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走入歧途的中國自由主義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右翼化與挺川現象

一   問題的提出：挺川的自由派？

2016年川普的橫空出世，2021年川普下臺之前的國會山之亂，都引起美國和全世界的巨大關注，也劇烈地撞擊著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版圖。中國的知識界也以空前的熱情，投入美國大選的激烈爭論之中。

首先界定要討論的對象。它包括生活在中國大陸和來自中國大陸而生活在海外的、傾向自由和民主的華人知識份子、民主人士、異議人士、維權人士，反對共產黨的法輪功群體、宗教人士和民運人士，也包括認同自由民主的網民。^[1] （以下我用「泛民派知識群體」、「泛民派」這一簡稱。「民」可以聯想到民主、民權、民間，作為中共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一般說來，這一群體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人權、民主、自由和市場，但它涵蓋了西方語境下從左到右的政治光譜，內部複雜交錯，是個大雜燴。他們被當做一個群體來指稱，彼此之間尚有鬆散的群體認同，主要因為他們都對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持不滿或反對態度。

雖然沒有統計，但人們觀察到，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大多數支援川普。^[2] 中國知識界的論爭和分化無時無之，但從未比這一次來的更劇烈、更深刻。這已引起學者進一步探究的興趣。林垚用燈塔主義來解釋這一現象^[3]。第一個是「政治燈塔主義」：中國知識份子對美國民主制度形成簡單化、片面化的完美想像，美國成了嚮往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理想化的投射對象。當美國的社會弊病、文化問題逐漸暴露之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群體焦慮和失落感。第二個是 「文明燈塔主義」，中國的「百年國恥」和近30年的迅速騰飛，震撼著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中國知識界，他們或者擔憂作為燈塔的西方／美國逐漸「淪陷」於非白人、非基督徒之手，或者希望復興中華文明以和西方平起平坐，或者通過中國模式的對內成功與對外輸出，重回世界霸主的寶座。

林文有很多洞見，不過仍有問題需要解釋：為什麼中國泛民主派在前幾屆美國大選沒有表現出這樣的熱情和明顯的分裂？為什麼他們心目中的燈塔是華盛頓-傑弗遜-雷根-川普-華爾街-WASP(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而不是林肯-Harriet Tubman-馬丁·路德·金恩-AOC-桑德斯？支持川普的背後有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心理等多種因素，本文主要從思想傳播和政治心理的角度試圖做出一個解釋。本文第二、三、四部分，討論自由主義在中國發生扭曲的情況及其原因：言論資訊環境、中共體制的急劇右轉、以及「左派」和「社會主義」的被汙名化，第五部分，討論中國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根源和表現，第六部分，討論泛民派知識群體的反共情結以及抗爭屢受打壓之後的挫敗感，從而寄希望於外部政治強人，最後一部分是簡要總結。

 二   被扭曲的資訊和被扭曲的自由主義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生活在中文資訊之中，嚴重依賴中文媒體。在大陸， 傳統媒體被政府壟斷， 新興的網路媒體也受到嚴格審查。言論管制損害了人們的現實感。絕大部分海外民主人士生活在華人區, 與非華人互動不多。在海外，中國政府加大了對海外中文媒體的滲透，多數中文媒體被中共直接或間接控制，而影響越來越大的法輪功媒體， 在本次大選中成為陰謀論的積極傳播者。海外中文自媒體和法輪功媒體的普遍右翼化，為中文讀者提供了大量偏頗的評論、假消息和陰謀論。但是他們為什麼右翼化，本身就需要解釋。

自由主義是當代西方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幾乎每一個中國泛民派也都以自由主義者自居。但自由主義在一個多世紀之前傳入中國後，卻受到國際國內局勢、中國思想傳統、社會結構的影響，而發生修正、流變、誤解，乃至扭曲。殷海光曾說，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到緊要關頭，或面臨錯綜局面，就會有人背離，不是鼓吹『新式獨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就是放棄理性的立場，倒向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4] 1949年前，費邊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一度成為自由主義的主流，其中一部分具有民粹傾向；同時在家國危亡的焦慮之下，一部分自由主義者又染上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隨著中共建立極權體制，自由主義在大陸幾乎灰飛煙滅，直到1970年代末，再度死灰復燃。

