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足球女主持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事｜WSJ中文版
2022年世界杯期间，我是在小红书上偶然刷到Gloria的，她在巴塞罗那做足球节目的主持人，这似乎是一个光鲜亮丽、远在云端的职业。我对她产生了好奇。
深入足球女主持的生活，我发现她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以最性感的姿态说着男性的足球语言。她被凝视、被消费、被限制在一个花瓶角色里。离开电视台后，她创办了自己的创意公司，商业内容与足球的结合让她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
这个故事关于，一个足球节目女主持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足球叙事。采访、撰文：Shifan
编辑：陆莹
照片里的张谦站在电视演播厅中，留着利落的短发，穿着职业的套装，看起来像一个完美的模特，展现标准的微笑，身旁是著名球星。她的社交网站介绍中写，她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一档足球节目做主持人。这似乎是一个光鲜亮丽、远在云端的职业。
世界杯期间，张谦去往卡塔尔做出镜记者。工作之余，她与记者公寓的前台聊天，与新闻中心的保洁聊天，她们是来自非洲的劳工，领着低廉的薪水，撑起一场世界狂欢。她写下了这些“不被看见的女性”的故事。她说，刚刚落幕的卡塔尔世界杯，是女性含量最低的世界杯。
接受采访时，张谦已经离开了西班牙电视台。两年的足球节目女主持生涯，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加了许多想象的花瓶角色，有虚妄的光环。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的“天花板”是跟球星约会。“所有人都为我感到骄傲，除了我自己。”
张谦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以最性感的姿态说着男性的足球语言。她被凝视、被消费、被限制在一个花瓶角色里。从电视台离职后，她创办了自己的创意公司，商业内容与足球的结合让她有了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同时，她也持续地做足球报道，去了解比赛之外的足球文化，以及更多普通人的故事。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足球叙事。
以下是她的自述：
荒诞
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我当足球主持人的那些照片。那种生活已经离我很遥远了。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在社交媒体上发这些照片，以前我很少展示自己的这一面，因为从心底里不认可这份工作。做足球主持人两年的工作时间里，我一直在扮演一个人形模特。站在那里，说他们想让我说的话。
做主持人的一天是很荒诞的。我从家里出发的时候，是一个普通女孩，到了电视台，我就成为了一个“名人”。造型师会准备三四套衣服让我试穿搭配。接着是化妆师帮我化妆，妆发会花掉一个多小时。舞台妆非常厚，遮黑眼圈就要用掉半盒粉饼。
女主持人录节目要穿十厘米的高跟鞋。严格来说，这是一个装饰物，它太高了，以至于我不能穿着它走动。于是我每次都穿着拖鞋，拎着高跟鞋走到演播厅，把高跟鞋放到定点的位置上，我再站上去。整个节目的录制过程中，我就被禁锢在这双鞋上。
我的工作，就是对着提词器把编辑写好的稿子念出来。
节目的主要语言是中文，播报足球联赛的赛况、比分，加一些点评。同时，我也要用西班牙语和英语采访球星。我在的电视台 La Liga TV，是欧洲第二大视听内容制作商，老板在上世纪 70 年代买下了很多体育节目几十年的版权，90 年代迎来电视时代，他成为了超级富豪。在这个巨大的电视工厂里，节目被批量生产出来。一个摄影师有十几张不同的 SD 卡，一张卡代表一个节目。而这档节目就是和众多体育节目一起，被打包卖给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海外的电视台。目标受众是海外的华人群体。因此，他们需要一个中国面孔的主持人。
我是在一场足球比赛的混采区得到这个机会的。当时我在西班牙读完体育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每个周末都在球场度过，帮国内的体育平台去现场看球、采访、写稿，维持生计。一天，一个看上去很干练的中年女性问我是不是中国人、会不会西班牙语。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她递给我了一张名片。后来我就去电视台经过了几轮试镜，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整个过程其实挺梦幻的。
