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
在东莞，我经常一个人去饭馆。吃饭的时候，我会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东西或是看美国杂志。一定会有服务员或是客人探头探脑、满怀敬意地看着我使用自己的母语。“你的英语肯定很棒！”他们最后总会这么说。
我解释说我出生在美国。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有八级了吧？”
我回答说美国不像中国，没有英语水平考试。我的英语就像他们的中文一样，我这么说，却只是加深了他们的敬畏之情。
“那你的英文水平肯定至少到八级了吧！”
人们听说我是个记者时，总是难掩失望。他们说，以我的能力，可以去贸易公司做翻译，收入会很高。英语是通往财富和成就的捷径；在他们看来，我就好像买彩票中了大奖，却不肯去兑现。
每个中国人在学校都学过英语，常常学了很多年，但却很少有人能讲。课本强调的是语法和单词；老师也常常跟学生一样口语很差。其中一个原因是群体效应——宁肯沉默不出头，也不愿意张嘴让自己难堪。英语学习的普遍性只是加强了对它的崇敬之情：虽然几经尝试，下了大工夫，这门语言还是很难掌握。
英语也是东莞职业生涯的基础，几千家工厂都在为外国客户服务，英语是它们的工作语言。这并不是说人们真的懂英语；他们只需学会一点，在各自的行业内够用就行。他们经常用各种缩略语和简称，这种掐头去尾的语言足以令美国人迷惑不已。订单上，FOB HK——这是“香港离岸价”的简写——意思是到哪里买家才实际拥有他订购的产品；L，W和H分别用来描述长宽高。塑料包装是PP或者PE，但极少有人能告诉你这两个字母代表什么。流水线机器操作用的也是这种片断式的英语，给工人下达各种指令：ROUTE FINDER（路径查询），KEYBOARD TEST（键盘测试），还有PRESS ANY KEY TO SEND LOOP BACK Q TO QUIT（按任意键退回，Q键退出）。
我在东莞认识的几乎每个人，都曾经下决心要学习英语。敏有段时间晚上自习，学一本题为《疯狂英语速成班》的旧课本。这本书的前三分之一留下了她大姐从前做的许多标记，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蒋海燕随身携带一册口袋本的单词书。我最后一次见到陈英，就是那个上过白领培训班、后来进入管理层的女孩，她正计划自学英语，并参加专科入学考试。甚至连KTV里的姑娘也认为英语是条出路：外国客人可能会对她刮目相看，雇这个小姐当文员或是秘书。
有时候，正起劲学英语的人会拖着我对谈，就像后现代剧本里的对话那样前言不搭后语。
你多大了？
很好！你多大了？
是。
听到春明说她决心要学英语，我一点也不奇怪。她报了一个外语班，学校承诺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可以达到美国五年级学生的口语水平。“我觉得那应该很不错，”她说。“五年级学生什么都可以表达出来了。”学校主要的广告形象就是创办人九岁的儿子，据说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春明学英语有她自己的理由。“如果我学会了英语，”她对我说，“我就能进入新的圈子。”那时以我对她的了解已经能听懂她的言下之意：英语可能是帮她找丈夫的另外一条路。
语言学校开在东莞科技馆内，那是一堆形状莫名其妙的混凝土结构，或许1994年建造之时看起来还很有未来感。有一天晚饭后，春明带我去了那里。科技馆正在闭馆维修，里面一片黑暗，靠墙立着许多脚手架，看起来就像大楼生了皮肤病，正在慢慢吞噬整幢建筑。我们摸黑爬了五层楼，边爬，春明边悄声给我讲述这所学校的神话。创办人花了二十年时间完善他的教学体系；最近还申请了专利。学校有三百名学生。每月的学费平均价是六百元。
科技馆顶楼只有一间办公室亮着灯。门上贴着几个字：
流水线学习机
房间很大，天花板很低，日光灯照明，六个学生各自分开，坐在长桌后面。每个桌子上都摆着一个椭圆形的金属机器，上面有纵向一列的旋转面板，装着一张张卡片；卡片上印着一排排单词，匀速从学生面前滑过。机器旋转的低沉呼呼声充满了整个房间，就像在洗牌。
