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魔都孤儿（一）
1906年，美国作家、记者安布罗斯•比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魔鬼辞典》的书，以讽喻文体对他选出来的一些英文单词进行个人化阐释，对人性、社会、哲学、人生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有趣、自由和充满革新的思考。该书被誉为“颠覆一切固有文化的万物辞典”，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争议，也获得了不同时代读者的喜爱。这充分说明对于某些事物和概念的根源性理解在广义上可以达到“放之四海皆准”，超越了国籍、种族和文化的限制，也不会因为时代变化、战争、瘟疫或社会变革而改变其根本性质。
当我试图为2022年上海发生的一切找到一种解释、一个说明、一个理由乃至一个借口，以便能够说服自己早日接受生活已然发生巨变的事实，却发现再也没有哪个说法比《魔鬼辞典》中对“absolute”一词的重新诠释更适合对所发生的事进行概括了。首先是词性：“专制的（absolute），形容词”，接着是词语解释：“独立的、不负责任的。彻底专制的君王底下的人民只能做君王喜好的事，而君王则专门做暗杀者希望他做的事。目前君王制大体上来讲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有限度的君王制，不管是君王的暴行或善行都大幅缩限，并由共和国代以掌控主权，等同以随机的方式决定人民的命运。”
面对“意外（accident），名词——因不可违抗的自然法则而产生的事件”，我们经历了“坏事（rascality），名词——当聪明的家伙行恶或是蠢人暴躁妄行时的结果”，内心感到“痛苦（affliction），名词——磨炼灵魂使其准备好面对另一个更可怕的世界的过程”，随后陷入了“困境（predicament），名词——给予言行合一者的报酬”，或许只有“理智的（rational），形容词——摒弃妄想，只仰赖观察、经验与反省”思考能带来内心的救赎。
因此我写下了我看到和经历的一些事情。尽管没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我们至少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正如茨威格所言：“我们没有义务因为世界变得荒谬，我们自己也要随之变得荒诞。”
为了所有的丧失。为了忘却的纪念。
1 逃亡之日
2022年10月13日下午2点左右，我仓皇地拖着行李箱、把装有笔记本电脑的包挎在肩上，叫了辆网约车直奔上海虹桥机场。一路上的车比平时少很多，用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不到半小时，车便停在了我预先指定的地点：机场附近酒店密布的街区。离开上海的飞机是次日中午1点，为了能顺利登机，我准备在这儿随便找个房间对付一晚上。
走了段路，终于找到一家正在营业的酒店，前台大姐看了眼我的身份证说：“不好意思，根据最新防疫规定，我们现在不接受外地游客。”我说：“我一直在上海生活，现在是要离开这儿，明天早上就走。”大姐让我出示机票订单，又在一个本子上登记了上海的住址后，才给开了一间房。我随口问：“今天客人多吗？”她头也不抬地回答：“只有你一个人。”
酒店里空空荡荡，我的房间在二楼，出电梯后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大部分房间的门都开着，但没看到谁在打扫卫生。尽管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听不到我的脚步声和行李箱滚轮在地面滚动的声响，我还是觉得从四周或远处正传来空旷的回声。之前去一艘邮轮采访，旅客登船之前我跟摄影师先上了船，当时的情景跟现在有些类似，周围空无一人，如同身在某个超现实主义电影场景中。那已经是2019年的事了，那年即将结束时我回到上海，之后几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无人的场所原本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空间，但心情却与彼时截然不同。生活平稳时的寂静是一种享受，而当你身处于动荡之中，寂静只会令人更加不安。
傍晚6点，我外出做核酸顺便吃晚饭。那阵子要求离开上海的人需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结果才能登机，而此行目的地大理则需要持有24小时核酸阴性结果才能进入古城。根据地图显示，附近有十几个核酸检测点，100米外就有一处，位于某个小区门口。当我到那儿时，被告知该检测点只面向小区居民，工作人员解释说附近的检测点都是同样情况，该街道唯一面向社会人群的检测点在约一公里外的航华公园门口。我表示理解，道谢后离开。
航华公园位于闵行区航新路600号，有东、西、北三个门，我离东门最近，于是便沿着虹春路慢慢走过去。右侧是一条双向四车道大路，四周一片广阔毫无遮蔽，可以近距离看到飞机起降，以及美不胜收的秋日夕阳。以前从没来过这附近，看起来周遭的确比市中心要荒凉一些。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大胆地摘下口罩，呼吸着并不清新的空气，试图思考几个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比如：5年没去过大理了，现在那儿是什么情况？我要在大理待多久？往下怎么办？
在核酸检测点外，一个陌生的上海手机号码打来电话，是我之前居住小区的居委会人员，他问我：“你在哪里？为什么不来做核酸？”这时我想起每天下午6到8点是小区全员核酸的时间，当听到我解释说我已经搬走的时候，对方立即大发雷霆，怒吼道：“搬走为什么不提前报备！马上在外面做好核酸截图发到群里！”这一插曲立即点燃了我的怒火，下午走得太匆忙以致我忘了退掉那些微信群，好在现在删除他们还来得及——去你妈的吧！以后别想再对我颐指气使、大呼小叫、呼来喝去、打着防疫的名号干涉我的生活和自由！我受够了。
10月14日中午1点，我顺利登上MU9726航班直飞大理凤仪机场，8年上海生活至此宣告结束。10月15日中午，上海的房东发来微信，告知我小区果然再次封闭（只许进不许出），并说：“还算你走得及时！”天知道我经历了多少思想斗争——机票从9月下旬开始一退再退改签了十几次，再加上随着出发日期临近，房屋和冰箱已经逐步清空，所有物品提前打包交城际搬家公司运走，身边只留有一身衣服和少量必需品。假如小区再次封控，别说无法保障温饱，就连可替换的内衣裤都没有。
