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4月4日，周六，清明。我们的哀悼日。

根据丁香园疫情实时动态统计，截止到4月4日14点08分，国内累计确诊82875人，境外输入888人，累计死亡3335人。海外累计确诊1086229人，累计死亡59118人。

而人不是数字，数字反而把人的死亡抽象化了，灾难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

记忆是同抽象相抗争的最好方式之一，而它是具体的。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这种六百万、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是以抽象概括的方式总结历史，大屠杀的真正意义反而在各种数字的抽象之中湮没了。正因记忆的具体性，大屠杀的意义只能一点一滴显现，换句话说，当我们尝试着在一个一个故事，一段一段记忆中去直面它的时候，否则它就会被抽象数字埋没。而且数字和术语都很有可能引起争议，乃至于某些篡改者会得出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的结论。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灾难意味着的不是一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灾难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2020年2月22日，我在matters注册了这个账号，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巧合的是2006年2月22日，我在天涯博客上注册了陈寿文专栏，发表了第一篇文章，2月22日是我的公民之路的起点。

当人类面临着恶的挑战时,既不应梦想成为超脱于恶之上的圣人,不管相信上帝还是不信上帝的圣人,也不应该屈膝投降,束手待毙。应该象那些普通人一样,怀着谦逊而真挚的感情,团结在一起,去从事看似平凡其实有效的工作。

在对人道灾难的记忆中,最能帮助受害者重新找回生命意义和做人尊严的就是“见证”。见证对为什么记忆和记忆什么的回答是明确的，因为见证是一种道德记忆,它的对象是灾难和邪恶。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在“是见证”和“作见证”之间并不存在着自然的等同关系。“是见证”的是那些因为曾在灾难现场,亲身经历灾难而见识过或了解灾难的人们。

“作见证”的则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的公共记忆中的人们。第一种人只是灾难的消极旁观者,只有第二种人才是灾难的积极干预者。从“是见证”到“作见证”，是一种主体意识、道德责任感和个人行动的质的转变。

为苦难作见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现作见证的意愿,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

在一个苦难见证者众多,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作见证的社会里,增强“作见证”的意识便更加是培养公民人格和发挥公民作用的重要内容。有了“作见证”的意识、愿望和行动,灾难受害者(从历史灾难到大大小小社会非正义事件)才不至于只是生活在屈辱的沉默之中。

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度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佛陀说：慈悲待己，如母爱人。

即使在废墟之中，也有新生命等待被孕育。修好桅杆，或者建一艘新船。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伦理”关乎的是对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而“道德”关乎的是我们对一般人或对人类的责任。前一种关系深厚(thick),后一种关系浅淡(thin)。决定浓淡差别的是共同分享的过去和记忆。深厚的关系有父母子女、朋友、爱人、同一国人等特点,这种关系扎根于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浅淡的关系则基于同为人类,或者同为人类的某一方面,如同为女人,或同为病人。深厚的关系一般是与亲近者或亲爱者, 浅淡的关系一般是与陌生人和遥远者。

正是由于人际关系有浓淡之别,责任有伦理和道德之分,所以应当明确“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道德关乎所有的人或人类,道德具有“地界宽而记忆短”的特点。与此相反,伦理关乎个人或密切群体的关系,因此而具有“地界窄而记忆长”的特点。

记忆成为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记忆是维持(人际)浓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关系,也才有伦理。由于记忆在黏合浓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记忆成为伦理关注的显著对象,伦理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营建人际的深厚关系。

人跟人的关系中有记忆的伦理责任，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人还有记忆的道德责任。对那些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尤其是当普遍分享的人性本身受到攻击的时候,尽管这些凶恶罪行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者发生在过去,每个人都有记住这些罪行的道德责任。

“伦理”或“道德”所涉及的人际间关系有所差别,伦理和道德着重的价值也有所不同,“道德关乎尊重和羞辱,”“伦理则关乎忠诚和背叛。”伦理主要是对“自己人”的,道德则是也兼及“外人”。伦理总是有一个“我”的中心,因此有倾向和偏好;而道德则是普世的,不偏不倚的,我他无别是道德的条件。对“自己人”的要求是和对“外人”没有差别的。

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caring)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因为关爱是通过记忆来起作用的。

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不记得或记不起那个人了。我们可能记得自己不关爱的人,例如念念不忘的仇人,但我们却不可能不记得自己关爱的人。

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而且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

对于特别亲近的家人,忘记姓名甚至被普遍当作是只有精神失常者才有的怪异现象。美国荒诞戏剧的代表性作家阿尔比（Edward Albee）的《一个孩子的戏剧》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先生非常轻快地向观众讲述一件往事。他和两个名字很平常的年青女子在一次聚会上碰到一个面熟的老妇人,他先把这两位年轻女士的名字介绍给老妇人。但当他要介绍这个老妇人时,却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名字。老妇人对他说,“孩子,你记不起妈妈的名字了吗?”剧中这位先生以满不在乎的态度对待不可思议的病态遗忘, 这个荒诞的细节塑造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物。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和我们有距离的人物。

既然我们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伦理关系”。

2020年2月27日，一名戴着防护口罩的游客在意大利米兰的大教堂广场上。摄：Ginamarco Maraviglia/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在这次冠状病毒疫情的报道方法上，传媒依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

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中国政府以及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严格要求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

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１９５０年４月２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

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建国初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并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

在报道方法上，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用复旦大学王中教授的话来说，当时的灾难新闻报道理念就是：“灾难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

这种报道理念把受众对于灾难的知情权弃置一边，过分强调非新闻性或新闻性不强的政府和社会行为因素，给人留下一种“王顾左右而言他”、避实就虚的感觉和印象。

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2008年5月26日发文《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关于汶川地震的反省与问责》，点出：

跟反应迟钝的缅甸军政府相比，同样作为威权政府，中国却向世界展示出良好的救灾效率，并因而改善了此前遭到严重损害的中国形象。历史学家向我们证实，这种高效率的救灾运作，恰恰就是亚细亚威权政治的传统。从大禹理水，经望帝（鳖灵）抗洪到李冰修堰，这些著名的抗灾人物，都向我们提供了威权主义的效率样本。 汶川地震再度证明，自然灾难和威权政治具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巨大的灾难刺激政府，促使它作出迅速反应。威权政治的这种特性，向民主社会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研究样本。而它所扭转的国际舆论生态，也将成为进一步提升效率的良性动能。

另一个获得高度好评的项目，是透明度良好的新闻报道。大批记者赶往现场，冒着余震和疫病的危险采集新闻，向民众报告死亡和营救现场的情景，传递出苦难和悲恸的气息，大面积催化着民众的爱心和眼泪，一时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的煽情媒体。

但我们也同时看到，某权威电视台记者在帐篷学校里对主持人反复说：你听到孩子们快乐的笑声吗？镜头随即一转，出现了孩子的可爱的无忧无虑的笑脸。我们还看到，在压了上百个小时之后，那些被救出的灾民，居然毫无痛苦、衣衫整洁、表情从容地爬出废墟，甚至挥手向镜头致意，俨然一些认真表演的演员。越过苦难绝望的死亡现场，那些狂欢镜头，在急切地赞美救赎的伟大成就和奇迹。

新闻报道一方面“很透明”，一方面又“很明亮”。这是典型的本土宣传风格。它继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把沉痛的丧事办成了轻快的喜事，也就是把灾难变成庆典， 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这种语义的流畅转换，再次验证 了中国救灾文化的特性。