一排单词从我面前滑过。
FUCK（肏）
CLEAN（清洁）
RUDE（粗鲁）
PIZZA（比萨）
CREEP（爬行）
房间的尽头，一个年龄较长的男人坐在一台电脑前。他没起身，只是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用汉字印着：
吴氏活力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吴倌熹
吴氏活力语言加工厂总设计师
吴氏活力教学仪器发明人
吴氏活力教育科学创始人
吴氏活力语言创始人
吴氏活力英语同声翻译训练课程首席教师
吴先生四十五岁，方脸，两颊松垂，头发蓬乱，仿佛刚刚起床，体型略有点胖。他看起来不像教师，甚至不像城里人——更像那种你在中国小城镇里碰到的政府官员。准确地说，他就像你在中国小城镇上碰到的给政府官员开车的司机。看起来毫无活力。
吴先生的教学指导思想就是，掌握英语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来对待。学完英语的字母和基本发音后，学生坐到机器前，让一排排单词从面前滑过。学生要把每个词都读出来，写下，但不用知道意思，一周接着一周练，直到最快速度。接着改用另一部机器，显示单词的中文意思；然后就进展到短句。每个阶段，他都把单词或句子用英语写下来，读出，而不去理解其意思。学生达到最高速度的时候——每小时写六百个英文单句——就算初步达标，可以进入语法阶段。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学习这些重复了好几个月的单词、短语和句子的意思。
吴先生把这称作“引导式教学”。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没有教师——由机器传授学生需要学习的一切。他最理想的学生每天要用功十一个小时：四个小时学习，吃午饭，午睡，再学四个小时，吃晚饭，再学三个小时。这恰就是东莞工厂的时间表，刚好卡住劳动法规定的底线，每天加班不超过三个小时。“在流水线上，人可以坐在那里，连续工作八到十个小时不休息，”吴先生说。“如果我们能这样学习，那该有多好！”
他的方法违背了已被广泛接受的语言学习规律——简言之，就是表达和理解，以及教师在学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吴先生对这一切表示不屑。他说，中国的教育方法过分强调记忆，课堂把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流水线英语会逼他们行动起来。
“你的手，脑，眼睛，嘴，必须学着快速、自动作出反应，”吴先生解释道。“你没有时间把一个单词翻成汉语然后记住。必须得训练自己的本能反应。”他说，流水线英语把这么多身体器官都调动了起来，能刺激大脑更努力地工作。科学显示，人类只使用了百分之五的脑容量。对于这些资料，吴先生张口就来。一般人每小时写两百个句子。女性每分钟可以背九十个句子，但男性只能达到七十五句。如果一个人一天花十个小时学英语，三年他就能做同声翻译。看起来，吴先生很想将整个宇宙简化成一系列化学公式：每一点事实都准确无误，但综合起来，就缺了点什么。不过他也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学校里教授英语的方式确实有问题，重点是学生太被动。你可以死记硬背，托福考试拿高分——托福是最常用的英语水平考试——但就算你做到了，无论多努力，都不可能达到流利的水平。
上完吴先生的课后，我和春明在教室里溜达。她认出一个之前在学校碰到过的人。刘以霞，二十一岁，圆脸，亮眼睛，剪了个锅盖头，看起来像个布娃娃。她在这里学了一年英语，帮学校做些文书工作，抵用住宿费和学费。在春明的注视下，刘以霞跟我用英语聊了几句。听起来她压根不像是美国五年级的水平。但她不怕讲英语，也没有不停地抬手捂嘴，为讲错了道歉。
刘以霞现在的工作是给工厂的管理人员教英语——这让我很吃惊，虽然我本该想到。在东莞，一知半解你也有资格授业解惑。我问她以后打算做什么。
“国际贸易怎么说？”她用中文问我。我告诉了她。她的雄心大过天，又仿佛大声说出就会实现。