本来按照计划，出发那天上午打车去机场即可，没想到13日中午12点多，一队穿着防护服的人突然杀进我们小区，并用警戒线围住了70号楼。根据经验，那栋楼里八成有密接（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接触过的人），接下来全楼住户不得出入（早晨已经出门上班的人全部召回），等待上门进行单管核酸检测，如有阳性则封闭小区。我当时存有一丝侥幸心理，觉得不会那么倒霉，但那个阵仗又令人无论如何不敢掉以轻心。因此尽管家里还有最后一批要扔掉的物品，卫生也还没打扫完，我还是跟房东说明情况并表示歉意，当即匆忙离开了黄浦区。
当我顺利抵达大理古城并到朋友家住下后，好几天里依然惊魂未定。知道这次逃亡经历的朋友说：“你就像是从门底下的缝钻出来的。”我心里的弦始终紧紧绷着，仿佛还坐在那辆网约车上——司机个儿不高，帮我将行李箱抬上后备箱时显得有些吃力，上车后还开了句玩笑：“箱子这么沉，装了什么好东西？”按照我的脾性，平时肯定要回以玩笑，比如哈哈地笑着告诉他“里边都是逃命的家当”之类，但我却只是戴着口罩，双手颤抖地坐在后排，浑身每个毛孔都不断往外冒冷汗。
那天下午，当车沿着瑞金二路畅通无阻地开上延安高架，沿途熟悉的风景令我心里突然有一种陌生而怪异的感觉，好像正在远离的是过去整个习以为常的世界。一切如此突然，我还没做好告别的准备，眷恋、恐惧和厌恶在身后反复拉扯，种种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不但令人噁心想吐，整个头还嗡嗡作响——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当初雄心勃勃从北京搬来上海的那个人，是否想过未来会如同丧家之犬一般屁滚尿流地逃离这座城市？我无法再思考了。一阵强烈的悲伤几乎要将我撕成两半。
2 从复兴中路到襄阳南路
过去两年间，我住在复兴中路553弄名为“复兴坊”的小区，位于瑞金二路和思南路之间，内有楼房95栋，大部分是独门独院3层老洋房，也有几栋高5层的红砖楼房。居民由上了年纪的上海老人和年轻的外来租户构成，前者已经退休，后者多半在新天地附近的公司上班，儿童几乎只占总人数的10%，平时基本上都很安静。
我对这个小区的第一印象是干净整洁、秩序井然，大门口挂着上海市政府颁发的“文明小区”牌子，下方是两名负责警务联系的警官肖像及电话号码，门外的墙上简要阐明了此处历史：民国17年（1928）年建，原名辣斐坊，1949年后更名为复兴坊。
小区里有几处历史保护建筑，无一例外挂着铜牌，上面写着简单介绍。例如：1号史良旧居（史良：1900.3.27-1985.9.6，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活动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第四、五届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8号何香凝旧居（何香凝：1878.6.27-1972.9.1，著名政治活动家、女权运动先驱、画坛杰出美术家、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夫人）。这些建筑里如今生活着普通居民，尽管私人生活难免受到参观人群打扰，但他们似乎对此并不抗拒。
平时经常有游客进入复兴坊拍照、参观，周末人就更多，因为旁边的思南路上还有多处重要景点：孙中山故居、周公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梅兰芳旧居、上海市文史馆、李烈钧住宅、思南公馆、思南书局……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促使我搬到这里的原因主要是我租的那处房子是一套几乎全新的民宿，在梧桐区同等价位和面积的房子中性价比最高，不但装修、家具和电器都是全新的，外面还有个小院子可以供我停放自行车和晒衣服。这套房子2019年国庆假期前刚装修好，还没来得及接待多少游客，几个月后疫情就开始了，尔后便长期空置。2020年10月我搬进去的时候，就连冰箱里的原装塑料薄膜都没拆掉。
房东是一位独居老人，文化素养很高，尽管加了微信，他平时还是更喜欢通过写留言条跟我联系。当我外出或回家时，经常在玄关的桌上看见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漂亮的钢笔字：水电费明细、小区通知的某事、询问生活是否方便等日常琐事，到了要洗空调的日子，则在纸条旁边还放着一瓶清洗剂……诸如此类，事无巨细，既周到又保持着礼貌的距离，我个人对此种行事风格非常尊重和受用。随着大家渐渐熟悉起来，尽管我婉言谢绝，房东爷爷依然不时将自己做的菜放在玄关请我分享，还有他个人爱吃、经常专程去某个国营老店买的糕点等等，上海人做事讲究的体面和人情由此可见一斑。
复兴中路是横跨上海黄浦区和徐汇区的一条东西向道路，东起西藏南路（原名敏体尼荫路），西至华山路，全长约3.5公里。根据记载，这条路1943年以前名为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当时是上海法租界内一条主要的东西向干道。虽然如今为了避免与网络上的一些人发生争执，大家已经约定俗成般地将上海泛租界地带称为“梧桐区”，但曾经作为租界的历史对上海的城市和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历史。
