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三、中共媒体控制的理论基础：“喉舌论”与“导向论”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

五、结论

【注释】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导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导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弄、被塑造──这可以说是生活在信息发达的当代世界的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讽刺剧和悲剧之一。

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领，可以在媒体上“重新安排”世界呢？进一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媒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类媒体自身的运作实况，即属于首先要被隐瞒的重大事实之一；不然的话，一切的“重塑”将白费心机。在现实世界，每一家媒体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这个信息的怪圈，因为从事媒体事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他们的主观判断，更因为人们认知和报导周边事情的能力毕竟有限。但是，只要大众媒体不是处于信息垄断状态，而是处在多家媒体相互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则这种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自由、多元的媒体，是克服这个怪圈的基本要素。反过来说，从属于垄断、专制的制度环境的一元媒体，则必然趋向所谓的“超真实”媒体。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媒体，正是这类媒体发展到顶峰的“经典之作”。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始作俑者。根据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垄断媒体的制度特点，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体模式。[2] 在制度性垄断的基础上，这类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对这种制度、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别是它们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下的表现，20世纪中叶之后的学界不乏有力之作。[3]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毛时代中国媒体的研究，也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4] 当然，这里所说的学界，主要是西方学界；因为在斯大林和毛的统治下，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连自然科学也要服从政治意志[5]，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更成问题，甚至连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怀疑和限制。由于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媒体高度从属于政治权力，对于这类媒体的研究，往往还超越了媒体研究本身，而是扩展到政治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更进一步说，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赖经由大众媒体报导的社会信息，特别是外界几乎无法直接到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说，中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实地和社会调查，则一般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事实上受制于共产主义世界媒体的信息传达。在后一意义上，这类媒体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制约研究的环境，甚至往往是在发挥它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媒体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尤其不能低估，因为媒体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进入了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之间发生着的不可回避的互动过程。这等于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国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国稍有开放，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某种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同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领域一样，西方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具有华裔背景甚至具有共产主义中国生活经验并经过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恕我孤陋寡闻）学术训练的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这也和英语世界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状态类似。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兴起对于大众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经由本土与海外的交流和激荡，中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本人有能力阅读的英文和中文世界来看，已经甚为繁荣。[6]

在这样已经颇见万紫千红的研究领域，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称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这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和冲击性的力量。这种突破和冲击，在我看来，主要植根于本书所做的可以称之为“三重的真相还原”的努力和探索。这“三重真相还原”，第一重，针对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情况的报导，力求在对比中国现实和媒体报导之间发掘和还原被中国媒体扭曲的真相，是媒体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认识论；第二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求了解和还原这套控制机制如何运作，是媒体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论；第三重，则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开放状态下中国媒体的政治本质，力求探索和还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政府是如何继续实施乃至强化媒体控制和操作的，是媒体研究的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在这样架构宏观但却层次细微的研究中，此书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国从中国媒体所塑造的“超真实”中拉回到真实世界，也把中国媒体从某些媒体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实”还原到现实之中。

无疑，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挑战。何清涟恰恰具有巨大的优势来接受这项挑战。这些优势，也可以归纳为三重：第一，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从业人员，在深圳等地报界工作多年，对所谓“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媒体运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有句名言，“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同理，对于某种封闭机制的运作的了解，也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体验得实在和真切。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从业经历，人们就无法研究中国媒体；而仅仅是说，有这种从业经历，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比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实地调查（fieldwork）所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学者，具有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而且是当今中国出类拔萃的政治经济学家。这不仅使她娴熟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资料、归纳整理、条分缕析、理论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她具备研究和思维的有力的方法论──这在本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能够具备上述两条，已经很有“鱼与熊掌兼得”的独特优势了。然而，何清涟的最大优势还不在这里。她不单是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闻记者，也不单是具有丰富第一手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她首先是具有社会关怀、人类良知、独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关切民众基本权利（当然首先包括“知”的权利）并愿意为争取它们而努力甚至而牺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道义风骨，是何清涟在面对中国媒体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的最大优势。因为有这种优势，她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课题，也才可能去深入发掘诸种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读者呈现那多重的真相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雾锁中国》已经不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气和科学探险的结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就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导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人口味”的领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导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