我和春明走出大楼，穿过科技馆门前的草坪。夜幕降临，路灯将我们的身影拉得很长。“我下定了决心，”春明说。“今年我要么学好英语，要么就自己出来做生意。”
刘以霞离开家的第一年，吃饭睡觉呼吸都在学流水线英语。她白天在办公室上班，晚上在吴先生的机器前学习。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们三个都在学英语，但刘以霞最刻苦。“我比她们俩大一岁，”她对我说，“所以我有压力，必须比她们学得好。”她来自贫困的江西，父母都是农民，耕地，养鸭子。她一直就喜欢各种语言；在家乡，她父母讲不同的方言，她习惯于在两人的语言之间自如切换，上中学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她成绩不错。可她没考上大学，而且家里也没钱供她继续读书，所以刘以霞来到东莞打工。
在吴先生的学校里，她努力提高自己的发音——周围没有人纠正她的错误，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她是吴先生的明星学员，但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他有时候对我很不好，”刘以霞说。“他也不让我背单词表。”
“他不让你背单词表？”我问。
“他坚持要我用他的方法学英语。所以我只好自己偷偷地学单词。”
刘以霞离开的时候，又跟吴先生吵了一架。“他想给我拍张照片，”她说，“但是我不让他拍。”吴先生会把学生的照片用在学校的推广材料中，但刘以霞对自己的成绩很自豪，不愿意归功于他人。“我所做的一切，”她对吴先生说，“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不是因为你。”
即便按东莞的标准来看，刘以霞也太急切了。在离开吴先生的学校后的九个月里，她做了六份教学工作，飞速领略了各种管理不善。其中一份工作，她主动去其他学校参观、研究不同的教学方法；老板指责她是去兼职打工，把她辞退了。下一份工作，有人认为开办语言学校不必规定课程，学生来了，刘以霞就得当场教一节课。“我一天上五六个钟头的课，各种水平都有，”她说。“前一分钟我可能在教初级课程，下一节就得教高级课程。”她不堪疲惫，干了一个月，没拿到工资就辞职了。
刘以霞现在干的工作，每天傍晚要教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备课和自学。她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元，收入不错。可她跟学校领导产生了矛盾。领导想让她迅速讲完许多课文，可她认为应该让学生先开口说，才会更有信心。领导否定了她的教学方式，即通过做游戏，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方式，而不是单纯的讲课。领导本人什么外语也不会。
所有雇用刘以霞的老板都以为她是大学毕业，有英语专业文凭，因为面试的时候，她就是这么对人说的。她最了不起的成就——找到一种办法，不经过正规教育就掌握一门外语；而这个秘密她瞒着几乎她认识的所有人。
六个月之后，我去石碣的学校看刘以霞——又是我没去过的一个东莞工业园区。她把头发留长了；戴着银边眼镜，一件简单利落的条纹连衣裙，一双黑色高跟鞋。她看起来成熟多了，尽管走路略微有点晃。我们在快餐店吃排骨饭，用中文聊天，谈英语。刘以霞想到工厂里当翻译，以便提高英语水平——国际贸易怎么说？
——但她没有工厂工作的经验，没人肯雇她。她对英语很痴迷；吃饭的时候，始终都在谈着它。
我们吃完之后，刘以霞看着我，问道，“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提高英语？”
“你应该尽量跟母语是英语的人说话，”我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基本上是条没用的建议，因为我在东莞喜来登的大堂外，极少看到西方人。事实上，学习英语最好的办法是交个外国男友——不知多少小姐用这种办法学会了讲流利的英语——但我不能对刘以霞这么说。
“旅游业呢？”我问她。
她举起手摸摸头顶。“你看，我达不到基本的身高要求。导游必须得一米六以上。”
