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温情 - 评电影《一秒钟》
《一秒钟》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情节简单，人物卑微。卑微到里面的两个主角，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女的叫刘闺女，男的干脆什么都没有，演员表上这个角色的名字就是“逃犯”。不止他俩，范伟演的男二号，就叫“范电影”。
两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面对周围不公的对待和鞭打，却对这个世界温情以待。这是一部美化人性的，温情的电影。
演的最好的是范伟，那不是一个金钱至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年代，是一个用权力划分阶级的时代。在整个故事里，范电影就只做了两件事：享受权力带给他的荣耀；努力维持自己的权力。看电影不用买票，人们的娱乐生活又特别贫乏，与放映员关系的好坏，能直接影响到自己能不能看电影，甚至坐到一个好位置，就导致了范电影在人群拥有了一些特殊权力。从饭店里面路人不敢跟他一桌，到老板特意给他多加了一勺油辣子，一切都很自然而且他很享受。
而这个权力的来源却不是他自身或者周围的人能决定的，是他的这个职务带来的，也与他的能力无关，是上级领导分配来的。与领导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地位。而他这个位置并不稳固，能不能有也就是领导一句话的事情。他已经感受到了威胁：一个与领导关系更好的杨波，完全可以取代他的位置。所以，他要把握住一切机会来巴结领导、诋毁杨波。
所以，他有两幅嘴脸：在平民面前，努力把自己的权力带来的快感最大化，甚至在饭店里对两位主角没有理由盘问与威胁，这个在那个年代太常见了。另外一面，就是对权力的拥有者，和接近权力的人毫无底线的巴结，包括在逃犯用暴力制服了他以后，马上就换了另外一个面孔。
范伟的表演，牛就牛在这两种态度中自如的切换，毫不违和。整部电影中，只有两个地方展示了他真实的自己，一个就是在放映间隙和逃犯聊天，谈起了自己的儿子。这也解释了他为啥要拼命保住这个职位的原因，如果他失去了这个职位，在哪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他那个低智商的儿子脱开他的保护伞，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最后给逃犯的口袋里偷偷塞进了他女儿的胶片，这是导演美化人性的地方。本质上，他很善良，而且敢于表现。而实际上，多数人是根本不可能而且敢于做出这个举动的，因为面前的这个人不但对他将来的生活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对一个坏份子的善意还有可能对他以后的生活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现在能看到的这部电影，其实有一个严重的逻辑硬伤。逃犯如果仅仅是为了看他女儿的影像，就根本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这个行为非常短视，正常人的想法应该是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见到女儿。
因为想不通，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果然，这个电影过审的时候被删掉了一个关键的信息：他的女儿在那次劳动中因为过于想争先，被汽车撞死了。实际上，这是他女儿留着世间的最后一段影像。
于是，将来对他再没有意义，不管是不是要在牢里过一生。他拼命一定要跑出来，再看女儿最后一眼。电影对这个也做了美化，而实际的情况是他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那封告诉他女儿去世和上了电影的信——劳改场每个犯人的信都要经过审查，所有不利于改造的消息统统都被封锁了。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直到他被释放以后，才能知道女儿已经去世的消息。
逃犯的形象就是一个混不吝，不会被驯服的人。但是却保持了心里最大的善，这个善不仅仅是对于亲情，也对那些不相干的人。从把女孩打晕后在旁边等她醒来，到后来逃了出来又跑回去救那个女孩，在那个年代肯这样做的人真的不多。何况那个女孩屡次都试图把送到保卫科。和女孩斗了一路，而在饭店被盘问的时候，居然想的是要保护那个女孩。
而那个女孩，就是生活在野外中的一头小野兽，有相当巨大的生命力，用自己的本能去保护自己的弟弟（电影中唯一让人感到不适的就是她的弟弟，她简直把弟弟保护成了一个残疾人，没有生存能力。）看到那个女孩，老让我想起了《芙蓉镇》里面说的一句话，“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生长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中，环境带给她的全部都是恶意，导演却也给了这个女孩极大的善良。不光是为了同情那个逃犯，放弃了拿到胶片的最好机会，而且最终选择跟他一起战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做恶不但会保护自己，而且还有道义上的优势：对待坏份子就必须无情。她能逃脱那种教育而保持本性的善良，也可能是没有上过学的缘故。而最后的那一句：“有时候，我还是挺想我爸爸的”，居然没有把自己遭受的不公，变成赤裸裸的恨。她能用亲情化解怨恨，不把自己的苦难归咎于他人，只能说非常非常不容易。
这部处处都在宣传善良，体现温情的电影，票房却比较惨淡。他比《你好，李焕英》高了好多个档次，但在票房上却望尘莫及。《李焕英》还好，起码三观正确，而那个什么京，拍的东西简直就是不要脸，却创造了种种票房奇迹。太让人无语。
顺便说下《你好，李焕英》，我其实很喜欢那个小品，多年前就看过，欢乐喜剧人里，我印象最深的小品就两个，一个是李焕英，另外一个就是江一燕演的那个《子孙满堂》，（那个小品太棒了，叙事结构很有想象力，也是我看到的关于抗日题材的最好的作品，并且很感人）。小品李焕英是要强过电影的，但也不能说电影差，因为加了很多东西，显得拖沓，主题有点跑偏了。
