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加塔利以及跨儿研究的精神分裂分析 」导论

选自：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Schizoanalysis of Trans Studi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London, 2022)
编辑：Ciara Cremin
原文：Introduction
作者：Ciara Cremin
译者：张云清
归档：Craft

本文为导论(Introduction)，作者为希亚拉·克里明(Ciara Cremin)，选自《德勒兹、加塔利以及跨儿研究的精神分裂分析》(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Schizoanalysis of Trans Studies)。原书是一本文章合集，共收录了9篇文章，由希亚拉·克里明编辑，是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出版的“精神分裂分析应用(Schizoanalysis Application)”系列之一。

为了尽量保留了原文的结构和词汇的差异，译者的翻译是冗长而堆砌的，且很多时候不符合中文阅读的直觉的语序。对于可能产生歧义的词句，或可能有必要展示原文的部分，或难以确切地翻译为中文的部分，译者在译文之后括号内展示了原文的词句。若上文近处提到过相同的词句，或该词句已被反复提到，译者则可能省略在括号内再次展示原文的词句。若上文近处提到了类似的词句，但此处的词句与其不同，且可能产生歧义，译者则将在括号内再次展示此处的原文的词句。某些原文文本中的细微差异可能没有在译文中被完全顾及，但译者认为该译文有对原文词句的足够的展示，足以被单独地阅读。[ ]中为译者的注释，置于所注的段落之后。译者对文中出现的重要的，或有多种不同译法的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术语和概念作了相对于这些概念本身的复杂性来说是简要的注释。译者对这些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解释是笼统且不准确的，读者因此不应只完全依赖译者的注释而将其视为某种正确的定义来理解这些术语和概念。

译者使用性别包容的语言进行翻译，避免了“他”字在“他们”(they)之类词汇中的使用，而使用”其“、“之”、“它们“、”这些人“或重复所指的成分，除非明确了”they”所指的性别。因此，“他”仅指“he/his”，“她”仅指“she/her”，“TA”仅指(单数的)“they/them”。“sex”仅译为“性”。“gender”仅译为“性别”。“man”仅译为“男人”。“woman”仅译为“女人”。“male”仅译为“男性”。“female”仅译为“女性”。其它关于性、性别和性取向的词句皆展示了原文词句，具体请参见译文。

在我们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androcentric)社会中，对于那些出生时被指派为男性(assigned male at birth)而采取女性化的(feminine)风格的人比那些被指派为女性(assigned female)而采取男性化的(masculine)风格的人有着更大的禁忌。男性化的奠立(masculine position)，用德勒兹式(Deleuzian)的话说，是多数的(majoritarian)[译者注-1]，它被注入了支配和控制的需要，而愉快地(joyously)情动(affect)[译者注-2]别人的能力则被遏制。这是一个跨儿女人(trans women)拒绝的奠立，而那些对她们怀有敌意的人于此展露其依附(dependencies)。无论你是否对于我们的在场(presence)而畏缩或感到厌恶，或者因此被肯定(affirmed)或激励，区别在于是否投入于——或者说被——性别二元(gender binary)的克分子积累(molar aggregates)——所奴役的利比多(libido)。如果，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断言，身份(identity)——按其行话(vernacular)说是克分子实体(molarity)[译者注-3]——运作为如同对欲望(desire)的自由流动的阻塞(blockage)，跨儿者(trans person)则挣脱束缚，将生活置于一个不再受家长(parents)和父权制(patriarchy)决定的轨线(trajectory)上。而TA(they)这样做并非是否定身份(in negation of identity)，而是否定性别(gender)由性(sex)决定，性由生殖器(genitalia)决定的想法。跨儿女人和跨儿男人肯定了我们所有人从别人——家长、老师、精神病医生、立法者和老板们——所试图强加的欲望中逃离的潜力。跨儿者揭示了一种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中的从对父权的(patriarchal)和男性化的(masculine)统治(domination)而言至关重要的性别和性二元的克分子积累中画出一条线(line)的潜力。

