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经济体正在出现令人惊讶且危险的保护主义思想复兴。中国、印度和美国这三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贸易政策重点。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强烈主张购买美国产品，他的继任者乔拜登不太可能促进自由贸易，这在民主党中已经不受欢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不仅宣传自己国家的商品生产（“印度制造”），而且现在专注于更广泛的自给自足。中国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习近平已于 2018 年呼吁减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进出口的依赖。欧洲绝不是没有保护主义的反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认为有必要以不同的方式塑造全球化，并希望摆脱过去一直在敦促自由化的形式。自给自足的呼声在许多地方突然再次流行起来。

新冠病毒危机绝不是主要原因，而充其量只是对自给自足的风潮的催化剂。这种贸易政策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冲突。美国和印度希望在未来减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但北京本身也在远离世界市场，迟早不想再依赖重要初级产品的进口，尤其是半导体。今天，与经济效率相比，供应安全在世界范围内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种转变的最大输家将是欧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尤其是德国公司在中期内可能会耗尽其产品的销售市场。然而，近年来欧盟的贸易政策也对全球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欧盟的部分保护主义路线不仅使进入欧洲市场变得困难，而且还导致了可观的贸易顺差。随着英国的资产负债表多年来一直在欧洲和非欧洲贸易中出现赤字，随着英国的离开，欧洲政治的重商主义特征将变得更加清晰。

印度：回到甘地时代

就在 2019 年，印度被视为一个有前途的经济体，可以效仿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将在这种模式中发挥核心作用。但这一步永远都不会到来。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的政府在 2020 年彻底改变了方向，此后一直努力使印度与世界市场部分脱钩。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政策掉头的原因包含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虑。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在印度有着悠久的传统。圣雄甘地（1869-1948）已经对次大陆的经济自给自足“Swadeshi”赞不绝口。他的愿景是建立基本上没有对外贸易的自治村庄。甘地驳斥了这种自给自足政策效率低下的反对意见，认为经济发展不仅仅是物质繁荣。伦理和精神层面同样重要。

在 1991 年的大经济危机之前，印度政府一直依赖于为当地生产者提供高水平保护的贸易政策概念。有了这条以“以汽车为中心的发展”的路线，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不例外。相反，该国奉行的贸易政策在其他地方很受欢迎，例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 19 世纪的欧洲就代表了这一政策。变化发生在 1990 年代初。当时的财政部长和后来的总理曼莫汉·辛格赞扬了东亚经济体的成功，向印度人民宣誓进行经济改革，并下令该国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工业产品关税（简单平均数）从 82.1%（1990 年）降至 7.9%（2018 年）。

这个过程的成功是显著的。印度的经济产值从1991年的2700亿美元（按现价美元计）增长到2019年的28690亿美元。 尽管人口增长强劲，人均经济产值翻了两番，从576美元（2010年的美元）增至2152美元.虽然这些进步并不完全归功于自由化政策，但贸易壁垒的消除已经帮助数百万印度人变得更加富裕。

然而，从进口替代转向世界市场，从来都不是没有争议的。 1947年印度独立后，自由贸易一再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变种，是实现完全独立的障碍。该国就对外贸易展开了热烈的辩论，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应经常很明显。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印度是最近拒绝进一步深化国际分工之前持怀疑态度的声音之一。印度是 ​​2001 年多哈贸易谈判的主要反对者之一，也反对 WTO 框架下的多边协议。长期以来，印度观察家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缺乏竞争力，无法与其他经济体竞争。

此外，印度存在长期赤字，特别是在纯商品贸易方面。从 2010 年到 2019 年，累计减值约为 15420 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只能部分弥补货物贸易逆差。期内，商品和服务的累计赤字为8500亿美元。总的来说，印度迄今为止一直依赖资本进口，因此依赖于投资者的评估。一些印度观察家认为这种依赖性是一个问题。

根深蒂固的历史怀疑论

印度的经济史在如何评估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印度人并没有忘记，殖民大国英国推行自由贸易，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引入机械化织机的纺织业变得更有竞争力。 18 世纪初，印度纺织品仍占世界纺织品贸易的 25%。然而，在 19 世纪，印度从英国纺织品的进口增长迅速——从 1830 年的 5400 万米织物增加到 1858 年的 8.7 亿米。