对——又一个蠢主意。我都忘了，在东莞这样的地方，身高可能对使用英语有各种影响。再说，刘以霞担心她的语言能力正在退步；在东莞的商务学校里做老师看来是死路一条。在这个遍地工厂的城市里，私立学校只不过是又一项低级服务而已。在正规的教育系统里，教师享受着特权和福利，但刘以霞绝对没有机会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体制，”她说。“他们不能接受我在社会上得到的经验。”
午餐后，刘以霞带我回到她的学校——在这个时间段，这幢四层办公楼看起来几乎空无一人。几个老师在一间教室里打台球；两个年轻男子在另外一间里唱卡拉OK，尖细的歌声一直传到走廊。只有在晚上，人们下班以后，教室里才会坐满人。一般的学校晚上大都一片死寂，但在东莞，学习时间正好反过来，仿佛这些机构奉行的是半个地球那边的时区。
刘以霞在她的教室里给我看她的英语课本。她指着其中一本说她喜欢，因为它鼓励学生练习学到的内容；她批评另外一本，说每一课学到的内容太少。《从ABC到英语会话》里面有一段对话案例，跟东莞的现实生活毫无关系：
这些是工厂吗？
不是。它们是公园。
刘以霞拿起一根粉笔，开始在黑板上随手写单词。她问我，television（电视机）里s的发音跟change（改变）里ge的发音有什么不同？Consultant（顾问）这个单词的重音应该放在哪里？Sea（大海）里的s跟cats（猫）里的ts有什么不同？电视，改变，大海，猫。这些问题既奇怪，又前后不搭调，但如果你的老师是台机器的话，这一切就跟着来了。
她跟另外两个女孩一起，住在教室楼上的宿舍里。房间里有两张双层床，一间小浴室，还有许多教材：在刘以霞的桌上，床下和地板上的一个背包里。她是个英语教材迷。“我可能有三十本学英语的书，”她说。“没有一本书能包含所有你需要学习的东西。”除了教材之外，她仅有的几件财产包括了一本相册。照片里的刘以霞摆着标准的民工姿势：站在市府大楼前，跟女朋友逛公园。她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这两个女孩现在下决心要泡在英语里。她们想用一两年的时间专门来学英语。”那两个姑娘都曾上过吴先生的学校。她们削发明志，就像僧人出家时那样。为了学英语，必须放弃整个世界。
流水线英语并非东莞唯一可疑的语言学校。英语热潮——学这门语言的强烈愿望配上对该怎么做的完全无知——简直是行骗的最佳时机。有家公司名叫阶梯英语，目标对准雄心勃勃的父母。交上五千五百元——差不多七百美元，对中国家庭来说是一大笔钱——学校就会给孩子提供英语教学资料，并由“教育顾问”时常登门拜访，查看孩子的学习进度。学校会邀请父母和孩子参加免费课程，以此作为促销手段，课上的那股劲头堪比直销集会。儿童教育专家对学校的方法赞誉有加，父母们争先为孩子报名。个别老师会将孩子带到另外一个房间，教他们几个英语短语；孩子回来之后，口中念念有词说着外语，此时父母们多半会动心，当场报名。
实际上，阶梯英语是个漏洞百出的骗局。据当地媒体报道，那些免费课程中的儿童教育专家，还有一些最起劲的父母，其实都是他们的雇员。他们的“教育顾问”最多去学生家里拜访一两次，都不是教师，而是销售人员，可以从每个客户那里抽一千元佣金。销售人员来公司的时候，必须花相当大一笔钱，购买教育杂志，解决交通问题，还得为这些免费课程租场地。基本上，阶梯英语就是个传销骗局，驱动力就是想学英语的盲目心态。
这个公司采取连锁经营，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愿意跟我交谈。刘以霞在飞速体会个中管理不善期间，曾短暂地在阶梯英语工作过一阵，她给我讲了其中的伎俩。销售人员奉命放学时间等在小学门外，看到开车去接孩子的家长，就凑上去假装很喜欢他们的孩子。“孩子出来以后，你就去跟他玩，”刘以霞告诉我说。“然后就邀请父母和孩子一起去参加阶梯英语的讲座。”十天之后刘以霞就离开了这家公司。“说穿了，这就是骗人，”她说。
还有一种欺骗涉及外籍教师。一些年轻的黑人出现在东莞的学校里，号称来自加拿大或是英国，提供英语辅导。这也许是中国迈向种族多样化的一个转折时刻，可惜不是。有位家长告诉我说，她女儿在幼儿园，班上的小朋友一看到他们的新老师，马上哭了起来，因为他们以前没见过黑人。学校开除了他。