那些大规模死亡的电视影像，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罕见的 “情感大爆炸”，唤醒了沉睡的社会良知，引起震惊、悲悯、同情、善性和博爱的连锁精神反应，大批志愿者赶赴现场。这无疑是灾难对人性的一次全面唤醒。如果这种爱心不仅是一种临时情感和应急反应，而能成为持续的道德力量，并升华为一种普世的爱，成为构筑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那么，这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最大财富。

长期以来，基于多种原因，中国社会一直被仇恨所劫持，仇恨指数成了描述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指征。尽管仇恨是一种特殊的心灵力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能 制造“恶的历史作用”，以暴力方式改造着世界的容貌。而越过大地震的苦难，人们发现这种仇恨是可以用爱加以替换的。重要的是，地震敦促世人反思并削弱仇恨的存在，学会向灾民捐献自己的热血，让爱和良知、正义、公正和平等一系列普世价值共存，构筑社会进步的正面动力。

但是，正是在所谓“爱”的名义支配下，某种社会仇恨仍在继续滋长，逼捐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胡润的捐款排行榜，到郎咸平的攻击文章，都摆出大义凛然的逼捐姿态，以此煽动民众的仇恨情绪，完全不顾那些“黑名单”企业以纳税方式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捐款是一种志愿和义务性行为，每个人或企业都有自主选择捐助方式和捐款数额的权利。健康的中国社会应正面鼓励捐款，而不是动辄以“抵制“加以惩罚。把义捐变成逼捐和摊派，只能是对博爱和慈善原则的背离。任何一种以爱的名义之所从事的多数人的暴政，无法达成普遍的社会和解，反而会加剧畏捐心理，制造出新的社 会仇恨。而这种暴力逼捐，跟纳粹领导人以国家利益名义逼迫犹太商人捐款，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逼捐行为还充满了单向操作的特点，它往往针对文娱体育明星、民企和外商，却很少有人针对红顶商人，更很少有人胆敢针对各地党政干部。这种选择性逼捐，难道不是离社会公正更为遥远么？

逼捐放大了中国社会的“畏捐现象”。那些畏捐者也许出于“吝啬”的人性，但更多却是基于对募款机构的怀疑。青年赛车手韩寒之所以拒绝捐款，就是担心捐款是否有一个安全和正确的去处。在社会诚信普遍丧失的时代，究竟什么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捐助？怎样才能让善款不打折扣地用于救灾事务？为什么国家长期垄断慈善业的掌控权，而民间慈善基金或组织无法获得出生许可证？为什么企业与个人的慈善捐助，不能获得政府的免税待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就此给出合理的答 案。

据我所知，放弃捐款的韩寒奔赴灾区前线，企图以个人行动来代替捐款事务，但他的救人计划，却因缺乏器械和经验而被迫流产。这其实是一种痛苦的两难处境：一 方面良知敦促自己为死难者捐赠，一方面又担忧这种捐赠遭遇行政黑手。“韩寒困境”，就是中国慈善事业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

红十字会处理善款的手法，包括帐篷之类物品的价格猫腻，已经受到民众的普遍质疑。尽管该会负责人作出某种解释，仍然不能令人信服。多少年来，民间善款的管 理，一直处于黑箱操作状态，红十字会等机构既没有建立有效可信的管理机制，也没有高度透明的信息反馈和互联网公布机制，甚至拒绝公告民众每一笔捐款的具体 下落，关于善款的公共监察机制，至今都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来。而那种外部和临时的“纪检”与“审计”，根本无法解决它们的制度性缺陷。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 诚信危机才会再次爆发。如果这场质疑能够敦促慈善机构和政府组织自我完善，重修良好的诚信制度，那将成为地震后的一项重大收获。

面对这次空前的地震灾害，国家地震局和四川地震局，之前没有发出任何预报和警示，导致近十万人的死亡，之后又拒绝道歉，为自己的无能和错误诡辩，无耻地宣 称地震的不可预见性。按照这个可笑的逻辑，中国政府设立地震局及下属震检测台站，完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而这个逻辑推演的最后环节，就应当是立即撤销地震局的行政建制，而让该局官员全部下岗，转道去为近十万死难者守灵。

本次地震暴露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城市新建筑浪潮和新农村建设中的“豆腐渣效应”，它遍及整个中国，而学校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四川地震揭发了悲剧的根源：杀死孩子的根本不是摇撼的大地，而是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是制造大规模死亡的罪人。一位解放军师级干部的朋友，站在都江堰灾难现场发信给我，痛心疾首地 问道：“为什么周围的楼都在，唯独那所新建学校夷为平地，四百名儿童死于非命？！”他的悲愤质疑，就是我们问责的逻辑前提。

据《南方周末》报道，“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水泥是疏松的，人们可以像掰饼干一样把水泥预制板掰出任意形状。钢筋也是如此。有的水泥板中只有3根细小的钢 筋，只需稍微用力就可以折断。”但另一方面，县委大楼却是“钢筋又多，水泥标号又高，砸不开。” 毫无疑问，本次地震中的房屋倒塌，属于脆性破坏和粉碎性倒塌，其真正元凶不是地震，恰恰就是质量低劣的建筑物本身。那些沉重的混凝土块，砸死并活埋了无数正在上课的天真孩童。但正如一位土木工程师所指出的那样，“专家们一直回避、混淆视听，企图将建筑破坏和建筑发生脆性破坏，粉碎性倒塌混为一谈”。这种鱼 目混珠的手法，就是要为日后的“避责”提供“科学依据”。

但我要在此正告那些专家、包括我的同济大学同事，你们的每一种丧失良知的言论，都将被历史记录在案，并且必然要跟罪人一起受到裁决。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 地震救灾后的最重要的事务，就是要严厉追查有关机构和个人的贪渎罪责，展开公正的司法审判，以告慰那些冤死的亡灵和幸存的民众，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孩子。而 如果此举能就此改变中国建筑业的豆腐渣特色，那将是本次地震的又一项重大收获。

1966年邢台地震，当年引发“无产阶级文化革命”；1976年的唐山地震，当年引发北京政治变局，促使毛派倒台和文革结束；如果说前两次地震催生了政治变革，那么本次地震的深远后果，我们至今还难以预测。但它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我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同时，它也必然会形成 一种文化记忆，而其主题不是别的，就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更为健全的人性。（2008年5月26日，朱大可写于持续的悲痛之中）

舆情作为社会「疾病」的隐患：网络生态治理新规背后的逻辑

如果说中国官方从这次疫情中能够吸取任何教训，恐怕最主要之处仍将聚焦于如何应对舆情风险，“莫让负面舆情带乱节奏”。

在舆情工作的执行中，政府实际上早已将社会视为随时需要监控、检测，甚至隔离、治疗的病人。而政府高层自己，则自诩为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医生。这个医生有权力决定什么是健康的标准、什么是治疗的目标，也有权力采取他认为科学的治疗措施。真理只掌握在这位医生一人的手中，如果不是来自这位医生的科学结论，则必然成为“谣言”、或是“不良信息”，而手术刀下的病人，无论已经多么痛苦，都需要“等官方辟谣”、“以官方结论为准”、“坚持正能量”。

更重要的是，正如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的，在过去很多年的实际操作中，下级官员和媒体公司为了使自己免于风险，往往采取比上级要求更严格的审查办法，将哪怕有微小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直接从重处理。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也已经有无数个媒体因传播“负能量”（而非“违法内容”）而被处罚、整改、甚至关停的例子。