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老师在其著作《重说中国近代史》中提到过上海租界的形成及历史原因：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起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口岸，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上海作为五个口岸之一，原本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发展历史比较短，但其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在于长江口的交通运输便利，并且与江浙是一体的，因而有着强大的商业潜力。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书中有这样的叙述：“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原来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从此以后，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发展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张鸣老师通过论述得出了如此结论：“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关于上海的重要性，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在《奇石》一书中也有这样的描述：“邓小平避免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尝试激进的改革，因为在这些地方犯下的任何错误都将具有政治风险。”
搬到复兴坊第一年，我在陕西南路222弄12号前门租了一个带独立小院子的空间作为工作室，里外面积各有40平米，我一个人使用还嫌大了些。只要不下雨，我每周6天（周一休息）都骑自行车到工作室上班。梧桐区单行道很多（复兴中路、陕西南路皆为单行道），我骑车的路线固定为两条：去时沿思南路骑到上海科技影城左转，再沿南昌路骑到陕西南路右转，到了弄堂口再横穿马路，车可以直接骑进院里。回家时的路线则会丰富一些，因为不必赶时间，我经常骑很远的路到长宁、古北、静安跟朋友吃晚饭，再喝几杯啤酒，或独自兜一大圈才回家，权当骑车锻炼身体。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一年后，工作室搬到了襄阳南路500号巴黎时韵大厦，骑车路线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要节省时间，就沿着复兴中路一直骑到襄阳南路左转，再直行片刻就到，把车推进地下车库，全程花不了一刻钟。也可以出门从思南路向南骑，到了建国西路右转，再直行到襄阳南路右转即到，这条路线得多花个5分钟，但夏季非常荫凉，因为建国西路的道路不宽，被梧桐树荫遮蔽的部分更多。路上会经过瑞金医院后门，接着是田子坊的其中一个出入口，建国西路上遍布着各种小而美的餐厅、咖啡馆、酒吧，因为每天都会路过，反而显得特别日常，去过的没几家。
每当下雨天，我便沿着复兴中路慢慢步行，走到茂名南路向左转，横穿上海文化广场内的树林和草地，从陕西南路上的6号门出去，再沿永嘉路走到嘉善路左转，从清美超市右侧的小路直行到襄阳南路，左转再走100米就到达巴黎时韵。之所以对这些骑车和步行的路线记忆如此深刻，因为这是我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尽管路线不长，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和隐藏在树荫下的各种小店每天都使人心情愉快，无论何时都能看到人们兴致勃勃过着日子。人们常说“在广东看不出谁富，在上海看不出谁穷”，我想的确如此。无论贫穷或富有，你都可以在上海享受全中国最便利的城市生活水平，在2022年之前，这是一种共识。
搬到复兴坊之前，我住在乌鲁木齐南路181号的一套老房改建loft，工作室就在楼下，无需出门就能在家上班。平时经常跟朋友相约骑车去西岸滑板公园附近玩耍，从春季到初冬，每周少则一两次，多则四五次。说不上来黄浦江畔究竟有什么在吸引着我，刚到上海第一年，我就喜欢经常去看江面上航行的船。对我而言，也许这一切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充实而不断积累和自我提升的工作，规律的户外骑车运动，健康的社交生活，为数不多但值得信赖的朋友……其中每个组成部分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又在长期坚持不懈的执行中呈现出令人满意的面貌。
我的全部生活都围绕着梧桐区展开，这些碎片日复一日叠加，渐渐成为日常，构建了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美好印象。 因此，尽管疫情开始后我便没再离开过上海（上次回老家过春节还是2018年），我依然说服自己一切终会过去，在此之前只需维护好内心的秩序，像往常一样安静等待即可。
连续3年春节期间待在上海，由于没事干，在家休息一两周后便到工作室上班。此前上海的疫情一直控制得不错，除了减少聚集和外出堂食以外，平时工作和生活基本上不受影响。没想到刚进入2022年就传来噩耗，一个朋友于春节前自杀身亡。由于他是少数民族，为了遵循该民族下葬的传统（必须在中午之前入土），他进行了周密的计划。春节前夕，他搭乘末班飞机回到家，次日凌晨结束了生命。等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入土为安一阵子了。或许从这时开始，乌云就已经笼罩在了我头上。
这位朋友跟我的情况有一些类似，我们来自同一个滇西边境小城，他也在上海经营自己的独立工作室。尽管他年纪比我小很多，但过去这几年我们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包括内心压力应该有不少相同之处。我已经离家在外太久了，先去北京待了多年才来上海，对于大城市的生活已经有了足够的了解和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说，那种人在异乡的孤独感和遭遇挫折时内心的无望已经不再能给我带来任何打击，更多时候反而会成为一种促使我继续前进的动力。但对一个刚刚20岁的人而言，或许他一直很难适应上海的都市生活——客套、冷漠、交不到朋友、阶级壁垒、高消费的诱惑和由此带来的压力……等等等等，不止一个朋友谈起对上海的印象时跟我表达过类似看法。