有一天，我去看刘以霞，碰巧她的同事，号称来自加拿大的约瑟夫进来了。他是个黑人，三十岁上下，面容英俊，举止随和。他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跟我打招呼。
“你结婚了吗？”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你手机号码多少？”是他的第二个问题。
约瑟夫轻快踱出教室之后，我问刘以霞，“他从哪儿来的？”
“他说他是加拿大人。”
“他不是加拿大来的，”我说。“我从他口音里听得出来。”
她想了一会儿。“他还提过另外一个国家，干什么达……”
“乌干达？”
“对，乌干达。”
我终于明白了黑人老师的秘密。他们是非洲人，到这种闭塞的地方来，跟没有分辨力的学校混充母语是英语的人。多年来，有超过三万名非洲学生在中国读大学，这是北京政府支援发展中的同盟国家策略的一部分。他们留下来当外教是很合理的选择。在刘以霞的学校里，约瑟夫工资比她高，上的课时还比她少。
刘以霞责备我不该把电话号码告诉约瑟夫。“你得小心点，”她说。“他会一直打你电话的。”她说约瑟夫总是跟女学生搭讪；每当他跟女生要电话号码，那人通常就再也不来上他的课了。偶尔约瑟夫的学生会去问刘以霞，这句话用英文该怎么表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但不是你的女朋友。
每个星期四晚上，刘以霞在一家日本电子厂教英语课，有一天，我跟她一起去了。课堂上有四男两女，都是销售或管理人员，年纪都比她大。
她发还学生的试卷。“不用太担心今天的分数，”她说，一句话就打翻了千年来对分数的崇拜。“考验你们英语的不是分数，而是实际应用。”
学生们开始复习上星期的课程。刘以霞转向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用英文问道：“你学会了什么？”
“你要我用英文说么？”他用中文问道——开始就不太乐观。他挣扎一番，终于开口讲英文了，“我学了一些故事。很有趣。”
“你能用英文给我讲个故事么？”她问。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忘了。”
另一个学生说，“我学了几个新词和说法。”
“还有什么？”
沉默许久。然后他用中文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好，轮到你了，”刘以霞对第二排的一个女生说。
她用中文说，“很难讲。”
刘以霞改讲中文。“学英语就是要说英语。如果你不说，你就没有学进去。一定不要怕犯错。我会犯很多错，但我从来都不害怕。”
没错。刘以霞分不清l和r音的区别，她甚至读不出“发音”这个词的正确发音——她把pronunciation读作pronuntion。有时候学生说的话她会听不明白；偶尔他们说对的时候，她却纠正错了。她经常不能准确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说到教学，她的本能是正确的，而且她渐渐摸索出了学习外语的秘诀，就是要从不害怕开始。
课间，学生围着我。刚上课的时候，我曾用英文做了个简短发言，自我介绍，讲得很慢，好让他们能听明白。毕竟他们读过大学，而且上这门课已经有几个月了。但是，我看着他们在课堂上如此挣扎，才明白我前面说的话他们可能一个字都没听懂。
男生先开口。“中国和美国，哪一个好？”
“美国的城市更安全，对不对？人的素质高多了。”
“你很想念中国么？”
“她在中国住了六年，”班里英语最好的女生不耐烦地回答道。“你还没听明白么？”学生们问了我很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可没有一个人敢跟我讲英文。
休息结束之后，他们开始学习一篇关于野外露营的课文。刘以霞要求他们要么朗读一篇，要么用自己的语言讲出这个故事。每个学生都选择朗读课文——他们读得不错，比自由表达时强得多。然后她要求学生复述故事。班里英语最好的那个女生已经背过了整篇课文，一字不漏。第二名学生试图做同样的表演，但当他记不起课文里某一个词的时候，就停了下来，一个节拍拉掉，整个唱片就转不下去了。刘以霞给他提示之后才继续进行。
