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raaachel

编辑：@李借之, @raaachel

他们对我们说谎，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清楚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他们就这样一直说谎说下去，我们就这样一直假装相信他们。

——《面包屑山》，伊利娜·戈罗霍娃

本文是一篇严肃讨论「A」问题的文章。正是因为这个问题，某些词需要以字母的形式出现（就如本句中的「A」）。这些词的英文组成了一个填字游戏，正文的内容是它的谜面，同时又是它的谜底。希望这可以体现出一点点我们闭嘴时的优美与崇高。如果您感兴趣，欢迎把答案email给blacksheepcommune@outlook.com。我们期待与您认识。我们将送给最早破解的朋友一本我们很喜欢的书。游戏过后是正文，欢迎来玩。

「B」「A」信息的理由及困境

「B」的责任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行动，这也是公民对「B」的委托。言论「C」让公民有能力「F」「B」，但「F」的内容很可能会削弱「B」的合法性和「D」的稳定性。「E」意义上的「A」指的是当一些信息有能力「F」从而削弱「B」时，权力者（「B」、机构、公司、官员等）为了逃避「F」而对公众发表言论或接收信息做出「G」。

尽管「A」可以帮助「H」者稳固「D」，但是执行「A」制度是有一定代价的，「H」者对于「A」益处与代价之间的权衡被称为「「H」者困境」（the dictator's dilemma）。

首先，「B」持续不断的「G」会导致公民更暴力的「I」（Francisco, 2005）。言论「A」可以被看作「B」在掩饰某些事情的信号，这代表着「B」没有在为公民的利益行动。与「B」的意图相反，部分公民会对「B」所掩饰的信息感到更加好奇，而被限制的信息可能会激起不满情绪，从而导致游行甚至是「J」。

其次，限制言论会导致「B」无法得知公民的想法。多数公民会由于言论「A」，选择不把对「B」的负面看法说出来。「B」无法获得相关信息，就不能识别并解决可能会削弱其治理正当性的问题。Wintrobe（1998）指出，「H」者永远不可能知道民众是发自内心地崇拜他们，还是因为被命令崇拜他们。一个聪明的做法是，仅「A」关于公民联合行动的言论，任由公民发表对「B」的意见。这就是「K」「B」在 13 年之前的做法，总体来说，如果一条微博在抨击某个「L」，它并不会被删除，但如果这条微博在号召一些公民联合起来用行动反对这个「L」，它就会被删除（King et al，2013）。

最后，对于将合法性立足于经济增长的autocratic政体来说，「A」制度的经济成本很大，并且可能会恶化经济危机。「A」制度通常为很多公司添加额外的负担。比如说，社交媒体公司需要额外的人员和资金用于「A」，根据一些2013年的研究，有1%-10%的社交媒体内容因为「A」被删除（Fu，Chan and Chau，2013），而「K」的网站为了满足「B」的「A」需求，需要私下雇佣多达 1000 名「A」员；net police和网管办的人数在 20，000-50,000 之间，另外还有 150,000-300,000 的WuMao（Chen and Ang，2011；King et al，2013）。这个数字在接下来的七年中只增不减。并且，即使像某植物网站这样在「A」上花费了大笔投资，也会被多次要求重新整顿。对于国家来说，在遭遇疫情这样的危机时，言论「A」让信息的传播速度和完整度严重受损，导致「L」应对的延迟和更大的损失。

如果「B」无法放弃「A」为他们带来的好处，即维护「D」，他们就需要在上述的「H」者困境中找到平衡点，既逃避公民「F」，又不引起「I」。

「A」制度如何运作

「A」通过三种方法运作——恐惧（fear）、摩擦（friction）和洪水（flood）。

「B」通过使公民意识到产生、传播、接受「E」负面言论的结果产生「恐惧」。恐惧感让公民传播或接受信息的成本增加，从而威慑他们的行为。最典型的产生恐惧感的方式是「A」相关的法律，「B」通过法律「R」部分言论或消费信息，例如「K」的「crime of creating disturbances」（部分）、「crim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crime of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crime of jeopardising state security」、「crime of secession」和「crime of inciting secession」。一些程度更轻的punishment包括：失去job、喝tea、被supervise、取消visa、没收passport等

「摩擦」指的是像赋税一样直接增加传播和接受信息的成本，转移媒体及公民的注意力。如果某种信息极难收集、分析或传播，即使是没有惩罚性后果，媒体和公民也会减少他们的消费频率。比起恐惧感来说，增加摩擦的方式没有明确影响，也不能那么轻易的被观察到，质疑者通常会被回复「你翻「M」不就好了」，所以激起「I」的可能性更低。不过，对公民来说，「摩擦」比恐惧感更加多孔和可以规避。

最后一种「A」方式是「洪水」，它通过大量减少传播其它信息的成本，增加「E」信息的相对成本。洪水使公共领域充斥着轻松愉快、大量廉价的娱乐信息，公众和媒体都需要用更多的精力来筛选信息。「洪水」类似于常被讨论的「奶头乐」和「娱乐至死」，它难以被观察到，因为它只间接地增加传播信息的成本。所以，「洪水」是最多孔且不容易导致公民「I」的「A」方式。