河蟹方方的武汉日记，我们不确定是微信这个公司做的，还是网信办的命令。但总而言之，官方显然已经讲方方的日记归类于“不当评述自然灾害、重大事故等灾难”的“负能量”。

之前我曾经评论说：方方是用”爱人“的”百姓写作”来平衡“爱事”的“官媒写作”。目前看来，爱人的百姓写作都已经不被允许了，何况自媒的公民写作！原来我还指望自媒的公民写作能制衡官媒的臣民写作，如今看来，在墙内是不可能了。也许还有一个法子，就是吸引过去不爬墙的人开始用梯子爬墙来看看自由世界是什么模样的。从而兼听则明。

正能量将被传播，而负能量将面临随时随地的打击。虽然《规定》于三月份才开始实行，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延续已久的思路和做法写成白纸黑字而已。正如将李文亮医生等“造谣者”“依法处置”，何尝不是这舆情监测、调控机制的功劳呢。

随着“灰色地带”被辨认、被编码，随着《规定》将“不良信息”收纳入网络治理的地图，官方希望控制整个网络空间、而不仅仅是政治内容的野心也昭然若揭。从《规定》细致入微的条例中显然可见，国家关心的不仅仅是何种政治观点需要宣传、何种政治行为需要禁止，更是人民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以何种态度过自己的日子。实际上，至少从“和谐社会”的提出开始，国家的管辖就一直在逐渐扩大，试图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也是“舆情”一词开始主导官方话语的背景之一。

于是，舆情监测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个体的政治表达是否触碰禁忌、需要如何纠正，而是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社会舆论走势如何、怎样使其回归“正常”。中国舆情治理的思路，其实正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在他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一书中所指出的“治理术”。福柯认为，“治理”的逻辑与“统治”的逻辑不同，这二者之间有一个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差别。对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而言，统治是宏观的，统治者高高在上，并不介入到被统治的社会的微观运转之中；同时，被统治的对象则是个体的，他们并不被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行分析和监测，而是仅仅在个体犯罪时被施以惩罚。现代国家的“治理术”则不同，治理者需要精密地调控社会的微观运行，以期得到最高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的稳定。而这又要求治理者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实时监控、进行不断的规训，去干预人的意识、塑造人的主体。

这些规训假借健康、快乐、幸福之名， “让每个人更好地生活，然后为国家所用”。而与此同时，个体的人则不复存在，成为庞大人口的一部分，成为社会趋势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统计学概念。这个思路自然地引出了《规定》标题中的“生态”一词。在今天的中国，舆情被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处理，它既无所不包，又需要细致入微地考察每一个微生物的作用。哪个明星发了张照片挡住了一只眼睛，哪个偶像在餐厅抽烟，哪个微博用户抱怨食堂不好吃，哪个微信公众号发了庆丰包子起源考，这些内容都有可能成为一场“舆情爆发”的导火索，都需要时刻监控和审查。毕竟，一只蝴蝶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振动翅膀，是可能引发一场地震的。

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年一月初，中国官方对病毒不慌不忙，却对“造谣”如临大敌；又为什么现在一个人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一则求助信息，就可能被告知自己发布的内容含有激进意识形态或敏感信息。毕竟，对国家而言，个体人的健康仅仅是一个个体的问题，舆论环境的“健康”却是关系到社会生态的“大事”。《规定》的生效或许正标志着这种治理的常态化，一切生活都是政治生活，一切思想都是意识形态。

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通过去政治化的宣传话语来实现的。一切“负能量”被政治化的另一面，是国家的权力被中立化，被包装成平静美好生活的守护者和大前提。宣传部门收编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这样的流行语，在政权的维稳与人民的生活之间建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联系，进而将之发展成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依据。这种宣传既是专制话语权力的产物，却也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告别革命”的思潮中找到了连续性，并最终让这二者获得了对立统一的大和谐。

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杨国斌教授的研究显示，官方认可的“正能量”、经过“文明净网”后的内容，往往得以披上“中立”、 “客观”的外衣得到传播和辩护，而他们对“悲情”、“愤怒”等抗争性的“非理性”情感的驱逐也因此显得无可厚非。这种理性权威的话语试图达成这样的结论，即官方的立场不是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理所当然，是应当维护的常态，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舆论“生态”只有在这种“常态”下才是健康的。而这种“常态”下的人们，往往只是想要追求与政治无涉的“岁月静好”，便落入了权力的圈套，成为“生态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其实正如去年反送中时的一条标语所写的：“我们不应回到常态，因为常态正是问题所在”（We won't return to normality, because normality was the problem）。

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写到这里又想起了徐贲先生的那篇写于2005年的极具洞见的预言文章《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里面论述的“极权主义杀人三部曲”令人毛骨悚然，但却在现实中一一验证。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

因为文章很长，在这里做一个综述。全文见以上超链接。

极权主义统治的首要支柱是恐怖和暴力，极权主义的暴力统治当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所有的人，但却以下列的“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

其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摧毁人的权利，杀死他这个法权之人，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

其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头一次成不了烈士”。在政治高压下人似乎可以用“良心来作抵抗，良心仍然可以让人宁愿被人害死，也不愿因害人而活”。但这种良心的抵抗在极端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也会被摧毁。良心是一种纯个人的逃脱。

“当极权恐怖取得最可怕的成功时，它能顺利堵死道德之人的个人逃脱之路，让良心决定变得极端可疑，模棱两可。当一个人的选择是要么出卖并因此杀害朋友，要么让妻儿送死的时候，当一个人的自杀会立即给家庭带来死亡的时候，他怎么做良心决定呢?他这时候已经不是在善和恶之间作选择，而是在谋杀和谋杀之间作选择。”

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难有道德清白之人，被害者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过对他人的加害，因此没有一个人的遭遇能具有烈士本应有的那种道德控诉力量。

其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最终把人变得象行尸走肉。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无论受什么残害和凌辱都不反抗，“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而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演变都以此为前提，尽管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那是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

在极权主义原型向后极权主义转变的时候，作为革命暴力和“人性改造实验室”的集中营被放弃了，苏联在“非斯大林化”时期和中国“文革”后的大规模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就是这一转变最具戏剧性的显示。

但这种转变往往只具表象意义。这首先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始终未放弃以暴力对待任何胆敢公然挑战它权威和统治合法性的人士。其次，极权主义原型的大规模暴力恐怖统治早就成功地改变了人性，在整个社会中造就了一种为极权体制所需要的奴性人格，那种普遍的安分守己、驯服顺从、谨言慎行的人格会在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的环境下不断再生，从而产生一个无法免于恐惧心理的社会。

极权主义的第二个支柱是“散沙型的群众”，这是支持极权主义权力的基础和社会条件。在极权主义原型的统治下，所谓“散沙型的群众”是指公众不能拥有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和正义秩序，而只不过是一些以相互隔绝形态聚合在一起的、缺乏真正公共性的群体。

由于群体中每个人的高度原子化和孤立化，他们不再拥有共同的世界，不再能就政治和人格价值自由交往，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人际社会。他们之间之所以有联系，是因为一起被夹裹在某种“运动”之中，一起跟随某种意识形态的召唤，一起服从某种不可抗拒的政治权力，一起崇拜某个魅力无限的领袖，一起陷身于他们无力改变的制度之中。公民社会中民众或公众的政治组织形式，如相互竞争的独立政党、工会、社团等等，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都不可能存在。

