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中国为何无法直面大饥荒？|杨继绳

野兽按：读的第一本著作是杨继绳先生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那时候是2011年。之后，2013年去参加香港书展，在书展上购读了《墓碑》，至今这套书还在这里珍藏。

在2008年的著作《墓碑》中，杨继绳呈现了1958到1962年间导致3600万人死亡的饥荒——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害之一——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贯彻灾难性政策的后果。该书在杨继绳2001年离开新华社之后出版，在中国是禁书。

正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位基层领导近来的所为，许多人依旧否认大饥荒曾发生过，他们却享受着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论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并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恐怖情形。中国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抛弃了毛泽东的经济策略，转而选择自由经济，从那以后食品供应一直充足，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中国政府依然不允许真相被披露。

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

杨继绳以他的书来纪念3600万名受害者，但也作为一个真实的墓碑，期待这个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最终灭亡。他清楚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故而他说：“如果我因为试图保留这段真实的历史而遭不测，那么就让这本书也成为我的墓碑吧。”

中国为何无法直面大饥荒？

杨继绳

2012年11月26日

北京

1958年到1962年，在那场被称为大饥荒的人祸中，中国有3600万人饿死，其中包括如父亲般抚养我长大的伯父。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吃人，这样的案例有数千起。

这一死亡数字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间制造的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的6倍，或二战中希特勒杀害的犹太人人数的6倍。

50年后，就在发生它的发生地，我们仍无法自由谈论这次饥荒。我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国大陆，这本书依然被禁，在这里，人们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依旧普遍，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加强了对信息传播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本次大会于上周开始，结束时将宣布十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结果。

正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位基层领导近来的所为，许多人依旧否认大饥荒曾发生过，他们却享受着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论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并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恐怖情形。中国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抛弃了毛泽东的经济策略，转而选择自由经济，从那以后食品供应一直充足，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中国政府依然不允许真相被披露。

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强权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彻底的农业集体所有化来阻止乡村人口流动。这样，国家就可以管理谷物产量，并根据指令征用和分配粮食。一个覆盖全国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耕地人口无法迁徙。在城市里，国家发行食品券来取代了市场。而农民的命运则任由国家发落。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立下了宏伟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其后，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来自基层的夸大产量的报告使得高层一再设定更高的目标。报纸标题吹嘘稻谷产量达每英亩80万磅。但是当最后的收成达不到报告的丰产量时，政府责怪农民私藏粮食。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并运用暴力来打压任何反抗行为。

同时，因为大跃进也提出了工业快速发展的目标，甚至连农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炉中炼出钢，家家户户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可以一直吃到饱。但是当缺粮的时候，国家并未提供任何救济。当地的党员干部掌管饭勺，他们通常会利用这一权力，牺牲他人，确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饱。饥饿的农民无处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灾情如此严重，中央政府允许批准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农民同时耕种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这些措施能继续下去，也许灾荒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坦言问题严重，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个人权力都受到了挑战。他对彭德怀实施迫害，发起了一场反对“右倾”的战役。保留自留地那样的补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数百万计的官员因为没走激进路线而被惩罚。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1960年底，中国人口总数较前一年少了1000万。但令人发指的是，很多国有粮仓储备丰富，但这些粮食是专用于出口换取硬通货或者作为对外援助，对饥饿的农民则大门紧闭。一位当时的共产党官员说到，“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我感到探索大饥荒的发生过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责任。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走访了十多个省，采访了100多位证人，收集了数千份文件。因为大饥荒是一个禁忌，我只能借口“调查农业政策演变史”或“研究食品问题”，才能接触到档案。

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

我以我的书来纪念3600万名受害者，但也作为一个真实的墓碑，期待这个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最终灭亡。我清楚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我因为试图保留这段真实的历史而遭不测，那么就让这本书也成为我的墓碑吧。

杨继绳是历史类期刊《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曾在新华社担任编辑，并出版了《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本文由郭建译成英文，中文版译文经作者审定。

翻译：曹莉

书评

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

JONATHAN MIRSKY

2012年12月11日

2013年时的杨继绳。他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 挖掘中国大饥荒真相的新华社记者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但中国官方禁止其赴美演讲。他退休后的著作《墓碑》对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

1962年夏，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曾警告毛泽东，“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视察了他和毛泽东的家乡湖南，这里有近100万人死于饥荒。有些人靠吃死尸，或者杀人、吃人肉活了下来。《墓碑》(Tombstone)对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此书发人深省。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