[译者注-1] 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多数(majority)描述为一种标准(standard)，与之相比的其余则是少数的(minoritarian)，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公理(axioms)”是多数构成的来由，多数和少数的对立(opposition)并非简单地是数量的(quantitative)——符号化(signifiance)和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的的系统将社会意义(social meaning)和个人主体(individual subjects)分类为相对稳定的二元(binary)，以此使少数的波动(fluctuations)不可见或成为派生的(derivative)。多数的(majoritarian)标准，读者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在社会中通过各种形式对各领域形成符号化和主体化的平均型(average)，一个欧洲的中心点(central point)，比如一个顺性别(cisgender)异性恋(heterosexual)白人(white)男人(man)。多数呈现出一种权力(power)和统治(domination)的状况。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断言，不存在“生成-多数的(becoming-majoritarian)”，所有生成都是少数的。

[译者注-2] “情动(affect)”，源自斯宾诺莎(Spinoza)而被德勒兹重塑，亦有译为“情感(素)”、“情愫”、“动情(力)”、“情状”、”感染“、”感动“、“知感”等。不同译者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中的“affect/affection”、“percept/perception”、“sense/sensation”的翻译各有不同，译者在本翻译中将“affect”皆译为“情动”。庄士弘总结称其“强调个体生命与其他的生命体所产生的关系(relations)、连结(connection, encounter)，强调其个体的特异性（singularity），并切断原有社会或任何知识建构的追捕或连结。”(庄士弘，2010：“Affect 情感素；情动；动情”) 更多关于情动的理论的解读，可以参考汪民安所著的《生产(第11辑)：德勒兹与情动》(汪民安，2016，江苏人民出版社)。此外，杨凯麟在《分裂分析德勒兹：先验经验论与构建主义》(杨凯麟，2017，河南大学出版社)的第二章第二节的第一部分，“情感，介于两种状态间的差异经验延绵”(101-108页)(杨凯麟将affect译为情感)中，也对进行了对该概念的分析。

[译者注-3] 克分子(molar)，有关一个树状的(arborescence)整体(totality)、整体化(totalising)的宏观组织，性别化(gendering)，以此作为一种整体化的组织和过程。分子(molecular)，有关在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上的各种生成(becoming)。

如果身份是对欲望的自由流动和解放的潜力(liberatory potentialities)的阻塞(blockage)，那么，根据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及与一些酷儿(queer)学术研究(scholarship)相符，宣称一个跨儿女人是女人难道不是一种奴役(enslavement)的证据吗？如果“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的目的是揭示并克服我们的生成(becomings)的阻塞，那么怎么会有对像我这样的认同为(identify as)女人并穿着常规的(conventional)女性化的风格的人的“跨儿的精神分裂分析”？这里有两点需要考虑。第一点是“跨儿”和“男人”或“女人”这些词意味着什么。第二点关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是否认为克分子认同(molar identifications)的“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s)”，或其“逃逸线(lines of flight)”[译者注-4]是固有地(inherently)，或以某种绝对的(unqualified)方式是生产性(productive)的。像这样的问题是本合集中的文章要应对的。不是出于为德勒兹和加塔利辩护的目的。从各种不同角度，通过个人的洞察以及利用范围广泛的概念，本合集中的文章展示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对于跨性别(transgender)生活和跨性别理论的实用价值。这不仅是对于跨儿生活和生成，事实上，更是对于每个被性定义而被“赋予(given)”性别的人，无论其是否认同为跨儿。