从后极权主义演进到“新极权主义”时，部分民众开始逐渐具有越来越强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相信当权者天然会代表他们的利益，日益自觉地想摆脱这种“散沙状态”，在相互合作中以民间自发性社团的形式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出自己的声音。1989年民众的民主要求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但同时他们又无力改变制度环境，不得不仍然处于“散沙状态”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人们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从自暴自弃、听任摆布、愤世嫉俗、冷嘲热讽、愤懑不平到积极反抗，这各种各样的反应意味着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下当局面对的“群众”早已变成了一个多元化、多样化的社会，这一点与极权主义原型时期完全不同。

在中国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尚未出现传媒的商业化和互联网，而在“新极权主义”下这些手段为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当局也不断努力去强化对媒体和互联网的管制。网络世界为民间的“异类”声音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表述空间，不过大部份人只是在“面具”的保护下才敢发出比较真实的声音，这与那些以真实姓名参与网上交流并为自己的言行记录负责的人是不同的。

互联网基本上是一个知识者的世界，一个虽要求思想自由、但不一定立即行动的世界，但它毕竟使原本相对隐秘的民间不满和抗议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公开。这加深了“新极权主义”的恐惧，它把网络上的“反抗”看作是一种现实反抗的警讯，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思想控制2005年新颁布的极严厉的网络管理条例就是其中的一环。

“新极权主义”会不遗余力地提升互联网控制能力，但网上的批评和反抗也会继续下去。对于真正公民社会的建设而言，这是一种破坏力有余、自建力不足的“猫鼠游戏”，尽管其令“新极权主义”感受到相当大的威胁。

“新极权主义”的“组织”控制与“宣传”运作

极权主义的第三个支柱是专制统治的组织和宣传。从极权主义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的演变中，这方面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组织和宣传在极权主义的传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极权主义政党的组织则通常具有秘密会社的性质，甚至被称为“光天化日下的秘密社会”。它的许多组织特征都可以在一般的秘密社会中找到。

例如，秘密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通过“提拔”和“引见”来建立的，提拔者对被提拔者有“知遇之恩”，可以索取特殊的忠诚，可以结成死党，订立攻守同盟；秘密社会成员中的“老大”总是神神秘秘的，行事无定则，这样才能让“下面”的人敬畏；秘密社会对外采取“一致说谎（保密）的策略”，“帮”里的事“内外有别”，违背这一原则即重惩不殆；秘密社会对外界始终保持警戒，视其为敌意威胁的来源。

极权主义政党和秘密社会都非常看重组织和效忠的仪式及象征，加入其中都要有内部人员介绍，都要宣誓忠诚，对叛徒的惩处手段甚至比对敌人更严厉。它们都有至高无上的“圣物”，“纳粹仪式的所谓‘血族’和布尔什维克仪式的列宁遗体，它们都使极权仪式带有偶像崇拜的色彩。这些偶像都是秘密社会常见的组织手段。”

这些秘密社会的特征使得极权主义政党与一般的政党有根本的不同。在极权主义政党看来，只要你不死心塌地跟从它，你就是它的威胁或是它的敌人。这种非党即敌的人群对立观也是党内大一统的原则。正是通过消灭党内民主，一党专制才转化为极权专制，“

在极权主义运动掌握政权前加入的党员往往为理想和价值所感召。党一旦掌握了政权，就开始有人把入党当作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敲门砖”。“失败的极权主义”产生了对其理想和价值的幻灭和失望，使得分享既得利益和特权比追求理想价值成为更现实的入党动因。

在党控制着国家和社会绝大部份资源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党员确实有许多实际利益可以分享。但到了“新极权主义”时期，执政党不再能垄断所有的经济资源，在唯金钱主义的社会氛围中，党员身份不再是人人羡慕的政治地位象征，人们有许多机会去获取以前必须凭政治身份获取的利益和特权。但是，“新极权主义”时期要求入党者依然众多，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党员仍然是求职者可资利用的身份。

许多聘用单位之所以愿意选用具党员身份的求职者，并不是期待他们去那里传播共产主义，而是因为“党员”特别听话、便于管理、不会闹事，却又相当机灵。在政府机关和科层等级的企业中，党员型人格都被视为驯服工具的最好典范。

对极权主义来说，与组织控制同样重要的是宣传。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

“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

2005年5月，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因上课时采用了民间自制的纪念林昭的纪录片和相关材料而被一位学生“告发”，并被该校“停课处分”。此事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

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

“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灌输和教育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运作的传统手段。极权主义的“政治压迫”利用了意识形态运作这一独特的方法，其压迫的对象是人的思想和思想的人。这种压迫如果实行得非常彻底又取得了成功，人就必然沦为不思想和不能思想的动物，极权主义统治的可怕即在于此。

极权主义并不一定剥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要（如吃、穿、住），但决不允许他们自由地思想。极权主义原型与“新极权主义”同样仇视人们的自由思想，视之为祸，而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人的自由思想形式（如民主制度）和人的生理需要对立起来（即所谓的“稳定”），甚至诱使人们放纵生理需要，让他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唯一追求，从而引导他们忽视对自由思想的需要。于是剥夺政治自由和放纵肉欲同时成了“新极权主义”控制人们思想的有效手段。

奥威尔(G. Orwell)的《1984年》和赫胥黎(A.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都对极权主义作了预言：“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现代谎言”，它和“传统的谎言”有重要的区别。“传统的谎言”是针对“特定”具体事实的不实，它是用来欺骗“敌人”的；而极权主义的“现代谎言”是将“事实整个进行重新编织”，而且它是用来欺骗每一个人的，因此，编织谎言者“最终也成为自己谎言的受骗者”。

在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存在着没有“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人民不能作主的“民主”、宪法随意遭到践踏的“宪政”、不让人自由说话的“言论自由”、既无权利又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公民”、权力和地位永远高于“人民”的“公仆”、对资本家比对工人更亲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及其政治特征

“新极权主义”的形成是在吸取后极权主义的经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六四事件”和苏联东欧的巨变让中国的最高权力集团意识到，对他们而言，1978年到1989年的那段后极权主义道路在政治上是失败的，要想延续权势集团的统治，就必须吸取后极权主义的教训，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和手段。

从“新极权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它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此意识支配下的冷酷决定了它对被统治者不再“手软”。

从1989年以来，当局对其统治前景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末世恐惧，由此刺激起强烈的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它对“正面”引导常常缺乏信心，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极权统治的传统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毫无疑问，这些措施都是从后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原型的倒退。

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如邓小平针对“姓社姓资”这个意识形态重大问题提出的“不争论”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之所以称这样的实用主义策略是“新极权主义”的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策略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加强极权主义统治，而不是削弱或瓦解极权主义统治。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既坚持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坚决压制民间对民主化的要求，又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后极权主义时期的统治者维持着专制社会主义的“幸福交易法则”，也就是用社会福利安排（如国家保障的工作机会、住房、免费教育和医疗等)交换民众的政治顺从，民众虽然放弃了个人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但换取了基本的生存条件。

然而，从1990年代开始，“幸福交易法则”被“弱肉强食法则”替代，只要不属于权势集团及其依附群体，普通民众既无公民权利保障，又失去了社会福利保障，在原有的政治压迫之上又添加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教育、医疗）。由于1990年代以来当局对社会不满的镇压比后极权主义时期更严厉，所以尽管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生存比后极权主义时期艰难得多，但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