刚开始做主持人的时候是很高兴且过瘾的，能够见到很多自己从小就崇拜的球星。但久了之后，那份重复感和荒诞感会让我产生越来越多的自我怀疑。西班牙是一个足球氛围浓厚的国家，我跟大球星们站在一起，大家自然会把我们归为一类人。在大家的想象里，女主持人录完节目就会被球星的豪车拉走，跟他们约会。每次我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工作，得到的回应都是，“你有没有跟球星约会过？”
实际上，从高跟鞋上下来，我就跟所谓的“上流生活”没有关系了，球星、造型师、化妆师不存在于我原本的生活中。我坐地铁下班回家，把厚厚的舞台妆卸掉，有时候卸妆卸了半小时，用卸妆棉一擦还是有一层粉。
花瓶
足球节目的女主持人，大家都觉得我们是花瓶。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被凝视、被消费的花瓶。
最后一次去电视台试镜的时候，我遇到了 Sara。那时候她刚在演播室录完一档节目，穿着性感的套装，身材火辣，非常漂亮。我心想，这肯定是哪个球星的老婆。她友善地跟我打了招呼，还教了我怎么站位、怎么念稿。我印象很深的是，她跟我说，“在这里工作要小心，所有人都嫉妒我们，没有朋友很正常。”
后来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Sara 成为了我在台里唯一的朋友，我们总是一起吃午饭。在台里，女主持人的工资是其他员工的三四倍，相当于西班牙一个区域银行行长的工资，是一份货真价实的高薪工作。而在其他同事眼里，我们只需美美地站在那里念稿，工作时间又短，因此我们容易遭人嫉恨。有一次，我高跟鞋穿久了，说了一句“脚好痛”，一个制片人马上用尖酸刻薄的语气回应我说，“是啊，这份工作真是太难了。”
有一年圣诞节，一个球星送了我一瓶香水，被同事看到。此后的一个月，每逢我上班，她们就会凑近我身边闻一闻，“是这个味道吗？”事实上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瓶香水，和那个球员也再也没有过交集。
在很多人看来，这份工作的“天花板”是跟球星约会，嫁给球星，而不是成为一个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其实包括我自己，刚开始对女主持人也是有这样的刻板印象的。比如我见到 Sara 的第一眼，因为她的漂亮火辣，就觉得她是球星老婆，说明我已经被这种有毒的观念影响了。现实中，在西班牙，主持人这份工作的确也是平民女孩向上攀登、跨越阶级的一个工作。一些女主持人成为了球星太太。包括西班牙现在的王后，她以前也是电视台主持人。
有人可以很从容地适应这个花瓶角色，这很好。只是我不能。
上班的第一天，走进试衣间，我就被衣服的暴露程度吓到了，都是些低胸装和短裙，重点是“紧”，突出身体的曲线。在我的成长环境中，女主持人的样本是董卿和鲁豫，端庄知性。而在西班牙的足球节目里，女主持人首要的任务是“性感”。我的同事也都是留着大波浪的大胸美女，像“艳星”。
我跟造型师说了我的抗拒，我没有办法穿着那样的衣服工作。他们后来为我采购了一批看上去职业点的衣服。
其实在国内，我的身材和长相并不符合主流审美，肯定是没有办法当主持人的。从小由于皮肤黑，我一直受尽外貌歧视。大学的时候去面试空姐，还因为皮肤黑、臀围太大被刷了下来。结果在西班牙，我成了一个性感主持人。这种感受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很高兴我的身材、长相在这里获得了极大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不想故意兜售性感，仅仅做一个花瓶。
之前，还有人把我朋友圈的生活照保存下来，以我的名义发到虎扑、懂球帝这些男性球迷聚集的论坛上。他们肆意地点评我的脸、腿、腰，甚至胸围。也有认识的足球编辑，会用求我的语气说，能不能把我的照片发到论坛上。刚开始我会以同行的视角，觉得这是他们的工作，到头来发现不过是一场消费女性身材的骗局。
Sara 现在去了美国，是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驻华盛顿的时政记者。她一直很有新闻理想，新闻行业女性的话语权比足球行业重很多。她觉得，作为一个女性，在足球的圈子里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尊重和认可。
男人的足球语言
站在演播厅读了一个多月稿子后，我提出过想自己写稿，被节目组拒绝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在那些男编辑眼里，女人是不可能比他们懂球的。
在节目的设定中，一个男编辑负责写稿，一个负责翻译稿子，而我只负责念稿。兜兜转转一大圈，其实我自己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况且，我觉得他们的稿子写得太差劲了，我可以写得比他们好。
我播报的是一些比赛比分、战术，“前锋应该往前拉一点！中锋应该往后拖一点！”“教练应该提前十分钟把谁换下场！”我念的就是这样的内容，这是我觉得足球里最为单调无聊的部分。这和足球的受众主要是男性有关。男人喜欢谈论战术，在足球比赛中满足他们自己指点江山的虚幻感。在电视前，每个人都是国家队主教练。