对于大饥荒，此前也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最近也有一本出色的作品，冯客(Frank Dikötter)所著的《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但杨继绳的研究意义重大，因为他生活在中国，并且大胆而严谨。他写道，毛泽东的统治“实现了‘政教合一’……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极权制度造就恐惧和谎言，恐惧和谎言又是这个制度赖以运行的基本条件”。他说，这种政治体制“使民族性堕落”。

杨继绳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我引述下面的句子之前，请不要忘记，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还挂在北京故宫的大门前，人们从天安门广场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毛泽东做过防腐处理的遗体还躺在天安门广场上精心建造的纪念堂里。虽然公众对毛泽东仍然尊敬有加，杨继绳却敢于直视这个主席的真面貌，他说，“毛泽东身处高位以后，在中国王权文化传统浸润中，在列宁、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架里，俨然以帝王自居”，毛泽东在审定口号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两年前，杨继绳在接受记者张彦(Ian Johnson)的采访时评价道，他认为大饥荒“是中国当时的极权制度的一部分，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杨继绳写道，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仔细阅读通常不对外公开的官方档案，其中包括大饥荒所造成的破坏的机密报告，他还阅读了官方杀害抗议者的记录。他也找到了关于人吃人的记载，还采访了一些靠吃人肉存活下来的人。

关于中国的数据一向都很让人瞠目结舌，所以杨继绳举了一些例子，帮我们理解3600万死亡人数的概念。他写道，“相当于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并且“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他认为，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指出，二战死亡人数在4000万到5000万人，但是在七、八年间发生的，而中国大饥荒中的大部分死亡都“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这场饥荒既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也不是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极少会提及大饥荒，而在提及时，又总是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和俄罗斯的背弃，杨继绳引述了大量材料证明这两点都不成立。

杨继绳在书中对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事情进行了最为详细讲述，其状况非常令人吃惊。信阳地区物产丰富，是“河南经济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1958年，当地共有850万人口。毛泽东的政策迫使农民们放弃自己的私有土地，在公社里共同劳动，他们被迫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要么用来供给城市，要么用来增加出口（这种做法很疯狂）。而国家分配给农民的粮食只够食用几个月。据杨继绳统计，单在信阳地区，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00万。

毛泽东宣称，在农业集体制和公共食堂的新秩序下，家庭不再是必需的了。刘少奇以完全阿谀奉承的态度表示了认可：“家庭是一个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粮食生产直线下跌，公社食堂垮了。随着收成急剧下降，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向毛泽东保证，农业生产实际上在飙升，杨继绳将这些高官比作“凶恶的鹰犬”。毛泽东本人宣布，在新的分配制度下，粮食产量还能成十倍、百倍地提高。“让农民们再吃半年糠和野菜，”他说，“在一两年，最多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情况将会好转。”

一位当时报道信阳情况的记者，目睹了老百姓深陷绝境的惨状。多年以后，他告诉杨继绳，他看到一名党委书记以当地的美食招待客人，在大饥荒时期，干部们都吃的不错。然而他知道，记录真相的人会有怎样的下场，所以他什么也没说：“我怎么敢写内参啊？”刘少奇的确对抗过睚眦必报的毛泽东，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指控为叛徒、内奸。他被开除党籍，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寂寂无名地孤独死去。

当然，《墓碑》在中国内地已经被禁，不过2008年，这套两卷本的煌煌巨著得以在香港出版。该书的盗版版本和网络上的概要版，很快就溜过边境进入中国内地。该书英译本的篇幅虽然也很长，但大约只是中文原著的一半。本书的译者，斯泰茜·莫舍(Stacy Mosher)和郭建可谓妙笔生花。他们说，自己的目的和作者一样，就是“全面展示这场悲剧的所有恐怖”，并以既易于普通读者阅读、又能为专家提供信息的方式，翻译杨继绳的调查分析成果。在这块可以阅读的“墓碑”上，有很多事我需要了解。

杨继绳写道，把这本书命名为“墓碑”的原因之一，是为了缅怀把他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长大、于1959年饿死的伯父。那个时候，作为一位共产党的虔诚信徒，他对全国总体情况的恶劣程度一无所知，杨继绳觉得，无论每件事有多么艰难，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战斗中的组成部分。成为一名年轻的记者后，他在工作中发现官方的秘密，信仰开始松动。不过，他真正的“觉醒”发生在1989年民运遭到镇压之后：“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这是勇敢的言论。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与“天安门”有关的词句依然会受到屏蔽。