印度纺织业的衰落是灾难性的。失业的织工进入农业，在那里劳动力供过于求但是工资却严重下降。整个印度经济都受到来自英国的进口的影响。 19 世纪，英国殖民统治者鼓吹自由贸易，这对英国人来说很容易，因为英国的工厂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相比之下，英国在 18 世纪以限制性贸易法（特别是 1701 年的印花布法案）在很大程度上禁止了纺织品的进口，从而也恶化了印度竞争对手的发展前景。

印度纺织业的衰落并没有因为其他新兴产业而得到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即 1913 年，工业生产在该国经济产出中的份额仅为 3.8%。 1947 年独立时，这一比例已上升到 7.5%，但工业从业人员只有 250 万——当时总人口为 3.5 亿。

新冠大爆发是重新回归优先考虑国内生产的贸易政策的催化剂。莫迪总理在 2020 年 5 月强调，印度应该专注于自给自足。他概述了以经济为中心的全球化和以人类需求为目标的全球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印度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经济利益。 2020 年 5 月，莫迪发起了一项旨在加强印度自给自足的运动——»Atmanirbhar Bharat«。总理称赞了基于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的优势；因此，他预测"幸福、满足和自给自足"会增加。印度更加保护主义的政策将走多远仍不清楚。莫迪让他的部长们来规划新方案的具体计划。

乍一看，莫迪政府似乎只是摆脱了最初几年的改革热情，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浪漫的转变，应该会回到 1950 年代的贸易和发展政策概念。例如，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不想依赖从国外来进口重要医疗产品。然而，在印度，地缘政治考虑是限制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原因。该国与中国的冲突在 2020 年显着恶化。迄今为止，喜马拉雅山脉的边界争端造成的伤亡不超过几十人。但鉴于日益紧张的局势，印度政府决定不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类为潜在盟友，而是将其归类为竞争对手，并在不同层面与它展开斗争。与中国脱钩的概念因此对印度政府更具吸引力。

迄今为止，尤其是中国软件供应商受到了印度新政策的影响。在所谓的数字化攻击下，260多个中国应用分两次被排除在印度市场之外，其中包括腾讯和阿里巴巴的热门应用。根据新德里的命令，苹果和谷歌不得不从他们的服务器中删除这些应用程序。除了服务贸易，货物贸易也受到影响。 2020 年 3 月，印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措施，以激励特定商品的生产。这种“与生产挂钩的激励措施”（PLI）支持建立国家生产网络，例如移动通信技术、制药、汽车、纺织品、电池、太阳能技术、钢铁以及食品。

早在2019年，莫迪总理就决定印度不加入由东盟集团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的参与可能是新德里退出的主要原因。 2020 年 11 月，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马尼亚姆·贾尚卡尔批评印度过去经常充斥在国外生产并在国外当地受到补贴的产品。这种开放政策现在正被旨在自给自足的政策所取代。印度政府发现自己很难与澳大利亚或斯里兰卡等地缘政治无害的参与者谈判贸易自由化。

到目前为止，新的自给自足政策的经济后果这一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莫迪政府前 G20 代表Arvind Panagariya 对印度政府打算如何在不降低国民经济保护水平的情况下实现其既定的每年 8% 至 10% 的增长目标表示怀疑。说白了就是：印度在不到3万亿美元的国内市场情况下，很难达到30倍左右的世界市场的增长效果。

印度远离世界市场也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因为目前世界对中国普遍增加的怀疑或许将为该国提供更快发展的机会。许多公司现在都在等待印度开放，并可能准备在那里进行大量投资。如果新德里想排除中国供应商，双边贸易和投资协议将是一条出路。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如布鲁塞尔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的那样——以及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将使印度能够减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联系，而不必放弃国际分工的好处. 2020 年底，有迹象表明执政的印度人民党新德里希望与美国和欧盟开始谈判。

中国：来自帝国时代对自由贸易的厌恶

对于今天访问中国，尤其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游客来说，中国似乎是高效制造和自由贸易的典范。在四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发展成为最大的贸易大国。 2018 年，全球十大最重要的集装箱港口中有 6 个在中国；如果算上香港，则有 7 个。

然而，对贸易和互通货物的热衷是中国社会最近的一个特征。 1960年代与苏联决裂后，毛泽东依靠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主发展（自力更生）。对于共产主义中国来说，减少对外国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以及减少来自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非常重要。毛能够在现有几个世纪的中华帝国经济和政治传统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这种努力。