那么，研究中国媒体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应该是：通过中国媒体，中国受众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倡导“讲政治”，中国媒体也被要求“讲政治”，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中国民众比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民众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会见了哪些人；但是，他们会见时讲了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民众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步讲，为什么这位领导人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和原因中国民众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开这些高层政治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民众其实不关心这些问题），回到底层生活，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中国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

何清涟的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入手，来解剖中国媒体的。她主要是从外国人不能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没有忘记中国民众同样无法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只不过，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中国人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也许假定媒体的存在就是只谈论媒体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东西，而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那并不是中国媒体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中国人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于许多具体事件，比如朝鲜战争、林彪外逃、三年饥荒、“文革”时期人吃人，国人的了解程度，其实还不如外国。即使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汕头的抗议、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华东干旱而粮油涨价等等，那些没有信息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国内民众，也了解得相当少。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仅仅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瞎子和聋子。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没有信息，何来研究？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这个国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进入了所谓“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国民研究自己的国家。当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这个政府也很忌讳。否则，不能解释，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上百万种书目，翻译出版国外作品不甘人后，但却从来没有翻译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说，美国大学使用的中国政治教科书。当然，对于这类研究，中国政府有其鞭长莫及之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政府不在设法影响它们。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虚假的报导，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手段。而一旦这类研究受到影响，符合了中国政府的口味，中国政府就反过来可以借助外国的研究进一步愚弄中国民众：你看，洋人在说如此如此了。在中国国力持续增强、中外交流持续拓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何清涟特别强调外国人通过中国媒体不能了解中国了。

三、中共媒体控制的理论基础：“喉舌论”与“导向论”

为什么中国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这是何清涟此书的中心主题。而揭露这种控制的机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公平地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把这一切埋没在暗室之中，不免让外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执政能力”。现在，何清涟搜集、发掘、整理和揭露了这些东 西，全书内容丰富、翔实 、生动、深刻。可惜，中国共产党好像没有申请控制媒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算，否则，它们要感谢何清涟为它们准备了最好的申报材料。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在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后，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理论，来支持这套媒体控制制度。为了有助提纲挈领地理解何清涟书中的丰富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所谓的理论，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所谓的“喉舌论”。这是中共关于大众媒体的基本理论；“喉舌”就是中共对大众媒体的基本定位。谁的喉舌呢？当然是党的喉舌。这种说法，把共产党比作一个人体那样的有机体，而中央领导层是大脑，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用来表达大脑思维并沟通的嘴巴和舌头。既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宪法所宣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别人都不能有嘴巴，要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处？在《雾锁中国》中，特别是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何清涟从制度上剖析了“喉舌”与党和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中共的“喉舌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必须补充的是，“喉舌论”对今天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共来说，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而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传家宝。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共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拍马屁，总结出了所谓“江泽民新闻思想”，其诸多要点中的第一点，还是“喉舌论”。[7]

“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导事实”的基本原则。“喉舌”不是具有认识功能的器官，而仅仅是具有表达功能的器官。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导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中共的媒体控制理论并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与时俱进”的方面。“导向论”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明。不过，中共最初的党刊，就叫《导向》。不过，明白提出“导向论”，却是迟在中共总结1989年天安门镇压经验的时候了。所以，“导向论”更被认为是江泽民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大新闻思想。[8] 话又说回来，这作为一“论”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延安时代，中共的所谓理权威、其实也是新闻研究权威的胡乔木就提出过“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的说法，听起来比“导向论”客气一些，也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但那种思想内核即必需要“教导”和“引导”人民，明显地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在中共这里，媒体从来都不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种主价值的训练，至多是通过讲解客观而灌输价值的课堂。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相吗？对不起，共产党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相”，或者说只有党知道真相。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亲身了解的周围中共官员的腐败，对中共媒体来说，并不意味着“真相”。党会告诉你，这只是部分的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官员都不腐败，即使有腐败那也只是暂时的、支流的、现象的，而党的本质、主流、长远发展，都是会克服腐败的。而且，党正在与腐败作斗争；所以，党的官员腐败越严重，说明党越伟大，因为它正在与这么严重的腐败英勇地斗争着。

