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首先需要被看见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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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看到具体的人,反思隐藏的结构性问题就无从谈起。
天鹅林场

4月20日午后,三位来自天南海北不同地方的外地年轻人,在四川省什邡市天鹅林场深处服毒自杀。继4月4日天门山跳崖事件之后,这是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次陌生人相约自杀事件。

和上一次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事发后,相关的信息极为匮乏:死者有没有留下遗书、他们生前经历了什么、为何走上绝路,至少目前我们都一无所知。在舆论场上,这几条年轻的生命沉默的最后呐喊,看来很快就会被淹没。

最早披露此事的是“网传”,当地公安局的回应是“不方便透露”。昨天终于通报此事时,末尾也有一句警方提示:“为尊重逝者隐私,请勿传播相关视频、图片等信息,避免对死者亲属造成二次伤害。”

这是国内应对“负面事件”时最常见的做法:不要去谈论它,就让它这么过去,就像从没发生过,尤其是不能让消极情绪传播开来,引发效仿,颠覆现有的日常秩序。此时,死者家属的情绪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理由。

应该说,这种考虑也不是没道理。1774年,歌德发表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后,德国社会被这个年轻人在觉醒之后苦闷的反抗意志所感动,一时不少人自杀殉情。1903年,日本高中生藤村操在华严瀑布自杀,遗书中诉说对宇宙和人生意义“不可解”的痛苦,虽然警察砍伐了刻有其遗书的树、停发印有其遗言的畅销明信片,仍不能阻止许多人来此朝拜、效仿这一“哲学之自杀”,九年之内竟有多达200余人来当地投潭自尽。

这次天鹅林场事件后,我第一反应也怀疑这是对天门山相约跳崖的模仿,但如果是,那行动也太快了,更可能的是:这次的三人原本就有相似的处境和意向,只是别人的举动刺激了他们采取最后的行动。

如果是这样,那顺理成章的推论似乎是:新闻报道和公共讨论可能加速了他们的自杀。这是一个让新闻人深受困扰的两难:报道,也许推波助澜;压着不报,又不符合新闻伦理,何况这种不让报的社会更让人压抑。

避而不谈就能让事情变好吗?我不这么认为。

公共讨论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关的讨论是否激发社会效仿,这是没有人能控制的事态。新闻人没办法承担无限责任,因为社会的反馈链条太长了,不可能预见并控制每一个环节,也就不可能为此负全责。

何况,你不报道、封锁消息,难道社会就真没渠道知道了?不会,只是媒体公信力渐渐丧失,人们转而从小道消息来获取谣言。严厉压制的结果,就是使这种行为更进一步地下化,而相约自杀的真正原因更是得不到公开的讨论,遑论解决了。

难就难在这里:公开讨论或许引发效仿,但压制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那究竟应该怎么办?这就催生出这样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应对举措:一边管控公开谈论,秘不示人,另一边设法悄悄去解决问题。

每次发生这样的悲剧后,都会有这样一波应对,有些老师说,对学生的要求已经放宽到“不自杀就行”,不少学校加紧排查有抑郁倾向的学生,强化心理干预,甚至要求学生签署“不自杀承诺书”。

这么做有效果吗?有,一些学生因此而更抑郁了。

有人吐槽,被这么一通干预下来,自己好不容易控制住的抑郁情绪又爆发了。签什么“不自杀承诺书”当然也毫无用处,只不过有了这样一份承诺书,再出事就算是你“违约”了,至少学校可以撇清责任,然而正因此,学生们更意识到这种干预的本质不是在帮助自己,而是冷酷无情的免责,让系统运行排除隐患,这让看清楚这一点的人进一步丧失了希望。

在我们社会,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声音认为,为了阻止悲剧重演,有必要“宣扬正能量”,让年轻人免受消极影响。这次天鹅林场事件发生后的报道里,就有评论断言:“肯定有什么人蛊惑年轻人自杀。”但底下就有人反问:“还需要蛊惑?”