今天，杨继绳断言，“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百姓，从心底里都知道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希望《墓碑》能够去除“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激励国人“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尽管杨继绳对民主的崛起抱有谨慎的希望，但他最终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转型，但这个勇敢的人还是总结道，“政治制度依然没有变。”《墓碑》没有直接挑战中国现政权，作者也没有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所以，与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得主刘晓波不同，杨继绳没有被判处长期徒刑。然而，他作品已经让毛泽东以及在他帮助下建立起的政党利剑穿心。

Jonathan Mirsky是记者及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

翻译：陈柳、张薇

记者杨继绳被禁止赴美领奖，曾撰书记录大饥荒

傅才德

2016年2月17日

香港——本周二，一本记载中国数千万人在大饥荒中死亡的重要著作的作者表示，他的前雇主、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禁止他下个月前往哈佛大学，接受一个表彰其勇气和正直的奖项。

在2008年的著作《墓碑》中，作者杨继绳呈现了1958到1962年间导致3600万人死亡的饥荒——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害之一——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贯彻灾难性政策的后果。该书在杨继绳2001年离开新华社之后出版，在中国是禁书。在本周二的电话采访中，他在北京表示，新华社的官员找到并告知他，禁止他前往哈佛大学。

杨继绳现年75岁，去年12月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Nieman Fellows)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尼曼学会由一些专业记者组成，他们会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校园里度过一个学年。该学会称杨继绳“是一个榜样，值得那些希望记录人类黑暗而艰难的斗争的人学习”，并安排他今年3月初亲自前往领奖。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与共产党口风不一致的记者遭受了日益严重的言论压制，同时一些人权律师和女权主义者身陷囹圄，知名博客作者的社交媒体账户被删除，教授被要求减少使用外国教材，这些都是政府对民间团体进行大规模打压的后果。

在杨继绳这件事中，可能是一项限制退休党员言论的新规定在起作用，这个新规定要求他们在公开发表意见时，必须“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作为在中国官方通讯社任职数十年的资深记者，杨继绳是一名老党员。不过他一直强烈批评政府，在作品中有力地驳斥了官方对大饥荒以及毛泽东的功过的说法，并在世界各地的公共论坛上发表意见。

之前他还可以出国旅行，接受各方对他的作品的赞誉。去年，杨继绳前往瑞典领取斯了史迪格·拉森奖(Stieg Larsson prize)。拉森是2004年去世的侦探小说家和记者，这个奖授予那些和他有着同样的创作态度的人。在2013年，杨继绳前往美国接受了曼哈顿学院(Manhattan Institute)的哈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该奖项以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名字命名。在那里，杨继绳严厉批评了共产党统治下的现代中国，说在共产党创造的社会里，“只有已经拥有权力的人才能获取财富”。

“中国要走向和谐稳定，就要推翻这个体制，听从哈耶克的号召，防止政府的强制行为，尊重个人自由，允许经济和政治的进一步自由化，”杨继绳说。

杨继绳本周二表示，虽然他有护照，但新华社是政府和共产党的重要喉舌，如果违逆其意，可能会危及他今后发表作品的计划。记者在工作时间内致电新华社在北京的总部，但无人接听。

本周一晚间，在杨继绳与记者交谈之前，尼曼学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仍然希望他能出席3月10日的颁奖晚宴，并在那里发言。

“我们将办理所有必要的手续，让杨先生能在3月抵达哈佛大学，”莱昂斯奖的负责人哈米什·麦克唐纳(Hamish Macdonald)和黛布拉·亚当斯·西蒙斯(Debra Adams Simmons)在一份电邮声明中写道。“我们没有收到行程遇阻的正式通知，正在期待着迎接杨先生的到来。”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傅才德 @PekingMike。

Mia Li自北京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时报看中国

杨继绳的原定赴美演讲：记者是真相的保卫者

傅才德

2016年3月11日

2013年时的杨继绳。他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 挖掘中国大饥荒真相的新华社记者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直奖”，但中国官方禁止其赴美演讲。他退休后的著作《墓碑》对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进行了研究。

和其他威权主义国家一样，在中国，记者和作家想要揭露恶行，讲出真相，就难免会与政府产生矛盾。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的杨继绳就处于这样的状况。他退休后出版了一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墓碑》，记录了1958到1962年在中国发生的大饥荒，那是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害之一，造成了3600万人死亡。

