜市场拆迁的过程当中，谁决定了它会被拆迁，是这些小商小贩还是这个社群本身的共同决定呢？可能是政府、资本等等，但是通常，我们是很难做到完全客观的。社会学分为宏观和微观社会学，所以对于个体的关怀以及集体的活动，社会学家们都会涉及。

炉 | 你作为一个成长在中西文化中间的学生，需要不断地调和体内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你觉得是怎么面对和处理自身存在的身份认知焦虑的呢？

石 | 在捷克一次全国狂欢的节日时，民众都穿着奇装异服在街上游行。有一个人穿着清朝官员的服饰——穿龙袍，戴帽子，留长辫，然后拄着拐杖走着。我问他，你这是扮演的什么人？他说我在扮演中国人，我那一刻就震惊了，如果这一幕被拍下来放在微博上，肯定是会被认为是“辱华”。纽约时报经常报道中国，然后每次报道都要提及一段中国的近现代史，或者新疆的人权情况。他们是真的在辱华吗？是西方帝国“亡我之心不死”吗？他们写作动机真的是这样吗？我看来其实不一定。

我在和国外学生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中国产生各种疑问，而捷克当地的同学们又和美国同学们产生的疑问不一样。这种现象其实是由两种不同的社会或者无数种不同的社会构造出来的。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形象可能来自于电视剧，来自于媒体的塑造，来自于书本，或者来自于纽约时报。而媒体的记者，他们本身知识和意识形态体系就处于美国的社会构建当中，可能在他们的固有观念中，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他们所处的社会构建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我们中国人也会产生自己固有的对其他国家的认知体系。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冲突。我觉得这个社会现象很有意思。其实，每个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不会相同，而我们也全然没有任何必要，命令所有人都想得一样。于我而言，面对两种甚至多种不同的声音时，首先要保持尊重的态度，不要先入为主地去与人相处。当美国的同学谈论人权的时候，我们不妨去听一听对方的逻辑是怎样的，基于怎样的论据，他们的叙事是从何而来，而后我们也可以去好好地讲述中国官方是怎样的叙事，以及我们自身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我们的身份认知植根于我们自身的经历，我们需要明确地认识到是什么塑造了现在的我。这些现象也让我更想继续学习、研究这个好玩儿的社会，并不断地探索怎样能够更好地传播多元的声音。上海纽约大学的土壤便是多元的，我们的日常生活便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多多和不同背景、思维方式的人聊天，多了解你和我所面临的不同社会的构建，并感知到这些构建并不应成为理所当然，这是我们作为信息传播者需要意识到的。可每每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又在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当我们诉说着自己的叙事、自己的社会时，即便我们自身不带着任何的既有偏见，聆听者或许不以为意。当我们自己的叙事如何才能够被国际社会聆听、正视、接受，而不是作为一个发自“未被充分代表/underrepresented”社群的声音被政治正确地接受，或许还要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