很明显，所谓舆论“导向”就是歪曲事实──这在何清涟的书中有精辟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说，谁来“导向”呢？如果媒体是人民的教科书，那谁是人民的教师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国共产党。所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没有党对媒体的牢固、严密、精准的控制，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样，说到底，“导向论”也与“喉舌论”一模一样，无非是论证两点：第一，媒体要按照党的意愿和需要来剪裁它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世界；第二，党要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运作上，在方方面面，严密控制媒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理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我们看到，这些理论其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媒体的严密控制，并要求媒体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实和真相──也许我们也该造个新词，不要说什么“歪曲”吧，就说是“正曲”吧──党总是正确的，而事实真相常常不能符合这些正确标准，于是党要求媒体（严密的控制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把这些事实扭曲到“正确”的样子。换句话说，媒体是党的玩偶，而真相是党的媒体的玩偶。这就是中国媒体“应该”实现的价值标准。可笑某些中共官员，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事业的官员，居然在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准则宣称“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中共媒体理论里有“新闻自由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吗？如果没有，这些中共官员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与党的理论和政策唱反调吗？他们是想削弱党对媒体事业的领导吗？我看，中央组织部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了，甚至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不对？不会的，中央组织部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变得开明或者软弱了？还是这些所谓党内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经“和平演变”了这个党？显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还在于，就如何塑造一个“超现实”的“现实世界”而言，中共已经“与时俱进”，发现、发展和发明了一系列蒙骗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媒体最自由”，就是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种。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

的确，经过将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著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结构和运作上出现了新的特点。那么，中共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松了呢？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报导，是不是进步和真实了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何清涟在书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实上，《雾锁中国》基本上是对当局控制中国媒体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对于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节），仅仅旨在增加读者对于背景的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这本书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其动态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份量大增：这不是一项历史探索（固然，历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是厌烦了自己那过于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历史，除了拿来娱乐、发财和学习阴谋诡计之外，往往是倾向于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项直接关乎每一个其生活与中国有关系的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的研究。

我们说过，本书另外一个特色，是它针对国际受众的论说重点。的确，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场即等于自由；中国既然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市场化变革，那种认为中国因此已经大大自由了的假设相当普遍。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大众媒体当然也被认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体所报导的信息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这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现实的最大误解。何清涟集中针对这种误读而下笔厘清真相，是极具眼光的。

那么，市场化究竟有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控制媒体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何清涟的研究结果，和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本人的研究规模比何清涟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点也颇有不同[9]）。这一研究结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媒体从业者在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摆脱政治控制，具有市场化因素的社会经济也为他们的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空间；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努力也在持续强化、细化、集中化和精致化，它也同样（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场化所提供的新资源、新机会和新途径，来更新与加强对于媒体的政治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样两个方面，并非半斤八两；就制度层面而言，后一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既制约着前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也决定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状态和职业表现。在这一点上，何清涟和本人一样，也许是少数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似乎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到第一个方面，致力于发掘能够改变中国媒体被控制的那些因素。这样两种研究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但是，如果因为较多关注抗争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媒体世界今天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专业的媒体报导的抗争所支配，党国机器的媒体控制已经边缘化、已经相对有限，甚至已经或正在趋于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就象何清涟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她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抗和斗争，没有丝毫的忽视（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还站在这一斗争行列的最前沿），给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论述，但她总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分析这些抗争，总是深深体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果不是党国控制媒体的基本制度环境占据主导，这种处境也就不会那么艰难），总是着眼于抗争与控制的互动。因而，在我看来，她也就总是能够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国媒体状态的基本线索。正是因为这一特色，这本书在有关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占据了一个学术和思想的制高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维，何清涟转战媒体研究，推出重头著作《雾锁中国》，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对中国媒体的真相实现了三种还原：还原充斥着谎言的报导背后的中国现实真相，还原自称“自由”的媒体背后被党国机器严密控制的真相，还原市场化中的媒体依然作为党国喉舌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还原，何清涟从多方面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做出了独特贡献：首先，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并令人信服地发掘并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填补了中国媒体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为世人了解中国政治、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打开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这部著作系统地厘清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媒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沿着媒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轴勾勒出一幅真实、动态并充满细节的宏观图画，从而为理解中国媒体多年来发展与腐烂、变化与僵化、斗争与镇压、开放与控制等诸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三，对于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如何深入探讨中国真相，乃至对于一般舆论和大众如何了解中国，这部书具有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功能，甚至有从根本上颠覆那种筑基于中国媒体报导和中国官方宣传而形成的种种对于中国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冲击作用。这三个贡献，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义。为此，值得向何清涟祝贺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