这样的努力给他招来了敌意，共产党越来越不能容忍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来损害它对这个国家的领导。75岁的杨继绳被哈佛大学尼曼学会(Nieman Fellows)授予“莱昂斯新闻良知与正义奖”(Louis M. Lyons Award for Conscience and Integrity in Journalism)，本来安排在周四晚间亲自领奖。但是上个月，他的前工作单位告知，他被禁止前往美国。

以下是他本来打算发表的演讲：

感谢评委会将2016年度的新闻良知与正义奖授给我。良知与正义这两个词的份量很重，加在我身上我承受不起。我只能当作对我的激励和鞭策。

尼曼人都是杰出的记者。我是很热爱记者这个职业的。我在这个岗位上摔打四十多年，据我的体验和观察，我是这样评价记者这个职业的：

这是一个卑鄙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制造弥天大谎，欺骗亿万受众；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这个职业可以针砭时弊、揭露黑暗、鞭挞邪恶、为民请命，担起社会良心的重责。

这是一个平庸的职业，回避矛盾，不问是非，明哲保身，甘当权势的喉舌；这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胸怀天下，思虑千载，批评时政，监督政府，沟通社会，使媒体成为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

这是一个浅薄的职业，只要能够写出通顺的记叙文，不需要多少学识，不需要卓越的见解，听话顺从，就能如鱼得水；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职业，记者不是专业学者，他需要从整体上研究社会、把握社会，无论有多么渊博的学识、有多么卓越的洞察力，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面前，都会感到学力不足，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舒适而安全的职业，出入于宫阙楼台，行走于权力中枢，灯红酒绿的招待会、歌舞升平的庆典，访大官，见要人，春风得意，风光无限。如果用文章与权势投桃报李，今日的书生可能是明日的高官，今日穷酸可能是明日的富豪；这是一个艰难而危险的职业，且不谈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战地记者，就是在和平环境中，调查研究，探求真相，跋山涉水，阻力重重，除暴揭黑，千难万险。一旦触及到权势集团的痛处，不测之祸从天而降。

是卑鄙还是崇高、是平庸还是神圣、是浅薄还是高深，在于从业者本人的良知、人格和价值取向。真正的职业记者会选择崇高、神圣、深刻、凶险，鄙视和远离卑鄙、平庸、浅薄、舒适。

然而，在卑鄙与崇高、平庸与神圣之间，没有鸿沟、没有高墙，黑白之道，全凭自己把握。如果一脚踏进了黑道，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是永远抹不掉的证据。“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条黑色定律在记者职场十分盛行。要不被这一黑律逼向卑鄙之路，就得无所畏惧，勇于献身。

这也是我对新闻良知与正义的理解。

要当一名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是有风险的。我在给新闻专业学生讲课时传授了一个避险秘诀：“一无所求，二无所惧，自立于天地之间。”无所求，就是不求升官、发财；无所惧，就是检点自己的行为，不留“辫子”被人抓；不依附权贵、靠自己的人格和专业独立于世。有了这三条，风险就小多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很多坚持良知与正义的记者。在巨大的阻力面前，他们报道真相，鞭挞邪恶，推动着中国社会前进。他们没有出席今天的盛会，应当分享这个盛会给予的荣誉。

退休了，不能做新闻记者了，我就当“旧闻记者”——从事历史写作。昨日的新闻是今日的历史。新闻和历史的共同点就是信，即真实可信。信，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史德：忠于史实，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以直书为己任，以曲笔为耻辱的史家，几乎代有其人。为保持史家的节操，许多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在中国史家的精神影响下，我记录了我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墓碑》这本书记录了一场持续数年的惨烈人祸。虽然它只能在香港出版，是大陆的禁书，但是，追求真相的人们，通过种种渠道、种种方式，在大陆广为传播，从中原腹地到云贵高原到新疆边塞，都不时有盗版《墓碑》销售。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读者来信，给我以我坚定而热情地支持。这说明，真相有强大的穿透力，它可以冲破行政权力构筑的铜墙铁壁！

真相是威力强大的炸弹，它会将谎言炸得粉碎；真相是夜空的灯塔，它会照亮前进的道路；真相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理。

记者，就是真相的记录者、挖掘者和保卫者。

最后，让我和大家一起，为记者职业祈愿：愿良知和正义的阳光照亮千万个记者、作家的书桌！愿更多的作品唤醒人类的良知，让正义之光普照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维基百科

杨继绳（1940年11月－），湖北省浠水县人，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教授、曾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现居北京，已婚并有一子一女。