以前我总觉得，只要认清了目标，人就可以想办法克服一切困难，而我想要的其实只是往前走罢了。我既不打算买房买车，也不打算结婚生子，所以要解决的仅仅是自己的生活问题，如果可能的话，再通过工作或别的什么爱好获得一些内心的满足感，基本上这不难实现。但假如一个年轻人还不够熟悉外面的世界，对自身局限性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又有一些天赋和才华，希望用物质和金钱来武装自己，走在上海市中心的街道上，每天去iapm商场吃晚饭，哪怕仅仅出于好奇，他总有一天也会走进淮海路上的奢侈品商店，想通过消费让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成为现实。这究竟算不算一种迷失呢？或只是上海给人造成的幻觉——五花八门的诱惑和分门别类的现实，其中肯定有一条路通向自由，但假如没有充足的钱，单是远远看着那些高楼大厦，有时都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3 权利的即兴表演
2022年春季，我花了一些时间思考死亡的问题，以及——死亡为什么总是离我那么近？这些年来，我已经有超过5个朋友去世，他们都很年轻（不超过30岁），每一个都死得干脆彻底，不留遗书也没有任何救治余地。我不得不正视一个问题：每个人内心的黑洞究竟会将我们引向何方？同时，一种陌生的感觉让我开始觉得恐惧。在家里读书时，跟朋友微信聊天时，与家人通话时，在西岸的公路边骑车时，去工作室上班时……我觉得孤独，并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对未来产生了怀疑。目前看来，由疫情导致的种种后果不会在短时间内好转，一些认识的人已经陆续离开上海，决定回老家发展或搬到其他城市。他们的举动无疑带来了不好的征兆：不止我一个人正在丧失信心。
3月10日，我去岳阳路上的工作室找我的纹身师扎新图——old school风格花朵中藏着一个咧嘴笑的骷髅头，尺寸不小，铺满左手下臂内侧全部空间。这是我思考死亡的阶段性成果和对死神的戏谑想像。纹身一直对我具有某种玄妙的激励作用，我希望这个图能帮我摆脱那种恐惧——当接受了死亡如影随行并且或迟或早一定会来临，我只希望面对命运时能勇敢一些。恐惧只能带来失眠和坏情绪，而这对一切毫无帮助，甚至还会拖后腿。
这天是周五，由于又一轮疫情渐渐严重，上海市内已经有一些小区开始封闭管理。跟纹身师约时间时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一切毫无预感，还开玩笑说：扎完了被封在工作室怎么办？但我们并不真的觉得会有什么厄运降临在自己身上。下午4点半扎完图，我还骑车去西岸晃了一圈，本想到常去的店买几个葱油饼，但店铺没有营业。
其后那个周末我正常去工作室上班，路上已经空无一人，街道两旁的店铺也全部关门闭户。回家后听到邻居传话：复兴公园里面开设了免费核酸检测点，社区通知居民自己去检测（非强制性要求）。 3月14日晚上6点，我步行到复兴公园做了人生第一次核酸检测。尽管复兴公园就在我家旁边，但疫情开始后只在2021年5月去过一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儿就一直处于关闭状态。如今公园内外都被蓝色彩钢瓦围得密不透风，只留了窄窄的进入通道，像是走进了一个临时搭建的蹩脚迷宫，这种风格很有中国当代特色：廉价、缺乏想像力、便于搭建也便于拆除、拍脑门式的一声令下、死脑筋（或懒得动脑）地执行到底……不难想象，一支小型施工队只需几个小时就能搭建起这类人为隔离带，此后几个月这成了上海市区街道上最为常见的景观。
穿防护服的人在路两旁指引方向，他们有男有女，高矮胖瘦和年龄段不一，想必是社区抽调出来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检测点设在靠近公园雁荡路出口的一条横向林荫道上，十几个蓝色简易棚子一字排开，有人拿着扩音器喊：“请出示健康码，排队间隔1米……”附近几个街区的人都来了，大家听从指示静默排队，除了偶尔听到“请问在哪里扫码”的询问，便再无人发出声音。
轮到我时，检测人员问：“鼻子还是喉咙？”我登时紧张起来，因为从来没有做过核酸检测，忙摘下口罩学着前面的人把嘴巴张开。喉咙被重重捅了几下，检测人员示意我从旁边离开。根据指引从公园后门出来，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触目所及的雁荡路和南昌路一片黑暗。心跳得很快，社区通知做核酸的原因据说是附近街道有阳性，假如我也被传染了怎么办？是不是要提前准备去方舱的物品呢？应该带些什么东西？
后来关于上海封城的时间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各个街道和小区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小区从3月15日就开始执行街道内部封闭管理，要求“非必要不外出”，但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理由算“必要”、哪些算“非必要”，大门关着但并未上锁，居民依然可以自由出入。这一天我在朋友圈发布了“工作室本周暂停预约”的通告，本以为状况很快就能解除，就像以往每一次那样——大家配合安排，局面将很快得到控制，然后一切便恢复正常。没想到这只不过是其后漫长难熬的“自愿居家”的开始。
3月18日上午，房东爷爷破天荒亲自来敲门，悄悄对我说：“听说小区明天开始要封闭了，不管是不是真的，今天我们要赶快出去买点菜。”我不敢迟疑，马上骑车到清美超市跑了两趟，采购了蔬菜和水果，家里还存有不少云南特产和挂面、干米线、干饵丝、泡面、罐头等食品，预估2-4周的基本生活不会有问题。
3月19日中午，小区第一次安排了全员核酸，大门已经锁上，在小区主干道搭起了临时检测棚。从这天开始，没人能够离开小区，广播和扩音器开始响个没完，从每天上午做一次核酸，到每天早晚各做一次核酸，再到除了每天两次核酸以外还要做两次抗原检测……人们很快在有序的排队中失去了往日正常的生活。做核酸的时间越来越随心所欲，据说是因为医护人员安排不过来。有时我们清晨5点半被喇叭叫醒做核酸，有时半夜12点还在排队做核酸，有时一个下午做2次核酸，也有时会突然有穿防护服的人在窗户外喊你名字，叫你出去领这一天的抗原，半小时后又有人来收走。每天什么也干不了，只能等着外面的通知。