1980年代後，進入中國的各種政治思潮「都試圖影響中國、改變中國，但真正指明中國前途的還是自由主義的主張。」 ^[5] 但因為嚴格的言論審查，課堂教學和學術討論都受到限制，知識界存在普遍的自我審查，很多文獻無法翻譯出版，很多譯作被刪節甚至篡改，無法呈現西方自由主義的全貌和最新發展。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必然影響思想界、學術界的走向，也必然壓抑那些可能對中國當政者不利的思潮和理論。

文革之後到1989年之前，中國知識份子呼喚人的尊嚴、價值、啟蒙與思想解放，他們對自由主義的接受，與對毛澤東時代的反思和否定是緊密相連的。從「撥亂反正」、「思想解放」、「反文革」，到 「反傳統」、「全盤西化」、「文化熱」，艱難探索，也熱鬧非凡。這一階段影響中國思想文化的西方人文主義哲學，「除了極個別稍帶實證科學傾向之外，多數都是比較偏激的頗具情緒化的理論。」^[6] 比如當年大紅大紫的尼采。^[7]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雷根-柴契爾主義恰好同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恰好需要主張市場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1990年代之後對中國知識界影響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也正包括哈耶克、弗里德曼、米塞斯這些人。雖然中國自由主義內部也存在多元分野，但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主張「小政府大市場、低稅收低福利」的放任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右翼）自由意志主義，擁有最多的追隨者，廣泛影響著公共輿論。在某種程度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被當做唯一的西方經濟學，自由主義右翼被當作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受到了過分的推崇；自由主義的其他分支、對自由主義進行修正和反思的其他西方思潮缺少系統性的介紹。

一般而言，中國泛民主派對自由主義的歷史脈絡缺乏瞭解，很可能略過了亞當斯密、密爾、卡爾．波蘭尼、英國社會自由主義、美國進步主義等諸多思想資源,^[8] 更對新近的進步主義思潮和社會運動缺乏研究和理解。社會民主主義、種族批判理論、環保主義、女性主義、性別多元化等雖有介紹，羅爾斯、德沃金、瑪爾庫塞、杜威、哈貝馬斯、阿馬蒂亞．森、薩義德、吉登斯等有「左翼」色彩的人物也有眾多讀者，但無法與主流的右翼自由主義話語形成互動和抗衡。

在中文圈，很多曾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和仍以自由主義自居的知識份子，早就發生偏移，有些論述甚至荒腔走板。不少人走向市場全能主義，對小政府的迷信也到了過分的程度，相信存在著一個純粹的、萬能的「自由市場」和一個越小越好的守夜人政府（Minarchism），強烈排斥社會福利和平等價值。張五常、張維迎、薛兆豐、夏業良等，多少都有這種傾向。成立於2006年的「鉛筆社」，鼓吹市場原教旨主義，被戲稱為「國奧派」（國家奧地利經濟學派）和中國的「茶黨」，李子暘等骨幹成員已走向右翼國家主義。不少頗有影響的學者轉向保守主義，如劉軍寧、叢日雲、高全喜、孫立平、郭于華、王建勛等。有的服膺否定啟蒙運動的施特勞斯主義。有些人擁抱福音派中相當保守的一支，並將信仰論述混淆在公共論述之中，如余傑、任不寐、趙曉、蘇小和、王怡等。有些人轉向國家主義，如汪暉、強世功、陳端洪、胡鞍鋼、甘陽、王紹光、崔之元、摩羅、朱蘇力、吳稼祥等。^[9] 奧派研究者秋風，轉向了與當局關係曖昧的政治儒學。劉軍寧強調「保守主義就是保守自由傳統」，在中國語境下，造成了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概念混淆， 他一方面荒唐地把法西斯主義歸為極左，^[10]一方面把自己的公共言說變得像是傳福音。劉軍寧對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思想界影響不小，一度被當作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蛻變是中國泛民派右轉的一個縮影。

三 官方與自由主義的共謀？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自由主義的選擇性接受和對右翼的偏愛，並非偶然，不能僅僅用翻譯、出版、學術研究的偏好來解釋，也不能僅僅用雷根-柴契爾以來的世界思潮和經濟發展態勢來解釋。它是和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尤其官方意識形態的需要、默許和引導分不開的。