生平

1960年，杨继绳考入清华大学动力系拖拉机专业，学制6年。196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爆发，1968年1月加入新华社天津分社任记者。任记者时发表多篇社会探讨性文章，如1972年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天津劳动生产力调查》，80年代撰写学术性文章。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杨继绳先后担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高级记者，《经济参考报》编委兼理论部主任，新闻出版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香港《中国市场》杂志总编。杨继绳1984年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新闻工作者，1992年被评为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2001年，杨继绳从新华社退休，先后担任《中国改革》、《中国企业家》、《方法》等多家杂志的编委，继续评论写作。2003年初起任《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

杨继绳于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披露了他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至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的亲身采访资料，并刊载了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与他的三次访谈内容。因杨继绳与赵紫阳曾承诺访谈内容在赵在世时不会出版，故直至2004年末赵病重时才付印面世，因题材敏感及他的新华社记者身份，出版时颇受注目，该著作亦有被其他媒体引述（如日本《产经新闻》之《邓小平秘录》）。

至于1999年4月完稿之《中国各阶层的分析》一书，早在2000年已在香港发行，却在中国大陆出版屡遭阻挠，分别在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与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未果。而经增补资料的书稿在2006年透过花城出版社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与香港版本相比虽有删节（分别在第二章与第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但仍受警告，其书不能参展或重印。杨继绳怀疑是因为2004年末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之关系，遂于2007年1月投书至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批评当局违宪剥夺他的出版权。2011年，此书终于解禁，公开发售。

2008年出版他的代表作《墓碑》。

2010年3月，《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在中国出版，也是杨在中国首部唯一政经评论集。各大媒体报刊纷纷报导采访转载。

2015年初，杨继绳有意离开工作十多年的《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后于7月1日离任，同月中发表《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两封公开信[3]；前信内表示杂志社内完成新旧编辑部交接后，并表示在同年4月10日被新华社党组成员约谈要求退出，后信讨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同年4月10日向杂志社发出之《警示通知书》提到之37篇没有按照（1997）860号办法的15个选题方向报备而“违规”文章的理据，并详述近年报备后文章有三分之二至九成均不能刊发之理据，并引述法学家之论证其行为违宪与越权之嫌。

荣誉

2013年，《墓碑》获得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Book and Lecture Prize）。2013年5月29日，杨继绳在纽约领海耶克图书奖，并发表演讲。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约翰·B·泰勒称赞《墓碑》，认为每一页都是海耶克所警告过的例子：政治领导人以知识的幌子，认为不需要家庭与个人积极性，意想不到的后果是饿死3600万人；以计划经济取代价格来提供资讯、信号和激励机制的荒谬。

2015年11月，以《墓碑》获得瑞典史迪格‧拉森奖。

2016年，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绳，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尼曼基金会在其授予杨继绳里昂奖的公告中说：“杨继绳具有开创性的书《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以法医般的细节记录了20世纪人类最大的灾难之一的真正规模。它讲述了毛泽东所推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大跃进政策导致大约三千六百万中国人死亡，其中大部分人是被饿死，也有人死于酷刑和谋杀。在中国被禁的《墓碑》已经获得许多嘉奖。”由于他的前工作单位告知他被禁止前往美国，因而他本人无法亲自去哈佛领奖，他打算发表的演讲词刊登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

著作

《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上、下篇）天地图书有限公司,ISBN 9789888257553，2016年11月。

《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9月版，书号F713.5.00

《技术贸易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版，ISBN 7-5011-0931-1

《社会奥秘之门》新华出版社1993年1月版，ISBN 7-5011-1754-3

《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ISBN 7-80109-306-2；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9年7月初版，ISBN 962-04-1659-7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00年5月初版，ISBN 962-04-1750-X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上书之中国大陆版）

花城出版社 2006年6月，ISBN 7536047215，2009年6月再版，ISBN 9787536047211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ISBN 722603493X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1年6月版，ISBN 9787549302239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 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11月版，ISBN 962-675-803-1，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2月修订版，ISBN 978-988-219-355-0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上、下册）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8年5月初版，ISBN 978-988-211-908-6；2009年6月修订版，ISBN 9789882190665

《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武汉出版社2010年3月第一版，ISBN 978-7-5430-4588-0

《Tombstone: The Untold Story of Mao's Great Famine》, translated by Stacy Mosher and Guo Jian, Allen Lane, 2012年, ISBN 978-1-84614-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