最近我在卡塔尔，一些老记者跟我交流的方式就是“考我”。他们会考我，“小张，你知道这个球员吗？”（一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巴西球员）“你知道七几年的时候巴西赢过法国吗？”我不知道这些，这显得他们知识渊博。好像我喜欢足球，就必须像他们一样背诵上下 500 年足球的历史，说出很多远古时代球员的名字。
但我去过那些国家，亲眼看过他们踢球。我会西班牙语，可以看球员的采访。当我谈起足球背后的文化，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球会这样踢？是不是跟整个国家的气候、历史、文化有关系？很多男性都对这些都一窍不通。
还有更过分的，当我一个女同事说“不知道（这个球员）”时，男记者说，“也是，他长得不帅，像你们这些女记者只知道那些帅的球员。”女记者都能被这样质疑，更别说普通的女球迷了。
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我被要求展现女性的性感，然后用男人的语气和语言主持。事实上，在试镜过程中，考核标准是看我是否上镜，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是否流畅，唯独没有看我懂不懂球。
我们电视台有三十几个主持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男主持人。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选拔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在足球节目里，男主持人要行使一个大脑的职责。我们的男主持里，没有帅哥，都是一些中年男人，重要的品质是聪明且幽默。在直播的足球节目中，他们需要快速地反应和点评，既要讲得有信息量，也要有节目效果，就像一场足球脱口秀。
我想当男主持人，我也确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但这被设定为男人的工作。
我的足球世界
小时候，我对于未来最远的想象是去西班牙看一场球赛。现在回望，我已经到了想象力都无法抵达的地方。
我在云南红河长大，我们县城只有十万人，没有博物馆、音乐会，精神生活匮乏，足球就成了我的一个精神寄托。我会存起零花钱买《足球周刊》，熟记球星的名字。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学校的女足队，每周有三天，放学后就留在球场上训练。我踢中场，因为我的力气很大，都是负责角球、任意球还有点球。五年级的时候，我们队得了云南小学生女子联赛的冠军。
大学毕业后，我去南美工作生活了三年。在那里，我从零开始学西班牙语，也被南美极致又热烈的生活方式影响。有一年南美解放杯，智利大学生队对战阿根廷博卡青年队，那是我见过最为疯狂的足球现场。从早上开始，大街上就挤满了热烈的球迷。比赛过程中，每个人都站在椅子上，从第一秒唱歌到最后一秒。球场外，救护车和消防车随时待命。后来双方球迷在场外发生了围殴，智利大学生队的球迷点燃了数百只红色的烟花，星火坠落，引燃了路边的一棵树，离我不远的一位球迷的帽子也被引燃了。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卡区像是一个专为足球而存在的地方。阿根廷甚至还有马拉多纳教，教堂就刷成蓝色和白色，阿根廷国家队的颜色。里面挂了十字架，放着马拉多纳头像的雕塑，球迷穿着阿根廷十号球服朝拜。
南美就是这样，足球高过生命。这届世界杯号称“诸神黄昏”，我在卡塔尔采访的一些阿根廷球迷，因为阿根廷经济下行，卡塔尔物价又非常高，他甚至是卖了房子来卡塔尔看球的，“不来我会后悔一辈子。”
足球对于我来说，是我认识一个地方，认识一种文化，认识一个社会的方式。做主持人的时候，我在电视台还有一档外景节目，去西班牙各个地方的球场看球，体验当地的吃喝玩乐。西班牙的一个城市，通常有两三支不同的球队，以阶级来划分。工人有工人的球队、精英有精英的球队，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球队。我了解过很多有意思的俱乐部，比如说在西班牙有一个地方主要产黄瓜，俱乐部成员大多是采摘黄瓜的农民，因此他们的标志就是一根黄瓜。
现在英国的俱乐部发展得比西班牙好，跟运营有关。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企业化了，俱乐部就像公司，老板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西班牙的俱乐部坚持民主，所有事情要投票。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对我来说，里面有历史、文化、政治，有一切有意思的东西。跟这些比起来，我根本不关心某一场比赛的前锋应该往前撤还是往后撤。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大足球联赛全面停摆，我也面临被调岗的安排。于是我索性从电视台离职，在巴塞罗那创办了自己的创意营销公司，做与体育相关的项目，发掘足球俱乐部的故事，为他们树立品牌形象。今年我们还为国际足联做纪录片，拍的是在中国小球员在西班牙接受训练、追求足球梦想的故事。