開放國門、政企分開、國企改制、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這些措施和毛時代相比都是巨大的進步，一度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擴展了公民的自由度，得到了官民的共同支援。1989年之前，也啟動了司法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並取得了一些成果；雖然一黨制的核心沒有動搖、憲政也沒有成為共產黨的選項。

但六四屠殺一方面中斷了政治改革進程；一方面卻加快了權力市場化、權貴資本化的速度，「槍聲一響、變偷為搶」，民間更無力對抗腐敗和權貴資本主義。隨著官商勾結的深入、唯GDP主義的惡性發展，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市場化，加入WTO經濟全球進程，這種「市場極權體制」或「市場列寧主義」之下，中國的經濟騰飛暴露出了弊端：貧富懸殊，生態環境被破壞，腐敗橫行，人權被侵犯，社會道德淪喪。^[11] 屠殺造成了普遍的恐懼，在政治行動上直接挑戰一黨制已經不再可能，避開政治體制而呼籲市場化，與當局的需要不謀而合。

1990年代大陸興起哈耶克熱，《通往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著作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極權制度進行了深刻批判，對民間的啟蒙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中國泛民派篤信諾奇克的「最小國家」和哈耶克反對社會分配的論述，他們反分配正義、反最低工資、反社會福利、反工會和勞工集體談判權、反環保運動等。這些政策和觀念被簡單化、教條化、抽離了它的政治座標和制度環境，顯然被中國當局樂見。比如，奈斯比特曾為中國沒有福利責任而歡呼，認為這是「自由主義的典範」。又如，在禁止獨立工會、勞工受到資本和政府的雙重壓迫的中國，反工會的主張幾乎可以看成是專制的共謀。

對這方面，秦暉有著持續的、立場鮮明的分析和批判，「低人權優勢」、「負福利」、「劫貧濟富」、「右手爭自由，左手爭福利」等提法都很有解釋力。他說，小政府應該「是要擺脫權力的不正當的束縛，而不是說摧毀社會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權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責任。」^[12] 「新自由主義反對的是民主福利國家。後者在中國並不存在，所以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沒有意義。現在有些人在不能限制統治權力的情況下卻強調給它卸責，這就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了。」^[13] 可惜這樣的聲音沒有成為主流，無力阻擋中國自由主義者滑向右翼，甚至極右傾向。

在中共從毛式極左變成很多方面的極右之後（見下一節），中國泛民派的右翼保守傾向，使他們的批判失去準星，甚至成為共謀。從中共一貫控制出版、教育和輿論引導的高超做法來看，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不可能沒有中共的一臂之力。

四、「左派」和「社會主義」的創傷與汙名化

導致泛民派知識群體右翼化的另一個因素，是「左派」和「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和創傷，以及它們在中國和美國的被汙名化。

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實施共產極權的中共，當然長期屬於極左。在大陸出生的知識份子那裡，「左」自然而然地讓人聯想到馬列斯毛、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及人民公社、計劃經濟、文革的犯罪史和血淚史。極左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很多人至今聞「左」色變，可以稱作「共產後遺症」。極左時期的中共把一切異己打成「右」，「反右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以致「寧左勿右」成了中共長期的傳統。隨著毛時代的結束，很多人逐漸以自己屬於「右派」陣營為榮，久而久之潛意識裡形成了左錯右對、左壞右好的刻板印象。^[14]

在毛時代發出反對聲音的，被當作右派自不必說；在後毛澤東時代，對現有體制提出批評的，從事政治反對、為弱勢群體維權的，也幾乎完全是「右派」，這使「右派」獲得了榮譽和民間根基。而「左派」則是另一番景象：毛左派走在歷史的反方向^[15]；大部分官派學者，成為意識形態傳聲筒和現體制的維護者；新左派與官方話語沆瀣一氣，對弱勢群體很少施以援手，或者說，新左派的批判矛頭，只針對「市場極權主義」「權貴資本主義」中的市場和資本主義，而不敢或不願針對極權和權貴。這些都讓「左派」聲名狼藉。社會民主主義、憲政左派、自由主義左翼的聲音被誤解、被壓抑，未能形成清晰的論述、也未能取得應有的群體認同和社會影響力。^[16] 在黨國體制右翼化的背景下，觀照1992年至今的中國思想界和輿論場，最活躍的幾支力量其實是，反福利的新自由主義，反平等、反進步主義的保守主義，和反憲政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