儒家将商人列为四类中最低的。士人为最高阶层，其次是农民和工匠。那些与外国做生意的人的名声最差，因为他们显示了中国不能自给自足。该国的经济思想长期以来与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不同。没有考虑国际分工的好处。儒家学者十分强调农业的作用，鉴于其在中国早期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是可以理解的。 2000 多年前，这些思想家已经在努力解决经济组织的问题。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他们已经发起过辩论，其结果最终塑造了之后的中国直到 20 世纪。

儒家学者的对手是桑弘羊（公元前152-80年），他是汉朝朝廷40多年的最有影响力的经济顾问。他来自一个商人家庭。对于儒家学者来说，这个出身本身就十分糟糕。桑是中国古代第一位论述贸易和劳动分工重要性的思想家和经济理论家。这在朝廷内部激起了极度的抵触，这种反对在盐铁会议中达到顶峰。

桑的反对者认为，只有农业才会提供生产力。他们拒绝了手工艺品和贸易也可以促进社会繁荣的假设。儒家学者坚决反对对外贸易。按照他们，自产的产品足以满足国家的需要。没有必要用来自蛮荒地区和遥远国家的货物来补充自己的产业。在这一点上，与后来欧洲的一些学说（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代表的学派）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反对一直主导英国直到 1914 年并在此后继续广为流行的自由贸易学说，并主张在本国生产商品。 1933 年，他要求“商品应该尽可能的在国内一切具备条件，以及在合理的方式下进行生产”。

与印度类似，中国也将自由贸易政策与外国势力导致的压迫和创伤经历联系起来。中国在两次对英鸦片战争（1839-1842 年和 1856-1860 年）和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 年）中的失败促使保守派学者呼吁回归传统的经济政策概念。伦敦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目标都是迫使中国政府降低关税、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侵略领土。法国也参加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两场冲突都有助于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而明确违背了清朝政府的意愿。

与商人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传统观点一致，19 世纪的保守派学者警告不要增加贸易、采用新的工业生产形式或引入铁路和采矿业。这些措施可能会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而中国无论如何都从国外获得不了什么价值。根据这些思想家的世界观，国际贸易充其量只是帮外国人一个忙。因此，中国处于普世道德秩序的中心，发挥着至高无上的榜样作用。

与欧洲的经济-政治范式相比，这些差异非常明显，欧洲早期的贸易路线发展起来，自 18 世纪以来，跨境分工日益增加。中国被迫参与全球化——狭义的经济术语定义为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深化以及资本的跨境流动——并且缺乏自由经济政策的悠久传统。

习近平追随毛泽东的脚步

正是邓小平在 1970 年代后期的改革开始了中国经济的崛起。邓实现了对传统的双重突破。一方面，他放弃了毛主义的经济政策，为私人主动性和市场经济因素留出了空间。另一方面，他克服了中国经济政治家对外贸和跨境分工的反感。邓小平改革的第二个维度似乎比让中国的产业重新开动更重要，因为中国经济和生产在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孤立状态，并完全取决于对国内的需求。

自习近平 2012 年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他一直在努力再次降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的依赖。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但出口在其经济产出中的比重从 2008 年的 31% 下降到 2019 年的 17%。 2018 年 11 月，习总书记认为是时候复兴毛泽东的旧观念了。他抱怨说，从国外获得高科技变得越来越困难。其他国家日益抬头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迫使中国走上自给自足的道路。习近平在位于中国铁锈带、曾经是中国工业化起点的黑龙江省提出了这些想法。

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将对外贸易改革具体化。被称为“双循环”的策略包括两个核心要素。首先，中国应该通过加强国内生产和需求来更加独立于国外。其次，他们希望确保中国在国际制造网络中仍然不可或缺。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在进口上脱离其他市场，但与此同时这些市场仍应依赖中国的出口。说白了就是：让给自足对中国有利，但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

北京能否成功完全取代西方高科技还有待观察。无论是在计算机技术还是在飞机制造中，必须克服的技术障碍都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习近平一再重申其意图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于西方进口。而与之相反的继续开放的说法，例如在今年的线上世界经济论坛上，在北京新五年计划的已经发布的背景下，说服力不大，或许只是为了掩盖中国的路线修正。

