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囚徒困境(3)

2020 年 4 月 4 日

小序

今年我读了几本奇书。一是《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是《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一是《现代性之路：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我自知学问浅陋，对于自己定下的这些小标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无法做出有足够深度的讨论。因此我在本篇中所提出的问题，希望我的每一个读者都能自己去思考。我也想请读者注意，我的所有文字，都带着一个预设的立场，这个立场便是对中国现行专制体制的批判和对这个世界上从未实现过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向往。我的这种立场，是从1950年代以来中国许多的思想家、学生、甚至党的中层干部们都思考过的。正如当年党内人士王飞和李慎之曾经指出过的：

我们现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的制度，而苏联制度的根本问题是采取了集权专制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党的专政，由党的专政变少数人专制，而少数人专制变成个人专政，以至有绝对的权威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层。根本问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主问题，无民主则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须同时解决，中国应当仁不让解决无产阶级民主的问题。”

又如顾准在他1959年的日记中所提出的：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中，社会主义能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也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社会主义是否有调节、纠错的能力呢？“ ……他的理想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社会主义在互相对立、竞争的过程中，都想对方有所吸收，实现东西交融，实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融合的第三条道路。“

那些认为中国现行的体制非常优秀，并不需要有根本性变革的朋友，就不必再来看我的文章。正如油管名博Stone记说过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你怎么想是你关乎你自己命运的事情，和别人没有关系；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怎么样只和你有关系，和我没有关系。如果是为了理解对方的立场和逻辑，告诉对方一些对方不知道的事实和洞见，那还有一些讨论和交流的余地；如果是因为立场不同而进行攻击，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

另外，从今天开始，凡是在我的文章下面骂人和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朋友我都会封锁他，不管他的观点是支持我的还是不支持我的。

以下是本段正文：

3. 中国的国运是不是仍处在封建王朝的治乱大循环中？

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有它自身特别的故事和情节。沿着千年的脉络，似乎这个故事总是在明君昏君、忠臣奸臣之间纠结往复。曾经试图在千年的维度上顺着一条线索梳理中国历史的人，我读过的有三位：钱穆、黄仁宇、郭建龙。钱老认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有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钦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然而这是为什么，钱老却似乎没有深谈。黄仁宇和郭建龙两位，都从财政的角度梳理过；财政这个角度至关重要，政府要履行职能首先就要有钱粮，有必要从财政的角度谈一谈。

那么唐代的财政制度好，怎么就坚持不下去了呢？钱老自己指出，“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帐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普遍经常地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况且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强盛的光明时代，那是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无关大体的。……这些偷懒马虎是难免的。然而这些便是此后租庸调制失败的最大原因。”读到此处时我产生了一个深深的疑问，难道我们的历史学家从来都没有想过去分析一个个具体的官僚在历代制度当中的升迁奖惩规律，和这些规律对各级官吏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么？试想一个个具体官吏，那些勤勉于这些帐籍信息准确与否的能否得到重用？如果体制逐步淘汰的就是这样的人，就可以知道帐籍制度的崩坏乃是必然。这制度再好，靠精神力量也是维持不住的。钱老自己也说，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那么对于施行各项制度的官僚的心理和行为，是否有成体系的研究呢？尤其是对当代中国政府各级官僚的心理和行为的研究——不用说，就知道这是难以进行的。幸而，我发现了当年翻译《资本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写过《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所以也会从官僚阶层本身的行为逻辑来谈一谈。

治乱大周期的根源是官僚阶层利益膨胀导致的财政崩溃

读完《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我看到了郭建龙对于现世的隐喻。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走了三个大循环，过程大致如下：

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分配à统治集团创业初期的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私有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后的武力扩张和官僚集团利益膨胀--》官僚集团为了扩张自己的利益而不断侵蚀私有经济体系--》官僚集团继续扩张，将私有经济逐步收回，国营经济比例上升--》官僚集团继续扩张，经济活力降低，财政收入来源枯竭，民不聊生--》财政崩溃，民变或北方游牧民族侵入，一个王朝结束，利益重新分配，从头或者从中间某处（如果大致继承前朝体制的话，例如隋唐）再开始。

对于这其中历朝历代的具体情节，我就不多废话，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他写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千年前汉昭帝时代的国企争论，和一千年前宋神宗朝堂上再次关于政府经营经济的辩论。看完这两次大辩论后，我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如果历史真的有周期，那比对着前面两个一千年，似乎可以大致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周期的什么位置了。