4月1日，上海政府发布了封闭城市的公告。以黄浦江为分割线，浦东区域先封闭5天。4月5日，浦西也封了，浦东继续封着，没说什么时候解封。当然这些公开发布的、事关2500万人命运的重大消息后来都被否认了，比孩子玩游戏的态度更随意。6月份上海庆祝抗疫取得胜利时的官方措辞是：上海这几个月属于“根据各居委会安排自愿居家”。在此我无法推翻任何说法，我接到的所有口头通知和书面通知的确全部来自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但我将保留质疑的权利，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和被粉饰、统一过的宣传口径完全不是一码事，而真相只有一种，它将永远存在于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们心中。
4月4日，我们小区出现了第一例阳性，她立即被送往方舱，所居住的6号院也被隔离带封死。我百思不得其解，从3月19日开始大家便没再出过门，且每天都遵从要求集体排队做核酸，她究竟是在哪里被传染的？这天做核酸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居民向居委工作人员发出了疑问，很快（当天傍晚）我们获得了统一答复：传染源可能是快递和外卖，责令从即日起全部停止。隔了一天，又增加一名阳性，是6号院患者的女儿。因为同住一起而被传染，这完全合理，但居民却更加恐慌了，因为检测出阳性结果之前，她们母女每天都在跟大家一起排队做核酸。从这天开始，我们小区每天都有新增，最终导致我停止再看“上海发布”公众号上官方每天通报的新增数据。
在无穷无尽的核酸检测中，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们的鼻子、喉咙、牙龈、舌头、上颚等部位被各种熟练或生疏的手法捅了个遍，时间已经不具有现实意义，除了每天在家等着通知出去做核酸（后来为了避免排队时互相传染，改为5个门牌号一批去做），便是在家刷新闻、回微信、接听父母和朋友打来的电话，除此以外做不了任何事，因为通知总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到来。有时你想打起精神读会儿书、看会儿剧、乃至玩会儿游戏，总会有一个穿防护服的人突然出现在外面，要么发抗原，要么收抗原，要么发菜，要么发几个水果，要么拿着扩音器对牢窗户喊：“街道流动饭车已经来了，请需要购买鸡蛋的居民到大门口排队……”。
一天夜里我喝了点酒，次日清晨广播响起时没有醒来。突然，一阵巨响在我耳边炸开，一个人拿着扩音器站在窗外吼我的名字：“35号沈郁！赶快出来做核酸！35号沈郁！赶快出来做核酸！”——对待正在坐牢的囚犯大概就是这种态度了。我看了眼手机，上午8点21分。我一边应着：“来了来了！”一边忙不迭下楼往外跑。原来这天医护人员来得早，大家都已经做完了，整个小区只剩我这害群之马破坏了防疫工作的正常进度、耽误了医务工作者的宝贵时间。当我穿着睡衣和人字拖披头散发向检测点跑去，心中充满悔恨。一排人正站在那儿等着，此情此景要比学校升旗时迟到被罚站在旗杆旁边——众目睽睽下对不遵守秩序者的当众谴责——还严重一百倍。不知道是不是落下了心理阴影或阴差阳错受到什么正向驱动，除了喝醉的时候以外，从那之后我每天早晨8点21分便准时醒来，分秒不差，直到今天。
4月16日，早上起来发现院子外面拉了一条紫色警戒胶带，在“网格化管理”微信群问了邻居，得知住我楼上的一位女士似乎出了症状，核酸检测结果“待审核”，抗原一直是一条杠（阴性），但人已经于昨天半夜被拉倒了虹桥四叶草方舱。此前我不认识这家人，只知道她的丈夫在外地工厂当保安，当她去方舱后，家里只留下两个男孩，都是小学低年级学生。 这位孩子妈到底阳了没有？没人告诉我们，也没有传说中的“阳性报告”，难道这就是“薛定谔的阳”：有人来把你拉走，你就是阳，反之则始终处于待定状态。
从这时开始，外面的局势明显变得紧张起来，原本的政策是65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居家隔离，但从4月15日开始，就连养老院的大批百岁老人都被连夜拉到了方舱。我的邻居都是善良市民，大家原本商量着就算出了阳性，也同意各自居家隔离，结果突然就把人拉走（据说凌晨三点半来了一辆车），真正措手不及。 我恐慌了几天，因为做核酸时楼上住户要么排在我前面，要么排在我后面，大家生活在同一个门牌号，就如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老房子的下水道谈不上多少密封性，按照病毒的传播速率，我检测成阳性只是时间问题。我把行李箱拿出来摊开，又上网搜索关键词“去方舱要带些什么”，根据各种信息在手机备忘录整理了一份清单，此后这份清单不断延长，从药品、清洁用品、烧水壶到遮光布无所不包，那些物品就算到哪儿露营一个月应该也够用，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几天后的半夜，楼上两个被单独留在家的孩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以本小区的隔音条件，我想附近的人应该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是在找妈妈吗？我想，他们知道自己的妈妈在哪里吗？他们是在担心她吗？他们害怕吗？一会儿后，哭声停止了，四周重新被寂静笼罩。但这寂静也是暂时的，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就到6点了，小区的广播将会响起，贴心地为居民播放一些旋律优美的歌曲，为大家提供酒店和监狱才有的早叫服务，并为我们枯燥的居家生活增添一些乐趣。那些歌曲大概来自一盘上世纪90年代的金曲精选，它们是：《My heart will go on》、《Yesterday once more》、《I will always love you》，还有Kenny G的《Going home》，就这四首，每天从大清早不断循环，一直播放到核酸检测开始的时候。想出这办法的人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聪明，二战时期他可以去集中营找一份工作。
二个多星期后，楼上的女士被获准回家，我们迫切地想了解一些方舱的情况，但她只说了两件事：1、她进方舱后的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其后每次检测结果也都是阴性；2、离开方舱坐的车是大巴，开到南浦大桥附近就让她下了车。第二条信息可能对我更有用，地图显示从南浦大桥到复兴坊距离约为6公里，正常情况下步行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骑共享单车会快一些，但假如拖着巨大的行李箱，就不知道要走多久了。所以我最终将准备带去方舱的物品精简为一只双肩包，里面除了手机、充电器、内衣裤、清洁卫生用品、少量药品，就只有两本书和家里仅剩的半瓶BEEFEATER金酒。我觉得我最好把《中国逃亡指南》里那句话牢记在心——“没有你30秒内无法放弃的东西。”