類似地，被稱作「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也罪孽深重。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是公有制、計劃經濟、一黨制和馬列主義；後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黨制下的權貴資本主義。但在西方，這兩種「社會主義」的對應物都不存在。中文圈的自由派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自然地親近美國右翼的反社會主義敘事。而美國對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妖魔化的歷史更久，1917-1920年的第一次紅色恐慌、19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冷戰等，社會主義被當做是「非美國（un-America）」。^[17] 他們也妖魔化北歐的福利國家、桑德斯乃至整個美國民主黨。^[18]

「左派」和「社會主義」被汙名化，有兩個負面效果：

第一，忽略了政治座標已經發生某種逆轉，誤判了中共體制的性質。1970年代末之後，馬列主義逐漸式微，計劃經濟逐步被拋棄，中共在維持一黨制的條件下開始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中共當下體制已變成極左（剝奪自由）加極右（反對平等和福利）。這種權貴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披著某些極左的外衣（憲法裡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列主義」等），同時又有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排外主義的極右話語和政策（中華民族復興、新疆集中營，在西藏的文化滅絕政策等）。

第二，對西方語境下複雜細緻的左右光譜缺少敏感的辨別力，並輕視了深刻影響當今思潮和社會實踐的西方左派思想和社會運動。慘痛的「左禍」，使他們無法心平氣和地看待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及相關理論，有意無意地把西左和中國極左、共產主義混淆在一起。他們貶低或無視在民主憲政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左」所代表的正面含義。大多數西方主流媒體、大學和人權機構屬於左派（自由派），被斥為美國的墮落。^[19] 以中共體制為座標系，來討論西方當下的左右之爭，要麼無力對話，要麼一團亂麻。^[20]

中國泛民派簡單化地認為「民主黨等於增稅、大政府，共和黨等於減稅、小政府」，「共和黨比民主黨更有助於經濟發展」。^[21] 事實上，在認同自由和市場的基礎上追求平等、社會正義和保障福利，幾乎成了全球民主國家的共識；把這貼上「社會主義」標籤並把它理解成毛澤東、史達林式的體制，錯得離譜。

五、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美國大選前的幾個月，中文圈對BLM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就開始了激烈的爭論。反對BLM的人幾乎都支持川普，大多數支持BLM的人都反對川普。在討論中，不少泛民派流露出種族主義傾向，還有人毫不掩飾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立場。何清漣把BLM比作美式文革，說它是「極左派要在美國實現社會主義」，魏京生、夏業良等也把這場運動和文革相類比。李江琳、郭于華、陳破空等很多人說這場運動是「 打砸搶」 ，吳祚來說，「歐美騷亂分子，是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雜配的怪胎，他們打著正義的旗號，其行為表現卻是法西斯分子加紅衛兵。」 ^[22] 吳建民叫奧巴馬「回肯亞老家去」。人權律師隋牧青說奧巴馬夫人「比大猩猩還醜」。^[23]

對穆斯林的歧視言論更多、更普遍。「稍微瀏覽中國的社交媒體，就可發現針對穆斯林的仇恨言辭已蔚然成風，……中國不少『右派』受西方『右派』即保守派影響，認為穆斯林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是對自由主義的威脅。」 ^[24] 「綠教」、「綠綠」之類侮辱性稱呼，把穆斯林等同於邪教、恐怖主義的說法時常可見，一些知名的泛民派，也公開或不經意間流露出對穆斯林的厭惡和仇恨。^[25] 他們強烈抨擊「政治正確」和所謂的「白左」，認為寬容穆斯林是一種幼稚的偽善。