[译者注-4] 德勒兹和加塔利倾向于将事物时为一种装配(assembledge)或繁多(multiplicity)，而非物质(substance)，并用三种线(lines)描述装配(assembledge)。克分子线(molar line)，是一种坚硬的(rigid)线，清晰地分割(break)二元的树状节段(segments)。分子线(molecular line)，在根茎(rhizome)中破裂(crack)，虽然仍是节段的，但更柔韧(supple)，作为过渡性的节段，相对地解辖域化，但总有再辖域化的风险。逃逸线(lines of flight)，通过断裂(rupture)进行，是非节段的，向着绝对的解辖域化，持续的生成，蕴含变革的潜力，但有着转向消除(abolition)的危险。

仅仅是在1990年代末，“跨性别”才成为常见的行话；因此其理论仍然处于它的初期。由于哲学自身处在学术的边缘，寻找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来为跨性别建立理论的学者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并没有什么作品或确立的领域来确定这样一个合集的方向。然而，由于接下来要说明的原因，以及在这些文章中，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于为跨儿建立理论有着巨大的价值。一些文章是由职业生涯早期的学者所著。从确立的守门人中闯入该领域，新生代的跨儿学者们正在开辟思考跨儿生活和身份的新途径，而本合集热衷于为其提供表达的机会。但是这不可能覆盖所有方面。比如说，没有文章涉及健全主义(ableism)。 这不是因为不想尝试，而是再次说明，一种学术研究越被边缘化，就越难找到从德勒兹-加塔利角度撰写此类主题的学者。该系列不是一本封闭的书，而是邀请在不同领域和交叉点工作的学者解决这些空缺并丰富学术研究。

作为跨儿出柜(coming out)充满了许多危险。朋友和亲人的排斥 (ostracisation)，工作场所中的歧视，甚至是身体上的暴力。一个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放纵自己的欲望：每一步都是试探性的，每一步都是一个事件(event)，没有可能再回到那个——比喻中的或字面意义上的——装着欲望柜子里。正如波伏娃(Beauvoir)的著名格言，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是跨儿，一个人甚至不是成为(become)跨儿的：就如女人，跨儿是一种生成(becoming)。德勒兹和加塔利所反对的是那些自出生起便被强加并阻碍着这种生成的认同(identifications)，而不是肯定生命(affirmative of life)而否认被赋予的名字(given name)——在精神分析的(psychoanalytic)术语中是父亲的名字(name of the Father)——的身份(identity)。他们明确警告完全抛弃身份的危险，进而提出通过实验来对社会体(socius)进行策略性的测试：

将自身置于一个地层(stratum)之上，实验它所提供的机会，在其中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找到潜在的解辖域化的运动，可能的逃逸线，体验它们，在各处产生流动的连结(flow conjunctions)，一个节段(segment)一个节段地尝试强度的连续体(continuums of intensities)，时刻保有一小块新的地界(land)。德勒兹和加塔利(2003b: 161)

德勒兹和加塔利所说的精神分裂分析(schizoanalysis)的目的是摧毁神话(myths)、信仰(beliefs)和表象(representations)：由此产生的预设(presuppositions)和问题，比如远非无恶意，而甚至通常是糟糕的：“这是一个男孩(boy)还是女孩(girl)？”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是打破以资本主义的(capitalist)和父权制的(patriarchal)繁殖为目的而辖域化(territorialize)欲望的无意识的(unconscious)的抵抗(resistances)和阻塞。欲望，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不可解脱地(inextricably)是社会性的(social)，但是和社会体的结合被剥夺了其倾覆和转变那些产生小人暴君(petty despots)、自我(egos)，以及其恶化的愤恨(resentments)的条件。跨儿的精神分裂分析质问(interrogates)我们被性别化(gendered)的条件，以及更重要的，我们对于物质上(materially)可以被推测为应当因符合我们的利益而反对(oppose)的东西的无意识的投入和依附。欲望，德勒兹和加塔利说，跟随利益。对于一个反对性别二元的女性主义者(feminist)，否认跨儿女人的存在(existence)似乎并不符合其利益。然而，就像一个宣称其对产品的选择合乎伦理(ethical)的人在选择时依靠贫困(poverty)来感到优越(superior)，自称为“性别批判(gender-critical)”的女性主义者依靠其批判的对象以获得身份、目的和归属。她们需要其所鄙弃(disdain)和否认(disavow)的跨儿女人的存在作为一种手段(means)以宣称只有她们才是女性(female)并因此受到压迫，尤其是被其实只是乔装(in disguise)的男人(men)的跨儿女人。跨儿的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按照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话说(2003a: 105)，是“分析在经济和政治领域(sphere)中力比多的(libidinal)投入的具体性质，从而展现，在产生欲望的主体(subject who desires)中，欲望如何能够被致使以欲望对其本身的压抑(how desire can be made to desire its own repression)。”