无疑，没有一部书──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可以穷尽一个领域。中国媒体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如何了解中国更是一个涵义深邃、具多方面动态发展并对人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战性的问题。何清涟此书显示了一个深具学术潜力和足以激发思考动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后续工作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说，何书中引用了多种媒体控制的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可以成为不同的专门研究的课题，从而以小观大地深化、细化人们对于中国媒体制度如何运作的了解。再比如说，何书对于中共党国推出的所谓新闻改革颇有关注，并给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所谓“改革”措施还在不断有新的花样或新的包装，因此党国及其宣传机器也在不断更新或重复那些“中国媒体不断进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称。[10] 追踪这样的动态发展，研究其动能与过程，并透视其对于媒体发展的复杂涵义，探问为什么权利垄断的党国具有这种不断精致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说，何著特别关心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境遇，着重揭露党国巧妙控制外国媒体工作者的手法。随着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和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当局向国外媒体（首先是华文媒体，但也不止于华文媒体）渗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具有新的范围、力度和运作特点的中共党国媒体控制机制正在出现。这诸种机制的仅仅一个侧面，都可以成为深度学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还比如说，电子网络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其在中国的普及也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无国界传播是个新的领域。何著对此有专门的两个章节加以描述，但是，很明显，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完全容得下几百本专著。总而言之，何著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它所涉足的课题就因此成为一块开发殆尽的熟土；相反，这本书可以开启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一本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注释】

[1] 何清涟，《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2006年5月，台北。

[2]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3] 例如，Peter Kenez,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例见：Alan P. L. Liu,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5] 有关苏联案例的研究较多，不赘。关于中国相关情况，参见：Danian Hu, 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著，《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 比如说，华人学者李金诠在这个领域有持续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参见Chin-Chuan Lee ed., 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当然，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从略。

[7] 徐光春，“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新闻战线》，2004年2月号。

[8] 出处同上。

[9]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10] 就在本文写作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此前这一阶段对于外国记者管理的新规定，这被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欢呼为中国“新闻改革”“划时代的信号”。参见：邱立本，“摘取新闻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温家宝总理揭奥运东风吹开新闻窄门”；吕宁思，“新闻绿灯亮起，是真是假”，均载《亚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当代中国研究

MCS 2006 Issue 4

胡平：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

何清涟的新著《雾锁中国》应是有关现今中共当局控制媒体问题的权威之作。三年前，作者受《中国人权》之托，撰写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报告，我曾参与对该报告的讨论。其后，作者将报告的内容加以充实扩展，于是就有了这部厚达462页的专著，今年5月由台北的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雾锁中国》一书，资料数据全面而翔实，素材案例丰富而具体；作者的分析入木三份，批评一针见血；再加上流畅犀利的文笔。《纽约时报书评》和日本多家媒体均对此书给予很高的评价。