欧盟贸易政策是否鼓励了自给自足的趋势？

现在的问题是，除了地缘政治发展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因素阻碍了对进一步国际分工的热情，尤其是在印度等国家。在那里能够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决定做出反应吗？事实上，欧盟的贸易政策可能才是导致当今对全球化形式的不满。尽管欧盟国家提倡自由贸易，但它们本身往往会保护自己的市场。近年来欧洲人是否提高了对本国经济的保护水平？衡量保护主义政策很困难。仅看关税税率是不够的。政府采购计划以及公司和消费者的偏好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如果后者更愿意从当地购买农产品而放弃从非欧洲国家进口，这将影响贸易平衡，而不是通过改变关税税率和布鲁塞尔政策。呼吁购买当地产品也会影响贸易平衡。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欧盟贸易平衡的发展情况是有意义的。目前欧盟内的 27 个经济体多年来一直有大量贸易顺差。 2012 年至 2019 年期间，欧盟 27 国在非欧洲贸易中的累计顺差约为 14420 亿欧元或 17300 亿美元。这意味着欧盟 27 国的贸易伙伴必须接受相应的赤字并负债。欧盟 27 国的持续盈余可能导致国际劳动分工的利益分配不均。

在英国离开欧盟之前，这些顺差不太明显，因为那里的贸易逆差掩盖了欧洲大陆经济体的巨大顺差。从 2012 年到 2019 年，英国的累计贸易逆差至少为 4850 亿欧元——占欧盟 27 国顺差的三分之一（34%）。如果没有英国，这些经济体的顺差将更加明显。

在这一点上，反对者可能会争辩说，贸易顺差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就算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贸易可能一直如此，但发展中国家则在此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这些经济体，如新兴国家印度，必须向国外借款以弥补贸易逆差。这会产生巨大的成本。此外，贸易逆差抑制了国内就业。早在 1960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指出，贸​​易顺差会导致失业的输出。近年来，欧盟 27 国未能根据这些信息来改变其贸易政策。

尽管人们甚至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后果持批评态度，但今天很明显，欧洲绝对无法免于自给自足的诱惑。不应忘记，没有哪个欧洲大陆国家对自由贸易在传统上像在英国那样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在 19 世纪，不受限制的贸易在英国被认为是一项公民权利，而不仅仅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自由贸易理论占主导地位。相比之下，特别是在法国，重商主义的声音总是更多。另一方面，在德国，自由贸易过去一直仅仅被视为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出口自己商品的一种手段。与生产者的利益相比，自由贸易给消费者带来的利益往往只是次要的。因此，在英国退欧后，欧盟内部坚定的自由贸易主义者阵营缺乏强有力的发言权。

欧盟保护主义——错误的方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或许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但是对自给自足的重新重视，成为了他们对美国十分关注的原因。尽管人们对美国出于不同的原因非常关注，但是对于印度和中国来说，实际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起着核心作用。而与此同时，两国经济早期发展阶段的贸易政策概念最终决定了他们经济政策的再次回归。

这种变化对德国来说是不利的，尤其是从中国来说。如果北京在国内生产战略上取得成功，那么者这几年将会是德国工业出口产品在中国最后的辉煌年代。先前为德国提供高就业和巨额贸易顺差的模式将受到质疑。德国经济将不得不重新定位，越来越依赖欧洲国内需求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

今天，一些声音呼吁欧洲加强其“战略自主权”。也有人呼吁发起一场购买欧洲产品的运动。人们已经观察到“感冒一样的欧盟保护主义”。预计布鲁塞尔未来的贸易政策还将考虑进口来源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外国生产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此类措施很可能导致欧盟 27 国与世界市场部分脱钩。如果欧盟未来回到自给自足，那可能会是悲惨的，尤其是对于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正因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将更加依赖欧盟作为销售市场，欧洲的贸易政策的改变将会把这种未来扼杀。鉴于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欧盟应该立即放开其贸易政策。用多种方式消除工业产品和农业部门的贸易壁垒。同时，欧盟可以制定贸易政策目标，实现平衡的贸易平衡，如果超过相应的门槛，则因该对自己实施制裁。

另一方面，用自己的保护主义来对抗其他经济体的保护主义发展是错误的。在这样的政策下，欧洲将冒着加强由中国、印度甚至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发起类似风潮的风险，并使那里对自给自足的想法更多付诸实践。

教授博士Heribert Dieter 是全球问题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也是波茨坦大学的副教授。

© 科学与政治基金会，2021

文章转载自：

Die neue Liebe zur Autarkie

Risiken für die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Exportwirtscha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