坐在东莞的工厂里，看到年轻人如此受困于自己的胆怯，让我感觉古怪。这整座城市就是匆忙建起，应付就行；成功的秘诀就是一知半解，夸夸其谈混到一份职员、教书或是其他什么你想要的工作即可。但在刘以霞的课堂上，我看到了这种思路的局限性。要学好一门外语需要花时间，没有捷径。装模作样充内行，还是学不会英语。
吴先生算是时运不济。他跟业主吵架后，学校被科技馆赶了出来，大多数学生退了学。他老婆离开了他，九岁的儿子也不要了。他把流水线英语的课堂搬到了自己家里。学生们挤在一幢四层居民楼的顶楼上课；他的办公室在三楼，住在一楼。有天我去探访，发现楼梯上高高堆着的都是垃圾，大多是纸箱和旧报纸。吴先生兴高采烈地欢迎我，引我进教室，我们坐在铁凳子上，顶着暑热交谈，周围还摆着一堆杂木块。
他的现实世界被压缩到了卑微的空间，但吴先生的雄心仍像往常那样宏大。他最新的创意摆在桌面上：一个完全由橙色和亮蓝色塑料制作的英语教学机，机器是照他设计的模型制作的。流水线英语教学法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机器现在可以批量生产了，我听说吴先生生产了五百台；都用报纸包好，堆放在他住的公寓里。他计划把机器租出去，让学生自己在家学英语。吴先生的创意废除了教师的工作，现在连教室也不需要了。
我对他说，我想多了解些他教英语的理论。
“这已经不仅仅是学英语用的了，”他打断我。“这是用来开发大脑的。你可以用它来学数学，历史，什么都行。这就是这东西的奇妙之处，”他边说，边满怀爱意地拍拍自己的发明。
吴先生说，假如一个历史学生想要学习1937年日本侵华的事件。首先，他要去读一篇印在卡片上、摆在机器活动卡槽上的关于这个事件的课文。另外一组卡片会从面前经过，上面有些问题，以测验他对课文内容的掌握情况：事件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深层意义是什么？会有更多的问题跳出，促使学生产生新的想法，他可以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组织成文。
我问吴先生，为什么这样比从印好的书上直接阅读同样的内容要更好。
“当你右手在写字的时候，你的左脑就在工作，”他回答说。“当你的左脑工作时，你的右眼球在工作。当你看书时，你的眼球就只是盯着这一页。但当你在机器上阅读时，你的眼球动得很快。”他解释说，正在为这机器设计一套完整的课程，并计划找人投资。
“有人感兴趣么？”我问。
有，他说。一个美国人表示有兴趣。
“谁？”
“他是西雅图来的，叫麦克。”吴先生突然有点含混。“我有他的名片。”
他带我上楼去看他的学校。现在，十台流水线英语学习机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摆在桌面上，每个间隔只有一米而已。五六个学生在朗读单词和句子，就像是一屋子的电话接线员，如果你仔细听，他们念的，的确有几分像是英语。这些人都是死忠分子，几个年轻女子，从科技馆跟随吴先生一直到他家里。她们身体前倾，被学习的迫切心情推向机器。每个学生面前都摆着她晚上的补给：一瓶水，三颗话梅。房间里很闷。
我跟在吴先生后面，在屋子里漫步。我以为他要介绍几名学生给我认识，但他却带我走向了其中的一台机器。“这些比我的新机器笨重多了，”他说。“要两个人才能抬动。”
现在已是黄昏，我说这种天色读书有点太暗了。
“对眼睛没坏处，”他说。“阳光太亮才伤眼睛。”
“我不是说阳光太亮对眼睛就好，”我说。“我是说太暗了读书不好。”
“不是这样的，”他激烈反驳。“只有当你眼球不动的时候才不好。如果你眼球一直在动，多暗都无所谓。”
那天我对吴先生的了解加深了不少。他根本没有任何教育方面的背景；他在开办学校之前，曾经在采暖设备厂里工作。他的英文水平很差，可能根本就不会——交谈中，有几次我用到英语短语，他都匆忙点头，然后改换话题。我唯一听到他说的英文单词是“okay”，例如“什么事连上大脑，那就okay”。这个词孤零零地放在句子末尾，显得很奇怪。