商业内容的创作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也有更多文化上的延展性。一次给西班牙的俱乐部皇家贝蒂斯做创意，我先让一个老人在河边看报纸，因为西班牙人最喜欢获取足球信息的方式其实是读报。接着有几个年轻人在河边踢球，把球传给一个弗拉门戈舞者，这个舞者最后把球踢进了球场，片子里的每个部分都融入了我对这座城市的观察。创作本身对我来说是愉悦并且有持续的意义感的。而不是像重复地播报一档足球节目，第二天这个东西就过时了，什么都没有留下。
看不见的女性
卡塔尔世界杯应该是女性参与度最低的一届世界杯了，在大街上、在球场里、在报道中，我都很少见到女性的身影。以往“足球宝贝”、“乳神”在世界杯的讨论度很高，媒体通过消费女球迷的性感来博取眼球。现在由于卡塔尔总体保守的宗教氛围，女性不能穿过于暴露的衣服，因此连这点曝光度都没了。
诺大的球场，浩瀚的观众里，我的感受就是女人消失了。我被淹没在一群大喊大叫的男性球迷里，这种感觉其实挺恐怖的。我喜欢足球，这项运动有它的魅力，那么多人为足球团结在一起，甚至把足球当作一种信仰。但我没那么喜欢男性气质浓厚的球迷文化，有时它是非常粗鄙的。
所以我想去看见世界杯里的女性，世界杯不仅有球星、球迷，还有每个辛苦工作的人。Bella 是我住的记者公寓的前台，来自卢旺达。“世界杯”是她出来看看的机会，她本来以为来这里做接待，是接待“球星”，结果她没怎么离开过记者公寓。Tina 是新闻中心的保洁人员，来自埃塞俄比亚，她希望世界杯赶紧结束，好回去给儿子买新书包。在卡塔尔，像 Bella 和 Tina 这样通过外包公司来到卡塔尔的外来劳工有将近 300 万人，她们是这场世界盛世的毛细血管。领着低廉的工资（约人民币 3000 元），面对卡塔尔高昂的消费，她们什么都不能做。
我喜欢与这些普通人聊天。从业期间，我采访了上百位球星，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与球星其实没有过真正的沟通与交流，我的问题浮于表面，他们讲的也很有限，双方都没有敞开心扉。大家看来最为光鲜亮丽的部分，是我最不在乎的部分。
今年我还开了一家经纪公司，做经纪就是重新理解一个人。这个球员可能曾经是无比遥远的明星，我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球场表现。但是一起工作，我就要去了解他的故事什么样的，我们要怎么去讲他的故事，怎么去“卖”他的故事。
比如我去了解球星，会想知道他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他。比如有的球星成名后他就不好好踢球了，去过花天酒地的生活。那可能他小时候过得很苦，踢球改变了他的命运，也造成了一种反噬，有钱了他只想好好享受。我们也可以讨论，这其实没有错，他没有义务当道德楷模。
这让我觉得这份工作特别生动，能多维度地认识一个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人，还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以前大家觉得足球主持人多么耀眼，这些夸奖对我来说太过虚荣，其实那些球员根本不记得我的名字。现在我与一些球星有工作上的合作，才慢慢建立了一些私交。我现在逐渐有了底气，我与他们是平等的。
今年我是和国内平台合作，来卡塔尔世界杯当出镜记者的。其实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我就想去，但那时候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现在进入视频时代，平台需要有更多女性出镜，这也是今年世界杯女记者明显增加的原因。
这个行业限制女性，但也不是没有给女性机会，我看见了一些很厉害的女性。我每天跟一个德国籍的台湾裔摄影师坐一辆媒体大巴。她已经六十多岁了。拍了 40 多年大大小小的体育赛事，包括奥运会、世界杯。她就穿着一个摄影背心，一个人要拎好几个箱子的设备，那些长焦镜头都特别重。
前面说了那么多对于女主持人工作的反思，其实正是因为这份工作在大家看来“太好了”。不可否认的，这份工作经历还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体验，让我有机会进入体育行业，建立起自己的人脉资源，完成了从女主持人、记者到创业者身份的转变，也对自我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相信，无论是足球行业，还是世界的趋势，所有女性都正在迎来一个更开放、更有主动权的时代。
最近这些天，我还给一些平台做直播。很多弹幕和评论依然围绕着我的身材和长相，感觉又回到了当花瓶的怪圈里。这也让我意识到，时隔多年，我依然没有办法适应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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