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国新闻奖评委，对廖君事件的评论

新华社湖北分社的记者廖君女士红了。很多昔日的新闻界同行、普通网民在评论，有批评的，也有为她叫屈的。一些人还问我对她的报道、她被表彰的看法。

我是春节前回中国探亲，遇上疫情爆发，航班要取消，费尽周折好不容易2月4日回到美国家中。原以为能安全一点，不想3月美国也爆发，而且迅速蔓延。仅我住的大华府地区的弗吉尼亚州，离家10英里（16公里）范围，就有5例；30英里有54例，60英里73例

早知如此，我还不如踏实在陕西榆林老家陪着父母，着什么急回来上班、陪妻女？早知如此，李文亮也不会被训诫，并被廖君报道了。 

中国的事，我很少说了。丘吉尔说过：“不要在国外批评你的国家，但在国内不要停止批评。”旅居国外，还是希望祖国一切安好。现在说说廖君，也是希望她未来的路走好。 

去国三年，自认还是有点资格评说记者和媒体。我做过15年的国际新闻教授和主任，也做过中国新闻奖（评作品）、长江-韬奋奖（评记者、编辑）的评委，和新华社的几位社长和其中的一位夫人，也熟悉。有许多学生和同学、朋友在新华社，有一位还是某人口大省分社的社长，春节前一起喝酒，交流过新闻工作。 

廖君的事，源于受表彰，引起人们对她的报道的不满。 

她是新华社湖北分社都市部主任，高级记者。最近的中央媒体专版赞扬她：“向你致敬！逆行而上的女记者”。3月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记者见面会，廖君是被推介的7位“巾帼奋斗者”之一。 

她说：“我们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为武器，向世界大声讲述战役的中国故事、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那她怎么讲述的呢？ 

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3月7日，她共采写署名稿件500多篇、内参90多篇。 

69天590篇，平均每天8.5篇，可能吗？ 

写作是个复杂的脑力劳动，写新闻稿更要找选题、去现场、采访、核实、写作、修改、发送，很费时间和精力。虽然被人质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时候，可以亮出尚方宝剑、国社招牌，但总归不是像打开阀门注水那么简单。 

但人家就能完成。想想也有可能，原因有三： 

一、她是部门主任，手下有不少记者。同事的稿她修改、把关，最后领衔署上她的名。出了事，她担责；受表彰，她代表。这也是大学领导、导师指导博士的套路。 

二、中国的新闻以正面报道为主，多是正能量。有很多单位、地方希望能被报道表扬。记者去了好吃好喝招待，车马费和新闻通稿一拿，回去署上自己的名发布就成。很多地方还专门有通讯员给媒体供稿，能把本地的好人好事宣传一下，署上廖君的名字，不敢怒不敢言，求之不得。 

三、新华社的稿子有长篇通讯、特稿专访，也有简讯快讯、刚刚收到的消息，可长可短。比如说每小时发布一下武汉确诊人数、死亡人数，八小时就是八篇，网民叫刷屏，记者叫廖君。 

如果她写的都是内参也好，反正大众看不到，可是500多篇是署名的公开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被人搜出，引起争议。比如廖君是第一署名的： 

《发现的多例肺炎病例为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

《8人因网上散布“武汉病毒性肺炎，不实信息被依法处理》 

当然，第一条是医院和专家的意见；第二条是她转述公安机关的处理。可是，如果记者只是个搬运工的话，是个网民就能干，要我们这些新闻学教授和专业媒体干什么？开个自媒体账号就行，搞个网红直播更好。 

记者要有社会责任、做人良心；要有大胆质疑，小心求证；要有情怀，有取舍，即使是做不到真话不全说，也要假话全不说，特别是人命关天的事。 

第一条显然说了假话，武汉疫情正是人传人，而不是华尔街的人传牛，股市崩塌。作为记者你求证了吗？采访过不同的观点吗？老师教你的平衡报道、多个信源，你做到了吗？ 

第二条报道只是公安部门的一面之词，他们说是“不实信息”，你就信？这事该问医生还是问警察？你采访过当事人吗？ 

特别是第二条被处理的八名医生中，就有因公殉职的李文亮医生。一个被训诫，含冤离世；一个落井下石，大受表彰。 

就算当时身不由己，过后有愧疚吗？有跟进，有弥补吗？

《人物》的记者默默采访、写出“发哨子的人”的时候，你不会在准备先进事迹报告吧？ 

再说那90篇内参，作为党的喉舌、领导的决策依据，在中国能够理解。但是中国媒体不也有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反映群众疾苦的要求吗？ 

中宣部一直在开展“走转改”运动（走基层、转文风、改作风），廖大记者你写了那么多奏折式内参，走过基层吗？500多篇千篇一律的稿，转过文风吗？报喜不报忧，改过作风吗？ 

接下来也许廖君应该做两件事，挽救其职业信誉。一是道歉，二是不断求证。 

这方面我有一个例子。新华社资深记者、我的忘年交李竹润（笔名黎信）先生，当年我做新闻主任的时候，曾聘他做教授，听他讲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道歉。他在80年代的时候，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为了配合形势，扩大雷锋的影响，发稿说西点军校挂雷锋像、学雷锋。后来确认这不是事实，他在网络公开道歉。 

第二件是他对业务的钻研、认真。 

1984年国庆35周年邓小平大阅兵，出现四句话：“同志们好!首长好! / 同志们辛苦了！为人民服务！”这几句话后来成为阅兵的标配，沿用至今。 

李竹润说，当年对外报道发英文稿时，他作为把关人，发现值班编辑把“同志们辛苦了”翻译成You are tired (你们太累了)。 

他当时给改为Good job（干得好）。这是个地道的英语表达，意思虽有了，但并不全面，特别是和后面的为人民服务（Serve the people）不太搭配。由于赶着发稿，就那么处理了。但是并不满意，一直在思考。  

外国的阅兵并没有类似的问候、应答。但中国的既然有，就应该翻译出来。后来他终于想到更好的、符合当时场景、英语表达和搭配的翻译： 

Hello，comrades！ 

Hello，commander！ 

Thanks for your service！ 

We serve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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