“新极权主义”堂而皇之地将斯大林主义极权统治视为仇寇的“敌对因素”（如资本主义、红色资本家等）纳入了自己的体系，同时对许多完全背离其自诩的“社会先进性”的现象（如腐败、糜烂、色情等）表现出极大的容忍。

对“新极权主义”来说，这样的灵活性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维持延续了极权体制，但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瓦解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真实性。

当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变得比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时，当“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时，当“共产主义理想”表现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新极权主义”承继下来的意识形态就成了千疮百孔的“国王的新衣”。有人甚至更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国王没有穿衣服，而是在衣服下，根本看不到国王。”

从极权主义原型到后极权主义，再到“新极权主义”，它们都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共同点，就是以那个至高无上、无影无形的“党主子”作为极权统治法统的化身。它用官方意识形态规定了自己是永远“光荣、伟大、正确”的。无论极权主义的政统出现什么样的断裂（如1976年的“逮捕四人帮”），无论极权主义下的现实如何与其正统意识形态尖锐对立，党都宣称它自己是永远洞察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力量。

它凭借自封的至高至尊的地位，可以随意界定谁是“历史”或“人民”的敌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暴力去残酷地消灭它的敌人；它可以宰制经济、新闻、出版、司法、教育、文化等任何领域的活动；还可以凌驾在宪政制度之上，按照它的需要任意改变宪法条款或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这就是各种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一个主要区别。

极权主义专制与威权主义统治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政治压迫（如剥夺公民权利、压制人权、言论和结社控制、新闻垄断等），而在于政治压迫是以什么名义实行的，以这个名义可以在什么程度、什么范围内实行暴力统治。

在威权主义国家里，人们为反抗暴政可以直接诉诸民主、人权和公民权利，而威权统治者除了用“国家安全”之类的说辞之外，没有其他对抗民主自由理念的借口。

但极权主义统治却能用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理由，给任何民主要求扣上“敌对、颠覆”的罪名，即便是有人只不过对公共事务或弱势群体表达了一点关怀，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也可能受到迫害。

如果是在一个威权专制国家，当局虽然可能迫使知识分子闭嘴，谁不服从就迫害谁，但是它却不能名正言顺地说，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由某一个党来领导，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该党党员，自然不必接受该党的领导。

而在极权主义下，当局却依照其意识形态而“理直气壮”地把所有社会成员都归入其“领导”之下，实施现代社会里最严厉的思想管制，不容许任何人质疑它的永久的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更不允许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或社会活动上的任何独立性。

或许有人想问，知识分子为什么必须由党来严密控制，为什么不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过问公共事务？为什么不能批评官员的腐败、司法的不公、黑社会的猖獗或者贫富悬殊？在民主社会里，当然不存在如此提问题的必要，在威权体制国家里当局一般也不愿意对这样的问题表达否定的态度，然而在极权主义统治下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大逆不道。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汉娜·阿伦特当年研究极权主义时就认为，象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魅力型领袖其实是“乱世英雄”型人物，是现代性危机下社会传统和秩序崩溃的典型产物；“乱世英雄”的成功充满了偶然性，并不必然取决于什么属于领袖的道德素质或信念，相反，具有道德素质和信念者恰恰最容易成为无所不为的“乱世英雄”所扑杀的对象。（野兽注：现实是习迷恋极权主义原型时期的魅力型领袖毛，于是引入原型时期的组织和宣传，和已形成的新极权时期的技术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冲突，原型和新极权之争至今还方兴未艾。）

阿伦特还认为，极权主义制度中最高领袖之所以重要，全在于他占据着党组织结构中最重要的位置，与其说领袖重要，还不如说那个结构性位置重要。这一结论完全适用于对“新极权主义”的分析。

“新极权主义”的技术官僚统治者虽然是党内最高层的人物，但他们个人并不是党的化身，他们反倒更象是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尽管“新极权主义”的最高领导本人可能相当“亲民”、“勤政”或“清廉”，但他们服务的“党主子”却与极权主义原型时代一样专横霸道、权力无限、主宰一切。

这些技术官僚统治者之所以被精心挑选出来充当开动和维修极权机器的人，完全是由于挑选和提拔者的恩宠，是阿伦特所说的那种“党秘密社会”的产物。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

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缺乏后极权主义领导人的宽容和开拓精神，因此往往是等到情势变动后不得不应付时，才被动地提一些未必有效的补救性措施或口号（如“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与“保先”等）。他们自以为是地把这些局部性的补救措施或口号提升到国家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使命性高度，以应付日常行政代替国家根本的政治远景和理念，目光短浅而浑然不觉。

“新极权主义”的最高目标不过是“为权力而权力”，“统治者死死把住权力，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们镇压自己的敌人，控制自己的臣民，在内政、外交上只是作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进。他们的语言不过是‘旧说法’的官僚翻版，不过是例行公事地摆摆意识形态的样子。有时候，他们象是靠极权时刻的回忆过日子，但又不想再重复那样的时刻。他们是当今时刻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所作所为与以往的独裁者和寡头政客并没有什么不同”。

“新极权主义”缺乏价值理念的施政往往表现为一种“精神分裂”：“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仍然被称为‘指导理论’，另一方面则是激烈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指导‘改革事业’的主流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离不开‘公有制’的限定，另一方面‘私有化’已获得政治正确性，成为‘主旋律’。

一方面号称‘人民的公仆’，另一方面则是‘精英联盟’对民众的联合压榨，民众没有任何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一方面旗帜上仍然写着‘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工人农民的被压迫掠夺，在商会等强势群体的组织面前他们仍然不被允许成立属于自己的自治组织。”

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相比，“新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明显地显现出一种末世景象，它以低能而专横、虚张声势、色厉内荏为特征。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曾经在全国范围内煽起过革命的激情，还给过全世界的激进左派以鼓舞和激励。

毛死后直到1989年，后极权主义相对宽松的思想控制和社会经济政策曾让当局一度赢得了新的合法性。“新极权主义”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这些话语，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前所未有的孤立，以致于进入21世纪后竟然把寻找意识形态伙伴的目光投向北朝鲜和古巴这样的没落国家。

正是由于“新极权主义”排拒追求人权和民主的世界性潮流，它虽然依靠外资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像；相反，它对国内国际社会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正义的主张充满了戒备和敌意。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权力和物质欲极强烈而道德和价值感极麻木的退化型特权寡头专制，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贵资本主义等级制度，一个对国家民族未来的自由理想毫无反应的“前现代型”专制政权。所谓的“前现代型”专制是指那种“老式的寡头政治，臃肿、多疑、平庸、残暴”，它在政治上没有抱负，在理想上没有前景，以维护现有的权力和权力体制为唯一存在的目的。

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极权主义原型曾一度享有的社会主导力已经完全没落了。社会主导力即葛兰西所说的hegemony，既指国家的支配能力（就统治而言），也指国家的领导能力（就道义权威而言），这二者都是国家非强制性的实际影响。

菲米尔在解释葛兰西的观点时对非强制的“主导力”和强制的“统治力”是这样区别的：“‘主导力’指的是一个阶级或群体对其它阶级或群体的优势，这种优势依靠赞同而非强力所获得。而‘统治力’则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强迫性机器所实现的。（主导的）‘知识或者道德领导’主要体现在‘公民社会’中，也经由公民社会来实现。”

显然，国家权力对社会越是具有“主导”作用，越是不需要动用强制性“统治”，就越具有合法性。从1978年到1989年的后极权主义时期，虽然当局的经济社会政策一度受到欢迎，但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却使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的主导力逐渐丧失，因此才有了“六四事件”。