如果跨儿女人，如朱莉娅·塞拉诺(Julia Serano)所表明，特别容易受到辱骂(abuse)和排斥，甚至来自于所谓的酷儿社群，这就并不只是简单地因为，如她断言，人们是性别歧视者(sexist)。这是由于，如上所述，女性气质(femininity)所指涉(signify)的东西，而正如弗洛伊德(Freud)本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男人和女人，虽对其有害，都拒不接受(repudiate)。男人拒不接受的不只是女性化的着装。对弗洛伊德来说更不安的是，他们拒不接受诸如温和(tenderness)、同理心(empathy)、感官性(sensuality)以及一系列对福祉(well-being)必要的情感表达(emotional expression)。顺性/别(cis)女人，相比之下，可能会穿着女性化的风格并情动(affect)女性化的行为，但在她们自己的自卑感(inferiority)中，开始依赖强壮(strong)的男性来获得安全感(security)，以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一个自己的阴茎，即一个男婴。通过这种方式，男人和女人都被投入并在其欲望中加强了父权制。

是弗洛伊德首先诊断了(diagnosed)这个情况，但是与其使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形成一种武器来解放(liberate)来自于戏剧性的(theatrical)俄狄浦斯式/恋母情结的(Oedipal)演剧的欲望，治疗(therapy)被关注于调解(reconciling)主体与其无法或不愿演出的角色。精神分裂分析，相反地，发生在街头。它不需要费用，并使治疗师(therapist)成为多余的。跨儿女人将治疗带到街头。她们表明了女性化(the feminine)没什么可怕的，以及质疑(questioning)和混淆(confounding)一个性存在(sexuality)的所有原因——其核心对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是一种纯粹的繁多(multiplicity)[译者注-5]——受限于一种被性别化的想象(imaginary)。我曾经投入于一个男人的形象(image)。今天，尽管穿着女性化的风格，我不投入于跨儿的形象或女人的形象，而是于成为(becoming)一个女人所带来的，而作为(being)一个男人所没有的。如果我坚持“跨儿”一词，是因为与别的被认为是“非规范的(non-normative)”的性别取向(orientation)的共同的联系有时是必需的，以反抗偏见和歧视。它也承认一个“跨儿”者面临不同于那些认同为出生时被给定的性别的人的障碍与挑战。一个跨儿女人/男人是一个女人/男人，一个在其存在(being)/成为(becoming)中额外而不可避免地被迫与自然化的(naturalised)和规范的(normative)性别/性别观念对抗的女人/男人。其对性/性别的克分子积累的斗争通常是出于必要而非选择，无论通过其展露了什么。

[译者注-5] “multiplicity”译为“繁多”，亦有译为“多重性”、“复多性”或“多样性”等。但译为“多重性”和“复多性”不免内含层次的重复或叠进之意，从而与“multiplicity”有偏差，故译者选择译为”繁多“。”繁多”(multiplicity)区别于“一”(the One)和“多”(the Multiple)，是一种实体的(substantive)“多”，内在于“繁多”本身，自始是“繁多的繁多”(multiplicity of multiplicities)，而不与“一”的主体或客体联系。但康德(Kant)的”杂多”(manifold)有时也被译为“繁多”，读者需要注意区分这一点。“繁多”，作为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来自胡塞尔(Husserl)和柏格森(Bergson)。关于这点的细节可以参考胡塞尔和柏格森的“连续的繁多”(continuous multiplicities)和“离散的繁多”(discrete multiplicities)。