4 可乐、旧报纸与洋葱栽培技术
“自愿居家”期间，基本的家庭生活用品几乎成了一种新的货币。我们小区4月3日发了第一批物资：3盒莲花清瘟冲剂和1包外地支援上海的蔬菜（洋葱1个、番茄4个、黄瓜1根、上海青一小堆）。随着居家时间不断延长且被允许外出的日子遥遥无期，日常生活用品的缺乏和随时可能被检测为阳性的恐惧成了压在人们心上的两座大山。因为独居且家里食物充足，我并不担心挨饿，但之前购物时忘了买卫生纸和洗发水（当时我的脏辫还很长，每次洗头所消耗的洗发水至少是一般人所用的5倍），所以我面临的考验依然一天比一天严峻。
洗头的问题相对好解决，家里还有些洗衣液，我可以用水稀释了用，而且泡沫比洗发水丰富得多，香味也特殊。但卫生纸却找不到什么替代品，只能尽量节省，每次最多用2格。一天我在朋友圈描述了这些情况，有人给我支招说可以问邻居要一点或拿东西置换，因为一些家庭平时有购买大量卫生纸的习惯，所以肯定有人家里有存货。但我实在开不了口，我这人大概性格有些乖僻，能自己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尽量不麻烦别人，假如没有食物，我可以问人要一点，但卫生纸这种虽然廉价有时却很重要的东西，其中似乎包含着我的自尊心。说到底还是虚荣作祟，每当想到一辈子没问人要过什么东西，最后却折在了区区卫生纸上，我就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房东爷爷非常关心我的安危，除了小区统一发的每户一份的物资以外，他还有一份独居老人补贴之类的物资，里面的蔬菜种类会多一些，包括他儿子公司（某外企）送来的蔬菜和水果，他一概分我一半。一天他问我家里缺什么，让别客气尽管开口，我想了又想，说想喝可乐。他家里也没有，但第二天却给我送来四罐可口可乐。我问是哪儿弄来的？他答问邻居要的。我估计应该是住三楼那个男孩给的，居家一周后他在微信群里问谁家有多余的烧水壶，这时我才知道他租的是亭子间，没有厨房。当时他吃完了家里的零食，已经饿得受不了，想用烧水壶煮泡面。我拿了几包泡面请房东爷爷转交给他，就此开启了以物换物的新篇章。
那四罐可乐在其后几天暂时缓解了一些焦躁的情绪，为了延长享用时间，我打开一罐后就马上倒进喝空的矿泉水瓶子里——这样可以尽量保留一些气体。说来也怪，平时我很少喝可乐或含糖的汽水，居家期间却打从心里开始渴望那种棕褐色、冒着细小的碳酸泡沫、喝一口嘴里会充满气体的、1886年诞生于美国亚特兰大的饮品。是因为受到某种群体情绪影响吗？或者可乐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对正常、平凡、微小的日常生活的渴望。在上海市区，每条街上几乎都有24小时便利店，人们早已习惯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走进便利店购买自己需要的物品。当然便利店的货物种类有其局限性，但至少可乐是永不缺货的——那些红色的瓶瓶罐罐永远整齐地排列在冰柜里，一如过去这座城市仿佛始终自行运转的生活秩序。
那阵子经常可以在网络上（主要是微博）看到一些事情，在所有可置换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当属可口可乐价值最高。不时有人发帖说拿出家里没喝完的几听可乐跟邻居换到了大量的鸡蛋或者高级护肤品，也有人愿意用大量的菜或其他物资来换可乐。当然上海对可乐、咖啡的需求量一直位居全国榜首，但平时习惯喝咖啡的人，家里多半也会备有各种相应的材料，比如咖啡粉、咖啡胶囊、浓缩咖啡液等等，所以即便不能出门，他们也可以在家制作。但可乐却不可能自己制作，并且这种饮品的特殊风味不可能被任何其他饮料替代，假如非要说资本主义入侵中国，这大概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研究案例。
我已经不记得那是4月几号的事情了，小区大群里突然有人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接龙团购20箱无糖可口可乐（一箱24罐，容量330ml），价格为80元。有人在群里问：“是过期商品吗？”尽管我也对还能用正常物价买到的可乐品质产生过怀疑，但还是马上跟团买了一箱。几天后，团购的商品送到小区大门口，这时又发生了奇怪的事：居委会不让我们领取可乐。从第二天开始，小区的团购被全部取缔，改为由社区“流动饭车”（一辆不知从何处驶来的旅游巴士）统一出售卫生纸（同时增加了诸如大米、食用油等品类），理由依然是本小区老人较多，需要杜绝病毒从外部输入的可能。那二十箱可乐在大门口堆放了几天，最终被卖家派车来拉走，前一天去做核酸时还能看到箱子码放在外面，第二天就不见了。当时我的心里像刀割似的痛。
到四月下旬，全国各地不断运来大量物资支援上海，我们街道发的蔬菜大部分来自辽宁，主要是洋葱、黄瓜、土豆、青椒、上海青，也单独发过两次江浙一带支援的新鲜茭白（多达24个）。此外就是没有产地的中药（独立包装的汤药包，要求每天喝两次，一方便袋里是一周的量），以及一些预包装食品（红肠、卤鸭腿、咸肉、萝卜干）。随着发的物资越来越多，我家里的蔬菜已经堆成山，再加上房东和三楼的男孩不吃辣椒，所以他们的青椒也全部汇聚到我这里。
天气日渐炎热，冰箱容量有限，为了尽量将蔬菜保存得久一点，我们在网上学习了别人分享的先进办法：用报纸或其他吸水纸将蔬菜包裹起来，外面再裹上保鲜膜，之后严密地码放进冰箱冷藏，每隔几天拿出来换一遍报纸。 房东爷爷平时有读报的习惯，二话不说拿来一大叠旧报纸，每当发了蔬菜包，我们就先在院子里各自进行保鲜包装。
这段时间的生活变得很忙碌，早晨起来先自己做饭吃（我一般会一次做好够吃两顿的饭菜，晚上再热一热吃），中午便开始整理冰箱里的蔬菜，把即将腐烂的拿出来进行处理，再把新发的放进去。每当我妈打电话来时，我不是在择菜，就是在切辣椒或卷心菜。知道我会腌泡菜后，房东爷爷拿来了几个小坛子，每天我们清洗一些卷心菜，再摊开晾干水分，接着用盐腌制，放进坛子里过几天就会变酸，配粥吃味道很不坏。东北大青椒则成了我的维生素来源，洗净后像水果一样直接吃，拉出来的屎都是绿色的。