歐洲難民危機的時候，他們要麼漠不關心，要麼就是公開反難民、反穆斯林，咒駡默克爾是「聖母婊」。中國政府把上百萬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關入集中營，正在新疆進行種族屠殺，而有些人不但不表示譴責，而且為之叫好，說這是為了打擊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需要。在這裡，中國當局和（漢族）民眾形成了某種共謀：「官方默許了反穆言論的傳播，從而為其在新疆的強硬壓制政策正名。」^[2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主運動與種族主義的荒謬關聯：與1980年代學潮相伴的，有一條較弱的線索是反黑人的運動，在上海（1979）、天津（1986）、南京（1988）都發生了這類運動。南京事件最有影響，數千名學生打出了「打倒黑鬼」、「黑鬼滾回去」的標語。外國研究者發現，很多強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種族主義心態。「在這種不滿的背後，又是中國知識份子和學生對現代化和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理解。」 中國要趕超更先進的西方，而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則是生存競爭的失敗者。^[27] 中國人對有色人種（尤其黑人）、對穆斯林、對移民的歧視的背後，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人最優越、中國人是二等白人，然後是其他有色人種，最低等的是黑人。^[28]

在宗教方面，中國泛民派仰視基督教尤其是新教，而歧視其他宗教，最被歧視的是伊斯蘭教。這可以算是一種基於宗教燈塔主義形成的歧視鏈。絕大多數中國基督徒知識份子支持川普，他們接受了保守的福音派，而進步主義的基督教流派在大陸幾乎沒有影響。「美國就是一個基督教國家，美國精神的核心就是基督教文化」，^[29] 「耶路撒冷是美國秩序的精神首都」，^[30] 這些說法很有市場。有些人把川普當做「神選之人」，把川普-拜登之爭看成是正邪之爭。中國泛民派對非基督徒、非白人移民在美國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的趨勢感到極為焦慮，認為這些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將毀滅美國民主。^[31] 他們擔憂1960年代以來的性解放運動、墮胎合法化、女權運動和LGBT運動，認為這威脅了（被認作是「美國根基」的）傳統基督教價值。在西方被批評有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之嫌的亨廷頓，在中國卻大紅大紫。^[32] 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加上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使他們在社會議題上的立場與川普不謀而合：反移民、反穆斯林、反控槍、反墮胎等。

中國人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種族主義，有著悠久的歷史。其系統性種族主義「植根於中國作為一個帝國的歷史」，表現為對被征服和被殖民的其他人的偏見， 而且「大漢族主義和種族-民族主義思想(racist-nationalist ideology)是現代中國的觀念基礎。」^[33] 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人把世界上的種族分成貴種／優種和賤種／劣種，紅種、棕種和黑種是注定要被淘汰的劣種，而未來屬於「有歷史」的白種人或黃種人。「絕大多數中國人仍然認為我們的種族對於我們較淺或較深膚色的鄰居具有內在的優越性。」^[34] 天朝大國被西方欺淩的「百年屈辱」，進一步使近代中國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

尤其是，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現實，是培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肥沃土壤。成王敗寇，弱肉強食，既是中共的邏輯，也是社會的現實。毛時代的戶籍制、身份等級制（地富反壞右）、砸爛公檢法自不必說，後毛時代的官商勾結、強制拆遷、清除低端人口、貧富鴻溝，在扭曲的市場規則背後盛行著權貴主導的叢林規則；城市人歧視農村人，富人歧視窮人，漢族歧視少數民族，還有基於省份、外貌、學歷、性別、性取向、身體缺陷等方面的歧視。中國的精英大部分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因為比別人更優秀、更努力，而「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窮人要麼能力不行，要麼懶惰；高福利被當成「養懶漢」，^[35] 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之下，絕大多數川普支持者反對BLM、反對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稱其為「逆向歧視」。他們對進步主義推動的社會變革非常反感（女權主義、性少數群體、種族平權、氣候變遷、政治正確等），認為這是美國的墮落。

六、反共情結與抗爭的無力感

對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來說，改變專制體制，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是最強烈、最持久的關切。 他們是反右運動、文革、六四屠殺受害者或見證人，對宗教迫害、新聞審查、洗腦教育、文字獄等感同身受，很多人被解雇、被監控、被判刑、受酷刑、家人遭受株連，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們對中共政權的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性的本質，有著深刻的理解。有的人把反共當成最大的人生目標和最高真理，「仇共」情結有時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比如知名的異議人士趙常青在推特上寫到，「如果現在能把中共幹翻，哪怕是塔利班上臺都行！」^[36]