每个人对跨儿都有自己的见解。仿佛我们是某种对性别具有相同的观点的同质(homogenous)群体，并有着一样的转变(transition)[译者注-6]的故事，跨儿男人和女人常常被模式化地看待(typecast)。如柏林(Berlin)和布莱斯(Brice)在其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成为(becoming)跨儿解辖域化了“被给予的(given)”和二元的性别概念。然而，与此同时——通常出于必需——它通过遵照(conforming) 一个社会认为是男子的(manly)或女子的(womanly)的形象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s)了性别。正如玛特·弗尼尔(Mat Fournier)在他的来稿中指出，并不是说跨儿者遭受了性别不安(Gender Dysphoria)[译者注-7]，而是不管我们如何认同，性别化(gendering)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不安——虽然经常被否认——而无人不受影响。对于性别不安的医学化的(medicalised)话语(discourse)迎合了性别是自然给定的(naturally given)的想法；问题是与性的偏差(misalignment)之一，平息了对于其性和/或性别是有待质疑的想法，使那些顺性别的(cisgendered)人很可能在其中找到慰藉。跨儿者比认可性与性别的偶发情况(contingencies)的顺性/别学者走的更远。TA们不得不思考并制定策略以解决它的后果。

[译者注-6] “transition”译为“转变”，亦有译为“过渡”，此处可指医学的跨性别的转变，包括使用激素和外科手术，也可指以跨性别身份的生活的转变，但通常指医学的转变。读者不应只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医学意义上的转变，而忽视其社会意义上的转变之含义。

[译者注-7] “Gender Dysphoria”译为“性别不安”，这一术语在2013年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发布的DSM-5(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替代了过时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诊断依据是”临床上显著的痛苦(clinically significant distress)”。而于2019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ICD-11(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则引入了术语“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替代了过时的”性别认同障碍(Gender Identity Disorder)”，并将其从“精神与行为障碍(Mental and Behavioural Disorders)的分类中移至了“性健康相关情况(Conditions Related to Sexual Health)”，且仅仅是“性别差异行为和偏好(gender variant behaviour and preferences)”本身并不能作为该组诊断的依据”。读者需要理解“性别不安”在此处的经验的意味。

一个对作为(being)和成为(becoming)跨儿的跨儿视角是显然被需要的。它需要理论来吹散作为跨儿的——性化的身体(sexed bodies)——以及由二元论和我们对其之投入所再现的社会条件(social condition)的神秘化(mystification)的迷雾。但为何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当其写作是众所周知的费解，且在流变(flux)中出现，而其概念难以掌握？这在对于如装配(assemblages)，情动(affect)、生成(becoming)等流行地运用于学术圈中的标志性概念的不同的使用和滥用中很明显。本合集的作者们被赋予了一个困难的任务：明晰作为和成为跨儿的这一话题，以及哲学本身。接受这些“难懂的”哲学家并不是高学理(high theory)[译者注-8]的利益相关者的大男子气的(macho)操演，其阉割焦虑(castration anxieties)在其对于出名的高理论之阳具(phallus)的闪现(flashing)中非常明显。运用德勒兹和加塔利有着一个更崇高的目的。其概念不仅仅是用来理解我们的由社会给定的条件(our socially given condition)之工具。亦非只是为了内省(introspection)。如福柯(Foucault)出名地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它们是一种个人的(personal)而同时是政治的(political)实践(praxis)的武器。它们是一种武器，于之我们可以利用力量(strength)来打破、争夺和混淆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所被束缚于的秩序。我们被束缚于别人的欲望和要求中以遵从性别规范(gender norm)。我们也被迫于资本的无可遏制的对于使一个主体将其内部的力(force)屈从于保持这个怪物般的榨取价值的机器的运转之需求。