在“新极权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党员的主导力迅速萎缩，各级党员干部的糜烂性腐败象表明，人人急于在大船将沉之前捞足眼前的利益，它对非党员民众的主导力更是一落千丈。就连在它“最有觉悟的”、“最先进的”、最中坚的组织成员身上，“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景象也已经暴露无遗。

当然，表现出末世景象的政权未必是短命的政权。社会学家孙立平把中国社会描绘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抱成团的利益集团，如党政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一盘散沙”就是指社会大众。

“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的社会政治结构使得“新极权主义”得以暂时稳定其统治，正如华尔泽所言，“它就象早期现代专制君王一样，它的领导造就了一个相当具有凝聚力的精英层。这个精英层的成员抱成一团，不是为了什么原则的信仰，而是由于共同的地位和特权，压力再大也还是抱成一团，不然就会输得光光。”

孙立平认为，利益对立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开始谈论“拉美化”现象。确实，当下的中国社会很象一些拉美国家的状况：新富显贵们生活在有围墙的、警卫森严的别墅和复合公寓里，享受着巨大的财富、权力和权利；与此相对照的是日益膨胀的农村贫民和城市弱势群体，后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活在临时简屋里的外来务工者和人数日益增多的城市失业者和低收入居民组成，他们在新的地产开发过程中被赶出市中心；城市弱势群体的危机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收入的危机，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它也是一场争取身份和权利这些在城市谋生的关键软件的战斗，这些“城市权利”包括法律身份及相应的工作权，教育、医疗卫生、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利益。

“新极权主义”无序而分裂的意识形态给既得利益集团的混水摸鱼提供了天赐良机，不同既得利益集团彼此相互利用，由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关系结成针对社会上弱势群体的不神圣同盟。由于“散沙型”的民众未形成公共意识，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组织，发出自己群体的声音，所以低能的政权还能照样维持其运转。

透明的谎言、“扮傻游戏”和“不肇事”反抗

极权主义的一大发明是创造出一套其他社会中不会使用的专用“语言”，它以刻板而毫无活力的陈辞滥调为主要特征，但因为是“官话”而享有不容质疑的地位。这套“语言”曾有效地禁锢人的思想，将活生生的生活语言与丰富多采、多样不同的人的思想统一为同一个刻板的模式。

奥维尔在《1984年》中让我们看到，极权统治不只是制度压迫，而且更是思想囚禁，不只是社会、政治祸患，而且更是人的心智灾难。

极权统治成功的最后秘诀在语言的运用，当社会成员使用的语言被“改造”成为适合于党国思想习惯的表达手段后，“一切另类思想”就不容易再生了。这套“语言”体系一旦确立，“对(党国)不友好的思想只能存在于一种暧昧不明的无字词状态之中”，由于这种无字词状态的思想不能用字词表达，它只能算是一些不能被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念闪现。

在极权主义统治的最严酷时期，不只是抵抗或反对的思想不能存在，连怀疑、玩世、不正经对待、嘲讽等等都不再可能，公共语言变成一种刻板教条、生硬简约、毫无想象的字词排列。

极权统治的关键在于，它用意识形态几乎彻底控制人的全部心智活动，不仅包括一切需要用字词表述的内心思想、感受、感觉、感情，还包括那些因无字词而注定只能在黑暗中闪现的意念。极权主义的“语言”体系掌握了它的被控制者后，被控制者们便对来自过去或其它国家的语言根本无法理解，因而抱有一种自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

“新极权主义”并没有能力创造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新“官话”，它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基本上仍然使用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承袭而来的一套语言。与后极权主义时代不同的是，“新极权主义”的这类套“官话”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及矛盾极为明显，结果成了民间公然嘲笑的对象。

极权主义统治对语言的控制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即当局对社会活动的全方位严密管制。这种社会全面控制在1989年以前的后极权主义时期即已松动。在“新极权主义”时期当局对民众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的直接干预进一步减少，并借用兴起的商业和大众文化来软化包装它的统治，结果“官话”对日常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萎缩，“官话”中的“词汇”与社会性的日常语言日益脱钩。

“官话”不但无法再支配民间的日常语言交流，反而成为民间话语嘲讽、挖苦、冷言冷语、插科打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的对象，人们往往以逢场作戏和冷漠鄙视的心态去对待官方那些自上而下反复宣讲的新旧“话语”。

于是民间话语对“官方话语”公然鄙视, “官方话语”则无可奈何地假装自己还有很多真正的信从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语言”的公开演示越来越矫揉造作，也越来越为表演而表演，不仅报纸电视广播的新闻报导如此，“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官方文艺节目也是如此。

由此就出现了“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谎言化现象。1989年之后的“新极权主义”之所以需要倚重暴力压制和媒体监管，根本原因是它的意识形态已经不能再让民众信服。既然民众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意识形态谎言，这些谎言就只能依靠靠强制手段才能维持着存在。

在“新极权主义”下对传播者和受众双方而言，这样的谎言具有一种犬儒式的“透明度”，听谎者心知肚明，说谎者对听谎者的心知肚明也了然在胸；双方煞有介事地玩着“扮傻游戏”，只要谁也不公开说出来，谎言似乎就是真话。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这样“新极权主义”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统治秩序，它居然可以没有信任也照样运转，条件是它不受任何社会信任机制（如自由新闻、民主法治和透明责任制）的公开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极权主义”的宣传其实已经基本上失败，“官方话语”几乎完全是靠着专制权力的国家行政手段来维持的。

“新极权主义”对言论的控制和对出版物的审查因此也具有一系列特点。首先，用“悄悄”地直接打击和迫害“异端思想者”的办法，来代替毛泽东时代和后极权主义时期那种大张旗鼓的思想批评运动。在民众不再相信“官方话语”的情况下，那种旧式的思想批评运动不仅无法达到官方预期的效果，反而可能为被批评者“扩大社会影响”，使他们得到更广大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其次，控制过程日益技术化和非公开化。除层层设立专责舆论审查机构之外，还不断更新扩大具体的“禁忌话题”清单，除了一些大的领域或话题（如“文革”、“六四”、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人为灾祸、民主和人权、政治制度弊端等）不许谈论之外，对其他很多可能对当局产生不利影响的新闻话题也设立临时“禁区”。同时，所有这些“禁忌话题”清单都尽量保密，不但不采用正式公文的形式，而且由上往下传达时“不许记录、不许录音”等，以免造成“负面”的国际影响。

再次，强化对媒体“违规”的责任追究，甚至为了一篇文章重惩一个编辑，为了一本书而关闭一家出版社，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媒体和网站为了存活下去不得不加强自我审查。这种自我审查不仅贯彻在言论和观点的公开出版中，也贯彻在学术研究的选题、学校开设的课程、教师的课堂讲授、学生的论文导向等各个方面。

如果说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官方话语”还把受众当作宣传的对象，那么“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则常常把受众干脆当作傻子。“新极权主义”的谎言比后极权主义的谎言更赤裸裸地藐视和作贱人的理性，这种公然对正常理性之人的轻贱和愚弄形成了“新极权主义”的“官方话语”特色。

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几乎完全“透明”的谎言搬到受众面前，是因为“新极权主义”掌握了绝大多数受众的一个基本特点，他们会经过深思熟虑后“扮傻”。尽管大多数人对现实有种种埋怨或不满，但他们对公开表达不满的分寸心里非常有数，他们或者是怨而不怒，或者是怒而不争。