從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1980年代學潮和天安門民主運動，1990年代的民間組黨，2000年後的維權運動和零八憲章，爭取民主的一次又一次努力被當局撲滅。習近平上臺後，人權和法治狀況持續惡化，中國走向我所說的「高科技極權主義」^[37]，在可見的未來似乎看不到民主化的任何希望。幾代人的努力均告失敗，政治表達被不斷壓抑，這種挫敗感、恥辱感和無力感，很容易讓一部分人擁抱不按牌理出牌的卡里斯馬型政治強人。

對中共的憎恨，成了支持川普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心理動力。泛民派對1989年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望至極，認為川普對中國政府最為強硬。他們認為西方對中國的「接觸政策」，實際上是一種綏靖，它造成了中國專制的崛起。而川普以一己之力扭轉了這個局面，讓人們看到了改變乃至推翻中共政權的希望。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38]林培瑞也指出了西方對中共看法的「天真」 或者誤判，是中國自由派支持川普的一個因素。^[39]

七、結語

自由主義自19世紀末傳入中國以後，因國內國際困局、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而不斷被修正、誤讀；在毛時代幾乎被摧殘殆盡，之後在專制環境下逐漸復蘇，無法避免被扭曲的命運。1990年代之後，新自由主義被當做西方自由主義的正統。大多數中國自由主義者和活動家，接受了右翼化的自由放任主義。這一方面出於對中共極左和社會主義的痛恨和反彈，另一方面，中共體制已從毛式極左迅速變成權貴資本主義，而右翼化的、脫離語境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反福利、反平等、反工會、反環保等——符合中共當局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使他們對西方尤其是美國，存在一種臉譜化的理解，同時對西方和全球的進步主義缺乏全面的、動態的把握，這是中國知識界挺川現象的深層因素。

中國人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著悠長的歷史傳統，這種和自由主義不相容的思想觀念，侵蝕了為數眾多的中國泛民派人士。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治社會現實，使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被進一步強化和內化。這可以解釋他們支持川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反種族平權和性少數群體等政策和言論。

中國泛民派在理論上對中共體制的拋棄和反對，在現實中對中共罪惡的仇恨，合成了強烈的反共情結；他們在探索民主的道路上屢受迫害和打擊，形成了深深的挫敗感和無力感；於是迫切希望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強人。川普被他們一廂情願地當成了綏靖政策的終結者和中共的勁敵，他呼應了中國泛民派的仇恨、絕望、挫敗感，其價值觀和政策，也恰好吻合了中國泛民派的右翼化、保守化，及種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傾向。

令人遺憾的是，右翼化（少部分正在滑向極右翼）的中國泛民派，一方面對已經權貴資本主義化的中國體制放棄了批判的重要武器， 對全球政治經濟的發展態勢失去了洞察力，另一方面，他們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言論，正在削弱泛民派整體的道德形象和公共知識份子威望。少數人發表的反民主和反平等言論，客觀上已經變成了專制的共謀。

反抗中共專制需要勇氣、智慧和耐心，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為了爭取中國民主也付出了可敬的努力。但如果把「反共」當作最高真理，就有可能走入歧途。 一些人在反共的目標下使用專制的手段，另一些人企圖建立的並非民主，而是某種神權專制或世俗的威權統治。更多的人，目光僅僅局限在中國革命，而對其他國家的人權、自由和民主漠不關心，就像挺川者無視川普對美國民主的破壞和威脅。[40]中國的民主化極為重要和迫切，但自由民主是超越國界的普世價值，追求自由民主的人應該有起碼的人類主義關懷和世界公民認同，跳出狹隘的民族、種族、宗教利益和個人偏好。

中國泛民派知識群體，對引導和塑造中國觀念市場影響巨大。泛民派的右翼化，讓人擔憂未來中國的政治變革方向。進而言之，中共政權和中國異議人士的不約而同的「右翼化」，與全球範圍內右翼威權政黨／政府的上升遙相呼應，這一定會衝擊全球範圍內的思想圖景和政治圖景。

（滕彪，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芝加哥大學Pozen客座教授，中國民主轉型研究所研究員。曾為人權律師，並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要關注和研究中國人權、司法制度、維權運動以及政治轉型。）