[译者注-8] 高学理(high theory)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哲学(philosophy)或者抽象的理论(theory)，相对于低学理(low theory)，即具体的实践(practice)。

精神分裂者(the schizophrenic)并不至于失去对现实的把握。现实对其来说太过真实且沉重。精神分裂分析，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关注自我(ego)的解体以及其对于社会(the social)的投入。它是关于认识到我们某种程度上为自己施加的限制，以及发现与情况相关的途径，以释放欲望的流动(flows of desire)，否则它将把我们锁在有害自我和社会的条件中。情动(affect)，在其用法中，不是指情绪(emotion)，而是指力(forces)。根据斯宾诺莎(Spinoza)，我们有情动(affect)以及被情动(be affected)的能力。我们的悲苦的情绪(passion)能对别人的行为之能力产生微小的影响，一个坏的情动。在世界上，与我们中的许多所信奉的规范(norm)不同，跨儿者情动——于TA们的在场以及通过随机的遭遇——相应地情动TA们的人。这是一个好的情动，甚至是愉快的一个：一个跨儿者向别人展示出，其也有能力超越性别化的装配(gendered assemblages)[译者注-9]，从而发现力量(strength)以逃逸(take flight)。

[译者注-9] “装配(assemblage)”的翻译存在一个问题，该词的法语原文是“agencement”，来自动词“agencer”，意为“编排(arrange)、布局(lay out)，拼凑(piece together)”，而翻译至英语的“assemblage”来自法语动词“assemblage”，意为“人或事物的集合或聚集；机械或物体的组装”。常见地被译为“聚合体”、“组装”、“装配”等，译者选择将其翻译为“装配“。虽然德勒兹和加塔利未正式地具体解释过“装配”的内涵，而在其著作中大量地使用该概念，读者需要知道该词的法语原文和意涵，以更好地尝试理解它。装配为分析社会错综复杂(complexity)提供了一个框架，断言在一个个体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relations)不是稳定的(stable)和固定的(fixed)。除了通过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尤其是《千高原》来尝试理解装配，读者可以参考曼努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所著的《装配理论》(Assemblage Theory)，其中详细探讨了装配的概念，并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基础上对装配的理论作出了某些发展。

本合集的目标是达成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所说的”认知图绘(cognitive mapping)”。类似于使用地图来导航一个地理空间，认知图绘的目的是发展概念上的手段，以通过它导航德勒兹和加塔利不会如此称呼的整体性(totality)，并获取对其之看法。这不是一个“整体化的(totalising)”理论，似乎地图本身就是其所代表的辖域(territory)的精确周长。但这是一个必要手段，以此获得一个方位，而至关重要地，进行一个紧要的干预。詹姆森宣称一份认知图绘对于一个为了集体解放(collective emancipation)的社会主义项目必不可少。为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将欲望从其性别化的装配中解放出来，它对本合集至关重要。

德勒兹和加塔利将《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称为一本根茎(rhizome)之书。以此，他们宣称他们的目的不是生产一个世界的图像，而是，用他们的话来说，确保它的解辖域化，而这是一本书不可避免地也将再辖域化的。这本书是一份地图，而不是，如他们说，一份摹图(tracing)，此处一个关于实验和情动的区别，以情动新的思考和生成的模式，相对于每一章节所介入的平原。当汇编这样的作品时，正统做法(orthodoxy)是根据编辑所强加的主题来分类章节，而这辜负了每位作者的加强思考和超越任何固定与独断的划分(delineation)。“一个根茎”，德勒兹和加塔利说(2003b: 25)，“既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它始终居于中间，在事物之间(between things)，在存在者之间(interbeing)，间奏曲。”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与其像对待犯罪惊悚小说那样，因害怕“破坏”谜团，而每个章节被按照呈现的顺序阅读，这本书被安排为以任何顺序阅读，而如此做并没有收获或损失。这并不导致混乱。通过贯穿其中的跨儿动机(motif)，一个秩序的表象得以维持。从中汲取力量与勇气，惊异和撩拨的概念和强度，每个章节实验于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有鉴于此，我按照其所呈现的顺序简要地总结了每篇文章。