“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不仅存在于社会交往中，而且也在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考试和师生关系中不断复制和再生，“骗子”和“傻子”在不断地低龄化和日常生活化。

“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人心难测、心理狡黠、行为乖戾和黑色幽默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它是一个表相和真实脱离的世界，这种脱离讽刺性地投射到它的“主子”、“骗子”和“傻子”身上。

看上去神气活现的党政权贵其实是不能作主的“奴才”；看上去能说会道的“文胆”、“利口”或“笔杆子”，其实是让他怎么说就只能怎么说的“骗子”，他们甚至不需要具备骗子的想象力，只要会背“台词”，装作对现实感觉麻木就可以了；看上去是“傻子”的民众当然不是真正的弱智或白痴，他们往往大智若愚，嘴上不说，心里透亮。

“假主子”、“假骗子”和“假傻子”就这样一起生活在“新极权主义”这一人性残缺的社会里。过去几十年极权主义的恐怖和暴力早已把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变成被宰制之人。

就象“傻子”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民权利一样，“主子”和“骗子”也没有这些权利；就象“主子”是极权制度中的不清白之人一样，“傻子”和“骗子”也都是有道德罪过之人；就象“骗子”用自己的嘴替别人说话一样，“主子”和“傻子”也都是思想和个性上的残缺之人。

当全民被迫投入“扮傻游戏”时，就形成了弥漫于“新极权主义”社会的犬儒心态和玩世不恭；但与此同时，一有机会就拒绝再玩“扮傻游戏”的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现实的和另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中，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就是网络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人大都受过相当教育。在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言行受到现存的政治、社会、文化、学术体制的限制，不得不时时自我审查，留意什么是人们心中有数的“敏感问题”，程度不同地“扮傻”。

在网络世界中，他们可以有稍多一些的自由，能够卸下“傻子”的面具，比较容易地说出事情的真象，甚至明确而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反抗。许多社会问题，如官员腐败、司法不公、贫富差距、农民负担等等，都是在网络公众对具体事件（如矿灾、孙志刚之死、SARS、卢雪松停课事件、王斌余死刑事件、太石村村民罢官事件）的讨论中才吸引了公众关注的。

互联网上公众对时弊的批评和抨击是“新极权主义”社会中反抗意识的最明确表现。网络公众不仅常常直接传递社会中发生的反抗事件消息（如集体抗议、骚动、冤屈、民愤事件等），而且还往往出其不意地把看似完全“无害”的事情转化为对极权主义秩序有挑战意味的话题。

“新极权主义”是一个表面繁荣但人性堕落的时代。“新极权主义”的现实世界中，有字词无言论，有统治无共识，有杂志无信息，有报纸无新闻，有学术无思想，有欲望无目的。“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比后极权主义更加专制魔影缠身的政权。“新极权主义”是一个没有共同政治理念、没有共同价值前景的社会。

在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

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把群体的存在本身就当作一种无须再由群体共同构建的价值目标；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想象以少儿时代的“读经”重塑一代“新人”；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与“原子型”个体欲望相和谐的“幸福生活”。

“新极权主义”严酷的思想控制，使他们有意无意地不断在回避有关如何走出极权主义统治死胡同、如何彻底与极权主义的过去决裂、如何在极权主义统治的价值废墟上重建人性规范和美好社会理想等问题。在人们能够公开地、免于恐惧地提出和讨论这些问题之前，他们将仍然生活在“新极权主义”的末世阴影之下。

李文亮的事，已经调查了这么久，说法呢？|二月初十（3月3日）

依然天阴，有点冷嗖嗖的。我在郊区的邻居一早发给我照片。留言说，你家的海棠开花了，你的微信被封了。微信内容被封，我已习惯。但海棠开花却实在让人高兴。去年夏秋，一直大旱。树叶全枯并且掉光，我很担心这棵树会死掉。但是它的生命力竟是如此顽强，在早春时节，开出这样一树灿烂花朵。隔着屏，都能感觉到它怒放的兴奋。

今天的信息仍然有好有坏。在疫情问题上，医生朋友已经相当乐观了：武汉疫情明朗起来。在前天向好突破的基础上，昨天进一步好转。新增确诊和新增疑似加起来不足两百人。疑似病例也减少很多。这两天可能会进入到低位运行期即所有病例加起来都在一百以下。如此这般的话，疫情蔓延控制指日可待！现在，在巩固成绩的前提下，竭尽全力提高治疗效果，降低死亡率，尽可能缩短治愈住院时间。

是的，降低死亡率太重要了。可惜，死亡的信息，仍然传来。今天让人们心头震动的是：中心医院梅仲明医生今日去世，他是李文亮科室的副主任。五十七岁，一位技术高超的眼科大夫。他的专家门诊曾经相当火爆。消息传出，他治疗过的病人们，纷纷在网上致以怀念。我以前在电视台的同事说：他是我的邻居。他们所居住的小区居民今天都在为梅医生祈祷。愿他安息。

在武汉，恐怕没有哪一家医院像中心医院这样惨烈。以地理位置而言，中心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市场近旁，它应该是最早接受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第一拨病毒最强的病人恐怕多是先来这里治疗。在人们对此病一无所知时，中心医院的医生，几乎就是第一道人体防毒墙。直到他们感染并且成批倒下，人们（包括领导）才从满不在乎中恍然：这全新的病毒原来如此厉害。只是，迟了。

我小哥是这家医院的老病号，他说中心医院水平挺高，与以前的武汉二医院是一家。我嫂子的手术也是在这里动的。他这一说，我才知道，我年轻时经常去看病的南京路市二医院，原来改名为中心医院了。二医院的前身为汉口天主堂医院，有着140年历史。我的小说《水在时间之下》曾经还写过这家医院在战争中被日军轰炸的场景。

老的市二医院仍在原处，它是中心医院的另一个院区。听说中心医院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二百多人，其中不少重症。全部是第一批被感染者。前些时，曾有一篇报道说，在李文亮被训诫后，“一月二日起，医院要求医务人员之间不许公开谈病情，不得通过文字、图片等可能留存证据的方式谈论病情。病情只能在交接班必要时候口头提及。对于前来就诊的患者，医生们也只能讳莫如深。”

另一家媒体“楚天新传媒”亦有一篇关于中心医院的报道，其中转引了一张文字图片，上写着：“武汉市中心医院已经是被感染的职工最多的医院之一。目前超过200名职工感染，三个副院长被感染，一个护理部主任感染，多个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维持；多个主任医师上呼吸机，多个一线医护经历了生死一线间。急诊科损失惨重，肿瘤科倒下近20个医护……不胜枚举。一次又一次惊恐，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我们心里清楚他们每一个中招的人可能就是下一个自己。”这个更加具体。我没有能力去中心医院确认，无论这一段是否确切，中心医院医护人员伤亡惨重是毫无疑问的。

他们承受了疫情之初生命难以承受之重。那么，我很自然会想到：明知有感染，仍然被感染。是所有医生都不具有防护设施，又或是迫不得已作“飞蛾扑火”之举？一家医院，造成如此之大的伤亡，会有人心怀内疚承担其责吗？比方，轻的引咎辞职？重的上级惩处？该不会以“这是新病毒，大家都缺乏认识”为理由而推它个一干二净吧？中国人不屑于忏悔，但在多条人命面前，有的人，需要我们站出来喊他忏悔：你们，就是你们，站出来忏悔吧！今天在网上还看到有人在呼吁，说应该让这家医院歇业一阵子，那么多自己的同事去世和病重，其他在岗医护人员所受心理创伤，恐怕会太沉重。