这就是问题所在:那些相约赴死的年轻人既不是一时冲动,也未必是受他人蛊惑而过度悲观,相反,这完全有可能是他们看清社会现实之后自主、自愿之举。

他们之所以能激发社会公众的共鸣,原因也就在这里,太多人虽然“强忍着绝望生活在这世上”,但都能理解生存绝望,在天鹅林场自杀事件的视频报道底下,点赞最高的一条留言是:“人间不值得,别来了。”

也因此,将自杀者视为行为异常的边缘人加以有针对性干预的做法无法成功,因为他们恰恰是正常人,不正常的是这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不在乎个体的感受,只要求人服役,干好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劳动,你要以任何理由逃避服役,就要锤你。

在网传的一段微信对话里,一位老师告诫学生别想不开,谁也不许跳楼,“千万别干傻事!凡是跳楼的,期末考试一律给0分!”

不管这是无意识的流露,还是残酷的玩笑,乃至是杜撰的梗,它倒是道出了当下社会荒诞的真相:安排好的人生没有退出机制,谁要退出就得受惩罚。从这一意义上说,自杀是工具人在觉醒之后最决绝的反抗。

这两天,也有不少人提到史铁生《我与地坛》里的一段话:“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这当然不失为冷静的“向死而生”,但其实并不能回应当下工具人的处境,甚至截然相反,因为在史铁生这里,“活着”才是对命运的反抗。

对卑微的个体来说,生死有着不同的意味。小说《微物之神》就刻画了这样一种小人物的生存:他安静、懂事、不扰人,能融入任何所在之处的背景之中,以至于“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他几乎是不存在的”。可想而知,也没什么人在意其生死,因为“在他生存的社会里,一个人的死可能比他的生存更有利可图,而这一点并不是他的错”,对他来说,死亡是一件很平静的事,因为那“不是死去,只是不再活着”。

在这两次的相约赴死事件中,至少有一点似可确定:他们只能找到和自己相同处境的人一起行动,却找不到能理解、支持、帮助他们的人,这样,他们的抱团取暖成了一种不断自我否定的内循环过程。看似奇怪的是,这种绝望的内省能给人带来难得的内心平静,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解脱感:“没救了,突然觉得,人不焦虑了。”

问题还不在于他们的处境有多糟,而是这强化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脱节。在这个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归属,是比生存条件的匮乏更加绝望的,此时,可能另一个世界还更显得像是“归宿”。就此而言,这个小团体其实是他们最后的归属,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重要。

我原本是希望他们哪怕在此世找不到归属,至少能在找到彼此后,从小团体的相互理解中开辟出新路,但看来这对他们来说太难了。自杀也需要行动力、执行力,一个人往往下不了决心,所以有人说,有的人之所以没自杀,不是因为别的,是“懒”,把这事给拖下来了。然而,如果三四个人一起,就能更坚定地执行了下去,并且事先可以做好周密的安排。

在天门山事件中,四人在跳崖前还服毒了。一般媒体分析都认为这是为了“双保险”,说明死志已决,但我猜想还有另一重考虑:避免万一跳崖没死,摔成了残疾。最令人遗憾也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个有归属感的团体反倒是更坚定地去执行自杀,他们把自己仅存的气力都放在了尽力去离开。

这些看似是个案,但在我看来,每一个这样的事件都折射出当下社会的精神危机: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社会高度世俗化,却缺乏精神寄托,人们难以找到生活的意义感。之前谈到这一问题,有留言说,心里绝望的人,最好自杀前去教堂坐会儿,但底下就有人回复:“没有教堂。”

当然,没有哪个社会能杜绝自杀现象,也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活得快乐,很多私密的内心黑暗,再能干的公共机构也难以介入,但至少,当人们想要求助时,让他们能有所选择,而当他们愿意讲出来时,也有人能倾听,得到响应、讨论和正视。

这就是我想说的:要真正解决相约自杀的问题,他们就首先需要被看见,让他们的处境进入公众视野。真相可能令人不适,搅扰生者的日常生活,影响系统的顺利运转,然而,如果不能看到具体的人,反思隐藏的结构性问题就无从谈起。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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