吴先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他惹怒了科技馆的业主，也惹怒了他的明星学员刘以霞。我打赌是他把老婆赶跑了，虽然很难弄清楚这事儿到底是在他定制了五百台流水线英语机、堆放在家里之前还是之后。在我认识他的短暂时间里，他也惹到了我；跟他这样独断的人交流，实在令人火大。基本上，我看得出来，是人都会让他沮丧。他宁肯谈论人的局部：眼球，手，大脑。但他无法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他们效率低下；他们只用了脑容量的百分之五；他们蠢透了，竟然不懂每天要在机器跟前坐十一个小时才能学习外语。人基本上不管用——就像他们的创造者虽然采用了一流的零件，却在装配组合时搞砸了一切。
机器就不同了。总有一天，经过许多修补改进之后，吴先生会造出一台完美的流水线学习机，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获得所有的知识。他对技术拥有绝对的信念；他认准了机器就是一切的答案。尤其令人心酸的是，这样一个人竟然被科技馆赶了出来。
刘以霞的自我提升找到了新方向。在东莞图书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她借了《全脑学习》，《犹太家庭教育大全》之类的书。她想要增强记忆力，并根据犹太法典的教义学习经商。她开始服用药物以增强脑力，因为过分用功，她会长头皮屑，掉头发。她在考虑学日语。
“我听说中国人要花一年才能学会英语，学日语只要三个月，”她对我说。“我听说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多会一门外语，每个月工资能多拿一千块，是真的吗？”
我告诉她说，她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先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
“我拼命背单词，增加词汇量，”她说，“我每天背五十个单词。”
“每天五十个单词？”我惊讶地重复道。
“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刘以霞的时候，她又经历了一次全新的转变。她把头发染成太妃糖的颜色，还烫了卷。她认为当英语老师，留普通的黑发，样子太土，不时髦。“我要显得洋气些，”她说。她背过了有五千个单词的整本六级英语词汇表。吴先生学校里的那些女生又一次剃光了头发，以表示学习英语的决心。吴先生邀请刘以霞加入他的新公司，承诺三分之一的利润归她，但刘以霞不信任他。他的待人处事丝毫没有进步。
“你这种英语水平，”吴先生最近对她说，“最多还能混混，再干一年老师。之后这里就没你的位置了，因为那时候我占据了整个市场。但你还可以去别的地方教书。”
“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我问。
“我想他是想逼我回去为他工作。”
“太糟了。”
“是啊，”她说，“可我很同情他。他只有靠自己了。”
她拒绝了吴先生的邀请，转而跳槽去了一家网络公司，经营他们面向外国客户的英语网站。她就职一个月后，公司垮了，老板跑路，欠了员工十几万的工资。刘以霞跟其他雇员一起打官司追讨薪水，可他们都觉得希望不大。
几个月后，2007年的春天，刘以霞进了一家生产麦克风零件的工厂，在国际贸易部门工作。她负责外国客商，陪他们参观工厂，参加业内展会。这份工作要求英语六级，还要大学学历。“证书我没带在身边，”招工面试时她说。现在，刘以霞晚上给同事们上课，或者做英语家教。三份工加起来，她每个月能挣五千元，在东莞算是很高的薪水。她计划存钱开一家英语幼儿园。那是她的五年计划。
刘以霞得到这份外贸工作后，发邮件告诉我她新的联系方式。那是我们认识以来她给我的第六个手机号码。有时候我感到很tried（应为tired，疲惫），但有时候又觉得很充实 ，她写道。她的英文还是有很多错误；她太赶了，来不及纠正。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批评她呢？在我认识她的短短两年里，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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