不错，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于共产极权制度下媒体控制的方方面面，东西方的学者专家已出版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但是这些著作却未必都适用于今日中国。因为今日的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毛时代的中国是典型的极权主义，邓小平和邓后的中国则是后极权主义。同样是后极权主义，“六四”前和“六四”后又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共产党的统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中国民众的生活形态有了重大变化，整体的心态也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有了根本变化，世界本身也有诸多变化。共产党对媒体的控制本来是个老问题，但在新的形势下有了很多新内容和新的变化，因此它又成了一个新问题。何清涟的这本书正是对这个新问题的全面解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新的问题难免会引起新的困惑。何清涟在序言里就提到外界对中国媒体现状常有的四个误解：一、市场化能够促进媒体自由化；二、网络能够促进中国的资讯传播自由化；三、中国人已经有了言论自由，因为他们可以骂国家领导人；四、中国老百姓满足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他们不关心也不需要新闻自由。对于这四个误解，作者作了清晰有力的澄清，并再次重申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伟大价值，以及自由只能靠争取不能靠等待的道理。其实，上述四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媒体的状况确实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进步，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的言论空间必将越来越大，以致于在不远的未来会获得充分的自由。

从现象上看，今日中国媒体的言论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与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这并不表明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

首先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法不责众，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连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也颠覆了原先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意识形态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织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试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至少在现阶段不得不转为以防守为主。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再次，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80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媒体的控制，和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期待，照这个样子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言论空间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在不远的未来获得充分的自由呢？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如此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懂得，现有言论空间的大小和争取言论自由的难易，两者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一般说来，现有的言论空间越大，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越强，信心越大；但有时候，现有的言论空间较大，人们反而容易变得苟且而安于现状，现有的言论空间太小，反倒激发起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

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网过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正像我在《论言论自由》里写到的那样：“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这种局面反倒激起了“鱼群”共同奋斗，争取粉碎“鱼网”。

在80年代，言论空间不断拓展，而人们争取言论自由的冲动也随之而越来越强。“六四”屠杀暂时压下了民众的反抗。此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调整“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少数异议人士继续冲击“渔网”，奈何势单力薄，一时间形不成足够强大的压力。应该看到，“六四”前的情况和“六四”后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六四”前，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力量一浪高过一浪，呈现出明显的攻势：“六四”后争取自由的力量虽然不屈不挠，但并没有显著的增长，和专制力量处于艰苦的胶着状态。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拥有的自由就必定会更多而不会是更少。诚然，毛时代那种极端的极权主义已经一去不复返，但是今天的中国人最应该警惕的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在这本书里，何清涟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她发现，和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境遇其实要好得多。在国际上，中国政府居然还常常得到赞美，它所做的许多坏事都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严正谴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先前的苏联当局总是挨批判，而今天的中国当局却总是被美化呢？何清涟根据自己被迫离开中国移居海外后的亲身经验和近距离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前苏联实行的是铁幕政策，与欧美国家没多少经济交往，无重大利益关系牵涉其中，西方社会自然也就无需美化这个国家；而中国现在与欧美国各国的经济来往越来越多，各国与中国均有利益关系。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么糟糕，让各国政府面临压力；如果坚持人权原则，势必引起中国政府的反对，不但指责西方干涉内政，而且还会对西方的商务活动采取某种形式的经济制裁。固然，经济制裁是双刃剑，它既会损害外国的利益，也会损害中国自己的利益。但中共当局不在乎让中国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这种损害很容易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而不会损害到共产党自己；而中国的老百姓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投票权，无法向当局施加压力，故而当局有恃无恐。外国的情况则相反。国际社会许多利益集团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这交道非打不可。既然要和中国做生意，那就只好去美化中国；不管事实如何，指出中国正在进步，而且还是越来越进步，这样和中国打交道就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行为了。这样做等于向世界宣告自己并不是在和魔鬼打交道，多少也可以安抚自己的良心。我认为作者的分析很有道理。中共操控媒体的技术虽然高明，但要识别其伎俩其实也并不困难。很多人之所以被中共的宣传所欺骗，实际上是因为他们首先就自己欺骗了自己。经验一再证明，少有被欺者不先自欺也。

媒体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媒介，但媒体本身又可能成为我们认识的迷障。《雾锁中国》这本书从认识中国的媒体着手，进而引领我们认识中国。正象作者在结束语里写道的那样：“只有认识一个真正的中国，才能够有效地帮助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首发当代中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