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来说，身体是关系的(relational)，差异(difference)，正如萨缪尔·柏林(Samuel Berlin)和萨奇·布莱斯(Sage Brice)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是一个“存在的驱动(driver of existence)”。将身体作为关系(relation)的观念回应了顺性别的要求，即跨儿者将其性别固定于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特定构想中。跨性别表达的多样性使得，如作者所言，“一种新的且不一样的性别政治”成为可能，即使带来了对其自身的挑战。因此，警戒着对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常见误读，即所有对性别“规范性(normativity)”的偏离都必定是解放的，柏林和布莱斯在朱(Chu)[Andrea Long Chu/朱华敏]和巴特勒(Butler)的著作基础上强调了实践(enacted)跨儿具身体现(embodiment)的社会-历史语境。

查理·鲍文(Charlie Bowen)也注意到了跨儿生活和具身体现的物质条件，在这里表明了对“身体”的强调预设了一种“客观性(objectivity)”，而迎合了性别二元的顺性别观念。正如柏林和布莱斯，鲍文修饰了巴特勒的著作中的观点，在此对比了后者的“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与格罗兹(Grosz)依据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生成-不可感知(becoming-imperceptible)所提出的“不可感知性的政治(politics of imperceptibility)”。不可感知性有着一种物质性(materiality)，鲍文认为，以情动不由别人的“承认”所决定的关系(relations)。

格伦·梅尔维尔(Glen Melville)批评了非二元和跨儿的认同模式居于二元性别委派(designations)之外的想法。这，TA(they)说，有“在性别之内”划分出一个个人空间的作用。为此，梅尔维尔调用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解-和再-辖域化的概念，以展示TA所说的性别化的辖域的边界。巴特勒对《巴黎在燃烧》(Paris is Burning)中的维纳斯·埃克斯特拉瓦甘萨(Venus Xtravaganza)的解读被认为是酷儿理论趋势中通过将跨儿身份置于当代性别二元观念中而贬低之的典范实例。这错过了，TA令人信服地认为，可以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解-和再-辖域化的动态的概念获得的教益，从中跨儿认同与生成可以被安置以及肯定。

珍妮特·沃森(Janet Watson)基于她对澳大利亚的双性恋(bisexuality)和性/性别多样性的博士研究确定了，如她所说的，性、性别和性倾向(sexuality)的“主类别(master categories)”是如何不断地被拆解的，或者用德勒兹-加塔利式的话说，被解辖域化的。跨儿、非二元和间性(intersex)者的生活现实(lived realities)据她说运作于肉体性(corporeality)“中间(in-between)”的空间中，从而逐渐颠覆着这些主类别的各种二元基质(matrices)。这里她进行了对身份之形成的精神分裂分析，它颠覆稳定性和固定性的假设，强调了模糊性、不确定性和阈限性(liminality)，而这既威胁到也迷慑住了那些固守性、性别和性倾向的二元观念的人。

玛特·弗尼尔(Mat Fournier)介入了酷儿政治的辖域，当他将他对性存在的关注转向性别时。参考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装配的概念而关乎性别，弗尼尔考虑了有机的(organic)和无机的(inorganic)身体与欲望和话语(discourses)相交以产生存在(being)和生成(becoming)的新的模式的各种方式。通过对法国文学的解读，一个跨儿的酷儿理论被提出，特别是普鲁斯特(Proust)和纪德(Gide)作品中的男性同性恋(homosexuality)。