4月底，不知道从哪里传来谣言：5月初有可能解封，说得有鼻子有眼——“为了庆祝五一劳动节”。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就连做核酸时的脸色看起来都仿佛好了一些。已经一个月没出去过，每个人都失去了原本的发型，男士们胡子拉碴，女士们披头散发，志愿者晒得黢黑，小区里因无人打扫而显露出荒凉迹象。有人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照片，因为长期无人活动，外滩已经长出了草，而淮海西路iapm商场外面的野草则已经有一人多高。每年这个时候，上海都要开始在街道上为梧桐树喷洒药物，以及专门进行灭蚊、灭鼠等城市卫生工作，现在整座城市彻底停摆，连垃圾都没人收，这些工作就更没有人做。人们都说今年夏天蚊子会非常多，但大家同时更加悲哀地意识到，蚊子只是我们后续即将面临的次生灾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种。
2月份我刚交过本季度房租，5月初则需要交下个季度租金，工作室和住家的房租、水电费等等加起来每月一万多，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任何收入，工作室长期关闭，杂志约稿完全停止——鉴于上海目前的情况，没有任何活动、拍摄与采访可以在这里进行。所以，2022年以来我几乎就没怎么正经上过班。尽管两处房子的房东人都挺好，假如我暂时交不出租金，好好商量一下暂缓一阵子也不是不行，但金额并不会减少。好在还有点存款，所以咬咬牙按时交了，这样一来卡里的余额瞬间又少了好几万。
此时我唯一庆幸的就是去年及时将工作室搬离了陕西南路那个院子，否则损失还将成倍增加，而没有人会为我的损失买单。除了少部分趁乱倒卖物资并因此发财的人，其余上海居民都在这次“自愿居家”的大型公共行为艺术中蒙受了损失——一个2500万人口的大都市整整2个多月彻底停摆——在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有过如此先例。
过完五一劳动节，不但得继续居家，甚至连走出家门到小区里都被严令禁止——已经全员居家一个多月，上海疫情丝毫没有得到控制，被检测出来的阳性数据不断增加，建好的方舱已经无法容纳那么多人，于是所有的学校、体育场馆、创意园区和一部分办公楼都被临时征用为方舱。我认识的一些人进了各种不同的方舱，看着他们在朋友圈和微博记录的真实情况，我无法想像这座城市正在经历怎样的混乱。
与此同时，我们小区的阳性人数似乎渐渐开始得到控制，特别是在黄浦区五里桥社区突然被爆出核酸检测作假的新闻后，整个黄浦区的阳性数据都开始明显减少。当时这个事件成为爆炸新闻上了头条，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但后来并没有启动任何调查，也没有后续处理，如今在网络上已经找不到相关内容，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
“背后的水太深了”，人们说，“群众内部有坏人。”的确，上海的空气湿度很重，尽管家里24小时开着除湿机，存放在纸箱里的洋葱依然自行发芽并长出了超过10公分的白色根须。我的窗台上摆着几个花盆，此前栽种着一些干瘪的多肉植物，经过上个冬季的严寒，它们已经彻底死亡。我在地上铺了几张旧报纸，把花盆里已经板结的泥土倒在上面，用手捏碎、清除掉残余的植物根部，又重新垫了一半土，把那个发芽的洋葱种上，再覆盖上剩余的土，确保洋葱能够稳固地继续生长。
在此之前，我上网查阅了一些关于洋葱的资料和栽种方法。在一篇名为《洋葱高产栽培技术》的文章中，提到了几个要点：1、洋葱对养分的需求比较大，移栽前要施足底肥，主要以腐熟有机肥为主，定植后不宜大水漫灌；2、当2/3的洋葱叶片已经变为黄色，植株开始倒伏，鳞茎的外层鳞片变干时，表明洋葱已经成熟，应当及时采收。我既没有肥料，栽种的又是现成的洋葱果实，想必不可能令它已经成熟的根部继续长大，只要能培植出一些葱叶就可以了。随后，我把花盆放在院里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每天早晨起来去浇上半碗自来水。
大约一周后，一把参差不齐的葱叶长到了半米多高。每当煮面时，可以用剪刀剪下一撮，再切碎作为葱花使用，没几天葱叶便重新长高，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旺盛生命力。如此绵延不绝，这盆葱叶一直供我吃到了7月份，而原本的洋葱已经彻底变成一个干枯的空壳。
不同于其他小区自发组织的各种团购，我们小区自始至终吃的、用的都是政府发的物资。5月份又陆续发了大米、食用油、卫生纸、香皂、洗发水、洗衣液、插电式驱蚊套装、保鲜膜、干香菇、干木耳、袋装小米、袋装薏米……包括30斤还带着血的新鲜猪肉（包含整块五花肉、五根猪肋骨肉、整块腿肉）。从邻居家借来砍肉刀、切肉刀和砧板，我在院子里切了整整一下午，才好歹把那些猪肉切碎放进冰箱冷冻。这是我第一次连续处理那么多肉，不禁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正在某个饭店后厨上班。
无论如何，这些平时不会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层面锻炼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当然还有生存技能，也促使我开始思考：从前自以为丰富的那些生活经验到底有哪些是有用的？答案很明显，没有一样有用。人类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只有一个大前提：身在具有正常社会秩序的环境中。假如失去了秩序，一切就会变成未知数。我们自以为在追求的自由、自以为建立起的某种内在秩序，在外部环境的失序面前一概不值一提，并且全部无法成立。
“未知数”才是我们生活的常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哪怕在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中，你总会遇到需要解决“未知数”的问题。未知数是你根本预测不到、但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从背后捅你一刀的东西。尤其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环境，没有什么是稳固、不变、你可以真正拥有的。如果从前有机会学习到这些，我的生活轨迹肯定截然不同，但谁又能预知未来的遭遇呢？在表面存在的无数可能性中，也许到头来，我们只会在不同的地方落入不同的陷阱。