我们是不是处在一个国进民退的大潮当中? 请看来自体制内刊物、美国和香港的报道。

炎黄春秋：http://www.yhcqw.com/70/6238.html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https://cn.wsj.com/articles/中国抗疫策略强化“国进民退”-11584591909#
苹果新闻：https://hk.appledaily.com/china/20200129/BQQPOIJINNWO7GP6MXIOIU6D7U/

有意思的是，郭建龙指出了集权帝国的两条规律：一是一旦政府放松控制，削减财政开支，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二是，在帝国中后期，由于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官僚人数的膨胀，即使中央让利或者放开，这部分利益将被中间层截留，从而使政策打折扣。

可以想见，这个时候，当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比如需要赈灾或者打仗，那么负责财政的大臣只能想尽一切办法迅速敛财。如果想选择让利搞活民间经济，不仅收效慢，而且可能不仅搞不活，还白白便宜了一些地方豪强和官僚小利益集团，人民没富起来，中央也被削弱了。国有企业越强，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越能管理下层的反抗。财政收入越下滑，国有企业作用越明显，政府越有动力将私营企业收入囊中。

车开到这里，不管是哪个司机来开，基本只有一条路了。不集权则政令不通，集权则地方政府将负担继续转嫁给民间和社会，然而对于整个官僚集团来说，只要不发生民变，不起暴动，那么转嫁给民间和社会，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惜一切代价”，反正这代价都是不配姓赵的人出。

宋神宗朝的那次争论，结局是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让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与汉朝那次的争辩却很不同。汉昭帝驾前争辩的双方，是管财政的桑弘羊和来自民间的“贤良”，唇枪舌战一番也就让民间的贤良们回家了，并不因为他们发表的言论而制裁他们。而神宗驾前双方是两位大员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一顿庭争之后就分为了两党，因为双方意见的不同逐步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苏轼因为观点中立，一度陷入了无论谁上台都遭打击的境地。几番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太多官员因为表达真实观点而祸及全家，等到宋徽宗朝，即便他有心锐意改革，官场也提供不了当年那样的国士了；唯有懂得投上所好的弄权之徒能生存下来，加上本身就积重难返的问题，北宋以非常屈辱的方式灭亡了。

这个社会只要一开了因言获罪的头，接下来决策者就越来越只能听到他想听的声音，各级官吏都要揣测上意来发声；由于决策层不能够接触到完整的综合信息，中间层也有了更多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谋取利益、打击异己的机会。这样，文字狱越兴盛，波及面越广，越容易加重问题。

2016年，The Economist 已经对世界发出了警告，世界范围内的言论自由受损，将带来严重后果。

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6/06/04/under-attack

1948年，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制度研究》当中，总结了他对当年国民政府官僚体制的观察，他指出，这一“新官僚体制”前所未有地与金融体系相结合，官员与商人、官员与金融资本家结合为一个集团：

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就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贪污其所以变成一个风气，变成一种从古未有的普遍现象，就因为自由以来的官吏从未像今日这样同经济打成一片。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派系斗争；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党纪国法、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地闹个痛快。试想，年来由接收到选举，以及其间所表演的每一节目，殆莫不弄得纲纪荡然，毫无体统。

在这本书的结尾，他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祖国的深情和热爱，写下如下的论断：

对于……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但不是很机械地说，它明天后天，或明年后年就完全不复存在，而只是表示它将愈来愈不易存在。“

因为他认为“民主、自由、平等“等启蒙的思想已经在人民群众的脑海里了：

此后，在多少次革新运动以及其他有关战乱的过程中，他们被启蒙了，被开化了，他们已愈来愈不像是“天生的”奴隶或“役于人者”，他们开始想到他们的统治者并不是先天地异于他们的“超人”。这“危险思想”一旦在他们简单的头脑中开始萌芽，就很快由血淋淋的现实的证验使他们得出一种与专制官僚统治正相抵触的结论：他们自身的悲惨命运与不幸地位，是官僚阶层僭有他们的政治权力，并利用那种政治权力造成的。所以，从官僚、从封建势力者手中夺回他们的政治权力，正是挽救他们悲惨命运和不幸地位的根本方法，他们有的人不仅这样想，并在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运动中这样做了。“

可惜他错了。可见他不了解自己的领袖，也不了解自己的人民。然而我羡慕他，我羡慕他是真正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为自己的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一生，是光荣而充实的一生。我与他相比，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

他没有看到文革的结局和改革开放，更没有看到今天。我很是敬仰他，如果真能穿越，我很是想回到反右运动前的中国看一看，和他聊一聊。甚至我也愿意穿越回他失业时在寺庙里翻译《资本论》的那个壮怀激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