这三种方式都有各自的利弊。最有效的方式显然是增加恐惧感，这是一些国家最开始施行「A」制度时采取的方式，但是，由于这种方式的可感知度非常高，公民可以轻易观察到这种方式的运作，就有可能开始「I」。摩擦和洪水的优势在于他们不会被轻易观察到，所以也不会引起「I」。但它们的缺陷是，一旦出现了疫情这样的重大事件，人们短时间内会非常关心「E」，这两种方法的效果就大大减小。

恐惧、摩擦、洪水可以概括所有的「A」方式，但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容的。「B」常常同时使用多种方式，例如，当「B」想要给「N」人士判「crime of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时，既可以用「摩擦」和「洪水」让信息无法得到大量传播，又可以通过「恐惧感」来恐吓有相同想法的人。 可以说，恐惧感是针对本身就关注「E」信息、并且有可能发出「N」的群体，而摩擦与洪水针对于对「E」冷感人群，双管齐下，对「E」感兴趣的人不敢说发生了什么，不关心「E」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多孔式「A」制度

不同的恐惧感、摩擦和洪水的手段取决于「E」取舍。和时代一起进步的不仅仅是科技，「B」的「A」策略也在更新。在「O」时代，「A」主要基于制造可以被轻易观察到的恐惧，然而，为了遏制这种「A」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和民众「I」，改革开放后的「A」方式主要是基于「摩擦」和「洪水」的多孔机制。即使是在「P」运动之后（「Q」「A」策略的转折点），「Q」还是选择强化了对普通公民侵略性较低的手段，而不是公开的控制，这种选择表明了「A」的公开性与经济增长和国际化的目标相斥。随着互联网的出现，「Q」才愈加重视基于摩擦和洪水的「A」方法，他们创立了「多孔式「A」制度」（porous censorship），这种制度依靠公民对信息需求的高度弹性而不是自我「A」。

「多孔式「A」制度」之所以是多孔，是因为「K」的「A」并不完全禁止所谓的「敏感」内容，而是使用一种类似于「信息税」的方式，使人们接触敏感信息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变高，从而让人们停止或减少接触敏感信息。

这种方法听起来并不有效，相反，还带来很多疑惑。例如，「B」是有能力加固防火「M」的，从每年年中某段时间的「S」无法使用即可看出，他们为什么不干脆「R」所有「S」？又比如说，从现实来看，使用「S」只需要一次性结清一段时间的费用，以及在每次上网前启动「S」，总体来说时间与金钱成本都不高，人们会如此轻易的被影响吗？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供给远远大于公众对信息的需求，由于「E」信息的可替代性、非稀缺性、低价，它需求的价格弹性非常高，小小的增加成本即可大幅度地减少他们对「E」信息的消费。从数据来看，在多孔式「A」制度开始之后，只有一小部分对「T」信息非常感兴趣、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有能力支付金钱成本的公民才会使用「S」去浏览被「T」的信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样小的代价已经足够让他们转向其他安全信息了。

这种转向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轻松和愉快——人们倾向于关注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做决定的信息和有娱乐价值的信息，例如购物指南、明星绯闻等。大部分公民并没有动机去关注「E」信息，在他们看来，这些信息无法带来益处。特别是在「H」国家中，人们很少参与「E」运动和听到「N」，所以当他们在面对信息时，他们通常选择相信主流媒体的意见，但主流媒体只是「U」的喉舌。即使人们不认可某些信息，在感知到他们不可以公开地反对「B」，并且认识到他们无力做出改变后，他们倾向于接受「B」提供的正面信息，避免听到负面的「E」信息。

在多孔式「A」制度中，「B」通过对「N」的惩罚，以「恐惧」威慑关心「E」的人群；通过大量发布官方宣传和娱乐信息来使用「洪水」策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通过GFW来实现「摩擦」，减少公民对「E」信息的消费。这导致在大部分时候，公民理智地选择保持无知。他们仅仅在感受到「E」信息立刻会与他们的生活有关，或是在危机时候，才会增加对「E」信息的关注。

结论

就这几年来说，「A」制度又有了较明显的变化。「A」的内容逐步扩大：从防止公民unite and take actions，到禁止发表负面的「E」评论， 甚至针对于文化——还记得把歌词中的「性感」改成「成熟」的综艺节目吗？恐惧、摩擦、洪水都在被加强：随处可见的官方宣传，「S」越来越难找，大众可以轻易地感知到防火「M」的存在与社交媒体的内容「A」，因speech获crime对普通民众来说也不再是陌生的新闻。无论小粉红再怎么解释，他们已经无法否认「A」的存在，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地通过和美国比差、诉说国情以及对言论「C」的鄙夷，将「A」赋予优美和崇高的意义。

在层层的「A」和「T」下，谁又不是总在玩着填字游戏呢？

保持游戏，保持翻「M」，保持希望。

参考文献：

1. 本文理论主要总结自 Roberts, M.E., 2018. Censored: distraction and diversion inside China's great firewal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 Francisco, Ronald A. 2005. The Dictator’s Dilemma. In Repression and Mobilization, ed. Christian Davenport, Hank Johnson and Carol Muell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58–81.

3. Wintrobe, Ronald.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ictato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Fu, King-wa, Chung-hong Chan and Marie Chau. 2013. “Assessing Censorship on Microblogs in China: Discriminatory Keyword Analysis and the Real-Name Registration Policy.” Internet Computing, IEEE 17(3):42–50.

5.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1–18.

6. King, Gary,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E Roberts. 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48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