5 谎言、谣言、存在主义危机
2022年5月29日，上海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有关领导在会上正式否定了“上海封城”的说法，表示“上海从未宣布过‘封城’，因此也不存在‘解封’，不能使用‘解封’的提法。上海市全域静态管理是按下暂停键，但期间城市核心功能始终保持运行。”
有关部门负责人还指出：1、居委会是城市居民自治组织，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不是政府指令；2、正式的规则和条令，以市委、市政府发布的为准，居委发布的信息只代表居委和小区自己的行动共识，政府不对其合法性负责；3、未来居委再提到“上级有关部门要求”，除了有正式盖章文件的，原则上都属于口谕，政府不予承认。
5月30日，上海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公告：《关于6月1日起全市住宅小区恢复出入 公共交通恢复运营 机动车恢复通行的通告》。该通告明确规定：2022年6月1日零时起，上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
5月31日上午，在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副市长宗明通报：“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我市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确保人们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日前全市单日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人数降至两位数（昨天29例），封控区总人数达到2200万以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降新增、防反弹任务依然艰巨，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也需要广大市民朋友继续给予支持和配合。”
该通报同时指出，上海将实行“常态化分级分类管理”，若报告新增阳性感染者，按照国家风险区域划分有关标准，划定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并严格实施相应管控措施。具体管控办法如下：如果目前仍处于封控区，将继续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若封控区7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则降为管控区，管控区“人不出小区、严禁聚集”；连续三天无新增阳性感染者的区域降为防范区。
关于后续疫情防控监测预警，则主要依托检测哨、电子哨、抽检哨、监测哨、流调哨等措施，建立健全便捷灵敏的发现机制，通过“核酸＋抗原、场所码＋电子哨兵、发热门诊＋药店监测”等，第一时间发现风险人员。进入有明确防疫要求的公共场所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须持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学校、企业等单位，要切实落实“发热零报告制度”，加强人员健康监测，发现异常症状人员，及时送医排查。
尽管副市长在通报中明确提到：“封控区总人数达到2200万以上”，但“封控区”和“封城”可以有多种不同解读，如今再计较这些朝令夕改的说法上的差异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上海2500万居民而言，如何让生活早日恢复正常，并解决各自的心理问题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尽管封控期间各种荒诞的遭遇对人们造成的精神损伤将很难或几乎不可能痊愈。
一个朋友对我说：“这是这座城市的共业，每个在上海的人都应该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呢？我想不出原因。难道因为上海长期以来给外界造成的印象是如此有钱、傲慢、贪图享乐、秩序井然吗？所以一旦有了机会，便要让生活在这里的民众“好好上一课”？或者这只是接下来人们可能会面临的更加严格的集体管控的开始——一次带有试验性质的模拟演习。
我不是上海人。自2014年起，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8年，从未遇到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想做的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一一实现，我对这座城市过去的一切从无抱怨。在我看来，上海是中国各方面最发达的城市——干净整洁的街道、极其便利的交通、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居民普遍有着较高的文明自觉性……更重要的——大家对这个城市有一种热爱。
正是因为这种热爱，人们平时才愿意主动遵守、乃至自发地维持秩序——许多热心市民站出来对一些不正常现象据理力争、普及基本法制常识的视频才一度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这些与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相关的苗头想必已经触及到了某些禁地，所以即便冒着损害城市经济、民生和社会安全的重大风险，也必须将其灭绝在萌芽状态。
随着时间过去，所有来自民间的声音都消失了，最后留下的或许只有一些真假难辨的谣言和光怪陆离的笑话。就像我接到的那通亲戚打来的电话——“你们在上海不会真的吃了小区里的绿化带吧？！”那位叔叔大惊小怪地问。接着，他又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反正不相信。现在是2022年，上海这么大的城市，怎么可能有那么多人吃不上饭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