陈志武教授写过一本书，名字叫《金融的逻辑》，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在农业社会里，人际金融交易也以人格化的隐性方式实现，其交易范围缩小到家庭、家族这些血缘体系内。家庭、家族之内不分你我，养儿就是为了防老，子女即为人格化了的保险品、信贷品和养老投资品；亲戚间“礼尚往来”，就是我说的跨时间价值交换的代名词，得到一份礼就让你欠一份人情，下次回礼时你才还了那份人情。所以，那种金融交易安排下，交易头寸是以“人情”记录下来的，而不是以显性金融合约的形式记录的。
当养育子女是实现跨时间价值转移的最主要方式时，农民规避风险和养老的境况就不是由保险产品的好坏、股票的多少、基金的投资组合决定，而是由儿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也就是传统所说的“多子多福”。“四世同堂”之所以是一种理想境界，也因为这样进行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范围就可以尽可能地大。所以，越传统的农业社会，越会在粮食产量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地让人口膨胀。
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之前，几乎所有的农业社会都有立足于血缘的文化和社会秩序，传统的儒家文化也不例外。血缘关系是一种个人出生之前和出生之后都无法选择的关系，出生在哪家、谁是你的父母、谁是你的兄弟姐妹、谁是你的爷爷奶奶等等，这些都不是你能挑选的，也是你一辈子不能改变的。这种稳定和不可选择性，对于还没有外部非人格化、建立法治体系的传统社会来说，最有利于建立并维护诚信，血缘关系的永恒就是信用。所以，从金融的视角来看，传统的“育儿防老”是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间、跨空间的人际利益交换安排，而“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在“三纲五常”的安排之下，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名分、等级，越位就是“犯上”，甚至朝廷法律也明文规定不孝子该杀。这种刚性秩序当然能增加“孝道”下的人际隐性金融交易的安全，父母不用担心在子女身上的投资会没有回报，兄不用担心弟的回报。因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们普遍对儒家建立的这种刚性交易体系“放心”，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风险小，这也是这一体系能运作2000多年的原因。
只不过，这种刚性体系过于偏重父母、兄长作为“投资者”的权利（甚至权力），压制子女、年幼者的权利。只要你出生的时间晚，哪怕只晚一点，这一辈子的地位就永远低于先于你出生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的安排下，“养儿防老”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子女养育等，都过多地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比如，在“养儿防老”体系下，人更多的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而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一个人可以因“不孝”而被处死，等于在说人存在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儿防老”，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人权。
这段话挺长的，我也不知道该把哪里删掉，就都拷贝上来。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爱，很多时候并不是纯粹的。子女在父母眼中，也许就是一个金融工具。幼时对你的投资，也许就是指望当你长大后从你身上获取来相应的收益。希望你能当官，希望你能嫁一个好人，从小不断强化对你的这些投入的说法，可能都是指望你这个金融产品在将来升值的时候，不要忘了当初他们投入的成本，能给与他们相应的回报。对于这样的爱，就完全没有必要去歌颂，平等对待就好了。
而《你好，李焕英》就是脱开了这个层面，母爱变得很纯粹。母亲的快乐不是来自于你的成功，或者是你的报答，而仅仅是因为跟你在一起。这是对的，但是在目前或者是将来，这种观念会变得越来越普通，当都变成大家的共识的时候，这部电影也许就没有那么让人感动了。也就决定这部电影，并没有很强的生命力。而对陌生人的善意，尤其在一个恶劣的环境下，是非常稀缺的东西。就凭这一点，所以我觉得《一秒钟》要比《李焕英》要高好几个层次，（更别说贾玲在拍电影上的稚嫩，跟导演无法相比，她就是用拍小品的观念去拍的电影）。
中华传统文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东西。而我们经过这些年的教育，基本上也不剩下啥了。赵婷在奥斯卡上的获奖感言有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对中华文化最好的推动和宣传。人之初，看你怎么理解了，你可以说是人小时候，也可以说人相识之初，如果人在相识之初，或者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就用自己的善意去对待周围的人，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会温情很多。《一秒钟》故事虽然发生在那个悲剧年代，却是对小人物的善良最好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