注释：

^[1] 雖然港臺泛民派也存在挺川現象，本文的分析只有一部分適用於港臺，比如「社會主義的汙名化」、「反共情結和抵抗的挫敗感」，在較輕的程度上，也包括「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

^[2] 2021年1月一批學者出版了《川普主義》。作者包括叢日雲、高全喜、劉軍寧、王建勛、趙曉、劉澎、蕭瀚、聶聖哲、蕭三匝、楊佩昌等。其他挺川者，如國內的鮑彤、高瑜、郭于華、孫立平、李大同、童大煥、李承鵬、史傑鵬、周舵、野夫、冉雲飛等，國外的廖亦武、艾未未、鄭義、李劼、李南央、何清漣、李江琳、馮崇義、北明、林達、蘇曉康、周孝正、吳祚來、程曉農、蔡霞、余傑、夏業良、魏京生、徐文立、王丹、陳光誠、封從德、傅希秋、趙曉、蘇小和、龔小夏、賀江兵、曹長青、盛雪等，包括了眾多知名學者、絕大多數民運人士和人權律師，以及絕大多數基督徒知識份子。

^[3] Yao Lin, “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30 (2021), Issue 127, pp. 85-101

^[4]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二十一世紀》，1997年8月號。

^[5] 張博樹：《改變中國：六四以來的中國政治思潮》, 溯源出版社，2015年，320頁。他梳理了1989年後自由主義、新權威主義、新左派、憲政社會主義、毛左派、儒學、新國家主義、黨內民主派等九大思潮。

^[6] 高捍東：〈20世紀80年代西方哲學在中國的影響〉，《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2年3月。

^[7] 尼采也是美國「另類右翼」（Alt-right）和歐美極右翼勢力的一個思想根源，他們吸收了尼采思想中的反民主和反平等主義的內容。George Hawley, Making Sense of the Alt-Righ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8] 陳冠中：新左翼思潮的圖景，共識網，2014年4月8日。

^[9] 這些人都曾接受過自由民主理念。關於中國新左派的保守化和國家主義轉向，見許紀霖：〈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義思潮之批判〉，《思想》第18期，2011年5月。

^[10] 劉軍寧：納粹與希特勒，姓左還是姓右? 鳳凰網，2014年8月11日。

^[11] Teng Biao，”The Shadow of the ‘China Miracle’”, PoliQuads Magazine, 2019.4

^[12] 秦暉：〈「大政府，小責任」的趨勢必須逆轉〉，愛思想，2007.3.26。

^[13] 秦暉：〈為自由而限權，為福利而問責〉，《中國新聞週刊》，2009年12月25日。

^[14] 袁騰飛的這種表述很有代表性：「左的東西咱們見得太多了，把咱們害得太慘了。打土豪分田地，我對左的東西天生反感。」 又如，「自由派要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反左。……左右之爭就是正確（right）與錯誤（left）之爭。」 童大煥：〈為什麼很多知識份子形右實左？〉，經緯西東，2020年12月12日。

^[15] 在2018年佳士工潮中，學生和工人相結合的傳統左翼力量登上歷史舞臺。不過這是很晚近的、尚待觀察發展。參見，潘毅：〈佳士工潮：中國左翼傳統的復活〉，紐約時報，2018年9月11日。

^[16] 在對中國當代思潮的研究和論述中，大都把「自由主義」作為與其他思潮並列的一種來論述，很少區分自由主義左翼和右翼。值得一提的對自由主義左翼的梳理和聯合，比如陳冠中：〈新左翼思潮的圖景〉，共識網，2013年12月26日；2014年，周保松在香港舉辦的「左翼自由主義與中國：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參加者有錢永祥、許紀霖、陳宜中、劉擎、石元康、慈繼偉、陳純等，見李丹：〈中國左翼自由主義的「香港共識」〉，共識網，2014年8月8日；周保松：〈自由主義左翼的理念〉，見《二十一世紀》，2015年6月；以及，2020年，由王江松、滕彪、楊子立、王慶民、王天成等參與的憲政民主左翼論壇和〈憲政民主左翼宣言〉。

^[17] How socialism became anti-American，QUARTZ, 2020.2.26

^[18] 一般來說，警惕和反抗共產主義專制政權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沒什麼大問題，但是把（民主）社會主義妖魔化，在理論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是難以正當化的。