二十天的延误，二十天的隐瞒，带来的灾难当然不只是死亡一件事。封城已达四十余天，最危险的日子已然过去，但最困难的日子却不知在哪里候着。

今天的武汉人，依然显得很沉闷。另一位医生朋友说，在哀伤和抑郁的前提下，对未来没有确定感，容易导致人的内心极大地缺乏安全感。此外还有民生问题，普通百姓的经济来源无着，也没有确定感，即哪天可以出门，更没有方向感，即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在自己抓摸不着，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会导致最基本的安全感丧失。这时他要寻找点什么让自己踏实，他要抓住一点东西，比方说，想要有一个说法。

在疫情紧急时，没有人顾及追责，也没时间调查，人们都以体谅之心，放下了所有纠结。而现在局势转缓，存放在心的问题，便会露头，就会想要解答。此外，看到有些事情，瞬间就有进展。比方出狱女人奔到北京的事，比方李跃华无证行医的事。同样在疫情之中，处理起来无比快速。可他们想要的回答呢？比方，李文亮的事，已经调查了这么久，说法呢？

是呀，李文亮的事，是一个结。其实，中心医院的伤亡，何尝不也是一个结。这一个一个的结，如不解开，武汉人的心结也是难以解开的。时间越久，这个结会越系越紧，越变越复杂，心头的创面和深度，也会越发扩大与加深。心理咨询专家说，随着着危险的解除，真正的创伤，会浮出水面。变成简单的话，就是：你要给李文亮一个说法，给中心医院一个说法，你也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说法。

写到这里，医生朋友突然发来一条信息：全世界第一支新冠状病毒疫苗，今天注射到发明人陈薇院士左臂。专家组7名成员也一同注射了新冠状病毒疫苗。了不起的科学家，向他们致敬！

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记性是记忆的土壤，记忆是这土壤上的生长和延伸。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是我们成长、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为，许多时候它比吃饭、穿衣、呼吸更重要。

因为当我们失去记性、记忆时，我们会失去做饭、耕地的工具和技能；会一夜醒来，忘记衣服放在哪儿了；会真以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着好看得多。

今天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新冠肺炎这场举国、举世之灾难，它还没有真正被控制，传染还远远没有过去和消失。

然而这时候，湖北、武汉乃至全国别的省市和地区，家破人亡、满门绝去的哭声都还不绝于耳时，我们已经听到、看到因为统计数字的向好，就开始自上而下、左左右右地准备欢庆的锣鼓和高歌的亮嗓了。

一边尸骨未寒的哭声还未落下去，另一边，凯歌在即，英明、伟大的呼声已经响起来。

自新冠肺炎一步一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开始，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因为新冠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医院是多少，死在医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还未来及去调查、叩问这一些。也甚至，这样的调查和叩问，会随着时间的移去而终结，而永远是个迷。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忆之无据的生死糊涂册。

我们固然不该在疫情之后如同祥林嫂，每天都在念叨着：「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但我们也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像阿Q那样儿，在捱打、羞辱和死至临头时，还依然相信自己是汉子，自己才是胜利者。

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是个体或家庭，还是社会、时代、国家的悲劫和灾难，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呢？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劫，总是由我们成千上万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和填补？

在诸多、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

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个人记忆成了时代的工具，集体和国家记忆成了个人失忆或记住的分配和承包。

试想一下，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已经更换了封面、书号的历史和久远，单是最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们一样，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经过、记得的几乎是举国之灾的艾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到底是人祸之灾难，还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样的人类还难以抗逆的天谴之劫难？

在前者的举国之灾里，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又几乎如出一辙呢？

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剧的再次复排和出演，作为我们这些如尘埃一样的人，我们既不能追问导演是谁，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还原编剧的念想、构思和创作。

那么当我们再次站在复排的死亡之剧面前时，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属于我们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记忆去哪了？

我们的记性被谁抹去、挖走了？！

没有记性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愿意把我们踩成啥样儿，由那只皮鞋的牙痕说了算。

没有记忆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和过去生命割断的木头和板材，它们的未来是什么物形和东西，由锯子和斧头说了算。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因为热爱写作而让生活有了意义的人，一生要靠方块字活着的人，如果连我们都放弃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来自血与生命的记忆和记性，那么写作到底还有什麽意义呢？

文学还有什么价值呢？我们这个社会还要作家干什么？你笔耕不辍、勤奋努力、著作等身，这和被人不断牵线、调动的木偶有什麽差别吗？

记者不写他亲眼看到的；作家不写他个人记忆、感受的；在社会舆论中，能说话和会说话的人，总是用纯正抒情的国家腔调在念、在读、在朗诵，那么还有谁能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个体的真实、真相和存在的血肉生命是什么？

试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汉，没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记录，没有方方用文字写下她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没有成千上万如方方那样的人，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的生死哭唤和呼救声，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些什么呢？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个人记忆往往被视为是时代多余的泡沫、浪花和喧嚣，会被时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边去；会让它无声、无言如同从未存在过，从而在一个车轮流水的时代过去时，巨大的遗忘到来了。有灵魂的血肉没有了。

一切都安泰静好了，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而有小的真实支点不在了。如此着，历史就成了无依无据的传说、遗忘和想像。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长有记性，拥有个人不被改变、磨灭的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是讲一点真话最低的真实和证据。

实在说，我们拥有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即便不会改变世界和现实，那么至少在面对统一、规划的真实时，我们也会在心里呢喃到：「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点真正到来时，在巨大、欢庆胜利的锣鼓中，我们还能听到、记住那些来自个体、家庭、边缘的哀嚎和哭泣。

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里打出一个问号来。至少说，某一天又有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了，我们相信沙子炼不成铁、亩产不能达到十万斤，是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之常识，而非意识创造物质、空气生产粮食的奇迹吧。

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样的革命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

同学们，我们都是文科生，我们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语言去和现实、记忆打交道的人。于记忆言，我们不说成千上万的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那样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国家记忆、集体记忆总是覆盖、改变着我们个人的记性与记忆。

在今天，就现在，新冠肺炎还远远没有凝结为记忆时，而我们的身边和四周，都已经开始响起高歌宏嗓、大肆欢庆的锣鼓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希望我们经过了新冠肺炎劫难的人，经由此一劫，都能成为长有记性的人；能让记性生出记忆的人。

在可预知的不久后，在锣鼓喧天、诗文横飞，开始喧天闹地地歌颂打赢了新冠肺炎这场国家战争的胜利时，希望我们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写作者，而仅仅是拥有个人记忆的实实在在的人。

在铺天盖地的盛大演出到来时，希望我们不是舞台上的演员和朗诵者，不是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远处，默默看着演出而眼含热泪的一个柔弱无奈的人。

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

在最终要回归、到来的静好盛世里，在海洋般的歌声中，面对新冠肺炎的缘起和蔓延，如果我们不能把疑问大声说出来，而小声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气；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说和忘记，则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更为野蛮、可怕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记忆的沉默者。让我们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的缘起、肆掠和蔓延，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默默的站到一边去，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的人。

参考资料

1.徐贲：《鼠疫》与记忆

2.徐贲：人与什么理由来记忆

3.徐贲：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

4.方方：武汉日记

5.朱大可：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

6.韩大狗：舆情作为社会「疾病」的隐患：网络生态治理新规背后的逻辑

7.阎连科：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

2020年4月4日，清明，庚子年三月十二，周六，16：51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