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主要共同研究置于五月风暴(May ‘68)的语境中，亚伯拉罕·维尔(Abraham Weil)将该事件和许多其它——包括越南抗议和美国的反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的起义——描述为引起新的主体性(subjectivities)的思想之破裂和欲望之解放。正是在这个语境和通过这段历史所产生的潜力中，维尔理论化了今天美国的跨儿生活和种族政治。限于改良主义(reformist)议程的增选(co-option)，一个对横截性(transversality)的密集的分子(molecular)改革强调了，相比之下，存在于日常层面的将欲望从其克分子(molar)身份主义(identitarian)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改变社会秩序的潜力。

文聿(Wenyu)的《性别漂泊的旅行者之书》(The Traveler’s Book of Gender Wandering)，据廖高成(Kaochen Liao)描述为“一个台湾术前(pre-operative)跨儿男人的理论和自传文章”，是一个跨儿身份之难题(problems)以及与性和性别规范的物质和非物质关系的典范实例。这里，存在(being)和生成(becoming)是一个紧张状况(tension)的持续来源，性对于跨性别主体来说是一个目的地(destination)的想法亦然。廖有效的借鉴了拉康(Lacan)的理论，即欲望源于语言的阉割作用(castrating effects)，于此她对比了德勒兹的生成——生成-不可感知(becoming-imperceptible)——以此欲望从对一个不可能获得的暗示着解脱(closure)的(阳具的/phallic)物体中得到解放。

作为本合集的一个合适的结尾、中间和开头，异装者(transvestite)[译者注-10]，托奇德·塔内姆(Torkild Thanem)认为，可能是跨性别主体中最被诽谤的，倘若能被认作跨性别的话。有鉴于此并将他自己定义为一个(男性-至-女性/male-to-female)的异装者，塔内姆挑战了他在异装者主体性的边缘化(marginalisation)中所验明的道德保守主义(moral conservatism)。在他对异装行为(transvestism)肯定中，他承认德勒兹和加塔利对其并不完全对支持(sympathetic)，塔内姆不仅拒绝了那些否认这一，在他的解读中，根本是酷儿的——并在此方面是规范的——性存在的破坏性的和解放性的力量——他表明如此做有着使跨儿生活更可过活(liveable)。

[译者注-10] “transvestite”译为“异(易)装者，”transvestitism”译为“异(易)装行为”。但它们常见地被译为“异(易)装癖者”和“异(易)装癖”，而“癖”明显有贬义。另外，“异装(癖)”和“异装(癖)者”含有一种医学的话语，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ICD(国际疾病分类)中，“异装(癖)”相关内容曾被作为在“精神与行为障碍(Mental and Behavioural Disorder)”分类下的诊断，直到它们在第11版中被删除。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PA)发布的DSM-5(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异装(癖)”相关内容仍被作为一个诊断，以“变装产生的反复且强烈的性唤起(recurrent and intense sexual arousal from cross­-dressing)”作为一个诊断依据，被分类至“性变态障碍(Paraphilic Disorder)”中。然而，有着贬损意义的“异装(癖)者”和“异装(癖)”有着被回收并被赋予新内涵的趋势，它在某种意义上区别于作为性别身份的“跨性别(transgender)”或“跨儿(trans)”，但又与这两者关系密切，并且含有它们的某些内涵。同时，尤其在酷儿社群中，“变装(cross-dressing)”和“变装者(cross-dresser)”广泛取代了“异装(癖)”和“异装(癖)者”的说法，但它们之间仍有某种细微差异。此外，也需要意识到，服装的文化内涵以及其与性别身份和性别气质的联系的演变。读者需要知道到该词的背景和演变，且在不同语境中能够拥有的不同含义。

参考文献(Reference)

Deleuze, G., and F. Guattari (2003a),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Volume 1, London: Continuum.

Deleuze, G., and F. Guattari (2003b),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Volume 2, London: Continu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