^[19] 比如，何清漣說，「（美國）現在多數公立學校已被極左掌控，他們肆無忌憚地推行進步主義教育方針，將傳統的科學文化知識教育、愛國主義歷史教育從教學大綱中剔除，用否定美國歷史文化的種族主義理論和憑感覺偏好學習的教學理論取而代之，把學校變為給學生灌輸『’進步主義』價值觀的社區中心，其結果必然是年輕一代喪失對國家的熱愛……」何清漣：〈「奪回美國」的關鍵 重造教育〉，阿波羅網，2020.7.31

^[20] 張千帆，〈中西左右：一場跨洋誤會〉，2020.10.2，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9bebalsph4dz3eleflcmpcwknf7brn

^[21] David Leonhardt, ‘Blue vs. Red Economic Records,’ the New York Times, 2021.2.2.

^[22] 吳祚來：〈美國的「政治正確」比員警濫權更濫用暴力〉，風傳媒，2020.6.14。

^[23] Qin Chen：〈為什麼中國自由派會變成川粉〉，Inkstone， 2020.10.5.

https://www.inkstonenews.com/politics/why-chinas-liberals-trump/article/3103794

^[24] 劉波：〈中國人染上了「伊斯蘭恐懼症」？〉紐約時報中文網，2016年10月27日。閭丘露薇：〈中國新聞媒體和社交媒體上的反穆斯林情緒研究〉，2016年6月4日。

^[25] 比如林達、曹長青等。見，北大飛，〈仇穆謠言兩例〉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547489.html

^[26] 〈中國網民口無遮攔 反穆言論乘風點火〉，德國之聲，2017.11.4。

^[27] 程映虹，〈80年代的校園反黑人運動—漫談中國的種族主義〉，《動向》，2009年12月號。

^[28] 社會達爾文主義造成的種族主義，還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就是逆向種族主義，即對自己的民族、種族進行自我矮化、自我否定。比如民運人士張林等人提出的「牲人論」等。

^[29] 王建勳：〈文化戰爭、保守主義與西方文明的未來〉，《當代美國評論》2019年第4期。

^[30] 劉軍寧：〈美雖新邦 其命惟舊：讀《美國秩序的根基》〉，《新京報》2018年11月3日。

^[31] 比如，高全喜認為，「事實上許多異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爐』中熔化，反而成為社會福利的擠佔者、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敵人。」 高全喜 田飛龍：〈歸化、自由帝國與保守憲制〉。《開放時代》2018年第1期。

^[32] 亨廷頓擔心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會被稀釋、被伊斯蘭化，他的「文明衝突論」，也成了種族主義煽動家的理論源泉，對川普主義影響甚大的白宮首席戰略家史蒂夫·班農，就是明顯的例子。有學者寫到，「川普不過是一個粗鄙版的亨廷頓。」 許紀霖：〈特朗普：民族至上的民粹保守主義〉，愛思想，2020.11.5。

^[33] Magnus Fiskesjö，Rac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hina Chanel, 2021.1.22

https://chinachannel.org/2021/01/22/chinese-racism/

^[34] 馮客，《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141頁。

^[35] 比如「福利越好，養的懶漢自然就越多。」 「人要是沒有能力養育自己的孩子，就不應該不負責任地生育。」曹長青，〈美國把窮人慣壞了〉，華夏快遞，2003.8.6.

^[36] 趙常青推特：https://twitter.com/zhaochangqing89/status/1261905355673530373

^[37] Teng Biao, ‘From 1989 to 1984: Tiananmen Massacre and China’s High-tech Totalitarianism,’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Strategic Relations, Vol.5, No. 2，2019.

[38] 對華接觸政策的弊端，經過三十多年逐漸暴露出來，美國兩黨都已做出重大調整。被川普支持者忽略的另一點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世界的接觸，雖然未能實現民主化，但為民主轉型準備了深刻的思想條件和社會結構。Ci Jiwei，Democracy i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9] Perry Link, ‘Seeing the CCP Clearl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1 February.2021.

[40] 滕彪，〈爲什麽支持民主的人應該反對川普？〉，《當代中國評論》季刊，2021.2。